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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到战争结束的时间里，罗素几乎专职从事反对征兵制的工作。他声称，当阿斯奎斯在复活节起义后即将前往都柏林时，他和其他几个人去拜访阿斯奎斯——罗素和他是老朋友，他们通过莫雷尔夫妇认识——要求赦免37名被判处死刑的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士。罗素回忆说，“即使是政府也普遍认为，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在法律上不应被判处死刑，事实证明，判死刑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不是阿斯奎斯，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被枪毙”。[289]这些人被派往法国，一旦他们拒绝在那里战斗，就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黑格也把赦免这些人的功劳归于自己，但他赦免这些人可能是听从了阿斯奎斯的指示。无论对士兵的需求有多么迫切，以冷血方式射杀37名拒绝战斗的平民将会来带灾难性的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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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寻求豁免的人之所以希望被免于服役，是因为他们的生计将受到服役的威胁，他们的雇主为他们寻求豁免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大多数这样的请求都被驳回。在音乐厅演出的惠特·坎利夫（Whit Cunliffe）因为慈善工作——为受伤士兵表演——被豁免服役四个月。有些人只是想逃避服役，但无法以宗教理由证明自己是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于是，他们想尽办法逃避征兵。1918年6月，一名木匠被罚款10英镑，因为他为了逃避服役故意锯掉了两根手指，使自己致残；还有一些人装聋作哑，记录显示，有人身穿女装以避免被发现。然而，由于政府有时将征召文件发给婴儿、盲人和士兵，因此，许多游手好闲者和逃避责任者肯定认为逃避服役是值得一试的。[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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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量证据表明，法庭的善变也可能导致给予宽大处理。伊舍从他位于苏格兰的别墅——佩思郡卡兰德的罗马营（Roman Camp）——给阿斯奎斯写信说，在农村地区，法庭的“裁决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一个人的首要职责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无论是农民干的农活，还是任何行业的雇员从事的工作……得出这种观点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法庭是由申请人的乡邻组成，而军事代表也是乡邻，甚至可能是朋友”。[291]他告诉阿斯奎斯，他查看了60个案例，法庭向其中的大多数给予了缓役。“对任何委员会来说，这样做都是阻力最小的一条路。”奥克兰·戈德斯——他后来在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任职——对雷普顿说，“矿井里有大量的矿工不是全职工人，他们要么从事全职工作，要么参加战斗”。[292]罗伯逊向雷普顿讲述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农业区的法庭做出的判决，两千个人中只有六个人没有被豁免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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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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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6日，在北威尔士的班戈，劳合·乔治对听众说：“当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时，你必须组织各项工作。”他的这种做法即使不是为了重建与自由党同胞之间的关系，也是为了给自己辩护。“你不能像管理主日学校[293]的宴请那样指挥战事工作，例如有人自愿带来面包，有人带来茶叶，有人端来水壶，有人负责烧水，有人端来茶杯，有人贡献现金，还有许多人只是在那里闲荡，尽情享受眼前的一切。你不能按照这样的方式开展战事工作。”[294]然而，如果阿斯奎斯认为通过同意强制征兵，即可压制他的敌人，那么他这是想错了。5月3日，密谋之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格温给德比写信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请站在卡森这一边来对付斯奎夫[295]。不要回避……（和阿斯奎斯一道）我们就别想赢得这场战争。”[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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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年8月以来，军事问题常常不是政府的唯一问题。发生在克莱德军工厂的劳工行动（这些行动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要求加薪或改善环境）是如此猛烈，以至于3月28日，当劳合·乔治在巴黎时，史蒂文森小姐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速速返回，因为罢工的规模“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而且没有人会为极端行动承担责任”。[297]克莱德劳工委员会——以前称为“克莱德工人罢工委员会”——曾因为艾迪生说的“微不足道的理由”举行罢工。[298]稀释规定导致工会激动、不安，自封的工人代表要求有权在未获得经理允许的情况下在工作时间内与其他工人面谈。根据《保卫王国法案》的规定，拒绝工作的人会被“驱逐”到英国其他地方，并被逮捕，直到承诺做出良好表现后，才允许他们返回家乡和工厂。卡森辩称，他们犯了叛国罪，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置。由于他的影响，艾迪生答应考虑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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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工人所属的工会——工程师联合会——与他们断绝了关系，宣布罢工是违反宪法的，并拒绝支付罢工期间的薪资。这立即使360名工人重返工作岗位。逮捕仍在继续，鼓动者被告知，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案子交给为此目的而任命的克莱德专员。双方达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停止纠纷协议，但这个协议对罢工者产生的主要影响是引起了其大多数格拉斯哥同胞的强烈不满，其中一些人建议对克莱德塞德实行军法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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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并不是唯一的磨难。4月的头六天，齐柏林飞艇在夜间袭击了英格兰，它还将在5月2日再次轰炸东海岸。4月2日，法弗沙姆（Faversham）的一个军工厂发生爆炸，造成108人死亡。4月25日，德国巡洋舰轰炸了洛斯托夫特（Lowestoft）和雅茅斯（Yarmouth）。海上损失还在上升：在4月间，英国损失了14万吨的货物，37艘船舰被潜艇击沉，另有6艘被水雷击沉。3月24日，德国人用鱼雷击沉了一艘从福克斯顿驶往迪耶普[299]的跨海峡汽船“苏塞克斯”号（Sussex），造成50人至80人死亡，其中包括著名的西班牙作曲家恩里克·格拉纳多斯（Enrique Granados）。美国乘客的受伤激起了美国人的愤怒，他们迫使德国人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苏塞克斯”号的船头被炸掉，船尾最终被拖到了布洛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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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方面的弱点还引发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将在余下的战争期间主导英国人的生活：食物短缺。1915年的收成不好，潜艇袭击意味着进口（战前英国的农业产量急剧下降，导致依赖进口）大幅下降。一些商品变得难以获得，杂货店外的长队变得司空见惯，这动摇了士气。4月下旬，报纸编辑们被召集到白厅，被责令在提及船运损失和由此造成的食品短缺时要严谨、克制。由于诺思克利夫——他的报纸快要遭到根据《保卫王国法案》提起的诉讼，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失败主义，比他可能意识到的更具失败主义——对政客们在没有报纸鞭策的情况下处理这场危机或任何其他危机的做法感到绝望，5月4日，《每日邮报》公开讨论了这个问题。诺思克利夫对威尔斯说，“只要某个铁腕人士命令人们少吃点，那么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通过演讲和报纸进行非常严谨的宣传活动来达到”。[300]牛奶的价格上涨到每夸脱6便士，报纸察觉到有些人会投机倒把，于是建议消费者货比三家，光顾那些卖得更便宜的乳品店。[301]为了保障儿童的健康，民众要求政府控制牛奶价格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这是另一项触犯到自由党敏感点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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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对社会的影响，政府被迫回应一场关于是否应当通报性病的辩论。从法国回来的士兵带着这样或那样的苦恼，这不仅在平民（这些平民仍然遵循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态度）中引起了可以预料到的流言蜚语，而且在那些与归来的英雄们关系密切的人中引发了传染病。英国成立了皇家性病委员会，该委员会反对通报性病，以防这个问题被转入地下，从而变得更糟。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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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燃料和食物短缺，5月初，内阁同意引入一项在战前就已讨论过、但因为被认为是古怪的而被驳回的措施：引入英国夏令时。阿斯奎斯是内阁中唯一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人，但他默许了。5月8日，下院以170票对2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并将在5月21日出台法律。除了“增加”白昼时间——在盛夏，伦敦的天黑时间被调整到晚上9点30分，而不是8点30分，预计单在照明方面就能节省250万欧元——英国议会决定取消圣灵降临节的公共假日，并于8月初在战争期间实行这个政策。似乎在人类存在的任何领域，战争都会迫使人们做出新的调整，甚至包括白昼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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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1]The Times，10 July 1915，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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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Times，7 July 1915，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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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Times，25 June 1915，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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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e Times，15 February 1916，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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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e Times，23 October 1915，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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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he Times，18 October 1915，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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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aste：Keep the Home Fires Burning：Propaganda in the First World War，by Cate Haste （Allen Lane，1978）.，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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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he Times，23 October 1915，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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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需了解福西特夫人，请参阅Heffer，HM：High Minds：The Victorian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Britain，by Simon Heffer （Random House，2013）.，pp.619-24，and Heffer，AD：The Age of Decadence：Britain 1880 to 1914，by Simon Heffer （Random House，2017）.，pp.70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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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ansard （Lords），Vol.19 col.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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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he Times，22 October 1915，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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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The Times，26 October 1915，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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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Pope-Hennessy：Queen Mary：1867-1953，by James Pope-Hennessy （George Allen & Unwin，1959）.，p.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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