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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们的着急让阿斯奎斯感到厌恶。他告诉斯坦福德汉：“当可怜的基钦纳的尸体还在北海漂浮时，就接班人一事进行的所有游说和暗中操纵，在我看来都是最不体面的。”[23]诺思克利夫想要推荐米尔纳，米尔纳担任南非总督的履历不过是他众多管理成就中最近的一项，他的务实作风也让这位报业大亨对他称赞不已。然而，诺思克利夫通过《泰晤士报》的社论专栏说，“在这样的时刻，像米尔纳勋爵这样性格坚强的人，却要在对自己的权力没有清楚认识的情况下加入内阁，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并且该报怀疑阿斯奎斯能否意识到这一点。[24]《泰晤士报》不可避免地主张，无论谁担任陆军大臣，他都应当向一个小型的“最高作战委员会”负责，而不是被全体内阁成员的争议所拖累。[25]在今后的几个月里，政府将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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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尔·艾特肯爵士是劳的加拿大同胞、心腹和亲信，也是一位将在几个月后获封“比弗布鲁克勋爵”的统一党议员。他自愿被越来越多地卷入政治阴谋的中心。星期日，他在萨里郡的切克利（Cherkley）别墅为劳和劳合·乔治举办了一个午宴，讨论他们中的哪一个应该接替基钦纳。一开始局面就非常糟糕，劳谴责劳合·乔治太急于求成。劳合·乔治表示愿意支持劳，但是，当讨论进入到下午时分，很明显，劳向劳合·乔治屈服了，部分原因是他天生缺乏推动力，部分原因是他了解自己的对手具有强大的民众号召力，联合政府需要利用这种号召力，以获取最大利益。他说，他将会见阿斯奎斯，向他推荐任命劳合·乔治。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圣灵降临节的公众假日），会议在阿斯奎斯位于牛津郡的周末度假别墅——沃尔夫别墅——举行。根据比弗布鲁克的说法，当劳到达时，首相正在打桥牌，他的客人拒绝等待他打完这一局。就像对待比弗布鲁克回忆录的所有内容那样，我们也应该谨慎对待这个说法。阿斯奎斯驳回了让劳合·乔治接替基钦纳的想法，但阿斯奎斯的权力迅速得到增强，这使劳更加坚信他并没有完全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责任。之后，首相把这个职位交给劳，劳说他忠于劳合·乔治。在了解劳的意图后，阿斯奎斯——现在，他的妻子正在助长他对劳合·乔治的计划的怀疑——就下定决心不要操之过急。就像他在1914年的卡勒事件后所做的那样，他自己接管了陆军部，却没有说明他的任期是终身的还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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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到了6月12日，劳合·乔治确信将由他担任这个职务。尽管他本人极富野心，但他从公正的角度坚称太多不称职的将军担任高级职务，他们正在损害战事工作，正在牺牲无数人的生命。他认为，现行的任命制度中存在太多“个人偏袒和职业偏袒”，他相信如果把任命工作交给陆军大臣，就可以消除这种偏袒。[26]然而，如果劳合·乔治不满足于向他提供的权力，那么他可以再次选择辞职。为了收回向罗伯逊授予的任命权，就必须撤销枢密院令，即使是劳合·乔治也很难接受这种做法。这对罗伯逊来说也是一种耻辱，他很可能不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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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与丘吉尔和史考特进行了交谈，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劳合·乔治透露，如果被迫辞职，他将让“五个非常富有的手下——3个自由党人，2个统一党人，他们准备在经济上给予他近乎没有限度的支持——进行选举并管理平日的政党机器。”这番言论让史考特担心劳合·乔治会把自己的野心凌驾在国家利益之上，他试图安抚劳合·乔治，他说劳合·乔治将在“重建”后主导政府，无论届时谁担任首相。[27]6月15日，伊舍记录道：“今晚，我单独和博纳·劳吃晚餐。他告诉我……阿斯奎斯把他叫走，向他咨询了将陆军大臣交由劳合·乔治担任一事。他同意了这个做法，但条件是，如果劳合·乔治拒绝，那么他将得到这个职务。”[28]然而，劳认为，他和劳合·乔治都不会按照基钦纳和罗伯逊的协议接受这个职务。“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很低级、很卑劣”，伊舍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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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斯奎斯向妻子承认劳合·乔治“最积极地请求”接替基钦纳时，她驳斥道，像他这样“狡猾、无耻、有头脑的人”在陆军部任职，是“不可想象的”。[29]当艾萨克斯（Isaacs）在晚宴上告诉阿斯奎斯夫人，劳合·乔治非常积极地想要得到这个职务时，她打了一个哆嗦。她游说兰斯多恩和罗伯逊等人，让他们劝说阿斯奎斯不要做出这项任命。她在日记中写道，“当亨利把自己的意向告诉国王时，国王陷入了绝望。”[30]她是对的，劳合·乔治在宫廷里不受欢迎。6月17日，斯坦福德汉建议国王，“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让首相担任陆军大臣。整个陆军委员会都希望这样做。德比可以担任第二把手”。[31]尽管这些人持保留意见，那天，阿斯奎斯还是任命劳合·乔治担任这个职务，尽管他明确表示劳合·乔治不会享有和基钦纳一样多的权力。出于这个原因，劳合·乔治拒绝了这项任命，而对于这个条件，阿斯奎斯立场坚定：劳合·乔治要么按照阿斯奎斯的条件担任这个职务，要么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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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诺思克利夫的报纸为首的报界要求任命劳合·乔治，尽管诺思克利夫此前曾私下建议他拒绝这项任命，因为这将导致无法赶走政府和阿斯奎斯。阿斯奎斯夫人担心，这实际上会让诺思克利夫进入陆军部。6月13日，当她在帕丁顿车站偶然看到史考特时，她对史考特说，拟议任命劳合·乔治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将是“亨利一生中最大的政治错误”。[32]在阿斯奎斯的圈子中，只有孟塔古支持劳合·乔治，阿斯奎斯夫人推断，这是因为他担心如果回避此事，劳合·乔治可能会做损害政府的事情。政客们的所作所为，就像他们没有处在战争状态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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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党人也对任命劳合·乔治持严重保留意见。6月29日，阿斯奎斯就任命一事向张伯伦征询意见。张伯伦表示“非常担忧”，因为劳合·乔治曾有开展“密谋活动”的劣迹。[33]此外，劳合·乔治为了达到目的威胁要辞职的做法很荒唐。起义后，在他未能争取实现爱尔兰自治的提案后，这种做法变得愈发频繁。劳合·乔治的议会私人秘书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es）上校声称，他看到了一份向阿斯奎斯发送的关于职位空缺的备忘录，其中写道，劳合·乔治在公众中非常受欢迎，以至于“不可能不任命他”；但是，该备忘录补充说道，这个职务“远不如公众认为的那样重要”，而且“劳合·乔治可能会被政党机器吞没等”。[34]因此，阿斯奎斯或许认为，向劳合·乔治任命这个职务，是在帮助自己的同僚和对手自掘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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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劳合·乔治就任陆军大臣，并且没有被夺去基钦纳曾拥有的权力，尽管他向丘吉尔等密友否认自己争取到了阿斯奎斯的让步。阿斯奎斯任命他的条件是，他不得干涉罗伯逊的权限。不幸的是，这个附带条件将导致劳合·乔治谋求削弱帝国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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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很可能是这样认为的（正如所表明的那样，史蒂文森小姐的观点证明了这一点）：他对爱尔兰的局势处理不当，迫使他接受了陆军大臣一职，尽管他没有从罗伯逊那里得到他认为与这个角色相称的权力。他可能还觉得，他的密友们开始意识到他的弱点，并意识到由于他似乎很少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以他施展影响力的能力和意愿都是有限的。在这次变动后，丘吉尔向史考特抱怨说，劳合·乔治在其举动导致军需部门出现空缺后，“没有为任命他担任军需大臣帮一点忙”。[35]当时，丘吉尔没有意识到（尽管在几个月后他将意识到），他不仅如此受人轻视，而且如果迫使劳合·乔治让他担任内阁职位，还将进一步损害劳合·乔治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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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在最后一刻挫败了将军们试图让他任命德比的企图（让国王松了一口气的是，德比当上了次官，成了国王在陆军部的耳目）。到了7月4日，阿斯奎斯最终向劳合·乔治证实，陆军部是他的了（尽管阿斯奎斯的女婿兼私人秘书伯纳姆·卡特早在6月24日就将此告诉了汉基）。黑格认为德比是“一个优秀、诚实的英国人。我希望在这个危机时刻，政府中能有更多像他那样的人”。[36]然而，如果阿斯奎斯认为任命劳合·乔治将会消除他对权力的热情，那么阿斯奎斯是想错了。由于一些关键的大臣——贝尔福、格雷，甚至阿斯奎斯本人——对劳合·乔治持严重保留意见，因此，提拔他似乎再次削弱了阿斯奎斯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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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陆军大臣的劳合·乔治不仅掌握的权力有限，而且，如果他想兴旺发达，那么他还须依赖报界和军队等摇旗呐喊者。7月8日，汉基说，在劳合·乔治的新办公室里，前来会见他的第一批客人是诺思克利夫和丘吉尔，尽管后者只是在请求支持，以免除他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罪责。至于诺思克利夫，他对黑格的智慧和索姆河战役将“取得成功”深信不疑，这最终将导致他与劳合·乔治疏远，然而，劳合·乔治知道他在新的职位上需要黑格的支持，不管他多么质疑黑格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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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森小姐担任新上任的陆军大臣的秘书，这件事被广泛宣传——女性担任如此重要的角色，这是一种良好的公关宣传。然而，里德尔——他的《世界新闻报》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而存在——担心别人会指责她不只是一个官员，以此大做文章。鉴于她和劳合·乔治的关系在政界广为人知，以及里德尔本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狗仔队队长，这些担忧被夸大了。基钦纳的死亡以及他被一名议员取代还造成了另一个后果，那就是上院中没有国务大臣，而宪法要求上院中必须有一名国务大臣。阿斯奎斯以此为借口要求格雷以法罗顿的格雷子爵的身份继续担任外交大臣，尽管后者的视力越来越差。格雷被授予伯爵爵位，但他拒绝了，以避免与他的堂兄豪威克的格雷伯爵发生混淆。后者是力促通过《伟大改革法案》的第二代伯爵的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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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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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正在逐渐丧失下院对他的支持：征兵制和经济统制让自由党和激进派感到沮丧；爱尔兰人对起义的处理方式感到震惊；诺思克利夫的报纸附和并支持这些观点，但这样做的报纸远非只有它一家。更糟糕的是，首相也对他的最高指挥权失去了信心。4月，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黑格拜访阿斯奎斯，以讨论夏季攻势，他发现阿斯奎斯“穿着高尔夫球衣，急着要出去度周末”。[37]在和平时期，娱乐活动对阿斯奎斯来说是很重要的，它能让他恢复精神，并使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他还没有适应战争的要求，而且唐宁街10号的八年生活——包括战前充满冲突的几年——让他疲惫不堪。当他们开始讨论官方事务时，黑格发现阿斯奎斯心烦意乱、焦躁不安，尤其是因为陆军部未能执行阿斯奎斯认为的政府政策——向法国派遣新训练的士兵，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国内。然而，伊舍告诉黑格，他认为阿斯奎斯将继续担任首相，“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取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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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士兵们对待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方面（这些士兵因此受到指控），政府一直承受着压力，这些压力主要源于自由党议员。威廉·拜尔斯爵士是自由党中最狂热的和平主义者之一，他再次打头阵，声称“出于良心”而拒绝遵守士兵命令的人——理由是他们本身不是军队成员——正在遭受“最严厉、最残忍的惩罚”。[38]这种不安导致阿斯奎斯被迫于6月29日在下院发表声明，以消除人们的想法，即军队在与这些人打交道时失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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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诺，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因拒绝服从命令而受到惩罚威胁的所有案件，都将交由陆军部处理。首先，陆军部将从了解被告的人那里取证，以确定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情况是否属实。如果不是，这些人将继续受到军事控制，并将在拘留营服刑。如果属实，这些人将被免于民事监禁，前提是，他们承诺在民事管制下从事“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工作”。[39]阿斯奎斯承诺，只要他们“令人满意地”执行任务，那么他们将不再受到军纪惩罚。内政大臣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决定哪些工作对国家至关重要，以及应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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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强调，“所有基于诚实信念而反对服兵役的人都应当并将能够利用议会提供的豁免权”。[40]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实施征兵计划时，应考虑到国家面临的严峻的紧急情况：“如果有人将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作为借口和幌子，以掩盖他们在响应国家号召时的冷漠态度，因此犯下了怯懦和虚伪的双重罪行，那么他们必须受到应得的最严厉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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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议员抓住了这一点，并提出了建议：代表梅尔顿（Melton）的托利党议员查尔斯·亚特（Charles Yate）请求他“采取措施，剥夺刚才被他描述为怯懦和虚伪的这些人未来享有的公民权利”。海军元帅赫德沃思·穆克斯（Hedworth Meux）爵士最近在朴次茅斯赢得了补选，他问道，“能否在《圣经》中找到一句话，为那些不愿保护自己的女人和儿童的懦夫进行辩护？”穆克斯曾在1914年8月策划了向法国派遣英国远征军的行动，此外，他还主动率领一支海军旅去解救马弗京[41]，并获得了民族英雄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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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种观点。6月5日，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插曲在伦敦市政大厦上演。这是伯特兰·罗素根据《领土保卫法案》在接受审判，因为他出版了一本反对征兵和法庭运作的小册子，里面尤其提到了一个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因为拒绝服役被关进监狱的事情。反征兵联盟的六名成员因为散发小册子而被判处劳役监禁。5月17日，罗素给《泰晤士报》写信，声称自己是作者——“如果有人要被起诉，我就是那个人”——因此，他出现在法庭上。[42]反征兵联盟最初由达到服役年龄的人组成，当他们因为拒绝服役而被监禁时，年纪更大的支持者（例如罗素）就接替了他们的位置。政府无情地使用《保卫王国法案》来镇压异议。在上个月，赫特福德郡的两名妇女因为分发英格兰和平教会的印刷品以及教皇呼吁欧洲统治者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的副本，而被判处罚款50英镑或监禁（她们选择了监禁）。奥托林·莫雷尔和利顿·斯特雷奇目睹了审判过程，最后罗素被罚款100英镑。当天，警察突击搜查了反征兵联盟的办公室，带走了“大量的印刷品和宣传册子”。[43]次年11月，警察再次对该部门进行了突击搜查，这引起了内政大臣塞缪尔的注意，因为警方没有征求他的意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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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对罚款提起上诉。6月底，法庭对他的案件进行了审理，与此同时，也对布罗克韦和另外两人（他们因发行一本名为《废除法案》的小册子而被起诉）的案子进行了审理。德比（“一个高大、肥胖、穿着紧身卡其布衣服的男子”，奥托林夫人在描述事件时这样写道）是出示对他们不利的证据的人士之一。[45]罗素上诉失败，拒绝支付罚款，为此，他的书籍和家具都被没收和卖掉：他的一群聪明的朋友（包括奥托林夫人）把它们买了回来。后来，奥托林夫人的丈夫形容这是“罗素被政府追捕的……第一阶段”。[46]布罗克韦选择坐牢，而不是支付100英镑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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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莫雷尔夫妇位于嘉辛顿的乡村别墅成了他们在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的各种朋友的避难所，这些人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第一个来到嘉辛顿的是杰拉尔德·肖夫（Gerald Shove），他是通过与斯特雷奇和凯恩斯的友谊——长期以来，这两人都是嘉辛顿的常客——来到这里。和凯恩斯一样，他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经济学家，也是使徒会的成员。当政府命令他去做农活时，他请求莫雷尔把他带到嘉辛顿的农场去，在那里，他可以照看鸡。奥托林夫人描述他“多么懒散、多么固执、多么不愿意”做他的工作。[47]他在做畜牧工作时严重渎职，以至于禽类下的蛋越来越少，而且还生病了。在做农活（通常是装装样子，而不是真的做）的人中，还有克莱夫·贝尔，他是一名艺术评论家，也是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妹妹凡妮莎（Vanessa）的丈夫，但目前分居。此外，还有肖夫的妻子弗雷德贡德（Fredegond），她是一位女诗人。很快，奥托林夫人就开始生贝尔的气，两人偶尔“吵架”。[48]在一次探访时（这是阿斯奎斯宽容大度的典型表现，他乐于与那些决心破坏其政府出台的重要征兵政策的人交往），阿斯奎斯将贝尔描述为“那个肥胖的、黄头发的小个无赖”。[49]避难者被安置在庄园的一所单独的房子里，这样最大程度降低了贝尔对主人造成的影响，这对莫雷尔夫妇来说是幸运的，但对肖夫夫妇来说就很不幸了。1916年秋天，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搬了进来，尽管他因为视力很差被免除了文书工作。他的父亲非常不同意他搬到嘉辛顿去，言之凿凿地说那里到处都是“怪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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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林夫人的激进主义是有限度的。“杰拉尔德·肖夫认为有必要在农场工人中组织一个工会，”她回忆道。“但是，老工人们只是摇了摇头，他们认为自己的待遇足够好。考虑到自己做的是最低限度的工作，拿的是不错的工资，住的是舒适的房子，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是不太合适的。”[51]大概肖夫已经注意到，那些真正干农活的人不得不居住在不太舒适的地方，于是，他发动了一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功和他在家禽管理方面的成就一样。并不是所有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都像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那样懒散，其中一个拒服兵役者是面包师（他的和平主义植根于他虔诚的宗教信仰），每天早上5点，他都要赶在去农场之前到村里的面包店帮忙。除他之外，嘉辛顿的其他避难者“在村子里自然不受欢迎”。1916年的秋天，一名记者来到这里，打算“写一篇文章揭露这些‘逃避兵役者’和‘假的’农场工人”。莫雷尔威胁要起诉他诽谤，结果他被吓走了。莫雷尔花了很多时间为斯特雷奇夫妇、邦尼·加内特（Bunny Garnett）和邓肯·格兰特等人向法庭提供证据，这些可疑的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以自我为中心，达到了足以抵御任何羞耻感——他们应当对自己需要依靠数百万人来阻止德国人的刺刀刺进他们的肚子而感到羞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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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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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春夏于西线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决定，是在1915年12月28日做出的，目的是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溃败后采取一项能振奋士气的行动。对于指挥这场战役的人来说，并不是全体一致认为应当发动这场战役。据汉基说，“在1月的时候，基钦纳说，如果可以制止的话，他并不打算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长期的进攻”。[52]当时的陆军大臣想要进行“消耗战”，以拖垮德国，迫使其屈服。然而，德军在凡尔登对法军进行了无情攻击，迫使英国迅速决定：英军的攻击将会牵制德军的火力。因此，4月7日，阿斯奎斯批准黑格实施这个任务，即7月1日的索姆河战役。4月14日，当黑格将军访问伦敦时，基钦纳当面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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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是苏格兰威士忌公司的继承人，他的父亲因酗酒而死。他曾在牛津大学读了三年书（他没有获得学位就离开了，但他以精通马术而闻名），而后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桑赫斯特的皇家军事学院毕业。他参加了骑兵团，并在印度、苏丹和南非服役。在经历了第二次尝试后，他进入了参谋学院。黑格的一些传记作者指责参谋学院的教学方式太教条主义，导致他无法进行独创性的思考，所有这些都会在他管理英国远征军时造成影响。1906～1909年，他在白厅的总参谋部工作了三年，在那里，他学会了办公室政治。在他的一些同辈看来，他对弗伦奇（比他大好几岁）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强大影响。他的思维方式向电车轨道一样，使得敏锐的阿斯奎斯难以摸清他的想法。他一向衣着整洁，又有帝王将相的气质。劳合·乔治觉得他太圆滑，太自信，不喜欢他，但同样被他取悦。他不信任政客，但认为需要取得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以摆脱他们的批评并赢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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