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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09 黑格策划的进攻被烙进了英国人的集体记忆:英军进行了数天的初步轰炸,将德国堑壕、铁丝网和机枪哨所打得粉碎。之后,一支“追击军”在残骸中行进,切断了敌人的通信,导致敌人溃逃,结束了堑壕战的僵局。[53]黑格确信将会恢复运动战,因此,他敦促罗伯逊重新招募骑兵。[54]一些军事策划者把希望寄托在研发坦克上,他们预测这将会改变战争,并将在损失较少人员的情况下实现突破。然而,虽然劳合·乔治给予了热情支持,但坦克远远不够先进,无法参加所需的早期进攻。在9月15日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军首次使用了坦克,但收效甚微。在第一次作战中,英军部署了大约50辆坦克,但只有32辆参加了行动,其中14辆发生故障,在剩下的18辆中,只有9辆速度足够快,能跟得上步兵。对于坦克,这是另一个挫折,并加剧了当时白厅和总参谋部之间的紧张关系。白厅认为,总参谋部在不合适的条件下使用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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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11 1916年5月25日,罗伯逊在法国向黑格征询意见,询问英国是否应当同意法国的请求,在7月初发动进攻,以减轻凡尔登的压力。另一种选择是等到8月中旬,那时更多训练有素的士兵将被派往法国。黑格毫不含糊地说,对法国的支持宜早不宜晚。霞飞认为最迟的可行日期是7月1日。汉基回忆说,对于黑格攻击在索姆河上盘踞已久的德军的计划,批评家们予以“嘲笑”。但可悲的是,这种嘲笑还不足以阻止这场进攻的实施。[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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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13 劳合·乔治提到了伊普尔,在那里,一名将军“把士兵们聚集到前线战壕,任凭德军用炮火屠杀他们,却什么也做不了”。[56]6月初,丘吉尔告诉史考特,他和劳合·乔治一样“强烈反对我们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57]他的理由是“我们无法突破精心建造的德军阵地。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突出部;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把突出部变成‘一只袖子’。但是,当我们沿着这条‘管道’推进时,我们将在最后遭遇到新的阵地和新的部队,并同时受到来自两翼的攻击”。他认为最好是鼓励德军推进,然后诱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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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15 黑格告诉霞飞,从6月15日起,进攻将准备就绪,最初的计划是在29日发动进攻。由于天气预报说过两天天气会变好,所以推迟了两天。6月24日,旨在摧毁德国堑壕系统的轰炸开始了。尽管重炮的射程远、火力大,但英军只使用了500门重炮,而且发射的大部分炮弹都是榴霰弹,不是烈性炸药。6月28日,伊舍给黑格写信,表达了对国内民意的担忧:“我亲爱的道格拉斯,在这些伟大行动正在进行的时候,你必须激发这里的报界进行宣传。你应该找个聪明的年轻人接通电话……每天晚上给出一份行动报告……每隔两到三天,一个联络官就应该写下一些相当长的小故事,这些故事可以在这里得到巧妙的使用。”[58]伊舍对国内的宣传工作持悲观态度——“没人知道宣传机构设在什么地方,也没人知道由谁负责”——他警告黑格,“它随时都有可能被不属于你的观点所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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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17 6月30日晚上,黑格说,“在上帝的帮助下,我觉得有希望了”。7月1日天气晴朗,上午7点30分,英军在索姆河发动了攻势。基于伊普尔战役做出的悲观预测被证明是正确的,灾难性的历史将再一次上演。黑格的上帝不见了。战役开始了,这是英军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尽管四个半月后,当战场陷入停顿状态时,德国的战争机器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些影响改变了战争的政治进程。它在没有实现黑格既定目标的情况下结束,不管它给德军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鲁登道夫(Ludendorff)写道,到1916年底,“德军陷入了停顿,疲惫不堪”——英军都遭受了严重摧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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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19 在肯特郡、汉普斯特德希思(Hampstead Heath),甚至埃塞克斯郡北部的村庄,都能听到炮击声。身在教区(这个教区位于布伦特里和切姆斯福德之间)的安德鲁·克拉克在日记中写道:“整个上午,佛兰德斯(据推测是那里)的枪炮一直都在轰鸣,房子不时地颤动,窗框也在摇晃。”在那个星期六的晚些时候,邮局张贴了关于进攻和声称英国人取得了进展的公告。周一的报纸报道说,多达3000名敌军被俘获,战场上到处都是德国人的尸体。他们引用了《男孩周报》上关于英国进展的官方报道的陈词滥调,却没有提到英军的伤亡情况。公众最初以为战斗非常激烈,德军正在逃亡。7月4日,《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写道:“在我们的伤亡人员中,绝大部分都受到了轻伤,”但他补充说,在轰炸未能破坏铁丝网的情况下,步兵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60]他接着说:“无论怎样赞美我们战士的勇敢行为都不为过。”事实上,黑格认为德国堑壕外的铁丝网会被摧毁、机枪也会被击落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些枪炮消灭了一队又一队的英国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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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21 不到一个星期,公众就意识到索姆河战役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当一些城镇听到整个营被摧毁的谣言时,当地的报社让士兵的家人探寻进一步的消息。这些谣言往往含有实质内容:7月1日,700人的阿克宁顿伙伴营损失了585人——235人被杀,350人受伤——“这确实有些夸张”;在3000名来自泰恩赛德郡的苏格兰人中,大约有2250人被杀、受伤或失踪;第一布拉德福德伙伴营和第二布拉德福德伙伴营大约有2000人,在战斗的第一个小时就有1770人伤亡。报纸无法刊登细节。记者受到国家审查制度的限制;他们可以提到英国人受伤,但这个做法和得知伤亡情况一样糟糕。《每日纪事报》的菲利普·吉布斯(Philip Gibbs)记录道:“我的报道讲述了事实。我发誓,这里面没有一个字是故意撒谎……但它们并没有说出全部真相。”[61]他考虑的不仅仅是审查问题。“我不得不顾及那些儿子和丈夫仍在法国作战的男人和女人。”随着恐惧的增加,休假或负伤在家的士兵出于类似的原因三缄其口,因此公众未能及时了解情况有多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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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23 据信,仅在第一天,就有19026人丧生,38200人受伤,约占历时140天的战役总伤亡人数的七分之一。[62]甚至在此之前,政客们就对黑格指挥下的伤亡人数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表示担忧。5月7日,朗给劳写了一封信:“你有没有注意到法国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令人震惊?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我们拉长了战线,但这并非全部原因。我从来都不认为黑格爵士是总指挥官的合适人选,我当时就是这么告诉首相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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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25 7月1日,黑格写了一篇文章,他似乎对英国的损失有多么可怕一无所知。他写道,早期的报告似乎“非常令人满意”。[64]第二天,他去了一个伤员处理站,发现伤员们“精神抖擞”。尽管他的参谋不知道伤亡总数——副官估计第二天有4万人,但至少少估计了2万人——黑格仍然非常乐观。他写道:“考虑到参战人数和战线的长度,4万人并不算多。”他一向乐观,并且习惯了鼓舞士气的做法;他的下属要么陷入了集体的错觉,要么无法从实际或隐晦的角度计算出这场灾难的绝对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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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27 在法国,伊舍对现实情况的掌握要好于黑格。7月9日,他写道:“第一天的总伤亡人数约为6.7万人,其中有3000名军官。劳伦斯[即劳伦斯·伯吉斯(Lawrence Burgis),伊舍的前秘书]从赫马维尔(Hermaville)来到亚眠和我共进午餐,并在这里(波奎斯,伊舍的基地,位于亚眠北部)喝茶,他询问伤亡情况,并引述了上面的数字。我说这里没有人提到这些事情,他含糊地说,我告诉过他,任何谈论伤亡的人都可能会被革职。这是阻挡谣言飞向伦敦的一块岩石,在伦敦,一定有很多关于这个话题的流言蜚语。”[65]极力保护黑格的伊舍担心,如果在伦敦有这样的谈话,人们会问:“这是谁的错?”H. G.威尔斯在1918年写道:“英国军队的现任指挥官都是些老头,他们显然只是平庸之辈,并且对这场新型战争一无所知。”[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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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29 7月3日,也就是阿斯奎斯确认任命劳合·乔治的前一天,劳合·乔治与汉基和贝尔福讨论了这次进攻。汉基说,这次进攻“似乎完全失败了,损失非常惨重”。[67]他心里很清楚原因是什么。“对一支拥有一切可能的防御体系的堑壕部队进行正面攻击,这违反了所有军事原则。”当时的战术是向德军派遣密集的战斗队伍,每个士兵携带66磅的装备,行动相对缓慢,很容易成为德军机枪的目标。劳合·乔治同意汉基的看法,并且这让他在战争结束前的时段里评价黑格时有了谈资。黑格生性固执,不愿改变策略,所以死亡人数不断增加。7月7日,罗伯逊提醒他说,给帝国总参谋长“写一封简短的信,我可以把信念给战争委员会听”,概述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功,这将对他有利。[68]一些政客不太相信这种所谓的成功,他们将这些事件作为一个论点——与此有关的讨论将持续到停战——以寻求除了在西线击败德国以外的其他战略。丘吉尔告诉里德尔,索姆河战役是政府对战争管理不力的又一个例子。“他们之所以在西线发动进攻,是因为他们可以说,是(法国人)强迫我们这样做的,由此证明这个过程的正当性。”[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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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31 整个7月,随着成千上万的电报(发给军官的家人)和信件(发给士官和其他军衔的军士的家人)被送到全国各地的丧亲者的手中,坏消息不胫而走。7月7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份在7月1日阵亡的40名军官的名单,并报道了阿尔斯特师——卡森在1914年招募的阿尔斯特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其中包括承认“阿尔斯特师损失惨重”。[70]这个报道罕见地提到了战斗对英国军队的影响,报道主要描述了正在采取的打击德国佬的行动。接着,该报公布了一份单独的名单,列载了阵亡的阿尔斯特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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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33 很快,名单越来越长,以至于只能列出那些委任军官。无论是震惊还是坚定,公众通常都能保持冷静。谢菲尔德的卢埃林小姐当时还是一名学生,她回忆说:“报纸上一连好几页都是能够拍到的死者和伤者的照片。当然,人们每天都急迫地阅读报纸,看看上面是否有他们认识的人……教堂里常常举办礼拜仪式。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悲伤的时期,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哀悼。人们穿着黑色的衣服,如果他们不能穿黑色的衣服,他们就会戴黑色的臂章以示尊重。”[71]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死亡无处不在,没有人怀疑这个国家所遭受的损失,即使政府故意对灾难性的损失含糊其辞。10月30日,牧师安德鲁·克拉克说,切姆斯福德的一家百货商店J. G. Bond“今天上午声称,过去三个月的哀悼仪式铺天盖地。他们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获得材料以满足需求”。[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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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35 到了7月14日,《泰晤士报》将某页的三分之二用于刊登阵亡的一千名获得其他军衔的军士的姓名,还使用小号字体将另外半页用于记录军官的伤亡情况。经过审查的新闻报道仍然向公众传达带有误导性的乐观情绪。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其他军衔的军士的每日伤亡人数大约为2000人。报纸对伤亡规模不予置评,但没有人会怀疑,这次伟大的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在这场大战中、甚至在任何其他大战中都是前所未有的。7月31日,《泰晤士报》使用极小的字体,在两大版面刊登了580名军官和5770名士兵的伤亡名单。8月份,每天刊登的伤亡名单都在4000、5000或600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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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37 对于这场屠杀——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突然之间再也回不来的大屠杀——公众为什么能够迅速适应?部分原因是,自1914年8月的马恩河战役以来,源源不断的伤亡名单曾让人们绷紧了神经。如今,尽管这些名单规模空前,但人们至少已经习惯了看到它们。早在1915年5月,《泰晤士报》几乎每天都在刊登法国和达达尼尔海峡的伤亡名单,警告读者不要因为见惯了死亡人数而失去对未来的憧憬。[73]受到严格审查的新闻中带有的误导性乐观论调也阻止了士气的崩溃。然而,即使在加里波利和卢斯遭遇了溃败、伤亡惨重,但索姆河战役每天报道的伤亡规模,仍让人有些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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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39 对于为什么公众很难接受索姆河战役的恐怖规模,无数前线士兵的来信证明了另一个原因:相对较少的人诚实地描述了所发生的情况。邮件遭到审查,所以可以写在纸上的东西是有限制的。即使没有被审查,许多士兵也出于本能,不想让家人知道他们所目睹的细节。而且,因为大多数士兵只看到前线的一小部分,他们往往不知道许多堑壕和几英里外的情况有多糟糕,只有他们的高级军官才了解情况。在休假回家时,士兵们不愿——尽管这种情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过于坦率地与朋友和家人交谈,也不愿伤害感情,同时还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怀有一种疑虑,即那些没有经历过堑壕的人可能永远无法理解堑壕是什么样的,即使是最能言善辩的士兵也无法对大多数情况进行描述,在战后的几年里,许多描写过战争的人都竭力强调这一点。还有一个原因是当代的男子气概文化,许多士兵志愿服役(在战斗开始时,索姆河战役中的军队完全是志愿军),他们认为自己是赞同并认可这种文化的,为了士气和自尊,他们不愿背离这种文化,特别是不想在最亲近的人的面前表现出来,因为害怕这会加深家人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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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41 也许,那些即将死去的人都会让他们的家人和自己做好思想准备。1916年7月15日,当部队向前线挺进时,牛津大学的古典学者斯蒂芬·休伊特(Stephen Hewett)在阵亡前的一周给他的前导师厄克特(Urquhart)[昵称“斯利格”(Sligger)]写信说:“我们很快就会成为头条新闻,或者在阵亡名单上占有一席之地。”[74]第二天,他给另一位朋友写信说:“在不泄露军事秘密的情况下,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任何一个欠着一堆信的人都必须做个了结,而且是立刻了结。”[75]在他去世前的四天,他告诉他的一个妹妹,“如果我们不得不承受最重大的损失,即便在我们的余生中度过一段艰难的时光,我们也不应认为自己是不幸的……我们已经证明了,在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方面,我们的时代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不相上下”。[76]他给他的另一个妹妹写信说,如果死亡来临,那么在这之前的行动都将是“荣耀的一刻”。[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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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43 毫无疑问,荣耀观——或者根本不知道现代战争是什么样的——让许多平民无法了解真相,从而阻止了他们对索姆河战役中的巨大战术性灾难提出抗议。鲁珀特·布鲁克诗歌流派及其相关的牺牲和涤罪的价值观如今已成为遗物:很快,齐格弗里德·沙逊和其他人的作品将原汁原味地传达布鲁克无法想象的现实。战后成为著名经济史学家的R. H.托尼(R. H. Tawney),利用那年秋天从创伤中康复的时间,写了两篇关于他自己在索姆河的经历的文章,其中描述了第一天的经历。托尼觉察到在前线和没在前线的人之间有一道屏障——他称之为“帷幕”或“分裂的鸿沟”;他对那些政客们感到震惊,因为他们在谈到国家的战斗精神时,从来没有理解过这种战斗到底意味着什么,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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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45 对公众来说,由于对涉及堑壕的报道进行了审查和自我审查,这场战争仍然带有布鲁克式的理想主义色彩,或者体现了在实行征兵制前的招募海报上宣扬的“责任”、“荣耀”和“荣誉”。主要是出于商业原因,以及由于政府的审查,报纸和杂志的出版商出版了日报和分册出版的丛书,展现了这场战斗中英勇、乐观的画面。但这是宣传,不是事实。直到1916年的晚些时候,人们才了解了屠杀的规模,才开始改变看法。这对黑格也是有帮助的,他之所以对死亡(这些死亡是由他的战术失误所造成,他应负有责任)的规模轻描淡写,是因为诺思克利夫对他忠诚。黑格竭力培养出这种忠诚,这种忠诚使《泰晤士报》成为他的一条狗,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不破坏广大公众对他的看法,《每日邮报》避免谈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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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47 没有参加战斗的公众并非完全不了解西线的生活情况。这场战争不同于以前的战争,因为照片和电影现在可以向国内的人告知正在发生的事情。基钦纳试图禁止摄影师上前线的努力很快就失败了,到了1916年,被破坏之地和废墟的图片已经被画报杂志和报纸的读者所熟悉。然而,即使是这样,公众仍然远离实际情况,因为允许摄影师拍摄的主要条件是不得描绘出英国人的死亡情况。摄影师们呈现的是一幅经过净化的战争画面,这是从允许摄影到允许电影摄影不可避免要经历的一步,而且政府很快意识到了这种做法的宣传价值。1916年春天,两名带着简单的静态摄像机的官方摄影师被派往前线,记录下了各种各样的新闻素材。马斯特曼委托拍摄了名为《索姆河战役》的电影,以鼓舞士气,并把摄影师派到了第四军。由于技术和审查方面的原因,他们没有拍摄实际的战斗场面——即使这是允许的,即使摄像机距离足够近,但政府永远不会允许播放士兵被机枪扫射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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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49 不过,摄制组被允许拍摄位置较远的大炮、冲向堑壕的士兵、在堑壕里准备攻击的士兵,以及德国战俘和一些德军的尸体。陆军部为影片配了字幕。8月10日,这部长达70多分钟的影片在伦敦向军官、大臣、记者和高级参谋播放。8月21日,这部影片在伦敦的34家剧院上映,“拥挤的观众……对如此生动地将战争的现实呈现在他们面前兴致勃勃且激动不已”,尽管人们发现“妇女有时不得不闭上眼睛,以便暂时回避战争造成的伤亡悲剧”。[79]虽然没有解说,但它汇集了各种场景,几乎都是真实的。它的吸引力在于让公众看到了士兵们生活的世界,一个他们从来都不被允许进入的世界。观众人数超过了观看无声电影大明星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电影的人数。作为一个达到服役年龄的英国人,卓别林因为没有从好莱坞回来尽自己的一份力而受到批评。截至9月底,估计有2000万人看过这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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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51 劳合·乔治写了一封信,以供在首映式上宣读(并在所有其他时间的放映中展示)。在信中,他称这部影片是“自我牺牲和英勇行为的史诗”。[80]他还告诫人们要“向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宣扬我们勇士的行为”。在过去的几周里,成千上万的妇女丧偶,如果要避免怀疑、质疑甚至可能的失败主义,那么获得她们对战争工作的支持就更加重要了,她们被告知,“你们的心将在那些生者和死者的荣耀及荣誉中跳动,你们的声音将在那些生者和死者的荣耀及荣誉中呼喊”。[81]在1916年7月的大灾难发生后,这部影片在消除公众的担忧和不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无法量化的。它还为军事慈善机构募集了3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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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53 人们对把这种场面当作一种娱乐形式加以宣扬感到有些厌恶,尽管为了避免让人们看到英军的阵亡而对这些场面进行了美化,但是,国王也极力主张人们去观看,因此该影片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正面的。有一个场景是这样的(在展示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发生的战争的纪录片中,这个场景经常出现):士兵们跳出堑壕,一个士兵顺着护栏滑下去,而后被杀或受伤;另外一两个士兵在无人区里掉下来。布景完全是舞台场景,而且是在远离前线的地方拍摄的。禁止展示英军的真实死亡情景的命令仍然存在。然而,在索姆河战役取得胜利后,电影成了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从第二年开始,在陆军部电影拍摄部门的赞助下,电影院每周放映两次新闻影片,并在查理·卓别林和他的朋友们的电影中插播两分钟的“短片”,敦促公众节约食物和燃料、购买战争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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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55 雷普顿在战后写道,子孙后代将会惊讶于公众是如何承受如此惨重损失的。他声称,从马恩河战役开始,“那些在他们所爱之人的光荣死亡中遭受痛苦的女英雄们树立了一个引人注意、坚忍不拔的榜样,正是由于她们早期树立的榜样,才使得后来的公众舆论如此稳定”。[82]战争后期,“在成千上万个遭受战祸的家庭中,公众表现出了无可比拟的勇气……他们对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抱着同样的态度,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态度更加坚定;他们宁愿忍受一切也不愿输掉战争,没有什么比这种精神更加坚韧”。[83]他的描述接近事实。这不仅仅是因为公众已经接受了大量的死伤人数。对德国人的恐惧和憎恨足以使人们忍受这样的损失。此外,这还得益于人们长期对权威的顺从——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削弱这一点,因为当时人们最终认识到权威通常是多么的昏庸——以及强烈的社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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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5857 在遭受了巨大损失的大英王国的某些地方,再多的审查也无法掩盖这场灾难,也无法阻止公众自发地述说损失和悲痛。在阿尔斯特省,如此多的家庭失去了亲人,使得审查员不愿承认的事情一目了然。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第三十六(阿尔斯特)师有4900人伤亡,其中阵亡的是79名军官和1777名其他军衔的军士。7月12日是博因河战役[84]的纪念日,贝尔法斯特上演了一场集体哀悼的生动场面。“当钟敲响12下的时候,所有的车辆都停了下来,男人们都举起了帽子,女士们都低下了头,商业和私人住宅的百叶窗都拉了起来,并降半旗致哀。”[85]沉默持续了五分钟,之后钟声响起。损失的规模进一步说明了人们(不仅仅是阿尔斯特人)对其他三个省有如此之多的人拒绝应征入伍所怀有的怨恨,也进一步解释了人们要求政府将征兵制扩展到爱尔兰的原因。在伦敦东区,和其他遭受重大损失的城镇一样,教堂里也出现了临时搭建的摆放着照片和鲜花的神龛。在街道和村庄里,妇女们站在屋外等待邮递员的到来。在拉格比公学,校长终止了在校友中宣读伤亡名单的做法,因为这让他的学生感到沮丧,其中一些人不久后就要开始军事训练。黑格的策略所造成的这场灾难的规模是无法掩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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