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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正在逐渐丧失下院对他的支持：征兵制和经济统制让自由党和激进派感到沮丧；爱尔兰人对起义的处理方式感到震惊；诺思克利夫的报纸附和并支持这些观点，但这样做的报纸远非只有它一家。更糟糕的是，首相也对他的最高指挥权失去了信心。4月，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黑格拜访阿斯奎斯，以讨论夏季攻势，他发现阿斯奎斯“穿着高尔夫球衣，急着要出去度周末”。[37]在和平时期，娱乐活动对阿斯奎斯来说是很重要的，它能让他恢复精神，并使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他还没有适应战争的要求，而且唐宁街10号的八年生活——包括战前充满冲突的几年——让他疲惫不堪。当他们开始讨论官方事务时，黑格发现阿斯奎斯心烦意乱、焦躁不安，尤其是因为陆军部未能执行阿斯奎斯认为的政府政策——向法国派遣新训练的士兵，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国内。然而，伊舍告诉黑格，他认为阿斯奎斯将继续担任首相，“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取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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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士兵们对待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方面（这些士兵因此受到指控），政府一直承受着压力，这些压力主要源于自由党议员。威廉·拜尔斯爵士是自由党中最狂热的和平主义者之一，他再次打头阵，声称“出于良心”而拒绝遵守士兵命令的人——理由是他们本身不是军队成员——正在遭受“最严厉、最残忍的惩罚”。[38]这种不安导致阿斯奎斯被迫于6月29日在下院发表声明，以消除人们的想法，即军队在与这些人打交道时失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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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诺，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因拒绝服从命令而受到惩罚威胁的所有案件，都将交由陆军部处理。首先，陆军部将从了解被告的人那里取证，以确定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情况是否属实。如果不是，这些人将继续受到军事控制，并将在拘留营服刑。如果属实，这些人将被免于民事监禁，前提是，他们承诺在民事管制下从事“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工作”。[39]阿斯奎斯承诺，只要他们“令人满意地”执行任务，那么他们将不再受到军纪惩罚。内政大臣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决定哪些工作对国家至关重要，以及应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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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强调，“所有基于诚实信念而反对服兵役的人都应当并将能够利用议会提供的豁免权”。[40]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实施征兵计划时，应考虑到国家面临的严峻的紧急情况：“如果有人将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作为借口和幌子，以掩盖他们在响应国家号召时的冷漠态度，因此犯下了怯懦和虚伪的双重罪行，那么他们必须受到应得的最严厉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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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议员抓住了这一点，并提出了建议：代表梅尔顿（Melton）的托利党议员查尔斯·亚特（Charles Yate）请求他“采取措施，剥夺刚才被他描述为怯懦和虚伪的这些人未来享有的公民权利”。海军元帅赫德沃思·穆克斯（Hedworth Meux）爵士最近在朴次茅斯赢得了补选，他问道，“能否在《圣经》中找到一句话，为那些不愿保护自己的女人和儿童的懦夫进行辩护？”穆克斯曾在1914年8月策划了向法国派遣英国远征军的行动，此外，他还主动率领一支海军旅去解救马弗京[41]，并获得了民族英雄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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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种观点。6月5日，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插曲在伦敦市政大厦上演。这是伯特兰·罗素根据《领土保卫法案》在接受审判，因为他出版了一本反对征兵和法庭运作的小册子，里面尤其提到了一个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因为拒绝服役被关进监狱的事情。反征兵联盟的六名成员因为散发小册子而被判处劳役监禁。5月17日，罗素给《泰晤士报》写信，声称自己是作者——“如果有人要被起诉，我就是那个人”——因此，他出现在法庭上。[42]反征兵联盟最初由达到服役年龄的人组成，当他们因为拒绝服役而被监禁时，年纪更大的支持者（例如罗素）就接替了他们的位置。政府无情地使用《保卫王国法案》来镇压异议。在上个月，赫特福德郡的两名妇女因为分发英格兰和平教会的印刷品以及教皇呼吁欧洲统治者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的副本，而被判处罚款50英镑或监禁（她们选择了监禁）。奥托林·莫雷尔和利顿·斯特雷奇目睹了审判过程，最后罗素被罚款100英镑。当天，警察突击搜查了反征兵联盟的办公室，带走了“大量的印刷品和宣传册子”。[43]次年11月，警察再次对该部门进行了突击搜查，这引起了内政大臣塞缪尔的注意，因为警方没有征求他的意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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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对罚款提起上诉。6月底，法庭对他的案件进行了审理，与此同时，也对布罗克韦和另外两人（他们因发行一本名为《废除法案》的小册子而被起诉）的案子进行了审理。德比（“一个高大、肥胖、穿着紧身卡其布衣服的男子”，奥托林夫人在描述事件时这样写道）是出示对他们不利的证据的人士之一。[45]罗素上诉失败，拒绝支付罚款，为此，他的书籍和家具都被没收和卖掉：他的一群聪明的朋友（包括奥托林夫人）把它们买了回来。后来，奥托林夫人的丈夫形容这是“罗素被政府追捕的……第一阶段”。[46]布罗克韦选择坐牢，而不是支付100英镑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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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莫雷尔夫妇位于嘉辛顿的乡村别墅成了他们在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的各种朋友的避难所，这些人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第一个来到嘉辛顿的是杰拉尔德·肖夫（Gerald Shove），他是通过与斯特雷奇和凯恩斯的友谊——长期以来，这两人都是嘉辛顿的常客——来到这里。和凯恩斯一样，他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经济学家，也是使徒会的成员。当政府命令他去做农活时，他请求莫雷尔把他带到嘉辛顿的农场去，在那里，他可以照看鸡。奥托林夫人描述他“多么懒散、多么固执、多么不愿意”做他的工作。[47]他在做畜牧工作时严重渎职，以至于禽类下的蛋越来越少，而且还生病了。在做农活（通常是装装样子，而不是真的做）的人中，还有克莱夫·贝尔，他是一名艺术评论家，也是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妹妹凡妮莎（Vanessa）的丈夫，但目前分居。此外，还有肖夫的妻子弗雷德贡德（Fredegond），她是一位女诗人。很快，奥托林夫人就开始生贝尔的气，两人偶尔“吵架”。[48]在一次探访时（这是阿斯奎斯宽容大度的典型表现，他乐于与那些决心破坏其政府出台的重要征兵政策的人交往），阿斯奎斯将贝尔描述为“那个肥胖的、黄头发的小个无赖”。[49]避难者被安置在庄园的一所单独的房子里，这样最大程度降低了贝尔对主人造成的影响，这对莫雷尔夫妇来说是幸运的，但对肖夫夫妇来说就很不幸了。1916年秋天，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搬了进来，尽管他因为视力很差被免除了文书工作。他的父亲非常不同意他搬到嘉辛顿去，言之凿凿地说那里到处都是“怪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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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林夫人的激进主义是有限度的。“杰拉尔德·肖夫认为有必要在农场工人中组织一个工会，”她回忆道。“但是，老工人们只是摇了摇头，他们认为自己的待遇足够好。考虑到自己做的是最低限度的工作，拿的是不错的工资，住的是舒适的房子，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是不太合适的。”[51]大概肖夫已经注意到，那些真正干农活的人不得不居住在不太舒适的地方，于是，他发动了一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功和他在家禽管理方面的成就一样。并不是所有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都像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那样懒散，其中一个拒服兵役者是面包师（他的和平主义植根于他虔诚的宗教信仰），每天早上5点，他都要赶在去农场之前到村里的面包店帮忙。除他之外，嘉辛顿的其他避难者“在村子里自然不受欢迎”。1916年的秋天，一名记者来到这里，打算“写一篇文章揭露这些‘逃避兵役者’和‘假的’农场工人”。莫雷尔威胁要起诉他诽谤，结果他被吓走了。莫雷尔花了很多时间为斯特雷奇夫妇、邦尼·加内特（Bunny Garnett）和邓肯·格兰特等人向法庭提供证据，这些可疑的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以自我为中心，达到了足以抵御任何羞耻感——他们应当对自己需要依靠数百万人来阻止德国人的刺刀刺进他们的肚子而感到羞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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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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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春夏于西线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决定，是在1915年12月28日做出的，目的是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溃败后采取一项能振奋士气的行动。对于指挥这场战役的人来说，并不是全体一致认为应当发动这场战役。据汉基说，“在1月的时候，基钦纳说，如果可以制止的话，他并不打算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长期的进攻”。[52]当时的陆军大臣想要进行“消耗战”，以拖垮德国，迫使其屈服。然而，德军在凡尔登对法军进行了无情攻击，迫使英国迅速决定：英军的攻击将会牵制德军的火力。因此，4月7日，阿斯奎斯批准黑格实施这个任务，即7月1日的索姆河战役。4月14日，当黑格将军访问伦敦时，基钦纳当面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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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是苏格兰威士忌公司的继承人，他的父亲因酗酒而死。他曾在牛津大学读了三年书（他没有获得学位就离开了，但他以精通马术而闻名），而后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桑赫斯特的皇家军事学院毕业。他参加了骑兵团，并在印度、苏丹和南非服役。在经历了第二次尝试后，他进入了参谋学院。黑格的一些传记作者指责参谋学院的教学方式太教条主义，导致他无法进行独创性的思考，所有这些都会在他管理英国远征军时造成影响。1906～1909年，他在白厅的总参谋部工作了三年，在那里，他学会了办公室政治。在他的一些同辈看来，他对弗伦奇（比他大好几岁）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强大影响。他的思维方式向电车轨道一样，使得敏锐的阿斯奎斯难以摸清他的想法。他一向衣着整洁，又有帝王将相的气质。劳合·乔治觉得他太圆滑，太自信，不喜欢他，但同样被他取悦。他不信任政客，但认为需要取得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以摆脱他们的批评并赢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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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策划的进攻被烙进了英国人的集体记忆：英军进行了数天的初步轰炸，将德国堑壕、铁丝网和机枪哨所打得粉碎。之后，一支“追击军”在残骸中行进，切断了敌人的通信，导致敌人溃逃，结束了堑壕战的僵局。[53]黑格确信将会恢复运动战，因此，他敦促罗伯逊重新招募骑兵。[54]一些军事策划者把希望寄托在研发坦克上，他们预测这将会改变战争，并将在损失较少人员的情况下实现突破。然而，虽然劳合·乔治给予了热情支持，但坦克远远不够先进，无法参加所需的早期进攻。在9月15日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军首次使用了坦克，但收效甚微。在第一次作战中，英军部署了大约50辆坦克，但只有32辆参加了行动，其中14辆发生故障，在剩下的18辆中，只有9辆速度足够快，能跟得上步兵。对于坦克，这是另一个挫折，并加剧了当时白厅和总参谋部之间的紧张关系。白厅认为，总参谋部在不合适的条件下使用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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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25日，罗伯逊在法国向黑格征询意见，询问英国是否应当同意法国的请求，在7月初发动进攻，以减轻凡尔登的压力。另一种选择是等到8月中旬，那时更多训练有素的士兵将被派往法国。黑格毫不含糊地说，对法国的支持宜早不宜晚。霞飞认为最迟的可行日期是7月1日。汉基回忆说，对于黑格攻击在索姆河上盘踞已久的德军的计划，批评家们予以“嘲笑”。但可悲的是，这种嘲笑还不足以阻止这场进攻的实施。[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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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提到了伊普尔，在那里，一名将军“把士兵们聚集到前线战壕，任凭德军用炮火屠杀他们，却什么也做不了”。[56]6月初，丘吉尔告诉史考特，他和劳合·乔治一样“强烈反对我们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57]他的理由是“我们无法突破精心建造的德军阵地。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突出部；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把突出部变成‘一只袖子’。但是，当我们沿着这条‘管道’推进时，我们将在最后遭遇到新的阵地和新的部队，并同时受到来自两翼的攻击”。他认为最好是鼓励德军推进，然后诱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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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告诉霞飞，从6月15日起，进攻将准备就绪，最初的计划是在29日发动进攻。由于天气预报说过两天天气会变好，所以推迟了两天。6月24日，旨在摧毁德国堑壕系统的轰炸开始了。尽管重炮的射程远、火力大，但英军只使用了500门重炮，而且发射的大部分炮弹都是榴霰弹，不是烈性炸药。6月28日，伊舍给黑格写信，表达了对国内民意的担忧：“我亲爱的道格拉斯，在这些伟大行动正在进行的时候，你必须激发这里的报界进行宣传。你应该找个聪明的年轻人接通电话……每天晚上给出一份行动报告……每隔两到三天，一个联络官就应该写下一些相当长的小故事，这些故事可以在这里得到巧妙的使用。”[58]伊舍对国内的宣传工作持悲观态度——“没人知道宣传机构设在什么地方，也没人知道由谁负责”——他警告黑格，“它随时都有可能被不属于你的观点所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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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晚上，黑格说，“在上帝的帮助下，我觉得有希望了”。7月1日天气晴朗，上午7点30分，英军在索姆河发动了攻势。基于伊普尔战役做出的悲观预测被证明是正确的，灾难性的历史将再一次上演。黑格的上帝不见了。战役开始了，这是英军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尽管四个半月后，当战场陷入停顿状态时，德国的战争机器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些影响改变了战争的政治进程。它在没有实现黑格既定目标的情况下结束，不管它给德军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鲁登道夫（Ludendorff）写道，到1916年底，“德军陷入了停顿，疲惫不堪”——英军都遭受了严重摧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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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特郡、汉普斯特德希思（Hampstead Heath），甚至埃塞克斯郡北部的村庄，都能听到炮击声。身在教区（这个教区位于布伦特里和切姆斯福德之间）的安德鲁·克拉克在日记中写道：“整个上午，佛兰德斯（据推测是那里）的枪炮一直都在轰鸣，房子不时地颤动，窗框也在摇晃。”在那个星期六的晚些时候，邮局张贴了关于进攻和声称英国人取得了进展的公告。周一的报纸报道说，多达3000名敌军被俘获，战场上到处都是德国人的尸体。他们引用了《男孩周报》上关于英国进展的官方报道的陈词滥调，却没有提到英军的伤亡情况。公众最初以为战斗非常激烈，德军正在逃亡。7月4日，《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写道：“在我们的伤亡人员中，绝大部分都受到了轻伤，”但他补充说，在轰炸未能破坏铁丝网的情况下，步兵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60]他接着说：“无论怎样赞美我们战士的勇敢行为都不为过。”事实上，黑格认为德国堑壕外的铁丝网会被摧毁、机枪也会被击落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些枪炮消灭了一队又一队的英国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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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个星期，公众就意识到索姆河战役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当一些城镇听到整个营被摧毁的谣言时，当地的报社让士兵的家人探寻进一步的消息。这些谣言往往含有实质内容：7月1日，700人的阿克宁顿伙伴营损失了585人——235人被杀，350人受伤——“这确实有些夸张”；在3000名来自泰恩赛德郡的苏格兰人中，大约有2250人被杀、受伤或失踪；第一布拉德福德伙伴营和第二布拉德福德伙伴营大约有2000人，在战斗的第一个小时就有1770人伤亡。报纸无法刊登细节。记者受到国家审查制度的限制；他们可以提到英国人受伤，但这个做法和得知伤亡情况一样糟糕。《每日纪事报》的菲利普·吉布斯（Philip Gibbs）记录道：“我的报道讲述了事实。我发誓，这里面没有一个字是故意撒谎……但它们并没有说出全部真相。”[61]他考虑的不仅仅是审查问题。“我不得不顾及那些儿子和丈夫仍在法国作战的男人和女人。”随着恐惧的增加，休假或负伤在家的士兵出于类似的原因三缄其口，因此公众未能及时了解情况有多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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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信，仅在第一天，就有19026人丧生，38200人受伤，约占历时140天的战役总伤亡人数的七分之一。[62]甚至在此之前，政客们就对黑格指挥下的伤亡人数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表示担忧。5月7日，朗给劳写了一封信：“你有没有注意到法国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令人震惊？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我们拉长了战线，但这并非全部原因。我从来都不认为黑格爵士是总指挥官的合适人选，我当时就是这么告诉首相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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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黑格写了一篇文章，他似乎对英国的损失有多么可怕一无所知。他写道，早期的报告似乎“非常令人满意”。[64]第二天，他去了一个伤员处理站，发现伤员们“精神抖擞”。尽管他的参谋不知道伤亡总数——副官估计第二天有4万人，但至少少估计了2万人——黑格仍然非常乐观。他写道：“考虑到参战人数和战线的长度，4万人并不算多。”他一向乐观，并且习惯了鼓舞士气的做法；他的下属要么陷入了集体的错觉，要么无法从实际或隐晦的角度计算出这场灾难的绝对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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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伊舍对现实情况的掌握要好于黑格。7月9日，他写道：“第一天的总伤亡人数约为6.7万人，其中有3000名军官。劳伦斯［即劳伦斯·伯吉斯（Lawrence Burgis），伊舍的前秘书］从赫马维尔（Hermaville）来到亚眠和我共进午餐，并在这里（波奎斯，伊舍的基地，位于亚眠北部）喝茶，他询问伤亡情况，并引述了上面的数字。我说这里没有人提到这些事情，他含糊地说，我告诉过他，任何谈论伤亡的人都可能会被革职。这是阻挡谣言飞向伦敦的一块岩石，在伦敦，一定有很多关于这个话题的流言蜚语。”[65]极力保护黑格的伊舍担心，如果在伦敦有这样的谈话，人们会问：“这是谁的错？”H. G.威尔斯在1918年写道：“英国军队的现任指挥官都是些老头，他们显然只是平庸之辈，并且对这场新型战争一无所知。”[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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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也就是阿斯奎斯确认任命劳合·乔治的前一天，劳合·乔治与汉基和贝尔福讨论了这次进攻。汉基说，这次进攻“似乎完全失败了，损失非常惨重”。[67]他心里很清楚原因是什么。“对一支拥有一切可能的防御体系的堑壕部队进行正面攻击，这违反了所有军事原则。”当时的战术是向德军派遣密集的战斗队伍，每个士兵携带66磅的装备，行动相对缓慢，很容易成为德军机枪的目标。劳合·乔治同意汉基的看法，并且这让他在战争结束前的时段里评价黑格时有了谈资。黑格生性固执，不愿改变策略，所以死亡人数不断增加。7月7日，罗伯逊提醒他说，给帝国总参谋长“写一封简短的信，我可以把信念给战争委员会听”，概述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功，这将对他有利。[68]一些政客不太相信这种所谓的成功，他们将这些事件作为一个论点——与此有关的讨论将持续到停战——以寻求除了在西线击败德国以外的其他战略。丘吉尔告诉里德尔，索姆河战役是政府对战争管理不力的又一个例子。“他们之所以在西线发动进攻，是因为他们可以说，是（法国人）强迫我们这样做的，由此证明这个过程的正当性。”[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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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7月，随着成千上万的电报（发给军官的家人）和信件（发给士官和其他军衔的军士的家人）被送到全国各地的丧亲者的手中，坏消息不胫而走。7月7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份在7月1日阵亡的40名军官的名单，并报道了阿尔斯特师——卡森在1914年招募的阿尔斯特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其中包括承认“阿尔斯特师损失惨重”。[70]这个报道罕见地提到了战斗对英国军队的影响，报道主要描述了正在采取的打击德国佬的行动。接着，该报公布了一份单独的名单，列载了阵亡的阿尔斯特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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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名单越来越长，以至于只能列出那些委任军官。无论是震惊还是坚定，公众通常都能保持冷静。谢菲尔德的卢埃林小姐当时还是一名学生，她回忆说：“报纸上一连好几页都是能够拍到的死者和伤者的照片。当然，人们每天都急迫地阅读报纸，看看上面是否有他们认识的人……教堂里常常举办礼拜仪式。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悲伤的时期，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哀悼。人们穿着黑色的衣服，如果他们不能穿黑色的衣服，他们就会戴黑色的臂章以示尊重。”[71]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死亡无处不在，没有人怀疑这个国家所遭受的损失，即使政府故意对灾难性的损失含糊其辞。10月30日，牧师安德鲁·克拉克说，切姆斯福德的一家百货商店J. G. Bond“今天上午声称，过去三个月的哀悼仪式铺天盖地。他们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获得材料以满足需求”。[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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