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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7月14日，《泰晤士报》将某页的三分之二用于刊登阵亡的一千名获得其他军衔的军士的姓名，还使用小号字体将另外半页用于记录军官的伤亡情况。经过审查的新闻报道仍然向公众传达带有误导性的乐观情绪。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其他军衔的军士的每日伤亡人数大约为2000人。报纸对伤亡规模不予置评，但没有人会怀疑，这次伟大的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在这场大战中、甚至在任何其他大战中都是前所未有的。7月31日，《泰晤士报》使用极小的字体，在两大版面刊登了580名军官和5770名士兵的伤亡名单。8月份，每天刊登的伤亡名单都在4000、5000或600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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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场屠杀——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突然之间再也回不来的大屠杀——公众为什么能够迅速适应？部分原因是，自1914年8月的马恩河战役以来，源源不断的伤亡名单曾让人们绷紧了神经。如今，尽管这些名单规模空前，但人们至少已经习惯了看到它们。早在1915年5月，《泰晤士报》几乎每天都在刊登法国和达达尼尔海峡的伤亡名单，警告读者不要因为见惯了死亡人数而失去对未来的憧憬。[73]受到严格审查的新闻中带有的误导性乐观论调也阻止了士气的崩溃。然而，即使在加里波利和卢斯遭遇了溃败、伤亡惨重，但索姆河战役每天报道的伤亡规模，仍让人有些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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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什么公众很难接受索姆河战役的恐怖规模，无数前线士兵的来信证明了另一个原因：相对较少的人诚实地描述了所发生的情况。邮件遭到审查，所以可以写在纸上的东西是有限制的。即使没有被审查，许多士兵也出于本能，不想让家人知道他们所目睹的细节。而且，因为大多数士兵只看到前线的一小部分，他们往往不知道许多堑壕和几英里外的情况有多糟糕，只有他们的高级军官才了解情况。在休假回家时，士兵们不愿——尽管这种情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过于坦率地与朋友和家人交谈，也不愿伤害感情，同时还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怀有一种疑虑，即那些没有经历过堑壕的人可能永远无法理解堑壕是什么样的，即使是最能言善辩的士兵也无法对大多数情况进行描述，在战后的几年里，许多描写过战争的人都竭力强调这一点。还有一个原因是当代的男子气概文化，许多士兵志愿服役（在战斗开始时，索姆河战役中的军队完全是志愿军），他们认为自己是赞同并认可这种文化的，为了士气和自尊，他们不愿背离这种文化，特别是不想在最亲近的人的面前表现出来，因为害怕这会加深家人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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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那些即将死去的人都会让他们的家人和自己做好思想准备。1916年7月15日，当部队向前线挺进时，牛津大学的古典学者斯蒂芬·休伊特（Stephen Hewett）在阵亡前的一周给他的前导师厄克特（Urquhart）［昵称“斯利格”（Sligger）］写信说：“我们很快就会成为头条新闻，或者在阵亡名单上占有一席之地。”[74]第二天，他给另一位朋友写信说：“在不泄露军事秘密的情况下，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任何一个欠着一堆信的人都必须做个了结，而且是立刻了结。”[75]在他去世前的四天，他告诉他的一个妹妹，“如果我们不得不承受最重大的损失，即便在我们的余生中度过一段艰难的时光，我们也不应认为自己是不幸的……我们已经证明了，在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方面，我们的时代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不相上下”。[76]他给他的另一个妹妹写信说，如果死亡来临，那么在这之前的行动都将是“荣耀的一刻”。[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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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荣耀观——或者根本不知道现代战争是什么样的——让许多平民无法了解真相，从而阻止了他们对索姆河战役中的巨大战术性灾难提出抗议。鲁珀特·布鲁克诗歌流派及其相关的牺牲和涤罪的价值观如今已成为遗物：很快，齐格弗里德·沙逊和其他人的作品将原汁原味地传达布鲁克无法想象的现实。战后成为著名经济史学家的R. H.托尼（R. H. Tawney），利用那年秋天从创伤中康复的时间，写了两篇关于他自己在索姆河的经历的文章，其中描述了第一天的经历。托尼觉察到在前线和没在前线的人之间有一道屏障——他称之为“帷幕”或“分裂的鸿沟”；他对那些政客们感到震惊，因为他们在谈到国家的战斗精神时，从来没有理解过这种战斗到底意味着什么，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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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众来说，由于对涉及堑壕的报道进行了审查和自我审查，这场战争仍然带有布鲁克式的理想主义色彩，或者体现了在实行征兵制前的招募海报上宣扬的“责任”、“荣耀”和“荣誉”。主要是出于商业原因，以及由于政府的审查，报纸和杂志的出版商出版了日报和分册出版的丛书，展现了这场战斗中英勇、乐观的画面。但这是宣传，不是事实。直到1916年的晚些时候，人们才了解了屠杀的规模，才开始改变看法。这对黑格也是有帮助的，他之所以对死亡（这些死亡是由他的战术失误所造成，他应负有责任）的规模轻描淡写，是因为诺思克利夫对他忠诚。黑格竭力培养出这种忠诚，这种忠诚使《泰晤士报》成为他的一条狗，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不破坏广大公众对他的看法，《每日邮报》避免谈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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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参加战斗的公众并非完全不了解西线的生活情况。这场战争不同于以前的战争，因为照片和电影现在可以向国内的人告知正在发生的事情。基钦纳试图禁止摄影师上前线的努力很快就失败了，到了1916年，被破坏之地和废墟的图片已经被画报杂志和报纸的读者所熟悉。然而，即使是这样，公众仍然远离实际情况，因为允许摄影师拍摄的主要条件是不得描绘出英国人的死亡情况。摄影师们呈现的是一幅经过净化的战争画面，这是从允许摄影到允许电影摄影不可避免要经历的一步，而且政府很快意识到了这种做法的宣传价值。1916年春天，两名带着简单的静态摄像机的官方摄影师被派往前线，记录下了各种各样的新闻素材。马斯特曼委托拍摄了名为《索姆河战役》的电影，以鼓舞士气，并把摄影师派到了第四军。由于技术和审查方面的原因，他们没有拍摄实际的战斗场面——即使这是允许的，即使摄像机距离足够近，但政府永远不会允许播放士兵被机枪扫射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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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摄制组被允许拍摄位置较远的大炮、冲向堑壕的士兵、在堑壕里准备攻击的士兵，以及德国战俘和一些德军的尸体。陆军部为影片配了字幕。8月10日，这部长达70多分钟的影片在伦敦向军官、大臣、记者和高级参谋播放。8月21日，这部影片在伦敦的34家剧院上映，“拥挤的观众……对如此生动地将战争的现实呈现在他们面前兴致勃勃且激动不已”，尽管人们发现“妇女有时不得不闭上眼睛，以便暂时回避战争造成的伤亡悲剧”。[79]虽然没有解说，但它汇集了各种场景，几乎都是真实的。它的吸引力在于让公众看到了士兵们生活的世界，一个他们从来都不被允许进入的世界。观众人数超过了观看无声电影大明星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电影的人数。作为一个达到服役年龄的英国人，卓别林因为没有从好莱坞回来尽自己的一份力而受到批评。截至9月底，估计有2000万人看过这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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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写了一封信，以供在首映式上宣读（并在所有其他时间的放映中展示）。在信中，他称这部影片是“自我牺牲和英勇行为的史诗”。[80]他还告诫人们要“向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宣扬我们勇士的行为”。在过去的几周里，成千上万的妇女丧偶，如果要避免怀疑、质疑甚至可能的失败主义，那么获得她们对战争工作的支持就更加重要了，她们被告知，“你们的心将在那些生者和死者的荣耀及荣誉中跳动，你们的声音将在那些生者和死者的荣耀及荣誉中呼喊”。[81]在1916年7月的大灾难发生后，这部影片在消除公众的担忧和不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无法量化的。它还为军事慈善机构募集了3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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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把这种场面当作一种娱乐形式加以宣扬感到有些厌恶，尽管为了避免让人们看到英军的阵亡而对这些场面进行了美化，但是，国王也极力主张人们去观看，因此该影片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正面的。有一个场景是这样的（在展示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发生的战争的纪录片中，这个场景经常出现）：士兵们跳出堑壕，一个士兵顺着护栏滑下去，而后被杀或受伤；另外一两个士兵在无人区里掉下来。布景完全是舞台场景，而且是在远离前线的地方拍摄的。禁止展示英军的真实死亡情景的命令仍然存在。然而，在索姆河战役取得胜利后，电影成了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从第二年开始，在陆军部电影拍摄部门的赞助下，电影院每周放映两次新闻影片，并在查理·卓别林和他的朋友们的电影中插播两分钟的“短片”，敦促公众节约食物和燃料、购买战争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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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普顿在战后写道，子孙后代将会惊讶于公众是如何承受如此惨重损失的。他声称，从马恩河战役开始，“那些在他们所爱之人的光荣死亡中遭受痛苦的女英雄们树立了一个引人注意、坚忍不拔的榜样，正是由于她们早期树立的榜样，才使得后来的公众舆论如此稳定”。[82]战争后期，“在成千上万个遭受战祸的家庭中，公众表现出了无可比拟的勇气……他们对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抱着同样的态度，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态度更加坚定；他们宁愿忍受一切也不愿输掉战争，没有什么比这种精神更加坚韧”。[83]他的描述接近事实。这不仅仅是因为公众已经接受了大量的死伤人数。对德国人的恐惧和憎恨足以使人们忍受这样的损失。此外，这还得益于人们长期对权威的顺从——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削弱这一点，因为当时人们最终认识到权威通常是多么的昏庸——以及强烈的社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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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遭受了巨大损失的大英王国的某些地方，再多的审查也无法掩盖这场灾难，也无法阻止公众自发地述说损失和悲痛。在阿尔斯特省，如此多的家庭失去了亲人，使得审查员不愿承认的事情一目了然。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第三十六（阿尔斯特）师有4900人伤亡，其中阵亡的是79名军官和1777名其他军衔的军士。7月12日是博因河战役[84]的纪念日，贝尔法斯特上演了一场集体哀悼的生动场面。“当钟敲响12下的时候，所有的车辆都停了下来，男人们都举起了帽子，女士们都低下了头，商业和私人住宅的百叶窗都拉了起来，并降半旗致哀。”[85]沉默持续了五分钟，之后钟声响起。损失的规模进一步说明了人们（不仅仅是阿尔斯特人）对其他三个省有如此之多的人拒绝应征入伍所怀有的怨恨，也进一步解释了人们要求政府将征兵制扩展到爱尔兰的原因。在伦敦东区，和其他遭受重大损失的城镇一样，教堂里也出现了临时搭建的摆放着照片和鲜花的神龛。在街道和村庄里，妇女们站在屋外等待邮递员的到来。在拉格比公学，校长终止了在校友中宣读伤亡名单的做法，因为这让他的学生感到沮丧，其中一些人不久后就要开始军事训练。黑格的策略所造成的这场灾难的规模是无法掩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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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姆河战役造成的惨烈死亡迫使许多丧失亲人的妻子、母亲和父亲投入了巫师和女巫的怀抱，其中大多数人似乎认为他们是江湖骗子，只有少数人真正相信他们是在与“另一边”交谈。公众对唯灵论者产生了兴趣，不仅是被无处不在的死亡（大多数人对此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所激发，也是被一些著名人物——例如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创造者阿瑟·柯南·道尔爵士，这些人把自己与灵媒活动联系在一起——所激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黑格的妹妹亨丽埃塔（Henrietta）是一个深信不疑的唯灵论者，她——和黑格（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战争期间，他们的哥哥乔治（1905年去世）的灵魂在指引着黑格。[86]唯灵论者还受益于一种宛如圣经式的观念，即向易受暗示和极度悲伤的人给予启示，由此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任何事情，无论多么不真实，都是可能的。在道尔的妹夫马尔科姆·莱基（Malcolm Leckie）船长于1914年8月在蒙斯战役中阵亡——当时据说有一个天使军团出现在堑壕的上方，但这只存在于小说中——后，道尔便全身心地投入唯灵论的研究中。道尔从1880年代开始对灵异现象感兴趣，后来在1922年通过一系列伪造的照片来宣告仙女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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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道尔也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儿子，但1916年，当他第一次向公众宣称他信仰唯灵论时，这两人仍健在。他后来说，他的儿子金斯利（Kingsley）在1918年死后来找他，祝贺父亲传播了唯灵论中“类似基督的信息”，他的老朋友W. T.斯特德（W. T. Stead）（曾与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和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也在死后来找过他。战后，他周游英国和美国，向那些渴望与死去的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恢复联系的观众讲授唯灵论。[87]道尔曾是一名合格的医生，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因屠杀而痴迷于唯灵论的受过教育的人。更著名的人物是奥利弗·洛奇（Oliver Lodge）爵士，他是物理学家和无线电的先驱，自1880年代以来，他和道尔一样一直在研究唯灵论。在1916年的时候，这两人已经成了老朋友。他们第一次见到彼此是在1912年，那一天，他们在白金汉宫被授予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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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洛奇——他的实际成就还包括开发了火花塞和扬声器——出版了《人死后的存续》（Survival of Man）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灵媒证明了人在死后仍然存续。这个理论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1915年9月，他的小儿子雷蒙德在伊普尔附近阵亡。在得知儿子死讯的八天后，洛奇夫人拜访了一位著名的灵媒奥斯本（Osborne）夫人，她通过倾斜的桌子显现了这样一个信息：“告诉父亲，我遇到了他的一些朋友。”[88]在随后与奥斯本夫人和其他灵媒举行的降神会中，洛奇为雷蒙德在“另一边”的生活构建了一幅令人安慰的画面，他把那里叫作“夏日之地”；但是，洛奇缺乏道尔那种进行宣传的热望和代表唯灵论进行布道的渴望，他担心遭到嘲笑，没有立刻公布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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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6年最黑暗的日子里，洛奇出版了他的书，却遭到了谩骂。令一些人感到震惊的是，一个像他这样声名显赫的人竟然相信江湖骗子的勾当；另有一些人对他表示同情；一些人嘲笑他或感到愤怒。书中的一段话使他遭到了不寻常的咒骂，在这段话中，雷蒙德说，来到“另一边”的人，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抽雪茄、喝威士忌苏打水。“当我告诉你他们甚至可以制造这种东西时，不要认为我在夸大事实，”雷蒙德的灵魂这样说道。“不过，当他们体验过一两次后，似乎就不那么想要了。”[89]禁酒主义者和反烟草游说团体与许多神职人员一同谴责这本书，并且这本书被至少一家公共图书馆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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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对丧亲之痛采取了更为理性的看法，写成了战争中最受欢迎的小说《波列特林先生把他看穿了》。该书于1916年9月出版，当时索姆河战役的伤亡名单还在不断加长。和威尔斯的许多小说一样，这位同名英雄影射了他本人：他住在北埃塞克斯郡的一所雅致的房子里，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花花公子。与威尔斯不同的是，主人公有一个儿子在前线阵亡了。虽然他毫不怀疑德国应当为这场战争负责，但这使他不仅对这场战争（一位年轻的德国朋友被杀，他为这位朋友的家人感到悲伤，但这并不是迄今为止英国公众情绪的写照）产生了质疑，也对宗教的本质产生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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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感受到了一个由战争形成的悲伤群体，这个群体不仅仅因为损失而团结在一起，也因为结束战争的愿望而团结在一起。在当时，这是另一种不受欢迎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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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并不孤独”，威尔斯这样描述波列特林。[90]“有成千上万个像他这样的男男女女，他们真心诚意地渴望说出他想说的话，和解的话。”但是，无神论者威尔斯继续写道：“他不再孤独和不幸，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感到绝望。上帝就在他的身边，在他的心里，在他的周围。”随后，威尔斯让波列特林写道：“只有与上帝同在，生命才有意义。只有和上帝在一起。上帝，他通过人类与盲目的力量、黑暗和不存在做斗争，谁战斗到最后，谁的生命就有了意义。”[91]波列特林给死去的德国朋友的父母写信，谈到“我们的儿子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上帝……”在一个被死亡震惊的国家，在一个被那些人生愿望没有实现的人的死亡震惊的国家，威尔斯对一个英国人接受恐怖后果的描述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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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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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和将军们对这场屠杀的看法大不相同。7月16日，在和劳合·乔治会面——基于什么原因见面尚不清楚——时，里德尔说，“我认为这个国家已经做好了承受重大损失的准备”。劳合·乔治向他透露，“当他们陶醉于微小的结果时，伤亡可能会震惊全国。”[92]三天后，劳合·乔治与雷普顿共进午餐，并告诉雷普顿，他“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在目前的战场上获胜”。[93]索姆河战役在劳合·乔治的心中播下了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永远不应当再尝试这样的战役。8月1日，丘吉尔通过史密斯向内阁发送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反对发动进攻，认为在最初的两天里，有4万人不是阵亡，就是因伤而死，或者伤势严重，再也无法战斗了。他估计，到七月底为止，总共损失了15万人，是30个师的兵力的一半。这场损失巨大的战役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推进了三英里，获得了“完全没有军事意义的”土地。[94]丘吉尔最近在堑壕里待了六个月，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不过，尽管他的备忘录旨在防止军队再次以这种方式被利用，但作为政客（而不是士兵）的他意识到，如果真相大白，将会对公众产生怎样的影响。汉基认为劳合·乔治向这份备忘录提供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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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法国，黑格仍然只看到了数十万人伤亡的光明面——英国在索姆河战役中的伤亡总数大约为49万人：“向世界证明，协约国有能力进行和保持猛烈的进攻，并能将最厉害的敌军部队赶出最牢固的阵地……这也让世界对英国的力量和决心，以及英国人的战斗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95]两天前（7月27日），伊舍说：“道格拉斯非常冷静和自信，没有受到损失或批评的干扰。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场战斗中损失了大约15万人，但这并不比他在进攻开始前计算并向内阁报告的人数多。他说，他在7月底前需要20万士兵。”[96]在得知丘吉尔的观点时，黑格说：“我也认为温斯顿的判断力因为吃药而受到了损害。”[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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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罗伯逊告诉黑格，鉴于伤亡人数正在“增加”，内阁不相信他所说的话：“当权者开始有点不安了……他们不断问我是否认为损失30万人会带来真正巨大的战果……”[98]自战争开始以来，黑格不再坚持认为会在1916年赢得战争，但他相信德军会先于英军感到精疲力竭，并说——幸运的是，他是在失去亲人的公众听不到的地方说——7月份的损失“只不过比我们在没有进攻的情况下多了12万”。[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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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不会逐步停止进攻，但白厅持怀疑态度的人现在开始建议他停止进攻。然而，8月5日，政府向战争委员会宣读了他对罗伯逊的答复，根据帝国总参谋长的说法，“这确实让他们非常高兴”。这个答复将被分发给内阁，这不仅仅是为了反驳丘吉尔的备忘录，丘吉尔在备忘录中批评了黑格的战略。[100]政府要求罗伯逊向黑格发送一份纪要，上面记录着政府“全力支持”他的进攻战略。[101]与此同时，意识到死亡人数不断增加，8月3日，伊舍给汉基写信说：“你能让国内的民众不要盯着荣誉名册，不要把鼻子凑到地图上吗？”[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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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舍鹦鹉学舌般地重复官方话语，这反映了他对不透明性的渴望，尤其是为了保护他的朋友黑格不受批评。当人们开始向议会询问伤亡率高的问题时，政府和一些后座议员的答复方式就是谴责这种询问，部分原因是如果他们做出回答，这可能会向敌人提供情报，同时也因为大屠杀可能会对士气产生影响。最终，8月21日，陆军部的财政司司长亨利·福斯特（Henry Forster）对同僚们说，阿斯奎斯同意“私下、保密地”向议员告知真实的数字，但即使是这种程度的披露也要考虑到“军事上的权宜之计”。[103]这种做法持续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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