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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姆河战役造成的惨烈死亡迫使许多丧失亲人的妻子、母亲和父亲投入了巫师和女巫的怀抱，其中大多数人似乎认为他们是江湖骗子，只有少数人真正相信他们是在与“另一边”交谈。公众对唯灵论者产生了兴趣，不仅是被无处不在的死亡（大多数人对此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所激发，也是被一些著名人物——例如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创造者阿瑟·柯南·道尔爵士，这些人把自己与灵媒活动联系在一起——所激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黑格的妹妹亨丽埃塔（Henrietta）是一个深信不疑的唯灵论者，她——和黑格（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战争期间，他们的哥哥乔治（1905年去世）的灵魂在指引着黑格。[86]唯灵论者还受益于一种宛如圣经式的观念，即向易受暗示和极度悲伤的人给予启示，由此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任何事情，无论多么不真实，都是可能的。在道尔的妹夫马尔科姆·莱基（Malcolm Leckie）船长于1914年8月在蒙斯战役中阵亡——当时据说有一个天使军团出现在堑壕的上方，但这只存在于小说中——后，道尔便全身心地投入唯灵论的研究中。道尔从1880年代开始对灵异现象感兴趣，后来在1922年通过一系列伪造的照片来宣告仙女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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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道尔也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儿子，但1916年，当他第一次向公众宣称他信仰唯灵论时，这两人仍健在。他后来说，他的儿子金斯利（Kingsley）在1918年死后来找他，祝贺父亲传播了唯灵论中“类似基督的信息”，他的老朋友W. T.斯特德（W. T. Stead）（曾与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和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也在死后来找过他。战后，他周游英国和美国，向那些渴望与死去的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恢复联系的观众讲授唯灵论。[87]道尔曾是一名合格的医生，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因屠杀而痴迷于唯灵论的受过教育的人。更著名的人物是奥利弗·洛奇（Oliver Lodge）爵士，他是物理学家和无线电的先驱，自1880年代以来，他和道尔一样一直在研究唯灵论。在1916年的时候，这两人已经成了老朋友。他们第一次见到彼此是在1912年，那一天，他们在白金汉宫被授予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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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洛奇——他的实际成就还包括开发了火花塞和扬声器——出版了《人死后的存续》（Survival of Man）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灵媒证明了人在死后仍然存续。这个理论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1915年9月，他的小儿子雷蒙德在伊普尔附近阵亡。在得知儿子死讯的八天后，洛奇夫人拜访了一位著名的灵媒奥斯本（Osborne）夫人，她通过倾斜的桌子显现了这样一个信息：“告诉父亲，我遇到了他的一些朋友。”[88]在随后与奥斯本夫人和其他灵媒举行的降神会中，洛奇为雷蒙德在“另一边”的生活构建了一幅令人安慰的画面，他把那里叫作“夏日之地”；但是，洛奇缺乏道尔那种进行宣传的热望和代表唯灵论进行布道的渴望，他担心遭到嘲笑，没有立刻公布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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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6年最黑暗的日子里，洛奇出版了他的书，却遭到了谩骂。令一些人感到震惊的是，一个像他这样声名显赫的人竟然相信江湖骗子的勾当；另有一些人对他表示同情；一些人嘲笑他或感到愤怒。书中的一段话使他遭到了不寻常的咒骂，在这段话中，雷蒙德说，来到“另一边”的人，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抽雪茄、喝威士忌苏打水。“当我告诉你他们甚至可以制造这种东西时，不要认为我在夸大事实，”雷蒙德的灵魂这样说道。“不过，当他们体验过一两次后，似乎就不那么想要了。”[89]禁酒主义者和反烟草游说团体与许多神职人员一同谴责这本书，并且这本书被至少一家公共图书馆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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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对丧亲之痛采取了更为理性的看法，写成了战争中最受欢迎的小说《波列特林先生把他看穿了》。该书于1916年9月出版，当时索姆河战役的伤亡名单还在不断加长。和威尔斯的许多小说一样，这位同名英雄影射了他本人：他住在北埃塞克斯郡的一所雅致的房子里，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花花公子。与威尔斯不同的是，主人公有一个儿子在前线阵亡了。虽然他毫不怀疑德国应当为这场战争负责，但这使他不仅对这场战争（一位年轻的德国朋友被杀，他为这位朋友的家人感到悲伤，但这并不是迄今为止英国公众情绪的写照）产生了质疑，也对宗教的本质产生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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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感受到了一个由战争形成的悲伤群体，这个群体不仅仅因为损失而团结在一起，也因为结束战争的愿望而团结在一起。在当时，这是另一种不受欢迎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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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并不孤独”，威尔斯这样描述波列特林。[90]“有成千上万个像他这样的男男女女，他们真心诚意地渴望说出他想说的话，和解的话。”但是，无神论者威尔斯继续写道：“他不再孤独和不幸，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感到绝望。上帝就在他的身边，在他的心里，在他的周围。”随后，威尔斯让波列特林写道：“只有与上帝同在，生命才有意义。只有和上帝在一起。上帝，他通过人类与盲目的力量、黑暗和不存在做斗争，谁战斗到最后，谁的生命就有了意义。”[91]波列特林给死去的德国朋友的父母写信，谈到“我们的儿子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上帝……”在一个被死亡震惊的国家，在一个被那些人生愿望没有实现的人的死亡震惊的国家，威尔斯对一个英国人接受恐怖后果的描述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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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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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和将军们对这场屠杀的看法大不相同。7月16日，在和劳合·乔治会面——基于什么原因见面尚不清楚——时，里德尔说，“我认为这个国家已经做好了承受重大损失的准备”。劳合·乔治向他透露，“当他们陶醉于微小的结果时，伤亡可能会震惊全国。”[92]三天后，劳合·乔治与雷普顿共进午餐，并告诉雷普顿，他“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在目前的战场上获胜”。[93]索姆河战役在劳合·乔治的心中播下了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永远不应当再尝试这样的战役。8月1日，丘吉尔通过史密斯向内阁发送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反对发动进攻，认为在最初的两天里，有4万人不是阵亡，就是因伤而死，或者伤势严重，再也无法战斗了。他估计，到七月底为止，总共损失了15万人，是30个师的兵力的一半。这场损失巨大的战役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推进了三英里，获得了“完全没有军事意义的”土地。[94]丘吉尔最近在堑壕里待了六个月，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不过，尽管他的备忘录旨在防止军队再次以这种方式被利用，但作为政客（而不是士兵）的他意识到，如果真相大白，将会对公众产生怎样的影响。汉基认为劳合·乔治向这份备忘录提供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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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法国，黑格仍然只看到了数十万人伤亡的光明面——英国在索姆河战役中的伤亡总数大约为49万人：“向世界证明，协约国有能力进行和保持猛烈的进攻，并能将最厉害的敌军部队赶出最牢固的阵地……这也让世界对英国的力量和决心，以及英国人的战斗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95]两天前（7月27日），伊舍说：“道格拉斯非常冷静和自信，没有受到损失或批评的干扰。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场战斗中损失了大约15万人，但这并不比他在进攻开始前计算并向内阁报告的人数多。他说，他在7月底前需要20万士兵。”[96]在得知丘吉尔的观点时，黑格说：“我也认为温斯顿的判断力因为吃药而受到了损害。”[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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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罗伯逊告诉黑格，鉴于伤亡人数正在“增加”，内阁不相信他所说的话：“当权者开始有点不安了……他们不断问我是否认为损失30万人会带来真正巨大的战果……”[98]自战争开始以来，黑格不再坚持认为会在1916年赢得战争，但他相信德军会先于英军感到精疲力竭，并说——幸运的是，他是在失去亲人的公众听不到的地方说——7月份的损失“只不过比我们在没有进攻的情况下多了12万”。[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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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不会逐步停止进攻，但白厅持怀疑态度的人现在开始建议他停止进攻。然而，8月5日，政府向战争委员会宣读了他对罗伯逊的答复，根据帝国总参谋长的说法，“这确实让他们非常高兴”。这个答复将被分发给内阁，这不仅仅是为了反驳丘吉尔的备忘录，丘吉尔在备忘录中批评了黑格的战略。[100]政府要求罗伯逊向黑格发送一份纪要，上面记录着政府“全力支持”他的进攻战略。[101]与此同时，意识到死亡人数不断增加，8月3日，伊舍给汉基写信说：“你能让国内的民众不要盯着荣誉名册，不要把鼻子凑到地图上吗？”[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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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舍鹦鹉学舌般地重复官方话语，这反映了他对不透明性的渴望，尤其是为了保护他的朋友黑格不受批评。当人们开始向议会询问伤亡率高的问题时，政府和一些后座议员的答复方式就是谴责这种询问，部分原因是如果他们做出回答，这可能会向敌人提供情报，同时也因为大屠杀可能会对士气产生影响。最终，8月21日，陆军部的财政司司长亨利·福斯特（Henry Forster）对同僚们说，阿斯奎斯同意“私下、保密地”向议员告知真实的数字，但即使是这种程度的披露也要考虑到“军事上的权宜之计”。[103]这种做法持续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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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严格的审查制度象征着，一旦全面征兵制的“卢比孔河[104]”被越过，那么阿斯奎斯掌控的国家将变得更加具有压制性和控制性。7月25日，苏格兰北部特别军事区宣布成立，对进入大峡谷以北进行限制。谢佩岛、纽黑文、哈里奇、斯珀恩角和多佛都将在9月底之前效仿这个举措：警察可以在这些地区要求查看任何人的证件，并在必要时逮捕他们。警察还开始出现在其余的公共娱乐场所，封锁了剧院、音乐厅和体育场的出口，对达到服役年龄的男子进行讯问，并要求他们出示豁免服役的证明。此类活动得到了报界的欢呼和声援，它们高声讨伐那些“逃避责任的人、懒散的人和逃避兵役的人”，并在那些甘心忍受索姆河战役的人中获得了极大的支持。[105]爱尔兰人被免于服兵役，他们从爱尔兰蜂拥而至从事高报酬的工作，这导致人们对他们心存怨恨，不过，这些战事工作往往和在堑壕里服役一样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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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罗素是精神日渐受到压抑的受害者之一。政府不满足于禁止他出国，还禁止他在任何禁区——驻军或海军船坞附近，或者根据《保卫王国法案》被认为敏感的任何地方——授课，以防他从事颠覆活动。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管理机构取消他的教职后，罗素计划举办一系列公开讲座，并通过在南威尔士向军火工人发表演讲而引起了不安，这导致他被禁止进入该地区。9月5日，他向陆军部报告了与乔治·科克尔（George Cockerill）将军的会面，后者告诉他，他之所以遇到这些问题，根源在于他在南威尔士的演讲中说，“没有充分的理由让这场战争再多持续一天”。[106]“他说，对矿工和军火工人发表这样的声明是为了降低他们的热情”，而罗素“是在鼓励人们拒绝为国家而战”。科克尔建议，如果罗素愿意重返教授数学的工作岗位，不再从事政治宣传，那么他可以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但罗素不会做出这样的承诺。一场哲学辩论随之展开，结果不出所料，科克尔的表现非常糟糕，但他坚称，如果罗素坚持，那么他将被禁止在任何地方发表这样的演讲。[107]H. W.马辛汉姆是激进派周刊《国家》杂志的编辑，虽然他曾公开表示在几个问题上与罗素持不同意见，但他给《泰晤士报》写信，声称限制罗素在英国可以去哪里的决定是“严重的侮辱”和“迫害”。[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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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兰的自由党议员、前任次官查尔斯·特里维廉（Charles Trevelyan）曾因反对宣战而辞职。他质问道，是否可以不压制罗素的言论自由，允许他发表演讲，只有在他违法的情况下才对他进行起诉。劳合·乔治回答说，“陆军委员会已提出修改这个命令，以便他能够发表拟议的演讲，前提是罗素先生做出光荣的承诺，表明他不会将这些演讲用作违反《保卫王国法案》的宣传工具。但是，由于罗素先生拒绝做出任何此类承诺，对该命令进行的任何修改都被认为是不可取的。防范胜过起诉”。[109]在请他描述具体威胁时，劳合·乔治说：“我们从一个非常可靠的来源处得到消息，伯特兰·罗素先生将进行一系列讲座，这将严重干扰军队的人员配备。”他说，如果政府允许罗素先生发表演讲，这将是一种“无法原谅的软弱表现”，尽管在回答一名成员的问题时，他无法说清为什么在格拉斯哥——“红色克莱德赛德”的中心附近——举办的讲座会威胁到公共利益，而不是在曼彻斯特举办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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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曾说：“我提议的关于‘可以创造的世界’的讲座并不是为了解决战争带来的直接问题，也不会涉及战争前的外交、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渴望的和平、甚至一般的战争伦理。关于所有这些问题，我已经多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的意图是把听众的注意力从当前的问题上移开。”[110]但是，在加的夫的时候，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意图，声称他坦白地主张迅速开始和平谈判。威尔士议员查尔斯·斯坦顿说：“在加的夫，他说了所有他能说的话来诋毁这个国家，他自己的国家。只要言语能让他背叛国家，他就会竭尽全力这样做（原文如此）。我认为，仅仅因为他是一个被认为很有才智的人，一个受到美国人欢迎的人，就站在这个议院里支持他的事业，这是可耻的。我不认为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感谢美国。美国人对我们国家一点也不友好，虽然伯特兰·罗素在美国可能会受到欢迎，但不能将此作为检验一个真正的英国人的基准。”[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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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表示同意。罗素发现，划定的禁区覆盖了东海岸和南海岸的所有郡，以防他向敌人的潜艇发出信号，此外还覆盖了大多数人口密集的城市。他没有在格拉斯哥发表演讲，但在由该市的前市长主持的会议上，当地的一位矿工领袖朗读了他的演讲稿。莫雷尔敦促政府讨论其是否会逮捕朗读演讲稿的人，如果政府决定继续迫害罗素——他抗议说，劳合·乔治在就罗素的演讲稿发表的声明中“没有一句实话”——那么莫雷尔便会对这样做的愚蠢之处提出自己的看法。[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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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坚决镇压异见者的活动中，罗素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在1916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政府对那些被认为是和平主义者或试图破坏战事工作的个人或组织施加了压力。目标对象包括左翼政治组织，例如独立工党（它否认战争是一场资本主义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不同国家的工人之间没有争吵），还有民主监督联盟（这两个组织都将拉姆齐·麦克唐纳算作成员）和全国反征兵委员会，其中一些组织的场所被查抄。康斯坦斯夫人——罗素的情妇——的丈夫迈尔斯·马勒森（Miles Malleson）曾担任军官，后来在1915年退伍，他的书《两部短剧》（Two Short Plays）引起了特别的烦恼。马勒森是伦敦西区一位颇有名气的演员，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后来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电影中扮演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他专门扮演古怪的牧师。他退伍后，成了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两部短剧——《D公司》（D Company）和《布莱尔厄尔》（Black’Ell）——都带有明确的和平主义，第二部的主角是一名曾获得很多荣誉但厌倦了杀戮的军官。根据《保卫王国法案》，这本书的副本被没收。在下院，拜尔斯和莫雷尔为此对政府进行了抨击。这项禁令是根据军事意见，而非美学意见做出的。马勒森还写了两本有关和平主义者的小册子，但都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这表明里面的内容比较外行。自布鲁克时代以来，人们从文学的角度对战争持有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在齐格弗里德·沙逊等人的笔下，战争在结束前会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狂暴。布鲁克等人和沙逊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在目睹了战争之前开始描绘战争，而后者是在经历了战争的现实之后才开始描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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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自由思想的人通常成了警察或军队的“围捕”目标。例如，9月的一个早晨，警察突然出现在伦敦的马里波恩车站。在询问了许多达到服役年龄的人之后，他们只找到了一个人，他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穿军装。他叫“欧内斯特·斯诺登（Ernest Snowdon），家住帕丁顿的哈罗路，是一名皮革商，也是一个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他已获准免于服兵役”。[113]他本应该到其他岗位报道，当天晚些时候，他出现在法庭上，被罚款2英镑，随后被移交给一名军事护卫。在其他突袭行动中，被围捕的还有一名来自伯蒙赛的职业拳击手，他在拳击场被捕；在赫尔举办的一场足球比赛结束后，有215人被拘留，其中4人未经军队许可擅离职守；在雷丁队与女王公园巡游者队进行的一场比赛结束后，有42人被拘留，警察发现这些人都备好了各自的文件、证明——正是这样的事件引起了愤怒和恼怒。在表演《诺丁汉帝国》的剧团里，一名演员因为没有报到而被军队押送走了；一名以前担任驯狮者、主演了《埃德蒙顿帝国》的人也遭到了这样的对待。《泰晤士报》抗议这种以寻找“逃避责任者”为幌子对守法人士进行攻击的行为，受害者“被公开打上了完全不配被称为公民的有辱人格的”标签，并指出“这种高压行为的成果微不足道、滑稽可笑”。[114]军队将这些活动的责任移交给了警察，警察很快就减少了这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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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姆河战役发生后没多久，政府可能就已经设法对公众隐瞒损失规模。然而，无法掩盖的是，这场战斗使得军队更加迫切地需要士兵，以接替那些阵亡或受伤的将士。因此，政府对50万没有通过体检的平民进行了重新测试，并降低了标准。10月16日，雷普顿指出，如果要保持现有兵力，到1917年9月将需要100万名士兵，而根据现有安排，只有17万人可供征召。[115]政府决定对豁免服役的情况进行审查，同时让妇女取代单身男子从事军工厂的工作。陆军部的招募部门成立了一个接替人员局，以确保任何可以由女性担任的工作都由女性接替，并确保在企业中用不再适合服兵役的人替换那些适合服兵役的人。据说，除非这些努力取得成功，否则年龄在41岁至45岁之间的人也必须被征召入伍。[116]没过几天，宣过誓的41岁的男子被告知在11月1日报到，这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因为这些人知道许多更年轻、更健康的人仍在当平民），于是这个提议被终止了。不过，政府同意，把30岁以下非熟练的军火工人都“挑出来”，用妇女和18岁以下的男孩接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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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矿工服兵役也引起了人们的愤怒，由于劳资纠纷，煤炭产量正在下降，目前的产量是2.53亿吨，而需求量较少的1914年达到了2.87亿吨。[117]即使是英国矿工联合会的领导人斯迈利也承认，如果被豁免服役的矿工被要求去挖煤，而他们又不去，那么没有什么理由向他们给予豁免。这个问题在南威尔士最为严重，1916年9月期间，可以避免的旷工率从近6%上升到了近10%，星期一是尤其糟糕的一天。矿工们要求提高工资。[118]煤矿业主和矿工之间的争端被视为私人恩怨，但在报界开始敦促政府有效采取强制措施，将威尔士的煤田国有化之前，这种争端威胁到了国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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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政府就新的未规定具体内容的预算数进行了一场辩论，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人力问题——成立了一个由张伯伦担任主席的人力分配委员会——并暴露出了一种丑陋的顽固不化。利物浦的保守党议员罗伯特·休斯顿（Robert Houston）问，为什么不动用非洲殖民地的军队：“这纯粹是一种偏见”，他说。“他们是我们的臣民。他们享有大英帝国的所有特权和所有自由特权，他们适合为自由而战。如果我们现在被德国人打败，被他们踩在脚下，这些有色人种会有怎样的结局呢？”[119]他引用了比勒陀利亚主教关于当地黑人的评价：“由于白人经常给他们树立令人厌恶的榜样，这些优良的种族面临着变质的危险……我们在德属东非的男孩被德国训练的黑人枪杀了。我们为什么不利用他们呢？普鲁士卫队将无法经受住祖鲁人的第二次攻击。”他知道原因是种族主义，并且他收到了一张明信片（经过了适当审查），这是一位匿名记者寄来的，对他两周前在《每日邮报》上发表的建议使用殖民地部队的文章做出了回复。记者谴责他想“把数百万黑人士兵带到欧洲，屠杀体面的白人。你只不过是一个提出了如此卑鄙建议的讨厌鬼”。此外，这位作者还建议休斯顿割断自己的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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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士兵的需求是如此迫切，以至于有些人——例如《泰晤士报》在10月4日的一篇社论中——呼吁在爱尔兰征兵。这真是鲁莽到了极点。在复活节起义的6个月后，爱尔兰仍然动荡不安，爱尔兰人越来越愤怒。政府中的自由党人大多认为，这种做法将让整体局势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劳合·乔治认为这个举措为时过早，因为这些士兵不会得到很好的利用。他担心，在战略和战术得到改善之前，他们将会被屠杀。他（有些天真地）认为，当时机到来时，在爱尔兰征兵的问题可以得到“妥善处理”，然而，爱尔兰人的敌意反应与他的想法大相径庭。经验丰富的民族主义党议员T. P.奥康纳“强烈、断然反对”这个提议，他预测“每一户人家都将发生流血事件”——同时他又不情愿地承认这个想法完全合乎逻辑。[120]10月5日，雷德蒙自起义以来首次在沃特福德发表公开讲话，他说他无法相信政府会如此“疯狂”，试图在爱尔兰实行征兵制，在那里，它将“遭到各个村庄的抵制”。[121]他反驳了自起义以来募兵工作就停止了的说法，他援引陆军部的数字说，自那时以来，已有6.1万人应征入伍。但是，不久后的数字显示，有16.1万名达到服役年龄的爱尔兰人没有从事农业或其他免于服役的工作。[122]考虑到新芬党的情况，他还借此机会表示，他的政党永远不会接受征兵制，也不会接受爱尔兰的永久分治。卡森指出，阿尔斯特省的参军人数比其他三个省的总和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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