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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认为事情已经解决了。第二天(也就是12月4日星期一)中午,他派人去请汉基,汉基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设法让阿斯奎斯夫人平静下来。在经过等候在陆军部外面和陆军大臣接待室内的记者队伍后,汉基发现劳合·乔治躺在火炉边的扶手椅上。汉基承诺将“忠诚和全心全意地”与他合作。[89]他请汉基为新的战争委员会起草一些“规则”,以便在新的内阁分发。然而,从星期天晚上开始,其他势力就一直在起作用,孟塔古随即告诉汉基交易谈不成了。两个因素使阿斯奎斯改变了主意。阿斯奎斯觉得自己已经收买了劳合·乔治,因为他让劳合·乔治担任战争委员会的主席,并保证自己不一定参加每一次会议。然而,阿斯奎斯夫人认为这是疯狂的,并且阿斯奎斯似乎过分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他作为首相掌握着大权,但其他人却控制着最重要的政策。当他告诉妻子他将继续控制战争的指挥工作,并将此告诉了劳合·乔治时,阿斯奎斯夫人对此深表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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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当天早上《泰晤士报》发表的社论。这篇社论和一篇新闻报道对这个计划和周末的部署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暗示了该报与劳合·乔治的阵营高度勾结。该报非常支持劳合·乔治应拥有更多权力的想法,这强化了这种猜测。其他报纸将阿斯奎斯描绘成无条件投降,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也可以嗅到这种味道。首相、他的夫人和圈内人发现劳合·乔治插手其间,于是决心挫挫他的锐气。他们对报纸一字不差地报道两人之间的私人谈话尤其感到愤怒。阿斯奎斯给他写信说,“这些报道非常有可能误解和歪曲了”他们所讨论的内容。“除非马上纠正这种印象,即我正被贬到一个不负责任的战争旁观者的地位,否则我不会继续谈判。”[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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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基称劳合·乔治对勾结“完全不知情”,并说陆军大臣已经写信将此告诉了阿斯奎斯——“我无法制止诺思克利夫,恐怕也无法影响诺思克利夫。”[91]阿斯奎斯根本不相信他。[92]《泰晤士报》的编辑杰弗里·道森(原名叫杰弗里·罗宾逊)后来告诉劳合·乔治,他是在诺思克利夫没有给予任何提示的情况下主动撰写了这篇社论,因为他不喜欢这个新安排,卡森已经把新安排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他[并且他也于星期天在克莱夫顿庄园从华尔道夫·阿斯特(Waldorf Astor)那里收到了新安排的内容]。然而,诺思克利夫——由于厌恶阿斯奎斯,他密谋支持劳合·乔治——于12月3日晚上7点到陆军部拜访了劳合·乔治,所以,劳合·乔治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并非无可指摘,尽管艾特肯认为道森“知道的情况比诺思克利夫要多”。[93]阿斯奎斯无法让自己相信陆军大臣没有利用可恨的诺思克利夫来密谋对付他,这意味着他们的关系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即使他知道道森所说的是事实,但信任的缺失让未来的合作变得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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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混乱的时刻,阿斯奎斯向麦克纳——他极其痛恨劳合·乔治——寻求建议,但无济于事。早在8月份的时候,麦克纳就和朗西曼一致认为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了,并告诉阿斯奎斯降服对手,组建一个没有劳合·乔治的新政府。[94]星期一上午,阿斯奎斯在信中承认,他不会成为战争委员会的成员,但坚称这个委员会将服从于他:“首相对战争政策拥有最高和有效的控制权,应向首相提交战争委员会的议程,主席应每天向首相进行汇报,首相可以指示委员会考虑特定的议题或建议,并且委员会的所有结论都应由首相给予批准或否决。当然,首相可以自行决定参加委员会的会议。”[95]12月4日,当寇松、张伯伦和塞西尔拜访阿斯奎斯,并宣布他们和地方政府委员会的主席沃尔特·朗希望重组政府,但这并非暗示阿斯奎斯应当退休时,阿斯奎斯的信心应该得到了提振:“他们不相信其他人能够组建政府,当然也不相信劳合·乔治先生,”克鲁后来写道。[96]阿斯奎斯把这句话理解为他们将支持他,这使他更加大胆地反对劳合·乔治。然而,他错了。朗尤其不确定阿斯奎斯是否应当留下,因为他同意劳合·乔治对战争指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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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下午4点,阿斯奎斯告诉议员们,他已经见过国王,并递交了同僚们的辞呈,国王同意重组政府。国王(他告诉阿斯奎斯,“我对他有十足的信心”)已经咨询过霍尔丹,如果要求解散议会——这是国王希望避免的——他是否有权拒绝。[97]霍尔丹说,国王只能按照他的责任大臣(首相)的建议行事,如果他拒绝首相的建议,那么首相将辞职,他就必须选择另一位首相。国王似乎准备这么做,霍尔丹(他认为劳合·乔治“真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文盲”)警告他不要就谁最终可能成为他的首相进行谈判。[98]议会休会,直到12日才复会,以讨论任何有意义的事务。那天下午,斯坦福德汉见过汉基,并告诉汉基,他和国王都认为劳合·乔治是个“敲诈者”。[99]国王的私人秘书被事态的发展吓到了,他甚至问汉基是否认为国王应该在政府中扮演更多的角色。国王很幸运,因为汉基强烈反对这种做法,无论情况有多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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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晚上,劳去见阿斯奎斯,敦促他按照前一天晚上达成的协议(即劳合·乔治掌控战争委员会)来执行计划,以维护稳定。阿斯奎斯不愿让步,劳强调说,如果他不让步,就不要指望获得统一党的支持。阿斯奎斯把格雷、麦克纳、朗西曼、塞缪尔和前殖民事务大臣刘易斯·哈科特召集到唐宁街,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劳合·乔治的提议“是让阿斯奎斯放弃职位,并与他的职责不符”。[100]他们告诉阿斯奎斯他应当辞职,并把组建政府的责任推给劳合·乔治。阿斯奎斯告诉他们,他担心,在那种情况下,工党将与劳合·乔治-卡森政府分道扬镳,并滋生出一场规模可观的和平主义运动。随后,他又给劳合·乔治写了当天的第二封信;关于战争委员会,他告诉劳合·乔治:“我已经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那就是如果首相不担任委员会的主席,那么委员会是不可能运作和行之有效的。”[101]主席一职有时可以委派给下属,但是,如果阿斯奎斯要保留他作为首相的权威,那么他必须担任战争委员会的主席。他还坚持让贝尔福加入战争委员会,并反对卡森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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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舍预见性地猜到了这些事件,甚至是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那天,他给黑格写信说,“鉴于兰斯多恩的备忘录,以及阿斯奎斯不愿就人力、食物等问题做出决定,我认为劳合·乔治完全有理由辞职”。[102]他说这话时,这些事件还没有发生。伊舍继续写道:“他的朋友们希望他能成为首相。人们意识到,阿斯奎斯将领导反对党,不到两个月,劳合·乔治将在下院被击败,然后,我们应举行大选。”这样的期望也许可以解释鄙视劳合·乔治的伊舍,为什么会对劳合·乔治接管政府如此乐观。但是,他也意识到阿斯奎斯的行事风格是站不住脚的:“这可能是让我们摆脱惰性的唯一方法,这种惰性将使我们输掉这场战争。”他也看到了事情的变化。“如果劳合·乔治真的成为首相,那么他唯一的成功机会就是像克伦威尔[103]那样执政一段时间……除非你已准备好发射葡萄弹,否则发动政变是没有用的。”他明白是什么让阿斯奎斯的对手与众不同。“劳合·乔治主义的目标就是组织我们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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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劳合·乔治收到了阿斯奎斯的信。根据史考特的说法,劳合·乔治“感到很愤慨”,他说整个事件“只不过是首相的优柔寡断和犹豫不决的另一个例证,而事实证明,在战争指挥中,这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这一次,他真的辞职了,在一封写给阿斯奎斯的吹毛求疵的信中,他指责阿斯奎斯拖延和犹豫成性(这种指责是公正的),并且说道(这个说法是不公正的),如果阿斯奎斯坚持他们最初的协议,那么阿斯奎斯“对战争的最高控制权”将不会受到影响。[104]他向劳展示了阿斯奎斯的信,对劳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我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我已经别无选择,我必须支持劳合·乔治的进一步行动。”[105]劳合·乔治没有提到《泰晤士报》的社论。德比也辞职了,同时(比劳合·乔治更加真诚地)坚称自己对阿斯奎斯忠诚。后来,在阿斯奎斯去白金汉宫递交辞呈前不久,他拜访了唐宁街,恳求阿斯奎斯迎合劳合·乔治,但无济于事。寇松、张伯伦和塞西尔再次拜访了阿斯奎斯,并告诉他,考虑到他已经拒绝了劳合·乔治的条件,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政府全体辞职。塞西尔表示,阿斯奎斯能做的“最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效力劳合·乔治,张伯伦说,阿斯奎斯“愤怒甚至轻蔑地拒绝了”这个建议。[106]张伯伦也不愿意效力劳合·乔治,但是寇松和塞西尔严厉地告诉他,如果要求他效力,那么他有义务这样做。在提出这个口头请求后,塞西尔写了一封信,以“为国家着想为由”要求阿斯奎斯这样做,但同样遭到了拒绝。[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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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5点,阿斯奎斯召集了其他自由党同僚和亚瑟·亨德森,宣读了他给劳合·乔治的回信和劳合·乔治的辞职信,他们同意阿斯奎斯的意见。稍后,在会上,卡森带来了劳的一封信,撤销了统一党的支持,仍在病中的贝尔福递交了辞呈。他告诉阿斯奎斯,他认为“应当对让乔治领导作战委员会给予公正的审判”。[108]这是阿斯奎斯最亲近、并向其表现出极大忠诚的统一党人对他的背叛。在将近一年后,阿斯奎斯夫人问贝尔福的老朋友威姆斯伯爵:“你有没有想过阿瑟[109]嫉妒亨利?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想到这种可能。”威姆斯回答说:“我有想到过吗?亲爱的,你把我当成傻瓜了吗?你不知道阿瑟是什么样的人吗?大家都知道阿瑟嫉妒亨利——这也是很自然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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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福的辞职让阿斯奎斯意识到他不可能继续任职了,于是,他在晚上7点30分也辞职了。那天晚上,辛西娅·阿斯奎斯与公公一同吃晚餐,发现他“面色红润,神情安详,抽着一根一基尼的雪茄[这是莫德·丘纳德(Maud Cunard)送给他的礼物],谈论着要去檀香山”。[111]他之所以平静,也许是因为他坚信——辛西娅夫人觉察到了这一点——即使让劳合·乔治组建一个政府,这个政府也维持不了多久。阿斯奎斯夫人“脸色惨白,心烦意乱”,辛西娅夫人讲述了国王“非常苦恼”的流言,据说国王说:“如果阿斯奎斯这样做,我就不当国王了。”[112]他向阿斯奎斯授予嘉德勋章,但阿斯奎斯谢绝了。那天,国王在日记中写道:“我担心这将引起全城和美国的恐慌,并对协约国造成伤害。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并且我担心这会让德国人振作起来。”[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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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的晚些时候,国王会见了劳,问他是否可以组建一个政府。劳说他对此拿不准,但会在早上进行报告。根据斯坦福德汉的记录,劳对国王说:“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变革的战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以每天开会,如果有必要,还可以一天开两次会;必须迅速做出决定,并且应当根据决定迅速采取行动。目前的战争委员会几乎不起作用。”劳告诉国王,他曾要求阿斯奎斯进行这项变革,但遭到了拒绝,他确信劳合·乔治能够组建政府。当劳说他考虑寻求解散政府时,对战时选举深恶痛绝的国王表示,他不会同意这样做的。劳敦促国王重新考虑,因为他希望在其同僚不支持劳合·乔治的情况下保留要求解散政府的权利。劳还告诉国王,劳合·乔治认为这场战争“指挥不当”。[114]斯坦福德汉写道:“对此,国王表示反对,并说政治家们应当把战争的指挥权交给专家。”他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劳合·乔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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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劳离开了,但他没有拒绝这个职位,而是等待着与阿斯奎斯讨论这位自由党领导人是否会效力他——这将极大地改变事态。劳第一次和劳合·乔治——他不确定自己在统一党人中的地位,但他知道自己在前自由党同僚中不受欢迎——会晤,后者说他认为劳政府(阿斯奎斯是这个政府的一员)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劳去了唐宁街,当时阿斯奎斯正在和克鲁共进晚餐,他问阿斯奎斯是否愿意在他的手下工作,如果不愿意,是否愿意在贝尔福(目前还没有人征求过他的意见)的手下工作。阿斯奎斯拒绝了,而后继续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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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劳、劳合·乔治、卡森和艾特肯在劳的家里会晤,他们决定试探一下贝尔福(他知道劳合·乔治多么看不起他在海军部的工作)。劳合·乔治没有向他的共谋者掩饰他对贝尔福的看法,但他认识到贝尔福在其党内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没有贝尔福的批准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当天下午,贝尔福被邀请参加国王召集的会议,与会者还有阿斯奎斯、劳、劳合·乔治和亨德森,这样国王就可以试图说服他们为了英国的利益携手合作。会议是根据斯坦福德汉和汉基的倡议、在劳的全力支持下举行的。贝尔福不仅仅是前首相,而且曾断断续续地在内阁任职30年,他被要求提前半小时到达。国王询问了他的意见,贝尔福告诉他,“战争委员会成立至今,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无效和不起作用的机构,如果想要成功地指挥战争,那么必须进行变革”。[115]他认为没有阿斯奎斯的政府是无法为继的。在全体会议开始时,亨德森对此表示赞同。有人试图说服阿斯奎斯效力于劳,因为劳说他的统一党同僚不会效力于阿斯奎斯,但是,阿斯奎斯拒绝在没有向其同僚征求意见的情况下表态。尽管如此,贝尔福力劝阿斯奎斯这么做,并说道,作为前首相,他也曾在阿斯奎斯的手下愉快地工作过。大家一致认为,如果阿斯奎斯决定效力于劳,那么劳将试图组建一个政府,否则,这个任务将落在劳合·乔治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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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人证实了阿斯奎斯的观点。他们认为,除了名义以外,这个政府在所有方面都将是一个劳合·乔治政府,同时存在一个领导层分裂的问题。劳合·乔治表达了自己想与阿斯奎斯和解的愿望,但毫无希望。傍晚时分,阿斯奎斯给劳去了一封信,否认他“对这件事有任何自尊方面的感受”,但对他来说,效力劳“是一种不可行的安排”。[116]劳回答说:“我对你的决定感到非常遗憾”;并在晚上7点告诉国王他无法组建政府。阿斯奎斯在写给麦克纳夫人的信中说道:“在过去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经历了一段地狱般的时光,几乎是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开始变老了。最后,我没有别的办法,哪怕装模作样地对我们粗鄙的报纸发表评价都让人感到厌恶。”[117]他知道他选择了“被排斥”。在写给西尔维娅·亨利的信中,他说:“这有点像一场灾难,不是吗?”[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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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劳的建议,国王要求劳合·乔治——他和劳一起去王宫——组建一个政府,他答应试一试。他身边的人(包括史蒂文森小姐)都真诚地相信,他并不想成为首相,而是更愿意在他负责战事期间让劳去担任首相——正如他曾对阿斯奎斯希望的那样。后来,劳说,他认为自己本可以组建政府,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原因有二。第一个是:“我一点都不确定在这样的时刻我能否胜任这个职位……公众都将劳合·乔治视为接替阿斯奎斯的人选。”[119]第二个原因是,虽然他觉得他可以指望统一党人支持劳合·乔治,但他不认为他可以指望自由党人支持自己。李夫人宣称劳“完全畏缩了”。在见到国王后,劳合·乔治告诉史蒂文森:“我一点儿也不确定我能否做到。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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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和劳整天都在讨论任职的可能性。他们和卡森待在陆军部,一直到午夜。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致认为劳合·乔治应该和工党谈谈支持他的可能性,因为劳合·乔治希望——像阿斯奎斯所做的那样——纳入一些工党大臣,那样政府就能够真正代表这个国家。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除了艾迪生(他的职业生涯部分依赖于他作为医生和贫困问题专家的非凡才能,但更多地依赖于劳合·乔治的资助)外,没有哪一个前自由党大臣将会效力于他。[后来,艾迪生于1923年加入了工党,并在艾德礼(Attlee)内阁任职到80多岁。]劳合·乔治的前自由党同僚认为他不可能长期执政,因为自由党将与他作对,而阿斯奎斯无意放弃其领导地位。他们还认为,对于纳入了劳合·乔治的政府,阿斯奎斯对该政府外部事件的影响力要大于其对内部事件的影响力,并且阿斯奎斯对他的同僚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忠诚,而他们的回报就是厌恶劳合·乔治和他的做法、态度及赤裸裸的野心,并将他视为参与了背信弃义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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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前的同僚没有一个愿意承认阿斯奎斯对战争的指挥无法适应这场战争的要求。他们仍对阿斯奎斯忠诚,不仅因为许多人和他是旧识,他们的事业也归功于他,而且因为他们觉得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已经真诚、尽力地做好了本职工作。同时,他们还尊重他在完全令人厌恶的背景下努力维护自由党的原则。最重要的是,他们痛恨劳合·乔治。然而,客观地说,阿斯奎斯并没有很好地指挥这场战争,他已经筋疲力尽;而劳合·乔治不仅精力充沛,还有想法,统一党人确信劳合·乔治与他所代表的过去决裂,这对获取他们的支持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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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很微妙,劳合·乔治会见了《泰晤士报》的编辑罗宾逊,请他告诉诺思克利夫不要让他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不要让他的报纸“自以为是地对他的行为和意图进行解读”,并抵制“过多的谩骂”。[121]《邮报》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方面,它叫喊着摆脱了所谓的“霍尔丹帮”,它继续诺思克利夫的老生常谈(即行将离任的政府是亲德派的阴谋),甚至在劳合·乔治亲吻国王的双手之前,它就大肆宣扬劳合·乔治的上任。这些都不能帮助他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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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合·乔治的要求下,德比试图说服前首相罗斯伯里伯爵担任掌玺大臣,他认为这会增加政府部门的可信度,但令统一党人高兴的是,罗斯伯里拒绝了,因为自从1895年卸任以来,他作为前首相对其他政党反复无常,而且常常实施具有破坏性的行为,导致统一党人“不赞成”这个建议。[122]罗斯伯里嘲笑德比说服他以“顾问的身份”加入政府部门是个“荒谬的使命”。[123]“他们对政策的事情只字未提。他们要求我向某个人开一张空白支票,但我比大多数人更加不赞成这个人的政策。此外,不管是否咨询我的意见,我都需要出席上院,而我已经有五年半没有参加上院的会议了,我希望再也不要出席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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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图说服塞缪尔继续担任内政大臣时,劳合·乔治也面临着一项同样艰巨的任务。塞缪尔告诉他,他“非常不喜欢”政府部门的变革方式,并认为报界攻击阿斯奎斯——和阿斯奎斯一样,他认为是劳合·乔治鼓动报界进行攻击——是“无法容忍的”。[124]劳合·乔治否认参与了此事,指责阿斯奎斯对他的建议改变了主意,并声称他“预言了战争期间我们所遭遇的每一场灾难”,却被忽视了。劳合·乔治的表现如此任性、不诚实,这坚定了塞缪尔的决心。因此,劳合·乔治不得不严重依赖统一党人(包括寇松和张伯伦,他们不喜欢劳合·乔治的作风,必须通过劳来说服他们)、工党和少数自由党后座议员的支持。作为回报,寇松、塞西尔、张伯伦和朗让劳从劳合·乔治那里得到一个承诺,即“他无意邀请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或诺思克利夫勋爵加入政府”。[125]12月5日,丘吉尔——他迟缓地意识到统一党人将不会容忍他重返政坛——和史密斯及劳合·乔治共进晚餐,在劳合·乔治离开并怯怯地委托艾特肯宣布消息后,丘吉尔从艾特肯的嘴里打探到了真相(根据艾特肯的说法),并对此感到愤怒。他还试图对比弗布鲁克的回忆录中的说法提出质疑,比弗布鲁克便重写了一段来安抚他。和那些回忆录中的很多事情一样,这件事可能发生过,也可能没有发生。[126]劳合·乔治脱离了自由党的大多数成员,无法任命两名本来会支持他的关键人物,又高度依赖那些不喜欢和不信任他的统一党人,他需要在没有任何长期政治盟友的情况下组建政府。他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与阿斯奎斯之间的裂痕已经为作为执政党的自由党挖掘了一个坟墓。直到94年后,它的继任政党才在和平时期再次拥有了一定的权力,随后它在未来又走上了衰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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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上午,劳合·乔治会见了工党议员,在克服了最初的敌意之后,他们转而支持他。他觉得刚开始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他攻击了西德尼·韦伯(他不是议员,但当时在场)和斯诺登(他一直“非常不愉快”)。[127]韦伯对妻子说:“劳合·乔治正处于最糟糕的时候,他的政策声明含糊其辞,在提供政府职位方面讥诮刻薄。”[128]在劳合·乔治离开后的一次私人会议上,工党就是否接受职位进行了投票,结果是18票对12票:韦伯认为“对工党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129]诺思克利夫的报纸、艾特肯的《每日快报》和其他报纸立刻表态:《泰晤士报》说,“现在责任已经公平、公正地落在了正确的人的肩上,我们相信他们有足够宽阔的肩膀来挑起这个责任”。[130]两天后,顺从的报纸嘲笑了“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阴谋”的说法。[131]戴维森指出,阿斯奎斯“在一个他从未经营过,也没有能力经营的领域中被挫败了,这个领域就是政治阴谋,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一些声誉较差的报纸的专栏实施的”。[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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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变革受到了公众的极大欢迎,他们几乎不可能不关心跳梁小丑们围绕威斯敏斯特开展的滑稽行为,而正是这些行为实现了这个变革。在索姆河战役之后的黑暗时期,只要目的——或希望达到的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泰晤士报》还声称,“‘反战主义’的精神已被有效地驱除,我们整个战争政策的控制权将交给一小群精力充沛、刚强坚毅的人”。[133]然而,劳合·乔治代表的文化变革才是真正具有震撼性的,戴维森的言论也暗示了这一点。在情人当首相的那天,史蒂文森小姐在日记中对一部分情况进行了记录:“今天晚上,他们来看大卫,并和他商议,见到他们非常愉悦。实际上,他们一直等了十分钟或一刻钟。他们都是伟大的托利党人,寇松、塞西尔等,几年前他们是不会和他握手的,也找不到足够有力的话语来表达他们的痛苦和仇恨。现在,他们正等着这位小个子的威尔士律师的接见呢!”[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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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松曾说:“我宁愿死,也不愿在劳合·乔治的手下工作。”据说,当他成为新一届政府的关键人物之一时,阿斯奎斯说:“这几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135]根据张伯伦后来写的一份“非常机密”的记事,在劳代表劳合·乔治询问出席会议的统一党人(朗和张伯伦是出席会议的另外两个统一党人)是否愿意在政府工作后,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这位推定的首相声称他得到了136名自由党人的支持,“并相信人数还会增加”。[136]统一党人证实,丘吉尔不会任职,诺思克利夫也不会,而且已经就条件与工党达成了一致。在这次会议后,劳合·乔治意识到他获得了足够的支持来回复国王,并表明他能够组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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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阿斯奎斯不是贵族,但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学识的人,他本人过于正直,以至于他经常看不到别人的腐败、欺骗或恶意。他生性宽宏大量,没有怨恨,对冒犯或侮辱也不敏感。在他领导的联合政府被推翻的过程中,他遭受了很多敌意,但其他人(尤其是麦克纳和劳合·乔治)大多是在利用这种敌意。在1908~1914年间,也就是在和平时期担任首相的六年时间里,他出色地带领他的政党渡过了种种难关。他历来对别人的品性拿捏得很准。他接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教育使他从中产阶级走向了中上层阶级,但这种教育成了他的阻碍:这种教育是为一个充满确定性、和平的世界设计的,是一种辉格党主义的进步思想。它不仅造就了一种世界观,而且造成了一种自满和对全面战争准备不足的态度。正如自由主义的思想实际上已经消亡一样,在这种教育日薄西山之际,其最优秀的实践者将会看到自己的政治生涯随之一同消亡。在半辈子后,汉基写下了第一次战时联合政府失败的原因,他说,老对手之间“有太多充满仇恨的回忆,太深的不信任”,使得联合政府无法发挥作用。他说,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联合起来的联盟”。[137]在战争爆发时,阿斯奎斯找不到能人贤士和资源来改变局面,不是因为他没有进行尝试,而是因为对英国权力的挑战需要一种不同类型的领导人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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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就是那个人。他被人们描述为第一个成为首相的工人阶级;不过,他的父亲是一名教师,而且抚养他长大的叔叔是个鞋匠兼浸礼会牧师,所以,年轻的劳合·乔治从学生时代就注定要接受律师培训,从而在中产阶级站稳脚跟。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缺乏阿斯奎斯在公立学校——牛津大学和律师学院——习得的那种文雅。他接受的是欺骗教育,这在马可尼丑闻和他那复杂怪异的私生活中可以窥见一斑;他善于操纵别人,这一点可以在他对诺思克利夫和几乎同样令人讨厌的里德尔的栽培上得到证明;他野心勃勃,乐于以傲慢的态度挑战自君主政体以下的每一个制度,而不管将会造成怎样的从属性损害。这与阿斯奎斯的举止相去甚远。但劳合·乔治真正能改变气氛的,是他将带入政府的那些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的道德和举止甚至比他还要差。这些人是鲍德温笔下描述的“厚颜无耻之人”的先驱。[138]他们帮助赢得了战争,却永远改变了英国公共生活的基调,使其变得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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