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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38 除了艾迪生,阿斯奎斯的前内阁同僚们都坚持不效力新政府的决定。于是,格雷和麦克纳等自由党前座议员便从自1905年起担任的职位上退了下来。格雷因即将离开外交部而松了一口气,他在阿斯奎斯死后声称,“劳合·乔治决心将阿斯奎斯赶下台,取而代之”。[139]阿斯奎斯向他们交出的领导权——伯纳姆(Burnham)勋爵说这是“非常痛苦的”——帮助他们分裂政党和制造反对党。[140]前统一党和自由党的同僚们仍对阿斯奎斯怀有钦佩之情。塞西尔给阿斯奎斯写信说,“劳合·乔治有很多优秀的品质,但他在耐心、彬彬有礼的举止或胸怀博大、蔑视获得政治成功的低级艺术等方面永远无法与他的前任相提并论”。[141]阿斯奎斯涉足政治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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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40 12月7日的晚些时候,劳合·乔治离开了他的政党,和几个朋友待在一起,他派人请汉基来讨论他能组建什么样的政府。劳在房间里进进出出,汉基发现自己被广泛征求意见,他以为劳合·乔治会在内阁给他安排一个职位。这位新首相告诉汉基——至于真诚的程度,人们只能猜测——他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142]尽管如此,他知道,如果他不能维持一个让他在下院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府,那么他将别无选择,只能举行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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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42 汉基认为政府不应该遭受致使战事无法正常进行的严重分裂,他正确地评估了形势,考虑到新首相计划如何管理政府,他正在创造一种类似于文官独裁的东西,或者他所说的“委任独裁”。[143]劳合·乔治缺乏专业知识,无法推翻他的军事和海军顾问,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构想战略目标,并期待英国军队实现这些目标。生于这个时期初期的历史学家A. J. P.泰勒称这些事件是“一场英国式的革命。党内的政要和党鞭都受到了蔑视。后座议员和报纸在某种无意识的公民投票中联合起来,使劳合·乔治在战争期间成为独裁者”。[144]贝尔福说:“如果他想当独裁者,就让他当去吧。如果他认为他能赢得这场战争,那么我完全赞成他试一试。”[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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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44 报纸(尤其是诺思克利夫的报纸以及格温在《晨间邮报》的撰文)在推翻阿斯奎斯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12月8日,阿斯奎斯在改革俱乐部召开的自由党会议上发表了讲话,特别指出12月4日《泰晤士报》的社论是他无法同意与劳合·乔治达成协议的原因。如果他按照这样的条件任职,那么他很快就会被认为是多余的,报界也会敦促他的同僚们摆脱他。不管诺思克利夫怎么想,阿斯奎斯告诉他的同僚,他和格雷成了“一个组织良好、精心策划的阴谋”的目标。[146]参加会议的自由党人表示全力支持阿斯奎斯,劳合·乔治将面临激烈的反对,这些反对者在几天前还是他的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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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46 讽刺的是,考虑到报界支持劳合·乔治,当劳合·乔治在12月7日晚会见统一党的前任大臣(包括寇松和奥斯丁·张伯伦)时,他们讨论了“是否应当获得进一步的权力来镇压报纸的攻击,这种攻击已经做了那么多败坏名声的事情,并最终导致上届政府的垮台”。[147]劳合·乔治认为“限制报界”并不是推行新体制的理想方式,但他建议对法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进行调查。第二天,他给格温写信,感谢《晨间邮报》给予他的“绝妙帮助”。[148]没过几个星期,格温就向巴瑟斯特夫人吐露,“我对那个小个子的威尔士人不抱任何幻想。他狡猾、尖锐、寡廉鲜耻,但有足够的勇气和手段赢得这场战争。不过,我们还是得盯着他”。[149]12月10日,汉基拜访了劳合·乔治,他们的会面被劳合·乔治接到诺思克利夫打来的一个长长的电话给打断了,“他似乎害怕诺思克利夫”。[150]前一天,根据诺思克利夫的明确指示,《每日邮报》的头版在《失败的过去》(THE PASSING OF THE FAILURES)的标题下刊登了一群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的衰老男人的照片:他们都曾是阿斯奎斯内阁的成员。该页面体现了诺思克利夫对任何惹恼他的政府的不尊重。[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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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48 12月11日,劳合·乔治宣布了他的战时内阁。劳加入了这个内阁,但不是作为其政党的领袖,也不是作为财政大臣(他也担任这个职务),而是作为下院的领袖:一直以来都是首相在下院扮演这个角色。劳合·乔治不想在议会中脱不了身,而是希望致力于赢得战争,于是,他只在必须讨论重大问题时才出席下院。劳便代表他在下院开会。这让下院感到不安,因为下院认为,如果首相是议员,他就应该出席会议,但劳合·乔治执迷不悟。他知道,多亏了劳,自己才能担任首相,所以他以尊重和明智的态度对待劳,两人成了朋友。这使得劳对上司的一些弄权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劳知道,如果他听命于高度的荣誉观,并使用荣誉观来约束劳合·乔治,那么他将会使政府垮台。正如他对朗所说的那样,“我认为没有别的选择”。[152]劳如此频繁地代表首相,这意味着劳合·乔治不得不就一切问题咨询他,他们有时一天交谈两个小时。劳合·乔治也非常清楚,要是劳受了委屈,那么愤愤不平的劳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击败。劳拥有无可指摘的正直品格,这对在劳合·乔治领导的政府高层任职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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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50 在这个小型的战时内阁(人们将这样称呼它)中,有两位同僚在担任地方总督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寇松和米尔纳。寇松——在没有咨询任何其他统一党人的情况下,抓住了这个效力的机会——也拥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他57岁,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为了生存,他已经训练出了表里不一和自我保护的能力。作为德比郡富丽堂皇的凯德尔斯顿庄园的斯卡斯代尔(Scarsdale)勋爵的儿子,当他还在牛津大学的时候,他的显赫地位就已经非常引人注意了,以至于贝列尔学院有一首关于他的押韵诗,诗歌开头写道:“我的名字是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我的家境最优越。”他在三十多岁时当上了印度总督,大家一致认为他干得很出色,但回国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他引起了贝尔福的嫉妒,这就是寇松花了五年时间才获得他认为理应属于他的伯爵爵位的原因。他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在战前动荡的岁月里,在一些激进的党派之争出现之前,他总是设法在两边都拥有朋友,并在两边树立了敌人。在寇松担任总督期间,基钦纳担任印度陆军总司令,他的很多诡计都是从基钦纳那里学来的。就像他对知识的笃信和自身重要性的认识一样,他的政治抱负随着年龄的增长依然不减,因此,他很快就接受了劳合·乔治的邀请,加入了劳合·乔治的精英大臣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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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52 米尔纳从未担任过大臣职位,尽管他被认为是英国最有能力的行政官员。他由于缺席指挥战争的第一线而受到了广泛批评。这两人都善于处理事务,劳合·乔治利用他们主持战时内阁为解决特殊问题而设立的委员会。他曾告诉里德尔,寇松很有价值,因为“他游历过很多地方;他了解世界各国。他博览群书;他装满了我们谁也不具备的知识。他在议会里很有用处。他不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也不圆滑,不过,鉴于上述理由,他还是很有价值的”。[153]劳合·乔治还觉得“寇松的最大缺点是,他总觉得自己坐在金宝座上,所以要说相称的话”。[154]他不喜欢寇松,但是,如果他只在朋友中挑选亲密的同僚,那么他将会有困难。寇松告诉上院,新政府不是为那些愿意被领导的人准备的,而是为那些要求被驱使的人准备的。[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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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54 对于米尔纳,劳合·乔治说:“我认为米尔纳和我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上是一样的。他是一个穷人,我也是。他不代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正如我一样。他热衷于社会改革,我也是如此。”[156]劳合·乔治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描述了他和米尔纳的相似之处,这充分表明他说了真话:米尔纳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一位少将的女儿,他曾就读于一所公立学校,之后就读于贝列尔学院。在整个1916年,米尔纳、卡森和劳合·乔治经常一起吃饭,所以,米尔纳的加入给劳合·乔治带来了一个同僚,他知道自己可以信任这个同僚,并和这个同僚的看法一致。他还可能认识到米尔纳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这是他所缺乏的品质,而这种品质并不是战时内阁所有大臣都具备的。卡森主张让米尔纳加入,并成功了,但他自己却没有得到一个职位,因为——据劳合·乔治说——新首相不得不安抚那些对他的晋升“感到不满的”充满嫉妒的统一党人。[157]12月9日,劳合·乔治在与斯坦福德汉谈话时,提到了国王强烈希望卡森成为海军大臣(他于是让卡森担任海军大臣),并说他忙于种种职责,而不是参与他的职务需要他定期出席的战时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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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56 最后一名成员是亚瑟·亨德森,由于拉姆齐·麦克唐纳辞职,他在战争爆发后就一直担任工党领袖。他的出现充实了汉基讽刺地称之为的“国家团结的门面”。[158]亨德森53岁,与劳合·乔治同岁,他接受阿斯奎斯联合政府的职位使他成为工党的第一位内阁大臣。他的父亲是一名格拉斯哥的纺织工人,母亲是一名女佣。他在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12岁至17岁时,他在一家铸铁厂当学徒。他是一位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1884年失业后,他曾当过一段时间的牧师。1892年,他成为友好创始人协会的一名带薪工会组织者,从此走上了成为工党领袖的道路。1903年,他作为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赢得了补选。1908年,在基尔·哈迪辞去工党领袖一职时,亨德森接替他,当了两年的工党领袖。在接替麦克唐纳时,他开始第二次担任工党的领导。作为一个没有偏袒、没有诡计、没有伪装的人,他在党内和党外都广受欢迎,被称为“亚瑟叔叔”。他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是米德尔塞克斯军团的队长,在1916年的一次行动中阵亡;另外两个儿子参加了战斗,并活了下来,最后都进了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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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58 除了劳以外,所有这些大臣都是不管部大臣,所以他们可以全身心地专注于战事。劳合·乔治随后任命了由内阁成员担任的部门大臣,这些大臣只有在被邀请参加与他们的简报有关的讨论时才能出席战时内阁。贝尔福接替了格雷在外交部的职位——正如他对劳合·乔治所说的那样,他同意这样做,只是因为“你拿枪指着我的头”。[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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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60 他已经告诉劳——劳传达了新首相的工作邀请——“这确实是拿枪指着我的头,但我马上说‘好’。”劳觉得促使贝尔福任职的原因在于后者具有责任感,要不然他本应当高高兴兴地退休卸任。这种想法忽视了贝尔福想要身处事件中心的渴望,尽管他已经68岁了,但他对游戏仍有足够的热情。劳认为,贝尔福对国王进行了干预,这对促成新的联合政府至关重要,而他的任职也推动了其他统一党人为劳合·乔治效力。贝尔福认为,由于几乎每一次战时内阁的决定都会影响外交政策,所以他有权参加任何会议: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任命贝尔福使劳合·乔治和诺思克利夫产生了裂痕,但是,首相知道统一党人将不会容忍他们前任领导的不作为。卡森去了海军部,他也经常参加会议,德比——他成为陆军大臣——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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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62 其他托利党人也担任了要职:朗起初拒绝任职,但他的同谋寇松一上任,他就改变态度,成了殖民事务大臣;张伯伦担任印度事务大臣。这个变化不可避免地将很多人排挤出局。出于实际和象征性的原因,劳合·乔治急于让孟塔古——他才华横溢,但与阿斯奎斯亲近——掌管国民服务部的(文职)工作,因为他已经起草了一份建立这样一个专门部门的计划。然而,他拒绝了,尽管汉基举行了一场严肃的竞选,但阿斯奎斯夫人发起抨击,质疑他的忠诚。此外,孟塔古还告诉劳合·乔治,担任如此次要的职位会让人觉得“我接受了向我委任的唯一职位”,这会让他和政府失去权威性。[160]在解释丘吉尔缺席的原因时,劳合·乔治坚称:“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想要温斯顿任职。如果我坚持,新的内阁就会遭到破坏。”[161]自由党人认为诺思克利夫选择了置身于内阁之外,以便在政府让他心烦意乱的时候摧毁它。相比之下,尽管没有为他的密友艾特肯谋得一个职位,但劳还是同意任职。艾特肯的失望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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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64 这是内阁第一次按照议程运作,它事先分发了文件。无处不在的汉基领导着秘书处,为几乎每天召开的会议效力(根据汉基的建议)。在12月9日的第一次会议——审议汉基就战争政策撰写的冗长的备忘录——后,一份议事程序的打印副本被送到了国王那里,这打破了首相亲自给君主写信、概述每次会议发生的事情的古老传统。劳合·乔治装腔作势地说他实在是太忙了,无暇顾及这些细节。斯坦福德汉说,他希望在报告内阁事务,而不是“战争委员会”的事务时,国王能收到一封手写的信件,但这从来没有发生过。劳合·乔治得了重感冒,病倒了,以至于他错过了战时内阁的最初几次会议,这些会议都由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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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66 罗伯逊将战时内阁视为敌人,而劳合·乔治则将罗伯逊视为敌人。12月10日,汉基开车去沃尔顿希思吃午饭时说,“他对罗伯逊非常不满”。[162]劳合·乔治也对黑格不再抱有希望,他认为黑格“欺凌”罗伯逊,因为罗伯逊没有反抗他,从而辜负了这个国家。[163]劳合·乔治曾要求罗伯逊就获胜机会坦率地发表意见,这位帝国总参谋长直言不讳地回答说:“我毫不犹豫地说,只要我们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就能赢。如果我另有想法,我将会告诉你的。”[164]罗伯逊补充说,国内的人力组织非常差,西线附近的铁路系统是一场灾难——劳合·乔治将迅速解决这两个问题——而且种族主义正在阻碍“国内有色人种劳动力的有效部署,(我们必须)募集更多的有色人种军队,以便派往国外合适的战场”。[165]他还说,法军在战争中发号了太多的施令,英国人必须更强硬些。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与劳合·乔治的直接冲突,后者永远不会忘记黑格在索姆河战役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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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68 首相也可能已经察觉到黑格完全不喜欢他,黑格有绝对的理由认为劳合·乔治不诚实、不值得尊敬,他们之间的冲突是道德和阶级准则的冲突。统一党人——尤其是寇松、朗、塞西尔和张伯伦——向劳合·乔治强调,黑格和罗伯逊留任是他们任职的必要条件,因此,在面对与其意见严重分歧的军事机构时,在没有政党支持的情况下,劳合·乔治所能做的最合适的事情,就是向他可以信赖的人(如汉基)大声抱怨这些人。在节礼日[166]那天,汉基发现罗伯逊“正处于一个非常不满的状态,他威胁要辞职”。[167]但是,正如汉基指出的那样,战时内阁可能不相信罗伯逊的西线政策,但“他们将永远找不到一个士兵来执行他们的‘萨洛尼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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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70 除了统一党人之外,劳合·乔治不得不把自己也塞进他的政府,以便使政府凝聚在一起,他加入了他的“行动部门”,《每日邮报》将此称为由“新派男人”和商人组成的部门。诺思克利夫就这些有活力的人可能是谁直爽地提出建议,例如敦促劳合·乔治采用管理着22个音乐厅的经理阿尔弗雷德·巴特(Alfred Butt)。不久后,巴特为食物管制员德文波特(Devonport)勋爵提供协助。在1911年码头罢工期间,这位白手起家的杂货大亨管理着伦敦港,他向阿斯奎斯展示了自己的有用之处。[168]许多新派男人都是劳合·乔治的密友,或者曾经为他效力过;例如经济理论家利奥·奇奥扎·莫尼(Leo Chiozza Money),他曾为劳合·乔治做过政策方面的工作,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不幸地因为在公共场合性骚扰年轻女性而声名狼藉。还有商人考德瑞(Cowdray)勋爵和阿尔弗雷德·蒙德爵士。然而,新政府的目的并不是模仿议会政府,而是赢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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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72 统一党的幕后操纵者、前内阁成员兰斯多恩决定不再任职,结束了近五十年的公共生活。他认为,“国王陛下政府的垮台是灾难性的,将使那些必须解释垮台原因的历史学家感到困惑”。[169]他一生所居住的政治世界即将结束。他对他的女儿德文郡公爵夫人说:“我们在这种时候宣扬家丑,这让我很难过,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本想咽下这些话,但是局面已经失控了。”他很高兴摆脱了大臣职务:“我早就希望被解职了,但这并不是我所期待的我这场拙劣表演的最后一幕。”[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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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76 劳合·乔治意识到,针对阿斯奎斯的政变使他的声誉受损,他多年来一直试图修复这种损害。“劳合·乔治经常告诉我,他从未想要取代阿斯奎斯成为首相,”布思比勋爵回忆道。“劳合·乔治想要的是作为内阁战争委员会的主席指挥战争。”[171]这仍然是官方的说法。布思比还被告知——不仅是劳合·乔治告诉他,丘吉尔也告诉他——阿斯奎斯在担任这个职位时太拖沓,在战争委员会的会议上,他都是在给维尼夏·斯坦利写信。在下台前的18个多月,他停止了这种做法,这表明报纸的攻击起到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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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78 劳合·乔治的一些统一党同僚蔑视、甚至厌恶他的朋友圈。事实上,他以前的一些自由党同僚也是如此。自由党同僚之一伊舍说,艾特肯的崛起是作为他没能成为贸易委员会主席——这是劳合·乔治承诺过的——的一种安抚。艾特肯曾因为效力于阿斯奎斯而获得了从男爵爵位,现在他因为效力于劳合·乔治(尤其是因为他将劳从阿斯奎斯的身边撬走)而获得了贵族爵位。“他们是一群肮脏的家伙,”1917年元旦那天伊舍在日记中写道。“马克斯韦尔·艾特肯被授予贵族爵位,是因为他花了3万英镑让F. E.史密斯摆脱了困境,还因为他让博纳·劳和阿斯奎斯分道扬镳……这全是卑鄙的勾当。”[172]艾特肯悄无声息地收购了《每日快报》的多数股权,这也许是伊舍知道的更肮脏的事情。劳合·乔治几乎肯定知道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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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80 当首相意识到把艾特肯推到大臣职位可能会引起公愤时,他给了艾特肯军需次官的职位,但艾特肯立马拒绝了。劳合·乔治想让阿尔伯特·斯坦利(Albert Stanley)爵士担任艾特肯的议员职位。斯坦利是一个铁路大亨,他本可以被任命为贸易委员会的主席,但他不属于下院。因此,为了让艾特肯让出议员职位,他向艾特肯提供了一个贵族爵位。这引发了愤怒。艾特肯当时只有37岁,是兰开夏郡的一名初级议员。德比是兰开夏郡有权势的统一党的赞助人,他告诉劳,如果提拔艾特肯,将会让太多人感到不安。劳认同这个说法,并命令艾特肯不要接受这个提议。艾特肯同意了,但后来劳合·乔治不顾对德比造成的影响,说服了劳。然而,他们都没有咨询国王,国王认为艾特肯完全不合适。斯坦福德汉说,国王对没有向他征求意见感到“惊讶和受伤”,并且“不认为艾特肯爵士提供的公共服务证明了向他授予这种更高的荣誉是正当的”。[173]艾特肯自己也被这个荣誉给逗乐了。12月18日,在与雷普顿共进午餐时,他开玩笑地说道,“他肯定将有事情要发生,因为早上刮胡子的时候他把自己刮伤了,而且他的血是蓝色的”。[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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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82 斯坦福德汉下令——这个命令很快就被忽视了——首相和他的任何同僚在未来都不得忽视君主特权。劳向斯坦福德汉解释说,这个提议已经提出了,而且愤怒的国王被迫同意了。最大的受害者是劳的声誉,劳为了给劳合·乔治的密友一个华而不实的头衔,似乎牺牲了自己的声誉。1月1日,斯坦福德汉就国王是“荣誉源泉”的主题发送了一份长篇备忘录,并将据此批准所有授予的头衔,这是一份关于如何行事的指示。[175]现在,礼仪是极度缺乏的事物,因为备忘录还指出,国王就没有向其咨询意见发出了一封投诉信,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因此,备忘录的结尾用比较具有威胁性的话语写道:“陛下相信,他现在可以得到保证,那就是在他正式或非正式地给予批准之前,大臣们不得向陛下的任何臣民授予爵位或承诺提议授予爵位。”劳对荣誉不感兴趣,甚至鄙视那些获得荣誉的人,因此,他有时对他们的爵位授予采取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12月23日,国王非常生气,他曾答应向休·格雷厄姆(Hugh Graham)爵士——另一个加拿大报业大亨——授予一个贵族爵位,但斯坦福德汉指出“公认的宪法程序是这样的:大臣提出建议,君主给予同意——然后采取行动——但在这种情况下,既没有建议也没有同意!”[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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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84 下院等待着劳合·乔治将这件事和盘托出,但是,当12月12日下院召开会议时,劳报告说,新首相因感冒卧床不起,并建议下院再休会两天。反对党的前座议员麦克纳说,阿斯奎斯到时候会在场,并参与辩论。阿斯奎斯说过,他认为自己是新政府的支持者,所以,他成为反对党的领袖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劳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声称战争中没有“党派”,这激怒了自由党议员威廉·普林格尔,普林格尔宣称“我们受够了那些伪善的话”。[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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