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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16 劳合·乔治和劳整天都在讨论任职的可能性。他们和卡森待在陆军部，一直到午夜。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致认为劳合·乔治应该和工党谈谈支持他的可能性，因为劳合·乔治希望——像阿斯奎斯所做的那样——纳入一些工党大臣，那样政府就能够真正代表这个国家。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除了艾迪生（他的职业生涯部分依赖于他作为医生和贫困问题专家的非凡才能，但更多地依赖于劳合·乔治的资助）外，没有哪一个前自由党大臣将会效力于他。［后来，艾迪生于1923年加入了工党，并在艾德礼（Attlee）内阁任职到80多岁。］劳合·乔治的前自由党同僚认为他不可能长期执政，因为自由党将与他作对，而阿斯奎斯无意放弃其领导地位。他们还认为，对于纳入了劳合·乔治的政府，阿斯奎斯对该政府外部事件的影响力要大于其对内部事件的影响力，并且阿斯奎斯对他的同僚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忠诚，而他们的回报就是厌恶劳合·乔治和他的做法、态度及赤裸裸的野心，并将他视为参与了背信弃义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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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18 他以前的同僚没有一个愿意承认阿斯奎斯对战争的指挥无法适应这场战争的要求。他们仍对阿斯奎斯忠诚，不仅因为许多人和他是旧识，他们的事业也归功于他，而且因为他们觉得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已经真诚、尽力地做好了本职工作。同时，他们还尊重他在完全令人厌恶的背景下努力维护自由党的原则。最重要的是，他们痛恨劳合·乔治。然而，客观地说，阿斯奎斯并没有很好地指挥这场战争，他已经筋疲力尽；而劳合·乔治不仅精力充沛，还有想法，统一党人确信劳合·乔治与他所代表的过去决裂，这对获取他们的支持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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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20 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很微妙，劳合·乔治会见了《泰晤士报》的编辑罗宾逊，请他告诉诺思克利夫不要让他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不要让他的报纸“自以为是地对他的行为和意图进行解读”，并抵制“过多的谩骂”。[121]《邮报》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方面，它叫喊着摆脱了所谓的“霍尔丹帮”，它继续诺思克利夫的老生常谈（即行将离任的政府是亲德派的阴谋），甚至在劳合·乔治亲吻国王的双手之前，它就大肆宣扬劳合·乔治的上任。这些都不能帮助他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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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22 在劳合·乔治的要求下，德比试图说服前首相罗斯伯里伯爵担任掌玺大臣，他认为这会增加政府部门的可信度，但令统一党人高兴的是，罗斯伯里拒绝了，因为自从1895年卸任以来，他作为前首相对其他政党反复无常，而且常常实施具有破坏性的行为，导致统一党人“不赞成”这个建议。[122]罗斯伯里嘲笑德比说服他以“顾问的身份”加入政府部门是个“荒谬的使命”。[123]“他们对政策的事情只字未提。他们要求我向某个人开一张空白支票，但我比大多数人更加不赞成这个人的政策。此外，不管是否咨询我的意见，我都需要出席上院，而我已经有五年半没有参加上院的会议了，我希望再也不要出席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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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24 在试图说服塞缪尔继续担任内政大臣时，劳合·乔治也面临着一项同样艰巨的任务。塞缪尔告诉他，他“非常不喜欢”政府部门的变革方式，并认为报界攻击阿斯奎斯——和阿斯奎斯一样，他认为是劳合·乔治鼓动报界进行攻击——是“无法容忍的”。[124]劳合·乔治否认参与了此事，指责阿斯奎斯对他的建议改变了主意，并声称他“预言了战争期间我们所遭遇的每一场灾难”，却被忽视了。劳合·乔治的表现如此任性、不诚实，这坚定了塞缪尔的决心。因此，劳合·乔治不得不严重依赖统一党人（包括寇松和张伯伦，他们不喜欢劳合·乔治的作风，必须通过劳来说服他们）、工党和少数自由党后座议员的支持。作为回报，寇松、塞西尔、张伯伦和朗让劳从劳合·乔治那里得到一个承诺，即“他无意邀请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或诺思克利夫勋爵加入政府”。[125]12月5日，丘吉尔——他迟缓地意识到统一党人将不会容忍他重返政坛——和史密斯及劳合·乔治共进晚餐，在劳合·乔治离开并怯怯地委托艾特肯宣布消息后，丘吉尔从艾特肯的嘴里打探到了真相（根据艾特肯的说法），并对此感到愤怒。他还试图对比弗布鲁克的回忆录中的说法提出质疑，比弗布鲁克便重写了一段来安抚他。和那些回忆录中的很多事情一样，这件事可能发生过，也可能没有发生。[126]劳合·乔治脱离了自由党的大多数成员，无法任命两名本来会支持他的关键人物，又高度依赖那些不喜欢和不信任他的统一党人，他需要在没有任何长期政治盟友的情况下组建政府。他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与阿斯奎斯之间的裂痕已经为作为执政党的自由党挖掘了一个坟墓。直到94年后，它的继任政党才在和平时期再次拥有了一定的权力，随后它在未来又走上了衰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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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26 12月7日上午，劳合·乔治会见了工党议员，在克服了最初的敌意之后，他们转而支持他。他觉得刚开始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他攻击了西德尼·韦伯（他不是议员，但当时在场）和斯诺登（他一直“非常不愉快”）。[127]韦伯对妻子说：“劳合·乔治正处于最糟糕的时候，他的政策声明含糊其辞，在提供政府职位方面讥诮刻薄。”[128]在劳合·乔治离开后的一次私人会议上，工党就是否接受职位进行了投票，结果是18票对12票：韦伯认为“对工党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129]诺思克利夫的报纸、艾特肯的《每日快报》和其他报纸立刻表态：《泰晤士报》说，“现在责任已经公平、公正地落在了正确的人的肩上，我们相信他们有足够宽阔的肩膀来挑起这个责任”。[130]两天后，顺从的报纸嘲笑了“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阴谋”的说法。[131]戴维森指出，阿斯奎斯“在一个他从未经营过，也没有能力经营的领域中被挫败了，这个领域就是政治阴谋，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一些声誉较差的报纸的专栏实施的”。[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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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28 这个变革受到了公众的极大欢迎，他们几乎不可能不关心跳梁小丑们围绕威斯敏斯特开展的滑稽行为，而正是这些行为实现了这个变革。在索姆河战役之后的黑暗时期，只要目的——或希望达到的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泰晤士报》还声称，“‘反战主义’的精神已被有效地驱除，我们整个战争政策的控制权将交给一小群精力充沛、刚强坚毅的人”。[133]然而，劳合·乔治代表的文化变革才是真正具有震撼性的，戴维森的言论也暗示了这一点。在情人当首相的那天，史蒂文森小姐在日记中对一部分情况进行了记录：“今天晚上，他们来看大卫，并和他商议，见到他们非常愉悦。实际上，他们一直等了十分钟或一刻钟。他们都是伟大的托利党人，寇松、塞西尔等，几年前他们是不会和他握手的，也找不到足够有力的话语来表达他们的痛苦和仇恨。现在，他们正等着这位小个子的威尔士律师的接见呢！”[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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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30 寇松曾说：“我宁愿死，也不愿在劳合·乔治的手下工作。”据说，当他成为新一届政府的关键人物之一时，阿斯奎斯说：“这几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135]根据张伯伦后来写的一份“非常机密”的记事，在劳代表劳合·乔治询问出席会议的统一党人（朗和张伯伦是出席会议的另外两个统一党人）是否愿意在政府工作后，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这位推定的首相声称他得到了136名自由党人的支持，“并相信人数还会增加”。[136]统一党人证实，丘吉尔不会任职，诺思克利夫也不会，而且已经就条件与工党达成了一致。在这次会议后，劳合·乔治意识到他获得了足够的支持来回复国王，并表明他能够组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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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32 虽然阿斯奎斯不是贵族，但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学识的人，他本人过于正直，以至于他经常看不到别人的腐败、欺骗或恶意。他生性宽宏大量，没有怨恨，对冒犯或侮辱也不敏感。在他领导的联合政府被推翻的过程中，他遭受了很多敌意，但其他人（尤其是麦克纳和劳合·乔治）大多是在利用这种敌意。在1908～1914年间，也就是在和平时期担任首相的六年时间里，他出色地带领他的政党渡过了种种难关。他历来对别人的品性拿捏得很准。他接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教育使他从中产阶级走向了中上层阶级，但这种教育成了他的阻碍：这种教育是为一个充满确定性、和平的世界设计的，是一种辉格党主义的进步思想。它不仅造就了一种世界观，而且造成了一种自满和对全面战争准备不足的态度。正如自由主义的思想实际上已经消亡一样，在这种教育日薄西山之际，其最优秀的实践者将会看到自己的政治生涯随之一同消亡。在半辈子后，汉基写下了第一次战时联合政府失败的原因，他说，老对手之间“有太多充满仇恨的回忆，太深的不信任”，使得联合政府无法发挥作用。他说，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联合起来的联盟”。[137]在战争爆发时，阿斯奎斯找不到能人贤士和资源来改变局面，不是因为他没有进行尝试，而是因为对英国权力的挑战需要一种不同类型的领导人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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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34 劳合·乔治就是那个人。他被人们描述为第一个成为首相的工人阶级；不过，他的父亲是一名教师，而且抚养他长大的叔叔是个鞋匠兼浸礼会牧师，所以，年轻的劳合·乔治从学生时代就注定要接受律师培训，从而在中产阶级站稳脚跟。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缺乏阿斯奎斯在公立学校——牛津大学和律师学院——习得的那种文雅。他接受的是欺骗教育，这在马可尼丑闻和他那复杂怪异的私生活中可以窥见一斑；他善于操纵别人，这一点可以在他对诺思克利夫和几乎同样令人讨厌的里德尔的栽培上得到证明；他野心勃勃，乐于以傲慢的态度挑战自君主政体以下的每一个制度，而不管将会造成怎样的从属性损害。这与阿斯奎斯的举止相去甚远。但劳合·乔治真正能改变气氛的，是他将带入政府的那些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的道德和举止甚至比他还要差。这些人是鲍德温笔下描述的“厚颜无耻之人”的先驱。[138]他们帮助赢得了战争，却永远改变了英国公共生活的基调，使其变得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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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36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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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38 除了艾迪生，阿斯奎斯的前内阁同僚们都坚持不效力新政府的决定。于是，格雷和麦克纳等自由党前座议员便从自1905年起担任的职位上退了下来。格雷因即将离开外交部而松了一口气，他在阿斯奎斯死后声称，“劳合·乔治决心将阿斯奎斯赶下台，取而代之”。[139]阿斯奎斯向他们交出的领导权——伯纳姆（Burnham）勋爵说这是“非常痛苦的”——帮助他们分裂政党和制造反对党。[140]前统一党和自由党的同僚们仍对阿斯奎斯怀有钦佩之情。塞西尔给阿斯奎斯写信说，“劳合·乔治有很多优秀的品质，但他在耐心、彬彬有礼的举止或胸怀博大、蔑视获得政治成功的低级艺术等方面永远无法与他的前任相提并论”。[141]阿斯奎斯涉足政治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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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40 12月7日的晚些时候，劳合·乔治离开了他的政党，和几个朋友待在一起，他派人请汉基来讨论他能组建什么样的政府。劳在房间里进进出出，汉基发现自己被广泛征求意见，他以为劳合·乔治会在内阁给他安排一个职位。这位新首相告诉汉基——至于真诚的程度，人们只能猜测——他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142]尽管如此，他知道，如果他不能维持一个让他在下院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府，那么他将别无选择，只能举行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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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42 汉基认为政府不应该遭受致使战事无法正常进行的严重分裂，他正确地评估了形势，考虑到新首相计划如何管理政府，他正在创造一种类似于文官独裁的东西，或者他所说的“委任独裁”。[143]劳合·乔治缺乏专业知识，无法推翻他的军事和海军顾问，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构想战略目标，并期待英国军队实现这些目标。生于这个时期初期的历史学家A. J. P.泰勒称这些事件是“一场英国式的革命。党内的政要和党鞭都受到了蔑视。后座议员和报纸在某种无意识的公民投票中联合起来，使劳合·乔治在战争期间成为独裁者”。[144]贝尔福说：“如果他想当独裁者，就让他当去吧。如果他认为他能赢得这场战争，那么我完全赞成他试一试。”[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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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44 报纸（尤其是诺思克利夫的报纸以及格温在《晨间邮报》的撰文）在推翻阿斯奎斯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12月8日，阿斯奎斯在改革俱乐部召开的自由党会议上发表了讲话，特别指出12月4日《泰晤士报》的社论是他无法同意与劳合·乔治达成协议的原因。如果他按照这样的条件任职，那么他很快就会被认为是多余的，报界也会敦促他的同僚们摆脱他。不管诺思克利夫怎么想，阿斯奎斯告诉他的同僚，他和格雷成了“一个组织良好、精心策划的阴谋”的目标。[146]参加会议的自由党人表示全力支持阿斯奎斯，劳合·乔治将面临激烈的反对，这些反对者在几天前还是他的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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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46 讽刺的是，考虑到报界支持劳合·乔治，当劳合·乔治在12月7日晚会见统一党的前任大臣（包括寇松和奥斯丁·张伯伦）时，他们讨论了“是否应当获得进一步的权力来镇压报纸的攻击，这种攻击已经做了那么多败坏名声的事情，并最终导致上届政府的垮台”。[147]劳合·乔治认为“限制报界”并不是推行新体制的理想方式，但他建议对法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进行调查。第二天，他给格温写信，感谢《晨间邮报》给予他的“绝妙帮助”。[148]没过几个星期，格温就向巴瑟斯特夫人吐露，“我对那个小个子的威尔士人不抱任何幻想。他狡猾、尖锐、寡廉鲜耻，但有足够的勇气和手段赢得这场战争。不过，我们还是得盯着他”。[149]12月10日，汉基拜访了劳合·乔治，他们的会面被劳合·乔治接到诺思克利夫打来的一个长长的电话给打断了，“他似乎害怕诺思克利夫”。[150]前一天，根据诺思克利夫的明确指示，《每日邮报》的头版在《失败的过去》（THE PASSING OF THE FAILURES）的标题下刊登了一群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的衰老男人的照片：他们都曾是阿斯奎斯内阁的成员。该页面体现了诺思克利夫对任何惹恼他的政府的不尊重。[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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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48 12月11日，劳合·乔治宣布了他的战时内阁。劳加入了这个内阁，但不是作为其政党的领袖，也不是作为财政大臣（他也担任这个职务），而是作为下院的领袖：一直以来都是首相在下院扮演这个角色。劳合·乔治不想在议会中脱不了身，而是希望致力于赢得战争，于是，他只在必须讨论重大问题时才出席下院。劳便代表他在下院开会。这让下院感到不安，因为下院认为，如果首相是议员，他就应该出席会议，但劳合·乔治执迷不悟。他知道，多亏了劳，自己才能担任首相，所以他以尊重和明智的态度对待劳，两人成了朋友。这使得劳对上司的一些弄权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劳知道，如果他听命于高度的荣誉观，并使用荣誉观来约束劳合·乔治，那么他将会使政府垮台。正如他对朗所说的那样，“我认为没有别的选择”。[152]劳如此频繁地代表首相，这意味着劳合·乔治不得不就一切问题咨询他，他们有时一天交谈两个小时。劳合·乔治也非常清楚，要是劳受了委屈，那么愤愤不平的劳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击败。劳拥有无可指摘的正直品格，这对在劳合·乔治领导的政府高层任职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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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50 在这个小型的战时内阁（人们将这样称呼它）中，有两位同僚在担任地方总督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寇松和米尔纳。寇松——在没有咨询任何其他统一党人的情况下，抓住了这个效力的机会——也拥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他57岁，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为了生存，他已经训练出了表里不一和自我保护的能力。作为德比郡富丽堂皇的凯德尔斯顿庄园的斯卡斯代尔（Scarsdale）勋爵的儿子，当他还在牛津大学的时候，他的显赫地位就已经非常引人注意了，以至于贝列尔学院有一首关于他的押韵诗，诗歌开头写道：“我的名字是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我的家境最优越。”他在三十多岁时当上了印度总督，大家一致认为他干得很出色，但回国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他引起了贝尔福的嫉妒，这就是寇松花了五年时间才获得他认为理应属于他的伯爵爵位的原因。他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在战前动荡的岁月里，在一些激进的党派之争出现之前，他总是设法在两边都拥有朋友，并在两边树立了敌人。在寇松担任总督期间，基钦纳担任印度陆军总司令，他的很多诡计都是从基钦纳那里学来的。就像他对知识的笃信和自身重要性的认识一样，他的政治抱负随着年龄的增长依然不减，因此，他很快就接受了劳合·乔治的邀请，加入了劳合·乔治的精英大臣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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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52 米尔纳从未担任过大臣职位，尽管他被认为是英国最有能力的行政官员。他由于缺席指挥战争的第一线而受到了广泛批评。这两人都善于处理事务，劳合·乔治利用他们主持战时内阁为解决特殊问题而设立的委员会。他曾告诉里德尔，寇松很有价值，因为“他游历过很多地方；他了解世界各国。他博览群书；他装满了我们谁也不具备的知识。他在议会里很有用处。他不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也不圆滑，不过，鉴于上述理由，他还是很有价值的”。[153]劳合·乔治还觉得“寇松的最大缺点是，他总觉得自己坐在金宝座上，所以要说相称的话”。[154]他不喜欢寇松，但是，如果他只在朋友中挑选亲密的同僚，那么他将会有困难。寇松告诉上院，新政府不是为那些愿意被领导的人准备的，而是为那些要求被驱使的人准备的。[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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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54 对于米尔纳，劳合·乔治说：“我认为米尔纳和我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上是一样的。他是一个穷人，我也是。他不代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正如我一样。他热衷于社会改革，我也是如此。”[156]劳合·乔治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描述了他和米尔纳的相似之处，这充分表明他说了真话：米尔纳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一位少将的女儿，他曾就读于一所公立学校，之后就读于贝列尔学院。在整个1916年，米尔纳、卡森和劳合·乔治经常一起吃饭，所以，米尔纳的加入给劳合·乔治带来了一个同僚，他知道自己可以信任这个同僚，并和这个同僚的看法一致。他还可能认识到米尔纳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这是他所缺乏的品质，而这种品质并不是战时内阁所有大臣都具备的。卡森主张让米尔纳加入，并成功了，但他自己却没有得到一个职位，因为——据劳合·乔治说——新首相不得不安抚那些对他的晋升“感到不满的”充满嫉妒的统一党人。[157]12月9日，劳合·乔治在与斯坦福德汉谈话时，提到了国王强烈希望卡森成为海军大臣（他于是让卡森担任海军大臣），并说他忙于种种职责，而不是参与他的职务需要他定期出席的战时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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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56 最后一名成员是亚瑟·亨德森，由于拉姆齐·麦克唐纳辞职，他在战争爆发后就一直担任工党领袖。他的出现充实了汉基讽刺地称之为的“国家团结的门面”。[158]亨德森53岁，与劳合·乔治同岁，他接受阿斯奎斯联合政府的职位使他成为工党的第一位内阁大臣。他的父亲是一名格拉斯哥的纺织工人，母亲是一名女佣。他在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12岁至17岁时，他在一家铸铁厂当学徒。他是一位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1884年失业后，他曾当过一段时间的牧师。1892年，他成为友好创始人协会的一名带薪工会组织者，从此走上了成为工党领袖的道路。1903年，他作为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赢得了补选。1908年，在基尔·哈迪辞去工党领袖一职时，亨德森接替他，当了两年的工党领袖。在接替麦克唐纳时，他开始第二次担任工党的领导。作为一个没有偏袒、没有诡计、没有伪装的人，他在党内和党外都广受欢迎，被称为“亚瑟叔叔”。他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是米德尔塞克斯军团的队长，在1916年的一次行动中阵亡；另外两个儿子参加了战斗，并活了下来，最后都进了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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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58 除了劳以外，所有这些大臣都是不管部大臣，所以他们可以全身心地专注于战事。劳合·乔治随后任命了由内阁成员担任的部门大臣，这些大臣只有在被邀请参加与他们的简报有关的讨论时才能出席战时内阁。贝尔福接替了格雷在外交部的职位——正如他对劳合·乔治所说的那样，他同意这样做，只是因为“你拿枪指着我的头”。[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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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60 他已经告诉劳——劳传达了新首相的工作邀请——“这确实是拿枪指着我的头，但我马上说‘好’。”劳觉得促使贝尔福任职的原因在于后者具有责任感，要不然他本应当高高兴兴地退休卸任。这种想法忽视了贝尔福想要身处事件中心的渴望，尽管他已经68岁了，但他对游戏仍有足够的热情。劳认为，贝尔福对国王进行了干预，这对促成新的联合政府至关重要，而他的任职也推动了其他统一党人为劳合·乔治效力。贝尔福认为，由于几乎每一次战时内阁的决定都会影响外交政策，所以他有权参加任何会议：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任命贝尔福使劳合·乔治和诺思克利夫产生了裂痕，但是，首相知道统一党人将不会容忍他们前任领导的不作为。卡森去了海军部，他也经常参加会议，德比——他成为陆军大臣——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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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62 其他托利党人也担任了要职：朗起初拒绝任职，但他的同谋寇松一上任，他就改变态度，成了殖民事务大臣；张伯伦担任印度事务大臣。这个变化不可避免地将很多人排挤出局。出于实际和象征性的原因，劳合·乔治急于让孟塔古——他才华横溢，但与阿斯奎斯亲近——掌管国民服务部的（文职）工作，因为他已经起草了一份建立这样一个专门部门的计划。然而，他拒绝了，尽管汉基举行了一场严肃的竞选，但阿斯奎斯夫人发起抨击，质疑他的忠诚。此外，孟塔古还告诉劳合·乔治，担任如此次要的职位会让人觉得“我接受了向我委任的唯一职位”，这会让他和政府失去权威性。[160]在解释丘吉尔缺席的原因时，劳合·乔治坚称：“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想要温斯顿任职。如果我坚持，新的内阁就会遭到破坏。”[161]自由党人认为诺思克利夫选择了置身于内阁之外，以便在政府让他心烦意乱的时候摧毁它。相比之下，尽管没有为他的密友艾特肯谋得一个职位，但劳还是同意任职。艾特肯的失望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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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6664 这是内阁第一次按照议程运作，它事先分发了文件。无处不在的汉基领导着秘书处，为几乎每天召开的会议效力（根据汉基的建议）。在12月9日的第一次会议——审议汉基就战争政策撰写的冗长的备忘录——后，一份议事程序的打印副本被送到了国王那里，这打破了首相亲自给君主写信、概述每次会议发生的事情的古老传统。劳合·乔治装腔作势地说他实在是太忙了，无暇顾及这些细节。斯坦福德汉说，他希望在报告内阁事务，而不是“战争委员会”的事务时，国王能收到一封手写的信件，但这从来没有发生过。劳合·乔治得了重感冒，病倒了，以至于他错过了战时内阁的最初几次会议，这些会议都由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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