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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逊将战时内阁视为敌人，而劳合·乔治则将罗伯逊视为敌人。12月10日，汉基开车去沃尔顿希思吃午饭时说，“他对罗伯逊非常不满”。[162]劳合·乔治也对黑格不再抱有希望，他认为黑格“欺凌”罗伯逊，因为罗伯逊没有反抗他，从而辜负了这个国家。[163]劳合·乔治曾要求罗伯逊就获胜机会坦率地发表意见，这位帝国总参谋长直言不讳地回答说：“我毫不犹豫地说，只要我们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就能赢。如果我另有想法，我将会告诉你的。”[164]罗伯逊补充说，国内的人力组织非常差，西线附近的铁路系统是一场灾难——劳合·乔治将迅速解决这两个问题——而且种族主义正在阻碍“国内有色人种劳动力的有效部署，（我们必须）募集更多的有色人种军队，以便派往国外合适的战场”。[165]他还说，法军在战争中发号了太多的施令，英国人必须更强硬些。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与劳合·乔治的直接冲突，后者永远不会忘记黑格在索姆河战役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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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也可能已经察觉到黑格完全不喜欢他，黑格有绝对的理由认为劳合·乔治不诚实、不值得尊敬，他们之间的冲突是道德和阶级准则的冲突。统一党人——尤其是寇松、朗、塞西尔和张伯伦——向劳合·乔治强调，黑格和罗伯逊留任是他们任职的必要条件，因此，在面对与其意见严重分歧的军事机构时，在没有政党支持的情况下，劳合·乔治所能做的最合适的事情，就是向他可以信赖的人（如汉基）大声抱怨这些人。在节礼日[166]那天，汉基发现罗伯逊“正处于一个非常不满的状态，他威胁要辞职”。[167]但是，正如汉基指出的那样，战时内阁可能不相信罗伯逊的西线政策，但“他们将永远找不到一个士兵来执行他们的‘萨洛尼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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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统一党人之外，劳合·乔治不得不把自己也塞进他的政府，以便使政府凝聚在一起，他加入了他的“行动部门”，《每日邮报》将此称为由“新派男人”和商人组成的部门。诺思克利夫就这些有活力的人可能是谁直爽地提出建议，例如敦促劳合·乔治采用管理着22个音乐厅的经理阿尔弗雷德·巴特（Alfred Butt）。不久后，巴特为食物管制员德文波特（Devonport）勋爵提供协助。在1911年码头罢工期间，这位白手起家的杂货大亨管理着伦敦港，他向阿斯奎斯展示了自己的有用之处。[168]许多新派男人都是劳合·乔治的密友，或者曾经为他效力过；例如经济理论家利奥·奇奥扎·莫尼（Leo Chiozza Money），他曾为劳合·乔治做过政策方面的工作，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不幸地因为在公共场合性骚扰年轻女性而声名狼藉。还有商人考德瑞（Cowdray）勋爵和阿尔弗雷德·蒙德爵士。然而，新政府的目的并不是模仿议会政府，而是赢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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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党的幕后操纵者、前内阁成员兰斯多恩决定不再任职，结束了近五十年的公共生活。他认为，“国王陛下政府的垮台是灾难性的，将使那些必须解释垮台原因的历史学家感到困惑”。[169]他一生所居住的政治世界即将结束。他对他的女儿德文郡公爵夫人说：“我们在这种时候宣扬家丑，这让我很难过，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本想咽下这些话，但是局面已经失控了。”他很高兴摆脱了大臣职务：“我早就希望被解职了，但这并不是我所期待的我这场拙劣表演的最后一幕。”[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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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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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意识到，针对阿斯奎斯的政变使他的声誉受损，他多年来一直试图修复这种损害。“劳合·乔治经常告诉我，他从未想要取代阿斯奎斯成为首相，”布思比勋爵回忆道。“劳合·乔治想要的是作为内阁战争委员会的主席指挥战争。”[171]这仍然是官方的说法。布思比还被告知——不仅是劳合·乔治告诉他，丘吉尔也告诉他——阿斯奎斯在担任这个职位时太拖沓，在战争委员会的会议上，他都是在给维尼夏·斯坦利写信。在下台前的18个多月，他停止了这种做法，这表明报纸的攻击起到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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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的一些统一党同僚蔑视、甚至厌恶他的朋友圈。事实上，他以前的一些自由党同僚也是如此。自由党同僚之一伊舍说，艾特肯的崛起是作为他没能成为贸易委员会主席——这是劳合·乔治承诺过的——的一种安抚。艾特肯曾因为效力于阿斯奎斯而获得了从男爵爵位，现在他因为效力于劳合·乔治（尤其是因为他将劳从阿斯奎斯的身边撬走）而获得了贵族爵位。“他们是一群肮脏的家伙，”1917年元旦那天伊舍在日记中写道。“马克斯韦尔·艾特肯被授予贵族爵位，是因为他花了3万英镑让F. E.史密斯摆脱了困境，还因为他让博纳·劳和阿斯奎斯分道扬镳……这全是卑鄙的勾当。”[172]艾特肯悄无声息地收购了《每日快报》的多数股权，这也许是伊舍知道的更肮脏的事情。劳合·乔治几乎肯定知道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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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首相意识到把艾特肯推到大臣职位可能会引起公愤时，他给了艾特肯军需次官的职位，但艾特肯立马拒绝了。劳合·乔治想让阿尔伯特·斯坦利（Albert Stanley）爵士担任艾特肯的议员职位。斯坦利是一个铁路大亨，他本可以被任命为贸易委员会的主席，但他不属于下院。因此，为了让艾特肯让出议员职位，他向艾特肯提供了一个贵族爵位。这引发了愤怒。艾特肯当时只有37岁，是兰开夏郡的一名初级议员。德比是兰开夏郡有权势的统一党的赞助人，他告诉劳，如果提拔艾特肯，将会让太多人感到不安。劳认同这个说法，并命令艾特肯不要接受这个提议。艾特肯同意了，但后来劳合·乔治不顾对德比造成的影响，说服了劳。然而，他们都没有咨询国王，国王认为艾特肯完全不合适。斯坦福德汉说，国王对没有向他征求意见感到“惊讶和受伤”，并且“不认为艾特肯爵士提供的公共服务证明了向他授予这种更高的荣誉是正当的”。[173]艾特肯自己也被这个荣誉给逗乐了。12月18日，在与雷普顿共进午餐时，他开玩笑地说道，“他肯定将有事情要发生，因为早上刮胡子的时候他把自己刮伤了，而且他的血是蓝色的”。[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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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德汉下令——这个命令很快就被忽视了——首相和他的任何同僚在未来都不得忽视君主特权。劳向斯坦福德汉解释说，这个提议已经提出了，而且愤怒的国王被迫同意了。最大的受害者是劳的声誉，劳为了给劳合·乔治的密友一个华而不实的头衔，似乎牺牲了自己的声誉。1月1日，斯坦福德汉就国王是“荣誉源泉”的主题发送了一份长篇备忘录，并将据此批准所有授予的头衔，这是一份关于如何行事的指示。[175]现在，礼仪是极度缺乏的事物，因为备忘录还指出，国王就没有向其咨询意见发出了一封投诉信，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因此，备忘录的结尾用比较具有威胁性的话语写道：“陛下相信，他现在可以得到保证，那就是在他正式或非正式地给予批准之前，大臣们不得向陛下的任何臣民授予爵位或承诺提议授予爵位。”劳对荣誉不感兴趣，甚至鄙视那些获得荣誉的人，因此，他有时对他们的爵位授予采取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12月23日，国王非常生气，他曾答应向休·格雷厄姆（Hugh Graham）爵士——另一个加拿大报业大亨——授予一个贵族爵位，但斯坦福德汉指出“公认的宪法程序是这样的：大臣提出建议，君主给予同意——然后采取行动——但在这种情况下，既没有建议也没有同意！”[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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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院等待着劳合·乔治将这件事和盘托出，但是，当12月12日下院召开会议时，劳报告说，新首相因感冒卧床不起，并建议下院再休会两天。反对党的前座议员麦克纳说，阿斯奎斯到时候会在场，并参与辩论。阿斯奎斯说过，他认为自己是新政府的支持者，所以，他成为反对党的领袖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劳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声称战争中没有“党派”，这激怒了自由党议员威廉·普林格尔，普林格尔宣称“我们受够了那些伪善的话”。[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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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的继任标志着政府的大规模扩张，尤其是官员的大幅增加，公务员的人数从1914年的7.5万增加到了1919年的20万，尽管不久后人数开始下降。[178]由于平民生活的新领域需要指导和控制，因此官员们必须指导和控制这些领域，强制执行将成为监管洪流的那些规定。意识到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政党，但意识到总有一天他将不得不通过竞选来保住自己的位置，劳合·乔治成立了一个名为“花园别馆”的“政策小组”，因为它位于唐宁街10号和11号花园中的波状铁皮建筑内。他把认识的年轻知识分子都拉进这些小屋，命令他们想出办法来帮助赢得战争，以及在恢复和平后改善这个国家（这也许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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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德文波特被任命为食物管制员。劳合·乔治一上任就立刻成立了劳工部。到圣诞节时，他已经设立了海运部、粮食部和养老金部，养老金部的一个主要职责是确保为战争中身负重伤或致盲的许多严重的伤残人士提供支持。如果可能的话，它将努力帮助他们康复，为他们提供工作培训。红十字会将密切参与该部门的工作。随后，劳合·乔治在1917年8月成立了重建部，在11月成立了国民服务部，在1918年1月成立了空军部（为该年4月英国皇家空军的成立做准备），考虑到政府的长期宣传工作，在1918年2月某日的晚些时候成立了宣传部。这场官僚革命代价高昂：新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下院为另外4亿英镑未规定具体内容的预算数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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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颁布了新的命令，进一步暂停了从安妮女王开始的宪法惯例，即大多数情况下，当一名议员被任命为大臣（也有一些指定的例外情况）时，他必须辞去议员一职，并通过补选获得选民的支持。12月15日，一天之内通过的一项法案再次暂时废除了这个惯例。直到1919年，这个惯例才被永久废止。该做法的理由是，大臣们应该集中精力确保胜利，并应在下院回答问题和解释政策，而不是在自己的选区寻求选民的支持。一切都服从于战事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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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人们越来越担心议会的重要性将会降低，因为劳合·乔治很少出席。它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战争为建立一个可以逃避适当问责的独裁政权提供了借口。在这一点上，自由党的报纸认为它发现诺思克利夫插手干预——正如不久后《每日新闻》说的那样，诺思克利夫正在寻求塑造一个“暴民独裁”，并“把每一个有自尊的人赶出公共生活”。它继续写道：“目的是摧毁议会的权威和权力……诺思克利夫勋爵……对议会毫无用处，并且正在领导暴民反对这个机构。他正致力于通过报界来组建政府。”[179]诺思克利夫宣称自己无意入主唐宁街，但实际上，他的想法与对手们认为他所持有的想法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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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求加强国家治理的同时，新政府还寻求在战争中进行战略变革。12月15日，仍受感冒和喉咙痛折磨的劳合·乔治把罗伯逊和黑格叫到唐宁街。他想把两个师从法国调到埃及，以攻打耶路撒冷的奥斯曼军队，并把黑格的两百支重炮运到意大利过冬，春天再运回来。黑格表示抗议，他解释说，他们需要为明年夏天的进攻做准备，而损失这么多人和这么多物资将会破坏明年夏天的进攻。劳合·乔治“认为没有可能（在西线）击败德军，不管怎样，不会是在明年”。[180]进一步的讨论被推迟到了圣诞节假日之后，届时，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劳合·乔治将对罗伯逊和黑格的观点非常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在目前这个阶段，黑格设想的那种索姆河战役式的进攻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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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受国内食物短缺的推动，同时为了分裂对手，同盟国在寄给中立国美国的照会中首次提出议和倡议。国王警告劳合·乔治，需要“极度小心、谨慎地处理”这个倡议。[181]报界和公众将此视为同盟国软弱无力的表现，是封锁取得成功的征兆，但也是一种尝试，以考验《泰晤士报》所称的新政府的“凝聚力”。[182]战时内阁考虑了德国的照会，并得出了结论——他们的盟友也是如此——用汉基的话说，他们认为那是“一种自吹自擂、夸夸其谈的宣传”。[183]人们认为这是一个诡计，目的是争取时间，以加强海上力量。然而，国王敦促劳合·乔治在敌国明确提出议和条件之前不要拒绝这封照会，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中立国家——尤其是美国，该国总统威尔逊刚刚获得连任，正在寻求促成和平——站在反对英国的一边。12月19日，劳合·乔治向议会提交了这个问题，当时他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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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的喉咙仍然很痛，但他发表了一篇充满命运论调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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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来到下院，在这个国家所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战争中，在这场将决定英国命运的战争中，作为国王的首席顾问，我肩负着任何在世之人的肩上所能承担的最可怕的责任。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这是施加在这个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身上的最沉重的负担，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伴随人类曾经卷入的任何冲突所出现的最严重的问题。德国总理发表了一项声明，突然加重了新政府的责任，我建议立刻处理这个问题。[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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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国人、俄国人一样，他也认为德国的照会未能阐明议和条件，这阻止了战时内阁认真对待这些倡议。他说，他认为陆军部的任务是“完成并更有效地调动所有国家资源”，“迅速取得胜利”是不可能发生的。[185]他赞扬了军队，但这支军队的领导层即将与他陷入一场激烈的冲突。他解释说，他之所以向劳赋予领导下院的角色，是因为“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在一场大战中，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精力或体力如何，都无法同时承担这两项职责”。[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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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说，他选择了“有行政管理和商业能力的人，而不是有议会经验的人，因为我们无法让大部门的领导同时具备这两样”。他试图讨好工会的老主顾，承诺要“更坦率、更全面地承认工党在国家政府中的伙伴关系。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政府在治理这个国家的过程中能拥有如此庞大的工会群体——这么多的人一生都与这个国家的劳工和劳工组织有联系。我们意识到，如果得不到工党的全面和无条件的支持，就不可能指挥战争，并且我们渴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和建议，以便进行战事指挥”。[187]为了快速做出决策，他废除了和平时期由23人组成的内阁制度。“大家都十分确信”，他说，“由于迟迟不做出决定和不采取行动，协约国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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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他最终决定担任反对党的领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但过了一会儿，当劳合·乔治批评不保存内阁会议记录的做法时，他插话说，“内阁有个不成文的灵活规则，那就是除首相外，任何成员都不得对会议过程做任何笔记或记录，首相应当进行记录——这是保存的唯一会议记录——以便向国王递交信件”。[189]劳合·乔治反驳说，“这是战争委员会和内阁之间的真正区别”，使得这件事成为他新秩序的象征。不过，战争委员会（其会议过程被记录下来）现在和战时内阁是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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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谈到了其他紧迫的问题。他说，“无疑，粮食问题形势严峻，而且将会变得严重，除非不仅仅是政府，而是整个国家都准备好立刻勇敢地解决这个问题”。[190]1916年英国的收成不佳；由于天气恶劣，1917年的实际播种量只有理应播种量的八分之三。加拿大和美国的收成一直不好，俄国的粮食难以买到，澳大利亚的粮食存在运输问题。他要求“富人”不要过度消费，因为这个国家正在“为生存而战”，要“进行博弈”。[191]他宣称，“每一个可用的平方码”都必须用来种植粮食。[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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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了许多士兵在堑壕中所忍受的痛苦——包括前所未有地承认“索姆河战役的恐怖”——之后，他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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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可能做出绝对均等的牺牲。在一场战争中，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们可以具有牺牲一切的同等意愿。成千上万的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数以百万的人放弃了舒适的家园，每天与死神打交道，许多人放弃了他们最爱的人。让整个国家把它的舒适、奢侈、放纵和优雅都放在一个圣坛上，用来供奉这些人做出的牺牲。让我们在战争期间宣布全国大斋节。这个国家将因此而变得更好、更强大，无论是精神上、道德上还是身体上。它将让这个国家的素质得到提高，让这个国家的精神变得高尚。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充分受益于这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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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详细描述了可能的牺牲。劳将设法没收牟取暴利者（如军火行业的暴利者）的所得，政府可能不得不迫使没有参军的每一个人从事“对国家重要的工作”。[193]不适合服役或年龄太大而不能服役的人将不得不接受与战争期间的工作地点有关的指示，以便履行适合服役的人所承担的相同的道德义务。12月14日，战时内阁决定任命一名国民服务部的总监，军事和民事部的总监将向其进行报告。前者负责征兵，并把士兵交给陆军部；后者将按照国民服务部的总监拟订的、按国家优先事务排列的行业时间表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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