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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准将奥克兰·戈德斯自1916年5月起担任陆军部的征兵主任，他对张伯伦的帮助更大，但这两人都遇到了一个决心不惹恼工会的文职机关。国家局势的发展促使报界追问，白厅街和堤街沿线的新办公室里的文员和官僚人员来自哪里。于是，政府从公务员队伍中搜罗年轻男子，同时田里或工厂需要女性。公共服务领域的男性流失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因为伦敦的很多邮递员去服役了，而他们的接替者不了解地理位置，较大的邮区——例如EC、SW和W——被划分为较小的部分，产生了EC4、SW3和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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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代表各军种和各部门的27名非内阁成员参加了一个会议。会上，战时内阁审议了张伯伦的报告。该报告主张废除向1895～1898年间出生的28万名健康男性（年龄在18岁到22岁之间）发放的服役豁免。从理论上讲，这将使年纪较大、更有经验和更熟练的工人能够继续服务于工业。罗伯逊完全赞同张伯伦的计划，尽管如此，这仍然意味着要从22岁以下的男性中挑选7万名已经完成学徒训练的熟练工人。由于此举可能导致专业技术人才流失，战时内阁坚持认为，继续豁免军需、金属、农业和造船行业的工人将大大稀释该计划的影响。自己的建议遭到了粗暴拒绝，这让张伯伦非常生气。罗伯逊也感到愤愤不平，他还没有领悟到劳合·乔治不愿把更多的人投入西线，不愿让他们在计划不周的进攻中被屠杀。张伯伦也曾要求负责陆军部征兵处的工作，但被否决了，这进一步恶化了他和劳合·乔治之间的关系。[145]然而，战时内阁同意，应征召3万名农场工人、2万名矿工、5万名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146]它还决定在这些人年满18周岁的时候征召他们（到目前为止是在18周岁零七个月的时候征召），如果他们训练有素，那么可以根据需要在年满19岁之前将他们送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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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的报告还主张要求所有年龄在18周岁到60周岁之间的人自愿为国效力，并建议利用劳工介绍所和地方当局来提供帮助。他建议说，应当将他们称为“工业军队”，但遭到了拒绝。首相比较满意的是“国民服务”一词，这反映出它是一个国民志愿计划，尽管首相不希望它与征兵挂钩。1917年2月初，张伯伦宣布成立国民服务部。亨德森——他从日复一日地把他的政党组织在一起的混乱中解脱出来——不得不在下院为新成立的国民服务部以及总监张伯伦进行辩护。在拒绝遵从劳合·乔治的独裁方法时，议员们抱怨说，在议会没有讨论潜在的费用和对工业造成的影响的情况下，这个招募平民工人的计划被强加给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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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启动仪式后，全国各地都召开了鼓励志愿服务的会议，邮局堆满了参加这项计划的申请表。在启动仪式上，劳合·乔治——他的两侧站着张伯伦、亨德森和劳工大臣霍奇——强调说，如果志愿兵役制失败，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强制兵役制。张伯伦提到了U艇战，警告公众说，“德国打算在她自己被饿死之前把我们饿死”。[147]我们需要给敌人“当头一棒”，而“国民服务行动正好可以给予这样一击”。为了确定基调，政府命令所有年龄在18岁到60岁的国家官员自愿参加国民服务计划，这使张伯伦的部门有机会对目前被豁免服役的所有公职人员进行审查。张伯伦强调，任何一个志愿效力的专业人士都不会去做体力劳动，而是去从事能够更好地发挥其才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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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仍然对人力分配深感担忧，2月11日，他告诉里德尔，他将为此与军队进行一场“大战”。他说，“我今天非常坚定。我不会再让军队从农场、煤矿、造船厂或铁路上抓人”。[148]军队又要求招募6万名农场工人。普罗瑟罗说，他能提供的人数不超过3万。这在部门内引起了一场争论，经过进一步调查，他发现，即使有女性志愿者的帮助，他也只能再抽出6000人。现在，劳合·乔治对征召爱尔兰人已经不再那么漠不关心，因为他意识到征召爱尔兰人不仅会在爱尔兰引起愤怒——他担心那里的人只会“命丧刺刀”——还会在大英帝国的部分地区和美国引起愤怒。无论如何，大多数适龄的爱尔兰人都在土地上劳作，生产基本的粮食。因此，他认识到，所需的额外士兵必须来自于经过精心挑选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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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战俘——届时大约有3万人——被带到田里工作。但是，与女性相比，他们的贡献就相形见绌了。1916年2月成立的全国妇女农田勤务队是一个志愿组织，目的是引导妇女从事农业工作，以便让男性到前线打仗。到了1917年初，该组织已经召集了20万名志愿者。在1917年初，农业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妇女分会，最终招募了26万名农活志愿者，远远超过了普罗瑟罗设定的5万至6万名妇女的目标（他认为这相当于3.5万名男性）。[149]与此同时，农业委员会妇女分会的主任梅里尔·塔尔博特组建了一支由1.2万名流动工人组成的劳动力队伍，即女子农田军。与居住在工作地的人数更多的妇女志愿者不同，农田军的妇女去了这个国家最需要她们的地方。经过4周的培训，这些妇女（其中许多都是富裕阶层并来自城市地区）被分配从事农场工作，例如挤奶（使用木制假奶牛对她们进行培训）和喂养牲畜，每周获得18先令，在通过能力测试后，周薪上涨到1英镑。这种做法安抚了女性，因为她们对张伯伦的志愿计划感到不满，认为该计划只适用于男性（他说这是一种误解）。到了3月份，女性志愿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英国的部署能力，而军队在第一季度要求征召35万名男子，结果只招到了14万。[150]尽管女子农田军缓解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释放了男性去参军，但1917年10月，战时内阁还是命令陆军部释放2000名熟练的犁地者，以确保播种1918年的作物。潮湿的天气延长了收获的时间，推迟了播种，但与前一年相比，1917年多种植了38.8万英亩的土地。[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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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农业领域部署女性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他倡议的结果好坏参半。每公布一份伤亡名单，都会加剧人力危机，政府讨论的措施也变得更加激进。由于对措施的可行性怀有疑虑，在工业领域为张伯伦的国民服务计划引入必要的立法时，大臣们一直拖拖拉拉，因此议会不得不等着讨论这个问题，但直到2月20日，也就是在张伯伦上任两个多月后才开始讨论。政府宣布，通过参加这个计划，18岁到60岁的每个人都将听从政府的安排，以便“前往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152]一位备受尊敬的工党议员威廉·安德森——后来在1918年的大选中，他因为反战失去了谢菲尔德市的阿特克利夫选区，然后在数周内死于流感——担心会有大量工人申请，这些工人价值太大，无法免除他们现有的职责，并担心在处理他们的申请时会因官僚作风而出现混乱，他说得有道理。此外，对于达到服役年龄的在职男性来说，在不知道他们可能在哪里工作或从事什么行业，也不知道这项计划将对他们的家庭造成何种影响的情况下，他们中很少有人自愿参加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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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应当利用工人阶级的精力，以便招募他们从事工业，而不是利用社会地位比他们高的人的技能和才能，这种观点遭到了公众的反对。安德森认为，由于统治阶级的肆意挥霍，资源正在被浪费。2月15日，他对下院说：“对于应当为珍珠、各种珠宝、高尔夫球场雇佣人力，以及应当把钱花在珍珠、各种珠宝、高尔夫球场等方面的说法，每个人都同意这种说法是错的。前几天，我在一本高级杂志上看到一则广告，是关于出售珍珠项链的，价格从4000英镑到10000英镑不等。此时，我们经历了两年半的战争，我十分确信，没有人会反对采取最强有力的措施来处理这个特定问题。”[153]安德森想制定一个重新部署的计划，将人力从最不重要的工作部署到最重要的工作，但不是强制性的。他担心这个计划是典型的劳合·乔治的风格——想法很好，却不知道如何实施，就连支持政府的报纸也对此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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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劳动力问题仍然严峻时，在该年晚些时候的一次演讲中，奥克兰·戈德斯提到了安德森的想法。他强调说，为“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工作”寻找更多的男性和女性，意味着一些“奢侈品行业”实际上不得不关闭，因为国民服务部将重新分配那些为奢侈品行业工作的人。[154]“在某个小镇，当我们正在寻找制造飞机的女性时，我们却看到女孩给洋娃娃穿衣服和戴假发的广告。洋娃娃和飞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玩偶制造商能够支付与飞机制造商同等规模的工资。这显然是将人力用在了错误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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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告诉下院，在1916年，200万名妇女向劳工介绍所申请工作，只有80万人得到安置。[155]农民仍然不愿接受她们。两年半后，军队才意识到，可以让她们在国内或法国的后方当厨师。安德森表示，人们普遍担心，如果更多的女性参加工作，“家庭生活会进一步混乱”。[156]当国民服务部依法成立时，人们确认这个机构仅为了男性而设立：女性是资源，“对她们将提出单独的呼吁和不同性质的要求”。[157]政府将提出几次这样的呼吁，特别是政府在1917年8月1日成立了妇女林业勤务队，目的是帮助确保砍伐更多的树木以作为木材——这是在法国加固堑壕所需要的——和种植树木。之所以在国内采购更多的木材，是为了腾出商船上的空间，以用于运输食物。1917年2月，伦敦警察厅的厅长同意女性可以驾驶出租车，然而，伦敦的出租车司机却持不同的观点，并威胁说，如果女性出现在驾驶座上，他们将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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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致认为，参加这项计划的工人阶级男性将得到与以前职业相同的报酬。政府强调说，任何领薪的专业人员如果自愿加入，都不会按照其惯常的工资标准获付工资。和以往一样，军火工人由于其特殊的价值和重要性将受到不同的待遇。农场工人每周至少获得25先令。设立国民服务部的法律明确规定，加入这个计划的任何人不得被现任老板解雇，但也不允许志愿者在不具有国家重要性的企业工作。张伯伦要求从前线调回更多的熟练工人来制造军火，但军队拒绝就此与他合作。他觉得自己被劳合·乔治抛弃了，因为劳合·乔治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介入其中以解决这个问题。诺思克利夫也加入进来，并开始攻击张伯伦，理由是张伯伦没有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诺思克利夫迫切地想要寻找弱点，而在张伯伦的身上，他认为他已经找到了政府的弱点，他为这个政府的组建付出了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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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维尔·张伯伦是少数几个被拉入劳合·乔治的圈子的人士之一，他们不接受首相期望的标准的顺从关系。他现在的名声也许是一个绥靖者和软弱者，或者是一个过分天真的人，但他决心不在劳合·乔治的面前表现出这一面。从他被任命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关系就一直在恶化。张伯伦曾努力地与其他部门（例如劳工部、军需部和贸易委员会）达成谅解，如果他想有效开展工作，这些部门是必不可少的。他未能妥善地组织他的部门，他和劳合·乔治在豁免服役问题上存在政策分歧。6月下旬，在未征求张伯伦意见的情况下，一名议会秘书被调离到了另一个部门，这个举动激怒了张伯伦，他给劳合·乔治写信说：“在我看来，这个举动太不礼貌了，太不寻常了，我很难相信这是无意的。”[158]首相道了歉，声称这是一场误会。事实上，新上任的议会秘书塞西尔·贝克（Cecil Beck）是少有的劳合·乔治式的自由党人，他已经和首相一起密谋反对这位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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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鼓励劳工大臣霍奇——他对张伯伦怀有敌意，并阻碍了劳工介绍所和国民志愿计划之间的合作——就人力政策应当如何进行提出看法。他还向曾支持张伯伦担任招募总监的奥克兰·戈德斯要了一份报告：戈德斯建议根据职业而不是年龄来免除男性的豁免权。这使他与张伯伦对立，在7月13日向战时内阁提交的最新报告中，张伯伦重申了他的信念，即取消向年轻男子给予的所有豁免。[159]他说，“除非政府准备改变他们目前对年轻男性的政策，否则他看不出他的部门继续存在有什么意义”。戈德斯说，煤矿里大约有50万适龄男性，他希望通过抽签来决定豁免服役的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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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初，战时内阁决定，国民服务部的总监应当控制军事和工业领域的人力，这是张伯伦非常不愿意承担的工作。他曾在报纸上读过针对他所在部门的简报——现在，他意识到，这是诋毁他人的惯用手段——并准备好辞职。由于劳合·乔治和诺思克利夫都对他不以为然，他的留任就变得不可能了。于是，在米尔纳的建议下，他辞职了。奥克兰·戈德斯接替了他。戈德斯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以前曾担任医学教授，他原以为自己将被任命为军队医疗服务的负责人：张伯伦认为戈德斯是被人设计用来解雇他的。在张伯伦辞职的前一天，劳合·乔治让戈德斯去见他。张伯伦原以为这次会面是关于让戈德斯在国民服务部担任下属一事，但是，戈德斯从首相的办公室得知，当天早上，劳合·乔治告诉张伯伦，如果他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那么戈德斯可以做。张伯伦从来没有原谅劳合·乔治给予的这种羞辱，1922年，这次羞辱将在劳合·乔治及其联合政府的垮台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就像工会为明确分工的问题争论不休一样，国民服务部和劳工部之间也必须起草一份正式协议，以便确定哪个部门应当负责哪些工作。坦率地说，后者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前者，并将服从于前者。[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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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随着士兵们在帕斯尚尔战役中葬身于枪口之下，以及军队需要更多的士兵，戈德斯将面临种种困难，而张伯伦至少已经从这些困难中解脱出来。1917年夏秋两季，政府增加了对体检不合格者的复检力度，发现了大量的欺诈性案例：最常见的是被认为患有癫痫或糖尿病的男性，他们通常没有（但有时有）医生的共谋。据信，仅在伦敦的斯特普尼区，就有4000名健康男性故意逃避服役。[161]该年的深秋时节，戈德斯宣布了一项体检分类改革，帮助那些被认为是体检不合格的人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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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力计划相比，全国煤炭供应的管理工作相对顺利。这也是好事，因为工业、火车和电网都是靠煤炭运转的。1915年，阿斯奎斯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监督煤炭工业，到1917年春，该委员会已经进行了三次报告，每一次都引起了更大程度的关注。到了1916年9月1日，大约有16.5万名矿工应征入伍，占劳动力的14.8%；1915年的产量下降到了2.53亿吨，比1914年减少了1250万吨。政府任命了一名煤炭管制员，从军队召回1.5万多名在国内服役的士兵，使得产量增加了400万吨。1916年12月，政府接管了南威尔士煤田的全部控制权。3月中旬，政府负责英国的所有煤矿，协调生产和分配工作。这不是国有化，而是一项临时措施，在此期间，政府与煤矿业主达成了一项财务安排。尽管如此，在天气异常寒冷的1917年4月——这是自1839年以来最冷的4月——由于运输问题，伦敦出现了煤炭短缺。在战争期间，铁路几乎没有获得投资，而且维修得很糟糕。[162]新的、更有效率的组织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形成，不过，管制员将对煤炭的产量、雇用条款和条件、分配、价格、出口和消费进行管制。[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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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药的生产仍然是一项关键的优先事项，但为了提高产量，往往会出现图省事的情况，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据1917年3月的一份报告记载，军火工人经常因为上班时打瞌睡而被送上法庭并遭到罚款，他们“未能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防止火灾或爆炸……并危及数千人的生命”。[164]这份报告是在战争年代最严重的事故之一发生后公布的。1月19日晚上7点前，在伦敦东部的埃塞克斯船坞区，位于锡尔弗敦的一家工厂发生了火灾，之后50吨三硝基甲苯发生爆炸。政府于1915年9月接管了这家工厂，以便对三硝基甲苯进行提纯——这个过程比实际生产三硝基甲苯还要危险——尽管工厂老板警告说，这类过程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工厂位于建筑物密集、人口稠密的地区，但这个警告被忽视了。工厂遭到破坏，附近900处房产被毁或无法修复，大约7万人遭受了一定程度的伤害，通常是滚烫的碎石砸到他们的身上并开始燃烧。附近格林威治的一个煤气罐被击中，引发了大火。远在30英里外都可以看到锡尔弗敦的大火，爆炸后，整个伦敦的天空立刻被照亮了，“就像许多金色的日落集于一处”。整个伦敦和东部各县，甚至100英里外都可以听到爆炸声。[165]一位地震学家发现，在距离爆炸地点122英里的特伦特河畔的拉德克利夫发生了地震。[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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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是，只有73人死亡，400人受伤，因为许多工人已经回家了，大部分周边住户都住在楼下，爆炸的威力被上层楼面吸收。这场爆炸造成至少200万英镑的损失。第二天，爆炸现场“没有闷烧的情况，也没有冒烟”。[167]报纸的报道几乎没有掩盖任何细节，整个伦敦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政府开始努力安置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人，并设立了一项救济基金，以确保那些工作场所不复存在的人有足够的钱生活下去。一份政府报告——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公布——抨击了工厂对安全问题漫不经心，因为大部分三硝基甲苯炸药都放在外面的一个货场里等待装运，而集装箱又不足以保护它免受从其他地方引发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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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为了应对每日的战事有大量的工作要处理，劳合·乔治仍希望向大家展示政府也在思考未来。阿斯奎斯成立了一个小型重建委员会，2月17日，劳合·乔治扩大了这个委员会的规模，并修改了职权范围。孟塔古担任执行副主席（在劳合·乔治的手下工作），阿斯奎斯的前私人秘书沃恩·纳什（Vaughan Nash）继续担任秘书。对于劳合·乔治的花园别馆，填补助理人员之位的是一些议员［例如菲利普·科尔（Philip Kerr），他后来成为洛锡安侯爵］以及一些托利党和工党的杰出人物：后者有比阿特丽斯·韦伯，她认为孟塔古是一个“彻底的失败”。[168]有人建议邀请萧伯纳和威尔斯加入，但劳合·乔治——这两人被誉为头脑冷静，毫无疑问，他对此十分警惕——把他们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该委员会一直持续到7月17日，之后被重建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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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舞士气，向公众表明他们的统治者正在考虑如何使战后的生活变得更好，这是至关重要的。1916年的晚冬时节到1917年，罗伯逊注意到，“在这个国家，受伤和变残废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情绪非常阴郁”，尽管志愿组织努力建立培训学校，向他们传授技能，尽管慈善机构正在为他们建立住宿网络以供他们居住。[169]音乐厅和剧院在上层社会的大力支持下举办慈善演出，在筹集资金修建住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工厂都在培训残疾人，以便让他们从事重要的工作，生产对战事至关重要的军火和其他物资。然而，当局在向这些人支付津贴时行动迟缓，当士兵退伍时便停止发放他的服役津贴和他妻子的军属津贴，这让士兵们及其家庭陷入了严重的困境。随着食品价格上涨，这有可能成为一个高度易燃的问题。此外，这些退伍军人愤愤不平，再加上受到被俄罗斯事件鼓舞的和平主义左翼分子和工团主义者的煽动，原本充满了火药味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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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事情让人分心，但劳合·乔治最基本的责任仍然是开展战事工作。在他入主唐宁街后的几周内，从他信任尼维尔的那一刻起，他对如何最好地开展战事工作的判断似乎非常让人怀疑。劳合·乔治支持尼维尔的进攻主张，但以惨败而告终，这表明他对战略的判断并不比阿斯奎斯高明。1917年4月9日至14日，阿拉斯战役导致14万英国人伤亡（包括诗人爱德华·托马斯，他在第一天就被射中胸部），而德国的伤亡人数为8.5万。虽然加拿大人占领了维米岭，但黑格和罗伯逊认为这次进攻失败证明了劳合·乔治的愚蠢，因为他让法国人指挥英国远征军，尽管只是暂时的。法国人对这次进攻是否奏效持高度怀疑的态度，而劳合·乔治的主张至关重要，因此，他应当承担大部分政治责任。对于他领导英国的战事工作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开始。然而，当将军们指责他时，他却反过来指责他们支持西线进攻。这种关系永远无法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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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继续支持“萨洛尼卡”战略，坚持认为较之于在法国和佛兰德斯继续开展消耗战，攻击德皇更脆弱的盟友将会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是，罗伯逊和黑格很快意识到，在二月革命和建立临时政府后，俄国无法维持军事力量或者无法继续生产武器，这可能会让更多的德军前往西线，因此不能抽调用于抵抗他们的西线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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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首相认为英国最大的希望是，在西线进行另一轮大规模的攻击之前通过封锁来消磨德军，这个想法是正确的。1917年5月5日，在尼维尔的进攻主张失败后，协约国在巴黎召开会议，发布了一份英法联合公报，宣称：“这不再是一个旨在突破敌人前线和瞄准遥远目标的问题。现在，这是一个消磨和耗尽敌人的抵抗能力的问题，并且如果实现了，以及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就要尽可能地加以利用。”[170]德国人不可能突然投降，只有消耗才能打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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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米尔纳指出，在俄国事件和美国参战后，“迫切需要重新评估整个战争局势”。[171]他和其他人担心，法国军队的兵变会使法国成为一个不可靠的盟友。他察觉到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势，认为需要采取不同的主动措施。1916年，卡尔接替了他的叔祖父弗朗茨·约瑟夫，成为奥匈帝国的新皇帝，4月初，当他通过堂兄波旁家族的西斯托亲王（Prince Sixte of Bourbon）与法国政府交涉，以期达成一项单独的和平协议时，采取主动措施的可能性便出现了。劳合·乔治看到了一种分裂同盟国的方法，他对此很热心，但是，意大利人——他们派遣军队与奥地利作战——不感兴趣，于是这个提议失败了。尽管如此，罗伯逊担心首相仍想在意大利发动新的进攻，6月13日，他告诫黑格警惕这样的提议。他对黑格说，现在国内有麻烦了”，因为“在劳合·乔治的影响下，战时内阁已经开始……审查战争的整个方针和战略，并开始‘了解事实真相’”。[172]战时内阁正在与相关人员面谈，很快就会轮到他（和罗伯逊），“然后麻烦就会开始”，因为“已经要求铁路人员提供与向意大利快速运送12个师和300门重炮有关的数据！只要我担任帝国总参谋长，他们永远别想去哪里”，罗伯逊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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