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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62 很显然,美国的援助——政府主要讨论了美国承诺投入的对德作战的人员数量——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将塑造美国的力量。12月9日(星期日),在位于沃尔顿希思的房子共进午餐时,里德尔警告劳合·乔治,未来一年形势严峻。航运损失增加,对外贸易大幅下滑,债务增加30亿英镑。但是,更为不祥的也许是,他补充道:“美国人当然希望美国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国家。到1918年底,他们将拥有世界上所有的黄金;他们将拥有一支庞大的商船队……他们将在世界各地开辟新的市场,在我们战斗的同时,他们将开发这些市场。他们憎恨我们对海洋的控制……(他们)将努力削剪我们海军的羽翼。威尔逊总统既冷静又狡猾。我们必须留意的是,在我们努力消灭德国人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把自己也给消灭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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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64 随着悲观和沮丧感与日俱增,里德尔的担忧也日益增长。至今情绪仍然激昂的黑格不再谈论下一次进攻,而是意识到,在西线,现在只可能打一场防御战。可能要等到美国人带着新的兵力或新的想法到来,或者依靠敌人的灾难性错误,才能实现打败德国的奇迹。诺思克利夫——在去年前往美国时,他曾命令《每日邮报》在他不在国内的时候总是站在军队的一边——对未能巩固在康布雷取得的战果感到震惊,于是,他让报纸将火力对准了总参谋部,尤其是罗伯逊。12月12日,《泰晤士报》呼吁展开调查,找出导致康布雷战役失败的责任人,不过,诺思克利夫仍然尊重黑格,认为他是被下属的糟糕表现所拖累。1月14日,国民服务大臣奥克兰·戈德斯哀叹道,“就同时解决所有问题而言,进行重大打击无异于出现神圣的奇迹,因为这些问题被笼统地称为一个问题,并被贴上了人力的标签”。[13]他提议废除基于职业提供免役证明的立法,并且一直主张取消向18岁男孩给予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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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66 政府每周都在调整它的优先事项。如果造船厂的生产人员突然闲置,那么不被需要的工人可以去前线。戈德斯声称招募工作进展顺利,但是,现代军队需要精通工程、电气和炸药科学的人才,而这些人只能从免于服役的岗位中获得。他认为,在非必要行业和军工行业,可以搜寻到45万名达到服役年龄的潜在新兵,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尚未进入劳动力队伍的老年男子或妇女可以接替他们的工作。当年轻健康的士兵享受着高工资,并且免受德国炮弹和子弹的攻击时,为了保持士气,政府不再允许将那些身负重伤的士兵或者实际上已经过了服役年龄的老人送回战场,也不再允许阻止前线士兵的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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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68 1918年1月初,很显然,为了回应首相对黑格的蔑视,戈德斯向下院宣布:“政府非常仔细地研究了伤亡问题。虽然政府不希望仅仅根据伤亡人数来判断指挥官的行动,以免妨碍他们在战场上的行动,但政府还是决定,对人命的疏忽和对伤亡情况的轻率,不论在什么地方出现,都应当予以消灭。”[14]它至少向公众表明了政府对索姆河和帕斯尚尔战役的看法,并且这可能是戈德斯精心策划的一个举动,目的是向焦躁不安的人群证明,他们忍受了如此多的痛苦,政府理解他们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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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70 不过,他还必须确保自己的言论不会引发高级指挥官辞职。“我不想被人误解。我们没有指责任何一位海军上将或将军鲁莽行事或无视人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非常明确的一般性原则,我非常清楚,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我们等待美国人到来的时候,这项原则将指导政府监督其任命的指挥官的行动。”他重申,政府仍然认为在爱尔兰推行征兵制弊大于利。有100万人被免于服役,戈德斯不排除有些人可能通过贿赂得到了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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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72 政府就拟出台法律以便自动取消职业豁免进行了辩论,导致其最坚定的批评者之一威廉·普林格尔——他是一个追随阿斯奎斯的自由党人——嘲笑联合政府花了13个月的时间来解决人力问题。他嘲讽了坐在国务大臣席位[15]上的官员:“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和盟国的形势从未像今天这样糟糕。就在一两天前,军需大臣说大英帝国现在安危未定。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局势。”[16]他声称,现在炮弹供应过剩,以至于在法国成堆的炮弹都“生锈”了。[17]1月17日,陆军部次官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承认,“关于在战场上雇用有色人种,我们已经最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目前仍在认真考虑。各个战区都在尽可能地利用他们为国效力”。这反映出政府在人力问题上是多么不顾一切。[18]长期以来,军队和政界一直反对黑人与白人一起服役。第二天,劳合·乔治对另一组工团主义者——他们的合作对戈德斯的计划取得成功而言至关重要——发表了讲话,传达了比以往更加明确的信息。“我自己的信念是:大家要么继续,要么屈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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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74 当政客和士兵们还在为下一步该怎么做而争吵不休的时候,英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开始意识到,由于结束了与俄国的战争,德国人打算利用他们所有的资源来迫使英国和法国屈服。政府估计,由于俄国“退出”协约国,德国军队(德军让18岁的男孩上前线,而英军要等到他们年满19岁,才让他们上前线——至少官方是这样做的)正在重新部署来自东线的士兵,至少有95万人,可能多达160万人。[20]甚至《泰晤士报》也报道了德军现在“向西蜂拥”而至的情况。这是自1914年以来,德军似乎第一次有可能重新发起攻势。这正是德军的计划。1917年11月11日,也就是停战的前一年,德国军需总监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在蒙斯主持了一次高级军官会议,讨论了战略问题。会议决定,“我们必须打击英国人”。[21]理由很简单。正如英国公众不断(而且是真实地)被告知的那样,在后方,德国的情况比英国还要糟糕。封锁导致德国出现了严重的食物和燃料短缺,衣服等其他必需品也供应不足。由于劳合·乔治在1915~1916年间对军火工业进行了有效动员,协约国的军备制造现在已经超过了德国。俄国退出一战,意味着德国可以将东线的资源转移到西线,而不会让自己处于不利境地。最重要的是,经过大量训练和装备精良的美国人即将到来。在德国人看来,这个形势可以说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德国的目标是西线的英国远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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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76 1918年1月19日,在写给劳合·乔治的信中,丘吉尔直言不讳地说道:“我认为我们为军队做得还不够。真的,我必须向你说明这一点。我们没有按照本应采取的方式来增加兵力。我们应当立刻补充兵员。”[22]他说得对——也许比他认为的还要正确——但是,劳合·乔治并没有向丘吉尔吐露他的想法,即他对让黑格拥有大量的人力放手去做感到担心。事实上,首相对事情的看法完全不同。1918年初,由于俄国退出一战,意军溃败,法军士气低落,英国远征军缺乏人手,他认为战争会持续到1919年。劳合·乔治对他的军事顾问和他们的反复失败感到沮丧,他试图改组军队的指挥权,寻找新的想法和新的取胜方法。他曾试图通过设立最高作战委员会来削弱罗伯逊的势力,而后,他在1917年12月19日告诉史考特,他打算用亨利·威尔逊爵士来取代罗伯逊。[23]威尔逊和劳合·乔治相互理解,都认为法国将军比英国将军好。威尔逊野心勃勃,他在主人关心的问题上表现得很顺从。他加入最高作战委员会,这意味着该委员会非常有可能提供首相乐意接受的建议。威尔逊沉迷于政治阴谋,使得他在政坛受阻,直到他遇到了一位赏识者——也就是劳合·乔治,后者可能在威尔逊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志趣相投的精神。这个时候,伊舍描述道:“亨利·威尔逊……是我们这些人中最聪明的人士之一。不幸的是,他涉足政治,并且像许多爱尔兰人一样,他对橡木棍[24]情有独钟。这些对他不利,这种不利也许是无法补救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军队和国家都将遭受惨重的损失。”[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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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78 1917年12月28日,在吃早餐时,劳合·乔治对史考特说:“将军们对巨大的伤亡毫无怜悯之心,他们命令士兵们去送死,就像被宰杀的牛那样。一次又一次,优秀的士兵被命令去做一些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比如在无法切断铁丝网的情况下冒着机关枪的扫射前进。”[26]令他愤怒的是,当指挥系统中的每个人都向上级报告说这样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时候,总司令部命令道:“告诉他们要服从命令。”这就是劳合·乔治希望限制罗伯逊和黑格权力的原因。帝国总参谋长是他的第一个目标,即使德比告诉劳合·乔治,如果罗伯逊被免职,那么他也将辞去陆军大臣一职。1918年元旦,当黑格在伦敦见到德比时,他得知了劳合·乔治将对罗伯逊实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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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80 在重返法国之前,黑格和德比交谈,声称他对德国发起进攻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这一如既往地危害到了他自己的事业,也因此破坏了他要求增兵的呼吁。他认为德军将及时地向西线调派32个师,但是,他认为德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代价太高;他是根据经验才这样说的。黑格如此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这是愚蠢的,这让日夜为增派军队而争论不休的罗伯逊感到惊愕,尽管黑格的说法合情合理。黑格认为,如果德国人试图发起进攻并失败了,那么他们将会完蛋——因此,他认为他们不会发起进攻。黑格似乎已经开始放缓对增加兵员的需求,他曾打算用这些兵员来弥补1917年的灾难性进攻对军队造成的兵力损失,如果他告诉德比他真正需要多少人,那么这个数字就会一目了然。早些时候,他声称需要11.6万人来接替阵亡的士兵。[27]德比——他和罗伯逊目标一致——也对黑格的失言感到愤怒,他让罗伯逊转告黑格将来在开口说话前先三思。罗伯逊对黑格说:“我比你更加了解这些人,”他指的是政客们以及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而歪曲一切的能力——尤其是劳合·乔治。1月9日,黑格和德比与劳合·乔治共进午餐,德比用100支雪茄和首相打赌(首相用100支香烟),声称战争将在1919年之前结束。精明的黑格同意这种说法,“因为考虑到德国国内的状况”。[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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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82 在高级军事顾问中,被劳合·乔治及战时内阁忽视的不仅仅是罗伯逊。当1月11日莫里斯将军报告说,德军发动进攻的迹象正在增加时,劳合·乔治说:“内阁认为不会发动进攻,并认为德军真正想攻打的是意大利,或许还有萨洛尼卡。”[29]就在德军从东线调遣军队时,英军因为兵力短缺只集结了120个营。艾莫里报告说,劳合·乔治“无法忘记,黑格和他的同僚们对伤亡几乎漠不关心,并且叫嚣着局势很危险,以便在德国人表现出不发起攻击的迹象时,能有足够的人手进行另一场血腥的袭击”。[30]英国人正在跟随着凡尔赛宫的曲调跳舞,凡尔赛宫认为西线局势稳定,最好把军队部署在中东地区。到了1月26日,莫里斯记录道:“劳合·乔治和威廉·罗伯逊之间的关系正迅速变得让人难以忍受。”[31]这大概是因为首相开始感觉到罗伯逊在某些方面可能是对的。根据情报,德国在西线的兵力比之前预计的多出了60万到70万。根据艾莫里的报告,“这扰乱了劳合·乔治的计划所依赖的根据”。[32]事实上,1918年2月7日,在战时内阁的一次会议上,军事情报总监、少将乔治·麦克多纳(George Mac-Donogh)爵士宣布,“自去年10月以来,德国总共有30个师被调往西线”,敌人还可以调动“27个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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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86 到了1918年的冬末,国家对平民生活进行的控制日益严格。扔掉仍然适合人类食用的食物被认为是一种违法行为。政府鼓励那些拥有土地的人种植粮食和饲养猪,但警告他们不要用任何可供人类食用的东西来喂猪。全国爆发了一场关于如何喂养猪的辩论,《泰晤士报》热心地将此称为“猪的问题”:“任何一个对猪有一丁点了解的人都不能否认猪拥有许多令人钦佩的品质,”该报说道,其中一个就是它会很高兴地吞咽“食材废料”。[34]政府不可避免地监督了为猪特制的“蛋糕”(这种蛋糕由棕榈仁和椰子肉的副产品制成)的生产和经销,制定了政府养猪计划。政府的下一步是敦促农村家庭成立养猪俱乐部,集体饲养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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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88 对违反食品法规(尤其是针对以错误的价格出售食品或者对浪费食物)提起诉讼正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事情,中产阶级的家庭尤其容易因为囤积食物而被起诉。一些人被发现囤有令人吃惊的战时物资。3月9日,萨里郡伯斯托的约翰·罗伯逊(John Robertson)因为囤积了95磅的糖、161磅的面粉、55磅的大米、42磅的糖蜜、45磅的饼干、9磅的人造黄油、33磅的茶、100磅的燕麦片、41品脱的汤和234块方糖而被判有罪。[35]他的家庭成员包括他的妻子、一个成年的女儿、一个10岁的儿子和两个仆人,还有两个在外上学的儿子,尽管他声称整个大家庭的成员当时都住在家里。他被罚款50英镑,支付了32基尼的诉讼费用,并被没收超出四周供应量的所有食物。公司和批发商也经常成为这些规定的受害者,不是因为他们故意不服从这些规定,而是因为有时候情况复杂,他们很难解释清楚。违规者包括立顿的茶叶商人,他们受国王和王后陛下的委托经营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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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90 2月25日,伦敦周围各郡开始实施肉类配给计划,报纸刊登了国王和王后陛下的配给卡的照片,以说明王室为支持战争做出了同等牺牲。4月7日,该计划开始在全国推行,它本应在3月25日实施,但官僚机构没有做好准备,尤其是在计算向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人给予的补充配给量方面。动物内脏也实行定量配给,政府呼吁人们多吃些野味——鹬、鸻、兔子、野兔和无处不在的林鸽。屠夫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核对完每一位顾客的配给卡。不过,到了3月中旬,最糟糕的情况已经结束。政府让英国在食物上自给自足的希望也破灭了:7月3日,J. R.克莱因斯(J. R. Clynes)——他在朗达于7月3日去世后接替朗达担任食物管制员——警告战时内阁,饲料缺乏威胁到了畜牧生产,也威胁到了马匹的供应。在1917年的粮食危机期间,政府对18岁到23岁的农业工人给予了服役豁免,但在4月30日,政府认为这类豁免是可以取消的,并设定了征召3万人的目标,然而,这个举动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乐观之举。尽管女子农田军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人力短缺,一项开垦更多废弃耕地的计划还是被放弃了。部分由于这个原因,英国在7月份广泛实行了食物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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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92 对公众造成影响的不仅仅是食物短缺。3月下旬,由于煤炭和电力短缺,店主们被禁止使用橱窗照明工具,餐馆和剧院也被勒令提前关门。伦敦地铁也关闭得很早,周日列车班次稀少;已经严重缩减的铁路服务遭到了进一步削减,许多支线在周日停运。政府警告烟草批发商,如果他们不改善烟草的经销情况,那么国家将为他们做这件事。政府提醒烟草商,不按照规定价格销售产品的,即构成轻微违纪行为。人力短缺造成了广泛影响。由于人手不足,民事案件的陪审团审判受到了限制。担任陪审员的最高年龄从60岁提高到了65岁。大多数建筑物,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自战前以来都没有得到维护。油漆剥落,邋遢、无光彩的样子随处可见。到了1918年的冬末,英国和英国人都破败不堪,情绪消沉。服装和布料都很稀缺,因为工厂专门生产数英里长的卡其布,而不是生产用于制作西服和连衣裙的材料。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英国人的生活;英国殡葬业协会警告公众,由于缺乏榆木木材,棺材供应不足。事实上,英国拥有充足的榆木,但政府的分配制度毫无用处。政府建议使用纸制棺材,而不是改善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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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94 燃料短缺导致政府对天然气和电力供应实行配给制,餐馆不得不在晚上9点30分停止供应食物,为了节省燃料,所有娱乐场所必须在晚上10点30分之前关闭。政府开设了国营厨房,为那些没有燃料做饭的人提供汤、炖菜和布丁等外卖食物。政府继续暂停银行假期,去度假被认为是不爱国的行为。由于线路维护困难,列车服务经常中断,而且票价大幅度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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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96 尽管战争的最后阶段充斥着贫困、压力和恐惧——或者可能正是由于这些贫困、压力和恐惧——但创造力在继续发展,某种形式的精神生活也在继续,对娱乐和放松精神的追寻也在继续。战争并没有扼杀艺术,随着战争变得日益激烈,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作品。某种文化生活在继续着,并提供了新的灵感,尽管战争激发的大部分东西直到战争结束后的几年才实现。H. G.威尔斯——和在战前一样,他在战争期间也很多产——出版了《主教的灵魂》(The Soul of a Bishop),这是一部精神危机寓言,描述了一个民族在遭受严重损失和劫难后对其信仰提出质疑;亚力克·沃的《青春朦胧》虽然没有那么深刻,但争议更大。诗歌产生了更持久的影响。T. S.艾略特出版了《普鲁弗洛克及其他所见》(Prufrock and Other Observations),这本薄薄的书中包括1915年在一本杂志上首次出版的《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这本小册子是一个早期现代主义的声明,主要诗歌采用了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和广泛的典故。《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蔑视这本书,它对其中的内容评论道:“它们与诗歌毫无关系。”[36]罗伯特·格雷夫斯的第一卷诗集《精灵与燧发枪手》(Fairies and Fusiliers)颂扬了他和齐格弗里德·沙逊的友谊;而沙逊自己的诗《老猎人》(Old Huntsman)也于1917年出版,这首诗是献给托马斯·哈代的。1917年11月,曾在皇家音乐学院学习作曲的艾弗·葛尼(Ivor Gurney)出版了他的诗集《塞汶河和索姆河》(Severn and Somme)。在战前,葛尼出现了躁狂抑郁症的迹象,在写诗和发表诗歌的过程中,他受伤,被毒气所害,这加剧了他的精神问题。他曾在堑壕里写过歌,战后,在沃恩·威廉斯的指导下,他重新开始学习,创作了几部小作品。但是,他的精神疾病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的。他于1937年在阿拉斯(Arras)去世。在葛尼去世后不久,爱德华·托马斯发表了诗歌,葛尼曾为其中的19首谱写了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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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798 就公开表演和新作品的展示来看,音乐也呈现出社会性的一面,这表明在一个极度阴郁的时代,人们仍然怀有一种文明感。1917年10月22日,在女王大厅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上,《奥德利夫人的组曲》(Lady Audley’s Suite)——这是一部弦乐四重奏的作品——进行了首演,并获得了热烈的好评:“这些时日以来,这是我们从一位英国人那里听到的最有希望的新作品。”[37]它在很多方面都很了不起。它的作曲家赫伯特·豪厄尔斯(Herbert Howells)曾因身体原因被拒绝服兵役,他被诊断出患有格雷夫斯氏病(一种甲状腺疾病),只能活六个月。有一种方法也许可以对他进行治疗,这就是居里夫妇在过去十年发现的镭。豪厄尔斯的父亲是格洛斯特郡的一个破产的店主,因此,他负担不起治疗费用。他在皇家音乐学院的老师休伯特·帕里爵士有能力负担,并告诉豪厄尔斯他愿意出钱。豪厄尔斯活到了91岁,他可能是最伟大的现代英国教堂音乐的作曲家。他于1983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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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00 在战争期间,弗兰克·布里奇写过室内乐和一些管弦乐作品。与他战前的作品相比,这些音乐柔和且发人深省,有些与战争直接相关。1915年,他的《哀歌》(Lament)广受赞誉,这部作品是为了纪念“卢西塔尼亚”号上一位被淹死的9岁女孩。1916年,他写了一首众赞歌《献给上帝、国王和权利》(For God and King and Right)。1917年,他的音乐走向了更加逃避现实的道路,他的四首特色曲目包括《水中仙女》(Water Nymphs)和《迷迭香》(Fragrance)等乐章,随后创作了《三首田园诗》(Three Pastorals)和一部组曲《童话》(Fairy Tales)。1918年,布里奇为布鲁克的十四行诗《吹吧,你的号角》(Blow Out,You Bugles)谱写了令人惊叹的曲子,讽刺的是,他后来却以和平主义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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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02 由于无法服现役,布里奇在战争期间至少能够继续作曲。帕里——作为皇家音乐学院的院长,他肩负着教学和行政管理的重担,并开展慈善工作——创作了几部杰作:《耶路撒冷》(他没有这样称呼这部作品)、合唱赞歌《海上骑士》(The Chivalry of the Sea)、《离别之歌》(Songs of Farewell)和一些管风琴赞歌。在战争期间,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爵士创作的大多是歌曲,以及一些配乐和短管弦乐作品。他拥有巨大的创作冲动,这种冲动持续到了战争结束,并产生了大量作品,但后来有所减弱。埃尔加为曾经繁荣的世界的逝去感到悲伤,这种悲伤可以在他1918年开始创作的四部作品中听到:他的小提琴奏鸣曲、弦乐四重奏、钢琴五重奏,以及他最著名的大提琴协奏曲——这是他完成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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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04 从1918年初开始,在一系列的英国音乐会中,一位年轻的指挥家阿德里安·博尔特(Adrian Boult)——他由于健康原因被免于服现役(他在94岁生日前不久去世)——在伦敦交响乐团担任指挥。在1916年之前,博尔特一直是后备役营的一名勤务兵,但由于精通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后来被调到陆军部担任翻译。他指挥过的音乐会包括沃恩·威廉斯的《伦敦交响曲》(London Symphony)的第二场演出(就在战争爆发前进行了首演)、帕里的《交响乐变奏曲》(Symphonic Variations)和巴特沃斯(Butterworth)的作品,巴特沃斯死于索姆河战役。不过,其中的一场音乐会成了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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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06 在整个战争期间,古斯塔夫·冯·霍尔斯特(Gustav von Holst)——他具有瑞典血统,在战争初期,他抛弃了名字中的“冯”[38]——申请了各种各样的非战斗工作,但是,即便这样,他仍因身体不合格而被免于参与这些工作。最后,他在基督教男青年协会获得了音乐总监的职位,负责为欧洲的士兵安排管弦乐队和其他音乐娱乐活动。后来,在1918年10月初,霍尔斯特在萨洛尼卡任职。他的朋友们知道,在1914年末到1916年初,他创作了自己的管弦乐组曲《行星》,但仍未搬上舞台。为了祝贺霍尔斯特出国任职,他的一位赞助人亨利·鲍尔弗·加德纳(Henry Balfour Gardiner)决定付费让他在离开之前于9月29日在伦敦女王大厅进行一场私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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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08 霍尔斯特让他的朋友博尔特指挥首场演出。霍尔斯特在位于伦敦西部布鲁克格林的圣保罗女子学校教音乐,学校的唱诗班在最后一个乐章《海王星》中进行了合唱。虽然这部作品对埃尔加、沃恩·威廉斯的作品进行了创新,甚至对帕里(霍尔斯特的老师)在1912年创作的《第五交响乐》进行了创新,但它成为英国管弦乐前所未有的经典之作,尽管霍尔斯特的朋友爱德华·登特(Edward Dent)说,这首曲子听起来“远没有他在进行乐谱研究时预期的那么现代”。[39]一些伟大的音乐作品在首次演出时因其糟糕透顶而被载入史册,但《行星》却不是这样,它是一部揭露了霍尔斯特是一个能与同时代的欧洲人(例如施特劳斯、斯特拉文斯基或拉威尔)相媲美的天才的作品之一。它是英国音乐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应邀前来的观众被这部作品深深折服。一位经理立即招募了博尔特,让他在接下来的音乐季中进行首场公开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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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8810 就在他的学生取得成功后的一个星期,心脏本来就不太好的休伯特·帕里爵士成了流行性感冒的受害者,他在位于苏塞克斯郡鲁辛顿的家中去世。但是,他培养了一些作曲家,例如沃恩·威廉斯、亚瑟·布里斯、杰克·莫伦、约翰·爱尔兰(John Ireland)和霍尔斯特,他们将确保日益发展的英国文化生活在他死后继续繁荣下去,并在战争结束(当时距离战争结束已经不远了)后能够继续繁荣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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