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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把黑格和罗伯逊归为一类人,但是,在把罗伯逊赶走后,他还没有制定赶走前者的计划,尽管他考虑了适合接替前者的几位将军。南非将军兼战时内阁成员扬·史末资——他是劳合·乔治最喜欢的士兵,作为一个局外人,他可以不让历来关于其个性的看法影响到他的判断——建议劳合·乔治留住黑格,因为他觉得没有比黑格更好的人选。首相与黑格的下一次会面很难使他相信这个判断是正确的。2月16日晚,在从法国的一次陆军指挥官会议回来后,黑格抵达伦敦,决心会见劳合·乔治。在这次指挥官会议上,他得知德军的实力大大增强,“我们现在必须随时准备面对非常猛烈的攻击”。[121]这种看法与他在1月初所表达的疯狂观点相矛盾,对提高他在唐宁街的可信度毫无帮助——即使这一次他被证明是对的。德比在维多利亚车站接他,并告诉他,威尔逊已经接替了罗伯逊。黑格觉得罗伯逊是被迫离开的,这不是他的错觉。第二天(星期天)早上发生的第一件事情是,罗伯逊拜访了黑格,并告诉黑格,他觉得德比不太“正直”。[122]然而,黑格似乎决心接受官方对事件的说法,并且没有显得大惊小怪,也许是为了避免自己因为抗议而被好斗的首相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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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德比把黑格带到劳合·乔治位于沃尔顿希思的房子,黑格认为那里“让我想起了海边的避暑寓所”。当他们到达时,劳合·乔治正在休息。劳合·乔治一现身,黑格便强调说,他从来没有批准过他们正在讨论的任何安排,但是,现在这些都是内阁政策,他将忠诚地执行这些安排。劳合·乔治暂时离开了房间,这给了德比一个机会,他告诉黑格,陆军元帅已经“相当清楚地”陈述了自己的立场,而陆军大臣对黑格反对新制度至少是毫不怀疑的。随后,德比向黑格保证,如果首相“在下院就这个问题做了任何与我(黑格)有关的失实陈述,那么他准备在上院站出来,断然否认”。联军的统一指挥权本来是可以建立起来的,但最后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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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应邀前去拜访威尔逊,讨论由谁来接替威尔逊在凡尔赛留下的空缺职位。这个职位落到了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爵士的身上,黑格对此很高兴。德比刚才主要作为旁观者参与了上述事件,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连累。那天晚上,他会见了黑格,再一次提到他正在考虑辞职,他也向国王阐明了这个想法,国王同意辞职是最好的办法。德比准备把他的威胁付诸行动。黑格劝他为了军队的利益留下来,劳也敦促德比留下来,而汉基阻止朗(朗对罗伯逊受到的待遇感到愤怒)辞去殖民事务大臣一职。如果他们刚好在比弗布鲁克进入政府时以及诺思克利夫得到一个正式的职位时辞职,那么由罗伯逊的离开所引起的骚乱可能会对政府造成致命的破坏。然而,到了2月17日,黑格的陈述内容已经发生改变,他的主要关注事项不是罗伯逊,而是“我是否对向我下达命令的拟议安排感到满意”。[123]作为陆军委员会的成员,罗林森很满意,因为他给黑格下达的任何指示都将构成“合法命令”。[124]如果罗伯逊在政治博弈中依靠黑格作为援军,那么他将会感到失望。在决定是否要冒着失去自己工作的风险来挽救罗伯逊的工作时,黑格被认为是做得还不够。不过,话说回来,罗伯逊不仅不是一个绅士,还犯下了被劳合·乔治打败的终极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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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当德比(犹豫不决地)决定不从政府辞职时,罗伯逊“在晨报上读到他已经辞职了”。[125]阿斯奎斯要求对此做出解释,但劳表示,由于“非常怕冷”,劳合·乔治不能出席下院的会议,他希望第二天能参加。[126]那天早上,劳不辞辛苦地去见黑格,并告诉黑格,劳合·乔治要求他于该日下午在议会宣读的一份声明,并建议他关于黑格应当说些什么。劳合·乔治要他说黑格认为新的安排是“一个可行的计划”。[127]然而,黑格并不那样认为。“我说这不是我的观点,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计划,而且不可靠,因为它设置了两个可以给我下达命令的官员,这是双重控制。”他说:“他不能说我认为这个计划是可行的,但是,我将尽最大努力根据这个计划开展工作。”劳理解黑格的意思,并且没有歪曲他的意思。劳的秘书戴维森告诉汉基按照黑格的建议来阐述这个声明。[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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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还宣布,罗伯逊接受了东线师的指挥权,这促使阿斯奎斯的追随者之一詹姆斯·霍格询问,为什么不向他授予童子军的指挥权。第二天,劳合·乔治做出了他承诺的声明。他没有提到的是(但汉基写在了他的回忆录中),唯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罗伯逊如何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汉基觉得罗伯逊是“首相上台后想要摆脱的很多东西的化身”。[129]这位将军之所以能够任职到现在,是因为他在军人和政治家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直到现在,劳合·乔治才终于觉得自己拥有足够的权威来处置帝国总参谋长,他与这个帝国总参谋长在战略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罗伯逊笑到了最后:“在接受实际考验时,执行委员会彻底崩溃了,3月26日,福煦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并一直担任到战争结束。”[130]离职后,罗伯逊将受到劳合·乔治的不公正待遇,他期望得到的贵族爵位从未兑现,而且与其他高级将领相比,他得到的战争奖金非常少。战争最后几个月发生的事件足以证明,他对战略的大部分评估都是正确的,因此,一想到这一点,劳合·乔治就会感到恼怒:从他对枝节问题的关注来看,他对战略的把握是非常差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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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付了罗伯逊后,劳合·乔治觉得摆脱不了黑格,于是决定让他的部队缺少兵力,这样他就不能发动另一轮进攻。但是,这也意味着,劳合·乔治必须对没有充足的士兵来保卫西线承担责任,这一点他似乎从未考虑过,就像黑格从未想过军队士兵短缺的真正原因一样。和劳合·乔治一样,新上任的帝国总参谋长威尔逊(有意或无意)无视协约国军目前在西线面临的危险。3月4日,莫里斯告诉威尔逊,他预料到德国人将在康布雷周围发动攻击,威尔逊不同意这种看法。这是因为他真的是这样认为的,还是因为他知道劳合·乔治的看法,并希望避免与劳合·乔治发生冲突,我们只能猜测了——尽管劳合·乔治早在一个月前就派史末资和汉基到西线,检查应对这种袭击的准备情况。新的指挥制度并不完美,部分原因是黑格决心做自己的主人:3月,劳合·乔治了解到,黑格和贝当一直在就西线和意大利之间的军队部署进行自由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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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月下旬,更多的情报到达了陆军部,内容关于德国的师正在向前线转移。然而,正如莫里斯在28日记录的那样,“大臣们仍然不愿相信德国将在西线发起攻击”。[131]到了3月中旬,对于德军在西线“集结”所造成的战争局势转变,议员们在下院提出了一些问题:然而,政府假装忽略这些问题。[132]莫里斯告诉他们,德国的进攻将在3月15日之前准备好,可能在康布雷附近发动。春天的天气异常干燥,这只会增加袭击的可能性。四天后,莫里斯告诉威尔逊,他“肯定”袭击将会发生;威尔逊对他说,德国人试图从索姆河的废墟发起进攻,这种做法没有意义。[133]3月12日,威尔逊进一步向战时内阁详述了这个意见,声称肯定不会发起攻击。“德国人在西线集结军队并不是为了好玩”,莫里斯说道。[134]然而,黑格——他于3月14日被传唤到伦敦——带着一种叛变者的热情坦言道,劳合·乔治和劳“尽了最大的努力让我告诉你们,德国人不会进攻”。[135]然后,黑格列举了劳合·乔治病态性不诚实的另一个例子。“首相说,我认为‘德国人只会攻击我们前线的一小部分’,我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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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强调说,如果他是一名德国将军,因为成功结束了东线而陶醉不已,那么他将会发起攻击。他对联合政府的领导人说,“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以应对在前线50英里的地方发起的非常猛烈的攻击,因此,我们急需调派士兵”。即使没有这样的进攻,他也担心到6月还会缺少10万兵力。[136]劳合·乔治没有理睬他,而是答应不撤出黑格的任何一个师来组建总预备队——这是凡尔赛提出的建议。并不是所有的大臣都自满得意:丘吉尔意识到西线防守不足,非常危险,并开始敦促劳合·乔治从在英格兰集结的军队中向黑格调拨更多的士兵。首相继续拒绝,再加上陆军部决定在本土保留12万人的后备役——黑格经常传达的信念(即他的军队可以轻易地抵抗18天的进攻)对这个决定提供了支持——使得英国距离战败仅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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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21日凌晨4点43分,德军开始进攻,正如莫里斯预测的那样,进攻发生在康布雷的前方,就在法军和英军的交汇处,德军的最高指挥官认为那里是联军在前线最薄弱的地方,而且那里雾气弥漫。敌人部署了76个师,以对付英国的26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另外还有8个师作为后备役。美军到达前线的人数还不够多,无法发挥作用,而且没有进行部署。第一天,英军伤亡惨重,德军推进了4.5英里,占领的土地几乎和联军在整个索姆河战役中占领的土地一样多:超过7000人阵亡,1万人受伤,还有2.1万人被俘。德军也损失惨重,近1.1万人阵亡,2.9万人受伤,但只有300人被俘。[137]雷普顿坦言,“只有英国士兵的英勇才能弥补战时内阁的愚蠢”。[138]在进攻开始的那天早上,威尔逊——他驳斥德军将发起攻击的想法,这被证明是错误的——告诉战时内阁,这可能“只不过是一次大规模的突袭”。[139]当莫里斯告诉他进攻正在进行时,他简直不敢相信。他的传记作家、少将查尔斯·卡威尔(Charles Callwell)爵士巧妙地说道,法国事件的“极端严重性”必定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渗透到伦敦。[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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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坏消息传得很快,当天下午,人们在下院询问劳,政府认为这是怎么回事。他的回答完全歪曲了前几周在白厅发生的事件。他承认,在那个阶段,掌握的细节非常少,但他补充说:“我确实有理由这样说,这次袭击并不令人感到惊讶,而且负责我们部队的人已经预见到而且始终相信,如果发生这样的袭击,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这个国家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成为平添我们焦虑的理由。”[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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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内,德军走了40英里,进入了荒凉的索姆河战场上的一片空地,这片空地几乎没有什么战略价值。只接受了堑壕战训练的英国士兵在野外毫无希望,但是,随后的撤退挽救了许多生命。准确指出攻击地点的不仅仅是莫里斯。根据汉基的说法,协约国军队的许多高级军官已经预料到了这个地点。2月初,汉基曾和史末资一起去前线,并与许多高级军官进行了交谈。“这是世界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同胞将坚守阵地。”[142]很快,事实表明,“我们的同胞”没能守住阵地。撤退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3月23日,汉基已经在谈论“溃败”。那天下午,从西线特地飞过来的总参谋部的沃尔特·柯克(Walter Kirke)上校告诉战时内阁,大约有4万英国人伤亡,损失了600支枪,其中包括100门重炮。[143]也许最令人沮丧的是,他说索姆河战役开始时被废弃的堑壕,现在正准备好供军队用于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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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内阁讨论了从意大利和巴勒斯坦撤军,并派遣一个印度师去支援前线。由于“出现了紧急情况”,战时内阁决定将5万名致力于保卫英国本土的18岁至19岁的年轻人派往法国,以便为协约国的军队增援,尽管这将使不列颠群岛易于受到攻击。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数周以来情报部门都在散播敌军集结的消息,但竟然还有8.8万名士兵休假回家,他们将被尽快送回战场——每天大约8000人。对威尔逊来说,他曾经不相信会遭受溃败,现在已经变成了他不知道将在多大的程度上遭受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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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的虚伪激愤地发作了——因为应受到指责的是他,而不是他那傲慢、常常思路狭隘的总指挥官——他对黑格大发雷霆,因为黑格“没有为这次袭击做任何准备,尽管他被警告说袭击很可能会发生,就像曾经发生的那样”。[144]不过,他认为威尔逊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这与证据完全不符。劳合·乔治觉得他的凡尔赛计划没有得到执行,因为法国人太迟才召集后备役。威尔逊继续蒙蔽劳合·乔治和战时内阁,3月23日,他说他认为双方的兵力“大致相当”,尽管莫里斯报告说,事实上有191个德国师对战协约国的165个师,德国拥有11.76万支有效的步枪,占据了优势。[145]难怪战后克列孟梭说劳合·乔治是“他见过的最大的骗子”。[146]在这个举国绝望的时刻,威尔斯——他完成了小说《乔恩和彼得》——说道:“没有纳尔逊[147]和威灵顿[148]来拯救这个国家,也不可能出现纳尔逊或威灵顿。这个国家甚至还没有找到劳合·乔治先生的替代人选。”[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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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内阁“处于恐慌之中,正在讨论撤退到海峡港口并将我们的军队撤回英国的安排”。[150]威尔逊轻描淡写地草率说道,这是“令人焦虑的一天”,并承认,虽然法国人答应增援,但增援部队需要三天才能到达。[151],沉溺于有关美国人的神话梦境之中。”[152]黑格的副官菲利普·沙逊(Philip Sassoon)爵士觉得他很清楚问题出在哪儿。3月23日,他在写给伊舍的信中说道:“情况非常简单。敌人拥有兵力,而我们没有。两年来,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一直警告身在英国国内的朋友,我们的兵力处于危急状况,但是,他们更喜欢谈论阿勒颇[153]然而,黑格——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曾在1916年和1917年让德军疲惫不堪——从来没有想过,与英国远征军不同的是,德军竟然还能横扫他的军队,并像以前那样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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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消息更加糟糕。就连黑格——此刻,他对士兵们的战斗精神充满信心,尽管他们不得不撤退——也向白厅发出消息,承认“形势严峻”。[154]“他们已经突破了防线”,劳合·乔治告诉里德尔,“问题是后面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155]丘吉尔——他面临着将失去2.5万名有军事经验的军火工人的危险——和威尔逊要求劳合·乔治授权大规模征召超龄男子和在免于服役的岗位上工作的男子。前线的北翼仍在坚守之中,但南翼的撤退正在变成一场溃败。3月25日,当《泰晤士报》的第一篇社论声称“形势严峻”并呼吁做出更大的牺牲时,战时内阁开始讨论将强制征兵扩展到爱尔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次的突然崩溃造成了极度绝望),并将服役年龄的下限更改为17岁半,将上限更改为50岁。[156]战时内阁还考虑征召之前因身体不适合服役而被豁免的士兵。它承认,关于“被征召的爱尔兰人可能具有的战斗价值”,“专家意见”存在“分歧”。[157]3月27日,在一次专门讨论爱尔兰征兵问题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杜克辩称,这个举措毫无意义,而且将会团结所有反对英国的天主教人士。它将聚集爱尔兰战斗组织中的“多名危险人士”。[158]没有人理睬他。政府更担心的是,当它在英国使出最后一招时,不在爱尔兰征兵将会引起民众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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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一致同意,军工厂可以释放19岁到20岁的男子参加战斗,到了7月,已经有12万人被释放出来,但是,丘吉尔反对释放更多的人,最后他赢了。德军正在索姆河战场上横冲直撞,尽管这个战场布满了弹坑和其他障碍,是最难攻克的地方。汉基得出结论认为,德军之所以表现得这么好,是因为英军的兵力快耗尽了。政府发起了又一轮的号召,呼吁让女性参与战事工作——尤其是在夏天临近的时候,让女性从事田间劳动。5月2日,政府呼吁5万名“女孩”从事农业工作。政府向那些响应的人保证说,一旦找到充足的人手,将会向她们提供合适的住所,并且每天“至少”发放1先令的薪资。然而,就连她们的人数也在减少。[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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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劳合·乔治表面上显得平静而坚定,但他害怕“发生灾难”,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朝着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而且丘吉尔也试图让劳合·乔治挺住。“即使陆地战争失败了,还有海战、空战,而且美国也会协助我们取得胜利。但是,现在是冒险的时候了。”[160]此外,尽管协约国的军队被迫撤退,但德军进攻的主要战略目标——把英法军队分开——并没有实现。再者,英国的武器生产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德国推进后的三个月里,伍尔维奇军工厂每月生产了4800万枚小型武器弹药,其中一些雇员每周工作100小时。[161]到目前为止,有340万人(其中75万人是妇女)从事军火工作。现在,武器和弹药的生产系统非常高效,供应很容易满足需求,并为最终扭转西线局势做出了关键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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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平民悲剧,也不能破坏这个崇高的事业。1918年7月1日,8吨三硝基甲苯炸药在位于诺丁汉郡奇尔维尔的国家弹药灌装工厂——这是英国生产炮弹最多的工厂——发生爆炸。从1915年到停战期间,这家工厂制造了1900万枚炮弹。爆炸造成134人死亡,由于尸体被炸成碎片,只有32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另有250人受伤。爆炸的声音在30英里外都能听到,这是英国有史以来由爆炸引起的最严重的灾难。直到三天后,官方才发布公告,审查员严格限制报纸的报道内容。负责这次事故的大臣丘吉尔发了一封电报,赞扬了工厂工人的士气。工厂的总经理回答说,他们唯一关心的是继续战事工作。第二天,工厂便复工了。在1915年的炮弹短缺后,谢特温德(Chetwynd)勋爵便创建并设计了这家工厂,他声称爆炸是破坏分子所为。不过,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即使天气炎热,工厂仍竭力打破自己的生产纪录,但是在处理一种内在不稳定的物质时,没有遵守安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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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英国本土更近的地方发生的事件,为英国最近在工业方面取得的优势提供了进一步证据。5月19日,伦敦见证了战争中最大规模的空袭:43架德国轰炸机试图发动空袭,但有13架坠毁或被击落。无论如何,这也是德国轰炸机的最后一次突袭。由于材料短缺,德国飞机的建造质量很差,更容易被摧毁。这次突袭造成49人死亡,177人受伤,肯特郡和埃塞克斯郡的几个村庄遭到轰炸。从那时起,德国的形势日益恶化,促使英国要求在西线使用飞机。这也归结于英国在为皇家空军建造飞机方面效率更高。1914年,英国只建造了245架飞机;1918年,总数达到了32018架,是1917年的两倍多。[162]协约国军队获得的空中优势成为逆转德军进攻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此外,帝国战时内阁于6月在伦敦召开了会议,会上,劳合·乔治强调说航运遭受了极小的损失,英国皇家海军开展了卓越的反潜行动,德国和奥地利的食物短缺引发了内乱,英国有理由感到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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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仍在和黑格清算旧账的弗伦奇受邀加入战时内阁,他向政坛领导人提供了另一种分析。他说,黑格“没有判断能力,身边尽是些愚蠢的人和糟糕的指挥官……在毫无希望的佛兰德斯攻势中,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黑格让军队大失所望。”[163]在3月26日的信中,黑格指出,他认为德军有25个师作为后备役。这个断言——是在德国人重新进行机动战的时候提出的——仅仅证实了迫切需要找到更多的士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断言,无论如何,法国现在正向这个地区大举派兵以抗击德军,从而减缓了德军的进攻速度——尤其是因为即使在距离巴黎75英里的地方(这是自1914年9月以来,敌人首次进入这个距离),法国也有大炮在轰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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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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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3月26日的战时内阁会议上,弗伦奇造成的主要损害是,他愚蠢地告诉大臣们,只需要再派一些军队来“维持秩序”,便可以相对容易地在爱尔兰推行征兵制。[164]这与爱尔兰人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W. B.叶芝(W. B. Yeats)在4月写给霍尔丹的信中说,“因为你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因此我们有共同语言”。[165]他继续说:“一些人认为可以在不杀害男人,甚至是女人的情况下强制征兵,我还没有遇到过与这些人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在爱尔兰,有一种情感很奢侈,在习惯了目标性思维习惯的英国人中,鲜有人能够理解。人们身上具有东方人的特质,而且我们无法断定在我们面前的悲剧会有多么巨大。”叶芝称,很显然,英国政府把心思放在“让人觉得奇怪的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它向那些最不了解爱尔兰的人征求意见,以此制定政策。他担心,如果政府继续决定让爱尔兰人为英国而死,那么“我一生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阐明和美化大众的思想,这个工作将被摧毁。百年之后,爱尔兰将生活在痛苦的贫瘠之中”。不仅仅是爱尔兰人有这种感受。杜克强烈反对征兵制,实际上,截至目前劳合·乔治认同杜克的观点。1917年2月,他曾告诉里德尔,在爱尔兰实行征兵制只能招募到16万人,而且是“在刺刀的威胁下”才能招募到,许多人会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166]与劳合·乔治的大多数看法一样,这个看法也是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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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更多的义务兵,除了咨询弗伦奇外,战时内阁还就爱尔兰问题征询了其他人的意见。皇家爱尔兰警队的队长、准将约瑟夫·伯恩(Joseph Byrne)爵士的观点本应让政府警醒,伯恩认为,继续推进该法案将是“一个错误”。此外,杜克的“严重怀疑”也应当引起注意,他在3月27日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指出,“我们还不如招募德国人”。[167]爱尔兰总指挥官、将军布莱恩·马洪(Bryan Mahon)爵士说,可以强制征兵,“但会极其困难”。马洪说,政府需要增派军队,这不仅是为了进行强制征兵,也是为了实行军法管制,因为在强制实施法案后,政府需要军队来控制愤怒的爱尔兰。奇怪的是,对于如何使任何被迫加入英国军队的爱尔兰人服从军纪或参加战斗(因为试图用步枪强迫他们的话可能会导致叛乱),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提出疑问。弗伦奇天真地认为,为新芬党进行操练的人只要能摆脱其领袖的毒化影响,就能转变成优秀的英国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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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劳合·乔治曾为政府没有征召爱尔兰人的做法进行辩解,声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生产食品或者在工厂工作,而这些工作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但现在,他却摒弃了姑息做法,这并不是因为法国的局势严峻,而是因为如果要让保守党人接受地方自治,那么强制征兵是必不可少的。霍勒斯·普朗克特爵士认为这是“疯狂的”。[168]在德国的攻势取得初步胜利后,首相惊慌失措,似乎陷入了某种错觉。当内阁于4月6日审议爱尔兰大会的报告时(该报告本应为解决爱尔兰问题提供一条途径),他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反对报告调查结果的相当少的那部分人都是统一党人,并且除了占多数的民族主义党希望实行地方自治外,该报告没有得出任何新的结论。他告诉他的同僚们,如果这份报告给予爱尔兰财政自主权,即使是(无视该程序的)新芬党也会接受它。一种同样的错觉驱使他要求在爱尔兰实行征兵制,而大会也罕见地一致反对这个做法,并对政府发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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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利党人不明白,为什么当每一个适宜的英国人都被征召入伍时,却没有征召爱尔兰人。然而,这是对政治现实的故意漠视。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有传言说政府将立刻宣布在爱尔兰实行地方自治,以便让征兵制易于接受。从1916年的夏天开始,他们并没有在地方自治的问题上继续进行下去,当时他们有效地行使了否决权,从而助长了新芬党的成功。劳合·乔治的朋友们(尤其是史考特)警告他不要这样做。史考特在4月7日写给他的信中说道:“这种做法不具有政治家风度,而且必定会摧毁在爱尔兰采取怀柔政策的所有希望。”它至少会破坏在爱尔兰大会上取得任何成就的所有希望。各种事件继续阻碍着人们走向一个可喜的结果。3月6日,宪政派民族主义党的领袖和化身雷德蒙在长期健康状况不佳后去世。他的葬礼在位于伦敦的布朗普顿教堂举行,人们向他致以隆重的悼念;但是,在都柏林,葬礼(根据米德尔顿的说法)却“敷衍了事”。狄龙接替他成为民族主义党的领袖。然而,随着新芬党日益强大,民族主义党正在逐渐消亡,尽管在春季的补选中该党蹒跚而行、步履艰难。正如米德尔顿在谈到雷德蒙时所说的那样,“他的死被用来推翻他的政策”。[169]实际上,陈旧的爱尔兰宪政民族主义与雷德蒙德一起被埋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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