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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12 即使人们没有试图强迫爱尔兰人为国王而战,但这种情绪也造成了巨大的问题。2月,大会主席霍勒斯·普朗克特爵士来到伦敦,要求里德尔——他作为与劳合·乔治进行沟通的渠道——告诉劳合·乔治,“早日解决爱尔兰问题是绝对有必要的”,因为“爱尔兰表面上平静而满足,实际上却隐藏着随时可能爆发的大规模叛乱”。[190]阿尔斯特人“顽固不化,毫不退让”,普朗克特认为,应当由大会(而不是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样一来,设计解决办法的人便有责任执行它,但是,也有必要采取一些强制措施。普朗克特在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卡森在内阁中是至高无上的”,而杜克曾向他暗示,卡森是他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191]在2月的访问中,普朗克特告诉劳,阿尔斯特省的态度是“站不住脚的”,“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必须强制采取一个民主的解决方案”。[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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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14 在把爱尔兰的命运交给大会后,劳合·乔治便有空制定凡尔赛指挥制度和处置罗伯逊,这转移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力。新芬党不屈不挠地继续发展,引发了广泛的骚乱,人们在监狱里进行绝食抗议,而且由于没有强迫喂食,他们的健康状况令人震惊。劳合·乔治给普朗克特写信,建议可以向实行地方自治的郡给予财政激励,并采纳了大会提出的由爱尔兰议会内部的一个委员会对阿尔斯特省进行统治的建议,该委员会可以让阿尔斯特省免于接受它不喜欢的措施。然而,阿尔斯特省的代表不会停止他们对爱尔兰议会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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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16 1918年2月发生了一些事件,那就是新芬党没收了农场和牲畜,宣布它们是爱尔兰共和国的财产,切断了电报线,伏击了警察。2月25日,《泰晤士报》报道说,“国王的命令已经在克莱尔、斯莱戈、罗斯康芒和梅奥等郡停止执行,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前几天,战时内阁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193]战时内阁考虑过拘留新芬党的积极分子,但是,内政大臣凯夫和检察总长史密斯说,由于可能被拘禁的人士是英国臣民,很难证明他们曾参与“敌对联盟”。因此,拘禁的做法在法律上是有问题的。[194]爱尔兰的西部地区不服从法律,这使得大会无法令人信服,并使其决定不可能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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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18 3月12日,上院就爱尔兰问题进行了辩论。索尔兹伯里嘲笑了寇松在四个月前做出的断言,这个断言对爱尔兰正在走向何方显示出一种荒诞的空想主义:“在谈到德·瓦莱拉先生的演讲时,高贵的伯爵说,‘这些演讲对公共秩序没有危险,只有少数人是极端的新芬党,这个群体变得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他补充道,‘在爱尔兰,犯罪现象并不普遍。新芬党的议事程序中没有暴力政策’。我想知道,我那位高贵的朋友是否满意地回想起他去年11月向上院做出的保证。”[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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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20 索尔兹伯里描述了一个失控的爱尔兰:大批身穿制服的年轻人在街上挥舞着左轮手枪和三色旗,反叛者公开操练,警察束手无策,牛被偷走,反叛者突袭房屋以寻找武器,甚至有一面美国国旗因为美英结盟而被反叛者撕毁。最严重的骚乱发生在南部和西部的一些郡,例如克里、戈尔韦、蒂珀雷里、利默里克和克莱尔。他对杜克实行这种软弱的政策感到愤怒,其中包括释放绝食者以避免制造更多的殉道者,而不是让他们死在监狱里。政府不允许发生对抗,是因为政府不希望破坏举行大会的气氛,他对这个说法进行了反驳。索尔兹伯里认为,政府的软弱是对守法的爱尔兰人民的背叛,但事实上,早在1916年4月和5月,政府就背叛了爱尔兰人民,让他们听天由命。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适用于那个已不复存在的世界:“我敦促政府行使向其赋予的力量,也就是确保法律和秩序得到维护的力量。有人说,武力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武力也不能解决不公正和管理不善的问题。但是,武力是对付混乱的良药。事实上,所有政府的根本基础都是力量。”[196]米斯伯爵同意索尔兹伯里的观点,他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诸位阁下,请想一想,过去五十年来,在获得爱尔兰人民的喜爱和爱戴方面,我们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吗?”[197]政府只能通过血腥的胁迫来改变爱尔兰的事态发展,即使这样也很可能失败。由于政府对起义处置不当,大多数爱尔兰人干脆放弃了对宪政民族主义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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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22 这种丧失信仰的情况尤其严重,因为在爱尔兰实行的任何法律和秩序都必须由军队来执行。新芬党对皇家爱尔兰警队发起抵制,这种抵制本来是想把警察们当作社会弃儿一样驱逐出爱尔兰,但常常演变成暴力和恐吓,就像19世纪80年代的土地战争一样,而这种战术就是在那时发展起来的。[198]它让警察失去了作用。例如,有报道说,在北蒂珀雷里郡,皇家爱尔兰警队“几乎总是待在营房里,害怕受到攻击”。[199]在西科克郡,袭击情况非常严重,以至于皇家爱尔兰警队的前哨被关闭,警队聚集在更坚固的建筑物里,在那里他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因此,爱尔兰的大片地区开始无人监管。这帮了新芬党一个大忙,因为它可以搜查私人房屋以寻找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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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24 4月21日(星期日),首相邀请史考特到位于沃尔顿希思的房子吃午餐,并告诉史考特,“他决心在爱尔兰实行征兵制。他知道会有麻烦——骚乱、流血,但最好还是面对这一切,并克服麻烦”。[200]他说,不要重演复活节起义后旷日持久的处决过程。如果有人必须被枪毙,那么就让他靠墙站着,当场枪毙,他说,这是他从巴黎公社学到的一个教训。他没有理会史考特的反对意见,史考特认为,在进行征兵的同时,需要一支比将征召的军队还要庞大的军队来镇压爱尔兰。史考特将他的态度描述为“完全不计后果”。[201]在那天晚上的晚宴上,劳合·乔治向里德尔——在他面前,劳合·乔治已经习惯了完全不加掩饰地直言不讳,而在史考特的面前,劳合·乔治却没有这样做——承认,“我们要和爱尔兰人打一场大仗”,并声称他确信新芬党与德国人结盟。[202]“如果允许地方自治,而爱尔兰人又不准备在保卫帝国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么我们必须向他们表明,我们打算统治爱尔兰。”杜克告诉他,爱尔兰的工会正在进行动员。4月23日发生的为期一天的大罢工受到了广泛关注,这预示着如果强制实行征兵,将会引发混乱。4月21日,德·瓦莱拉已经成功地说服天主教会让牧师们在每一个教区宣读一份声明,声称征兵制是强加给爱尔兰人的“压迫性和不人道的法律”,爱尔兰人“有权利用符合上帝律令的一切手段进行反抗”。阿尔马[203]的大主教罗格红衣主教告诉德·瓦莱拉:“当我谈到消极抵抗时,我并不是说我们要躺下来让人们从我们的身上走过。”[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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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26 杜克被激怒了,在恳求劳合·乔治不要执行这项政策后,他提交了辞呈,5月5日,劳合·乔治接受了杜克的辞呈。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t)接替了他。肖特是一名自由党律师,他的解决方案是鼓励爱尔兰人加入法国军队,但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205]爱尔兰总督温伯恩也辞职了,就像他在1916年曾做过的那样。不过,这一次是永久辞去总督职位。劳合·乔治向米德尔顿发出工作要约,但是,在劳合·乔治拒绝他的条件——征兵必须与地方自治分开,以避免同时惹恼民族主义党和阿尔斯特省的统一党人,并避免使爱尔兰变得无法治理——时,他拒绝了这份工作。劳合·乔治有些夸张地对米德尔顿说,“从来没有向之前的总督批准过”这样的条件。[206]后来,劳合·乔治邀请弗伦奇担任这个职位,弗伦奇同意米德尔顿的意见,但觉得作为一名士兵,他有责任接受。弗伦奇对征兵制怀有一种狂热的信仰,而且他还是一个来自古老的罗斯康芒家族的爱尔兰人,尽管他出生在肯特郡,这些都是他的最大优势,但是,普朗克特认为他“非常无知,并且不太聪明”。[207]为爱尔兰提供一个实际上相当于军事总督的职位,这是被认定为不出差错的劳合·乔治在当时引发的另一场公关灾难。霍尔丹——弗伦奇的一位密友——给弗伦奇写信,声称强制征兵是不可能的,并警告他说:“要记住,胁迫手段从来没有成功过,在爱尔兰也永远不会成功。”[208]在弗伦奇上任后不久,以及在这位新的爱尔兰治安长官(或总督,他更愿意人们这样称呼他)在一次暗杀行动中幸存下来后,米德尔顿拜访了他,并坦言道,“他上任时的状况使得他的任务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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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28 在与首相讨论这个问题后,史考特认为他明白是什么原因推动了这项政策。他告诉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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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30 你要记住:(i)他热爱武力并过分相信武力的价值;(ii)他渴望征召更多的士兵——征兵制将至少让他在阿尔斯特省获得四五个师;(iii)他深信,只有实行征兵制,才能使他的政府实行地方自治;(iv)他相信爱尔兰的地方自治已经发展或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明确的分离主义运动,而帝国议会对皇家武装部队的控制问题(包括部队的建立和使用)是这方面的试金石。[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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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32 所有这些都没能阻止史考特在5月11日的社论中写道,劳合·乔治正处于做“一些非常邪恶的工作”的边缘,并将摧毁自格莱斯顿时期以来在爱尔兰取得的每一项进步。[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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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34 5月16日至17日的晚上,作为准军事总督的弗伦奇以与德国人勾结为由,逮捕了大约150名著名的新芬党积极分子,这加剧了事态的恶化。包括德·瓦莱拉在内的主要头目被驱逐到英格兰。日子一天天过去,政府承诺的勾结“证据”没有出现。最终,政府就敌人在复活节起义中所发挥的作用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几乎无法证明1918年5月的逮捕是正当的。然而,德·瓦莱拉在1918年1月发表了一项声明,声称“只要德国是英国的敌人,而英国是爱尔兰的敌人,那么爱尔兰就是德国的朋友”。[212]声明声称,德国人曾计划在爱尔兰投放武器,在德·瓦莱拉身上发现的文件“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其叛军的章程,并且有消息称,U艇在爱尔兰西部附近活动,目的不是击沉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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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36 由于在解释其高压手段方面,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寇松卷了进来,目的是煽风点火。6月,他告诉上院新芬党曾计划“叛国”。[213]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新芬党偷窃武器——他们闯入存放枪支的房屋,抢夺警察的步枪或配枪,以及从采石场偷窃爆炸物——但是,这只能表明他们试图再发起一场起义,而不能说明这是德国阴谋。然而,当被问及政府是否打算对被驱逐者进行审判时,寇松说,审判将会向敌人透露他们和他们的阴谋是如何被发现的。他们被拘留:政府基本上没有无可争辩的证据。就像征兵制一样——强制实行征兵制会更具爆炸性——政府知道,以叛国罪开始审判新芬党将是一种致命的挑衅。逮捕的目的似乎是抹黑新芬党,然而,它只是引发了进一步的冲突,到那时,要抑制共和主义的兴起已经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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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38 弗伦奇设法逮捕了运动中一些较为温和的成员。这使得迈克尔·柯林斯(他是新芬党的高层人员、起义的老将,多次被关在福诺克拘留营,而且还是一位在伦敦接受过培训的律师)和凯萨·布鲁加(Cathal Brugha,在起义期间,他是南都柏林联盟的二号人物)能够自由地扩大自己在该组织的影响力,他们俩都逃脱了当局的魔爪。劳合·乔治命令张伯伦处理爱尔兰问题。由于新芬党仍然赢得了补选,这个任务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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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40 和往常一样,首相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言辞上,而不是行动上。一旦他看到反对派的规模,并意识到他将在战争中开辟另一条战线,那么他将不得不收回他的威胁。5月15日,政府在爱尔兰推行新版的德比计划,而不是征兵制,该计划让男子宣誓愿意服役。由于对法案获得通过感到厌恶,狄龙带领他的政党离开下院三个月。枢密院从未发布在爱尔兰实行征兵制所需的枢密院令。伊舍承认:“我很担心地方自治的事情。对于重新制定宪法来说,现在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劳合·乔治做得最糟糕的地方是,他没有准备好替代方案——也就是托里什·维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214]。不过,他的机敏会给他带来好处。”[215]6月19日,朗领导的关于地方自治的一个委员会向战时内阁进行了报告,但无法改善1914年夏天提出的方案。战时内阁同意放弃此事,不实行征兵制,也不授予地方自治。除了坚持这个路线外,弗伦奇几乎没有收到任何行动指示。他坚守这个路线,直到6个月后的大选时为止。与此同时,正如伦敦德里侯爵于6月20日在上院所说的那样,“是英国政府放任了新芬党”。[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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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42 6月25日,肖特在下院发表演讲,他强颜欢笑面对大会取得的成就,声称对大会结果采取行动的时刻将会到来。他解释说,征兵制和地方自治的措施之所以被搁置,是因为两个重大事件:他所说的在爱尔兰发生的“德国阴谋”,据说一名敌国特工在克莱尔海岸外被捕;以及新芬党从一个“无害的文学协会”转变成由“极端分子和使用身体暴力的人士”管理的协会。[217]早在大会召开之前,后一种情况就发生了,尽管政府在起义后才决定给反叛者贴上“新芬党”的标签,尽管这个“文学协会”没有参加叛乱,也许只是混淆了事态。反对国王的人怎么称呼自己并不重要,两年多来,他们的运动越来越剧烈,如果政府认为这种好战是最近才产生的,那么政府就是在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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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44 据称,新芬党曾在爱尔兰进行宣传,鼓励人们支持德国人。肖特列举了一些例子:“不要理会警察要求你摧毁自己的财产以及当德国军队在爱尔兰登陆时离家出逃的命令。”“当德国人来的时候,他们会以朋友的身份到来,他们将结束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因此,请待在家中,并尽可能地帮助德国军队。”“德国人将会为他们获取的任何用品、干草、玉米或饲料支付费用。”他接着说:“在爱尔兰,有人把这些东西写了出来,有人把它们张贴出来,有人负责散播有关爱尔兰的这类事情。他们的目的是什么?”[218]他声称,有证据表明,其中一个被拘留的领导人提到了德国的进攻,并指出“机会”再次出现的时刻即将到来。与此同时,爱尔兰人可能会让英国无法治理爱尔兰。还有一名新芬党人曾经说道:“只要英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有义务帮助英国的敌人,而我们帮助英国的敌人的最好办法,就是组织、武装和训练我们的爱尔兰志愿军,并尽早给英国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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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46 问题不仅仅是宣传。“从德国在春天开始发动大规模攻势的那一刻起……我们发现,德国与爱尔兰有联系,不仅德国向爱尔兰传送消息,爱尔兰也向德国传送消息。这两个事实很清楚。我们的情报来源警告我们,一名德国特工将于4月12日登陆,届时他将在爱尔兰的西海岸登陆。”[219]据说,两艘满载武器的德国潜艇正在驶往爱尔兰,起义计划在5月底举行,情报人员说德国可能还会试图登陆士兵。肖特震惊地说道,爱尔兰的同谋者正是那些在参与1916年的起义后被释放的人。令他尤其感到惊讶的似乎是,“事实证明,他们绝对不会和解,并且完全不会被向他们展现出的慷慨之举所打动”。[220]当局曾在1916年受到了羞辱,现在,除了逮捕潜在的反叛者外,当局别无选择。正如寇松在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在告诉上院暂时忘掉地方自治时,他说,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做将会伤害到英国军队,政府本可以提供更详细的证据,这种说法至少是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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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48 肖特声称,从德·瓦莱拉(他是“公认的爱尔兰极端分子的领导人”)和一名同志之间的通信中收集到了与起义时间有关的证据。[221]一名托利党议员大声问道,写信的人是否已被枪毙,而肖特(他吸取了1916年的教训)说他希望不会再有人被处决。弗伦奇发布了一则公告,以便争取让爱尔兰人自愿参军,从而避免征兵制,并消除对叛乱的挑衅。但是,人们仍然对爱尔兰的形势存在误解,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肖特认为,问题仅仅是“200或300名极端分子”,新芬党在补选中的支持率大幅上升本应足以让他相信那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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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50 他的声明被认为是不会实行征兵制的证据,出席会议的劳合·乔治对此极力否认。卡森提到了寇松曾就天主教会反对征兵一事发表的言论,他指责政府“跪爬在”天主教会的等级制度面前,而后者的行为仿佛是在进行一场“宗教战争”。[222]寇松——他曾说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建议他们的信徒宁可遭受永恒诅咒的惩罚,也要最大限度地抵制征兵”——发现自己遭到了英国罗马天主教会的攻击,而《泰晤士报》认为他的说法是一种“赤裸裸的绝望”。[223]他为自己辩护,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引用了一些神职人员的话,他们声称,那些与英国压迫者勾结的人将受到神圣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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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52 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约翰·麦基恩是参加辩论的唯一一位民族主义党人,他向肖特阐述了所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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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54 在战争开始时,爱尔兰人民和大不列颠人民一样热情地支持协约国。而后,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1916年的起义后,政府对待犯罪分子的错误政策改变了整个爱尔兰的情绪。如果爱尔兰人民现在没有在争取自决、自由和文明的斗争中获得所谓的“权利份额”,那么你只能责怪英国政府,因为它在爱尔兰从来没有做过正确的事情,即使是偶然。由于这些罪恶的处决,在对待战事方面,爱尔兰的整个局势发生了变化。[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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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56 劳合·乔治出手干预,请求给予宽容,而不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就像政府“由于我们不得不在这样的条件下处理事务”而受到的严厉批评那样。[225]他声称,政府做出征兵制的决定,完全是出于对“公正和公平竞争”的考虑。如果50岁的英国人被征召,那么年轻健康的爱尔兰人也应该被征召。然而,他表示,等待枢密院颁布命令的过程表明,政府认识到有必要区别对待爱尔兰和英国。他最终承认政府试图给予地方自治,并希望实行征兵制,这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在战争中,你不能强行通过一项被这个国家强大的舆论机构认为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措施。你不能这么做。”[226]然而,这同样适用于爱尔兰的征兵制,就像适用于英国接受的地方自治一样。他希望对26个郡实行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并与其他6个郡就全爱尔兰的问题定期举行会议,以便在某种程度上维护爱尔兰的统一。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些分离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德国人勾结在一起,因此,他觉得他不可能批准这样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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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58 首相称天主教会与所谓的阴谋有关联,这是“他们犯下的最致命的错误之一”。[227]它击碎了好不容易从准备承认地方自治的统一党人那里获得的信任,现在,这些统一党人害怕被一个天主教国家统治,害怕身处这26个郡的统一党人失去宗教自由。不过,他证实,在可预见的未来,爱尔兰的征召工作只会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阿斯奎斯再次请求召集自治领的总理到伦敦参加帝国的战时内阁会议,以解决爱尔兰问题,但这个请求遭到忽视。莫雷尔还呼吁要么对被关押的新芬党囚犯(他们被剥夺了探视权)进行审判,要么予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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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9060 肖特提到的那位特工登陆了,这至少表明,从对起义的处理中,政府学到了一些东西。前职业军人、康诺特游骑兵队的一等兵约瑟夫·帕特里克·道林(Joseph Patrick Dowling)在1914年9月从蒙斯撤退时被俘,并被征召进凯斯门特的爱尔兰旅。4月12日,他乘坐一艘从U艇派出的橡皮艇在克莱尔郡的海岸附近登陆。英国情报部门破解了德国的代码,知道道林要来了。他最终在前往戈尔韦的途中被捕,被带到了伦敦,并被关押在伦敦塔。8月初,军事法庭以通敌罪等三项罪名对他进行了审判。他被判处死刑,由行刑队执行,但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国王立刻将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他于1924年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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