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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在零星骚乱（包括在特拉利枪杀皇家爱尔兰警队的一名警员）之后，弗伦奇宣布新芬党和爱尔兰志愿军为“危险组织”，禁止在没有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召开会议。政府经常收缴武器和弹药。杜克采取的轻柔和缓的方法结束了。弗伦奇解除了伯恩——他认为伯恩是个无用之人——对皇家爱尔兰警队的指挥权。在其他方面，政府继续无端地冒犯爱尔兰人。汉娜·希希-斯基弗顿（Hanna Sheehy-Skeffington）夫人是1916年被一名疯狂的军官谋杀的士兵的遗孀。7月中旬，她带着9岁的儿子从美国回到了利物浦，她被禁止穿越爱尔兰海回到自己的故乡。伦敦为这个禁令进行辩护，声称都柏林政府认为她出现在爱尔兰是“有害的”。[228]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是，去年1月，军官科尔瑟斯特被从布罗德莫精神病院释放出来，而希希-斯基弗顿夫人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补偿。最终，政府决定让她远离爱尔兰，理由是“她一直在美国从事反英宣传”。[229]在霍洛威短暂逗留后，政府至少让她搬进了一家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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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在补选中败给了新芬党后，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势力遭到削弱，在拒绝参加会议三个月后，他们又回到了下院。鉴于预计大选将在几个月内举行，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存在来提高可信度，并赢回输给共和派的大量选票。狄龙指责政府正在走向极权主义；他说，政府已经开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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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普遍胁迫的制度，这对爱尔兰构成了肆意挑衅，而且这个制度的许多细节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只谈一点，这是一件小事，但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涉及违背信仰的问题。他们在爱尔兰全面实行军法管制，委任了一个军事独裁者，并实施了《保卫王国法案》，程度比在这个国家实行的还要严厉。如果政府认为它没有得到这些权力的充分保护（无论危险有多大），我还真无法想象。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这些权力，他们重新启用了1887年颁布的《永久强制法案》，仅仅为了肆意侮辱和挑衅，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他们这样做了，尽管1906年政府中的所有自由党大臣都郑重承诺不再使用这个法案，尽管下院以及我的记忆告诉我大多数人废除了这项法案。可是，在最终废除该法案时遭到了上院的阻止，他们没有任何借口或理由，尽管他们拥有强大的权力，他们还是恢复了它。在我看来，这证明了政府的目的之一就是藐视和激怒爱尔兰人民。[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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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政府未能就征兵制与民族主义党进行适当磋商，导致“爱尔兰人民投向了革命党”。[231]爱尔兰人民认为这项政策并非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而是被用来作为放弃地方自治的借口。他嘲笑德国阴谋的想法：并指出，现在，霍勒斯·普朗克特爵士——他曾在英国享有神谕地位——的声明没有在英国的报纸上发表，因为他也否认知晓所谓的阴谋。狄龙知道1916年曾有一个阴谋，他拒绝相信1918年也有一个阴谋，尽管阴谋的说法可以让政府提出其他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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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发表讲话的几天前，他确认另一群革命者谋杀了沙皇及其家人。“当你们把爱尔兰完全交给新芬党，就像你们现在尽最大努力做的那样，你们打算怎么对待爱尔兰？”他问道。他预言性地继续说道：“你们正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考验英国的政治家。看看你们对其他民族使用的语言，想想它对爱尔兰的影响。在讨论爱尔兰问题时，有些人谈起这一点，就好像在过去的四年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俄国革命，好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巨大变化都没有发生过。”[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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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不仅支持维护比利时主权的想法，还支持让波兰在欧洲地图上重现以及建立捷克斯洛伐克的想法。但是，他问道，“那么爱尔兰呢？它比这些民族中的任何一个都要古老，毫无疑问，它为民族进行的斗争比捷克-斯洛伐克人，甚至比波兰人都要持久得多”。[233]爱尔兰人想抓住欧洲解放的浪潮，但被告知阿尔斯特省的问题阻挡了他们。然而，狄龙坚持认为，在大力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时，英国忽视了后代所称的苏台德地区[234]的德国人的抗议，这些德国人不希望被捷克人统治。很明显，这是一种双标做法，但它是一个不幸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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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爱尔兰征兵问题上耗费了时间和精力，这对战事工作没有什么好处，而劝诫人们帮助政府在爱尔兰征募新兵的运动基本上徒劳无果。英国宣传说，到8月，此举将征募到5万士兵。事实上，到停战时，此举只征募到了9000士兵，无论如何，考虑到爱尔兰的舆论状况，这个数字还是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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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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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将爱尔兰作为兵源的前景黯淡，而德国人仍在向巴黎进发，拯救西欧的其他手段就变得十分必要。3月29日（耶稣受难日），战时内阁决定请求威尔逊总统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每月派遣10万人参加英国军队的战斗，否则英国不可能维持军队的力量。很快，威尔逊便同意了，他提出派遣12万名士兵，为期四个月，而不是三个月。那天晚些时候，形势似乎发生了逆转。德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在亚眠城外被拦了下来。4月3日，在博韦[235]与法国人和美国指挥官潘兴将军举行会议后，英国确认让福煦担任西线的协约国盟军总司令。黑格表示赞成，不过他有权就他不同意的任何决定向他自己的政府进行申诉。根据黑格的说法，在场的劳合·乔治“看上去好像极度吃惊，他似乎仍处于沮丧之中……在我看来，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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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担心劳合·乔治在寻找一个军事替罪羊。他认为，在军队撤退后，预计首相会在下院遭到攻击，“因为他之前没有解决人力问题，还因为他在关键时刻不顾军事顾问（也就是帝国总参谋长）的建议，亲自命令挥师向东”。[237]劳合·乔治确实把矛头对准了休伯特·高夫（Hubert Gough）爵士——他指挥被击败的第五集团军——但黑格为他辩护，声称他在困难的情况下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238]黑格已经告诉高夫，他希望高夫离开前线，以便他沿着索姆河准备一道新的防线。于是，3月28日，高夫把剩余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罗林森。对劳合·乔治来说，这还不够，他希望全面免去高夫的职务。黑格说，在没有举行听证会的情况下，不得解雇高夫，并告诉劳合·乔治，如果他想让高夫受到惩罚，那么他必须给黑格下达这样的命令。黑格称劳合·乔治是一个“卑劣可鄙的人”。第二天，他收到德比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我很清楚，他的部队已经对高夫失去了信心”，还说高夫应当被解除指挥官的职务，这证实了黑格的看法。[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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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但他极度不同意对高夫的处置，以至于他给德比写信说，如果这是政府的愿望，那么他将向陆军大臣提交辞呈。他很清楚这不是政府的愿望，所以就像黑格的另一位资深同僚罗伯逊一样，高夫也被打败了。劳合·乔治像以往那样咆哮发怒，为了证明自己过分对待军官（这名军官在由首相的政策所造成的恶劣状况下尽了最大的努力）的行为是合理正当的，4月9日，他甚至在下院暗示，高夫很可能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为了掩盖或转移人们对他判断错误的注意力，他愿意陷进任何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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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不是劳合·乔治面临的唯一问题。4月1日，在组建英国皇家空军时，休·特伦查德爵士——他曾在法国指挥皇家飞行队——成为空军参谋长，此前，他策划了皇家飞行队和皇家海军航空队的合并。然而，他随即辞去了职务，因为他与空军大臣罗瑟米尔产生了严重分歧，他不想为罗瑟米尔工作，但是他需要向罗瑟米尔汇报工作。空军大臣不断地干涉与人力分配有关的决定，即使他的知识和专业技能远远比不上特伦查德。去年11月，罗瑟米尔在和特伦查德进行面谈时明确表示，他和他的哥哥诺思克利夫将反对罗伯逊和黑格，而特伦查德效忠于这两人。在担任空军参谋长的三个月里，特伦查德不得不为英国皇家空军的诞生做准备。他和罗瑟米尔几乎在每件事情上都有分歧，罗瑟米尔经常无视他的建议。4月10日，战时内阁接受了特伦查德的辞呈，并要求他重新担任驻法皇家空军的指挥官。他拒绝了，因为对他的同僚约翰·萨尔蒙德（John Salmond）少将——他将接替萨尔蒙德的职位——来说，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侮辱。在听到这些荒谬的事情后，伊舍坦言道，“这个国家实际上没有政府”。[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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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们在罗伯逊被解雇一事上所看到的那样，国王讨厌对英国军队进行政治干涉，认为特伦查德的离开是“一个巨大的不幸”。他把特伦查德叫到白金汉宫；特伦查德没有隐瞒。[241]会面结束后，特伦查德给劳合·乔治写信解释原因，他的信被拿给战时内阁看。罗瑟米尔做出了恶毒的回应，他的举动是在自掘坟墓。由于不仅仅是特伦查德对罗瑟米尔的判断力和能力提出了质疑，4月25日，罗瑟米尔辞职。特伦查德在法国指挥一支远程轰炸部队。与担任首相时的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劳合·乔治没有征求国王的意见，国王被特伦查德的待遇和首相无视他的证据给激怒了。罗瑟米尔得到被晋升为子爵的承诺，于是不声不响地辞职了。当1919年4月偿还债务的时间到了时，斯坦福德汉告诉劳（他请求国王给予批准），国王（劳合·乔治又一次没有征求国王的意见）“极不情愿地”批准还债。[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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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活节休会期间，奥克兰·戈德斯负责起草一项法案，以解决军队的人力问题。这反映出政治阶层的绝望，以及自3月21日的进攻以来对英国政体的存续所产生的威胁。服役年龄的下限降到了17岁，上限提高到了55岁——随后又降低到50岁，因为很明显，除了医生以外，年龄如此之大的人在军事方面的用途是有限的。法庭将被废除，因为健康状况和职业将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否服役的唯一标准。根据弗伦奇的建议，不仅仅是爱尔兰人，就连马恩岛和海峡群岛的居民也将被征召入伍。对德国人入侵英国的担忧——这种担忧从战争的前几个星期起就处于休眠状态——此刻又卷土重来。汉基告诉伊舍：“海军部已经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他们已经考虑了好几天，并且已经计划好在海峡港口受到威胁或被敌人占领时应采取哪些行动。”[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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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意识到在平民中可以找到许多达到服役年龄的男子，于是，警察重新开始围捕，并将嫌疑犯交给军队审问。6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20名这样的人士被关在芬斯伯里公园（Finsbury Park）的一家电影院。[244]在农业、重工业，甚至在白厅，搜查行动仍在继续。政府制定了一个男生夏令营制度，以接替从农场里选出来的3万名成年男子，这样便可以继续开展收获工作。政府引入了三千名来自大学和师范学院的年轻妇女（她们居住在帐篷里），让她们在萨默塞特郡和彼得伯勒附近的沼泽地带收获亚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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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在复活节的休会后，也就是雷普顿在《晨间邮报》上发表文章后的第二天，劳合·乔治在下院发表了讲话。雷普顿在文章中写道：“为什么军队一再提出的增兵要求仍未得到答复？除了劳合·乔治先生外，还有谁要为无法满足军队的需求负责？我认为，我们必须对那些辜负这个国家的大臣们更加无情，我们对无能的宽容会给公众带来危险。”[245]正是在这场辩论中，劳合·乔治陈述了在爱尔兰实行征兵制的计划。因此，在和劳合·乔治一起吃午饭之前，汉基发现他“相当沮丧、紧张和不安”，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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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新的措施以帮助赢得这场战争时，他告诉议员们，“我感到遗憾的是，这些措施将使广大人民做出极端牺牲，除了极端必要性，以及我们正在为国民生活中最基本和最神圣的一切而战之外，没有什么能够证明这些牺牲是合理的。[247]他急于证明政府对最近的局势逆转没有任何责任，他说：“尽管1917年伤亡惨重，但在1918年1月1日，驻法军队的规模还是要比1917年1月1日的规模大得多。”同样，在意识到自己是如何阻止增援西线的英军后，他抗议道：“没有证据表明德军会将进攻的全部武力集中在我们身上，”这使得将军们“非常难以”决定在哪里部署军队。[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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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了取消士兵休假的必要性，并解释说，因为“情况紧急”，需要对18岁半的男孩进行四个月的培训，然后把他们派到法国，而不是等到他们满19岁才派去。但是，英国不得不训练更多的士兵：从军火行业抽选了10万名身体健康的男子；从矿工中挑选了5万人，还将再征召5万人。所有25岁以下通过体检的公务员都必须服役。在确认提高服役年龄的上限时，他说：“军队中有很多服务不需要身体最好的人，让这个年龄段的男性来填补这些服务是大有助益的，这能够释放出更加年轻、更加健康的男子去前线打仗。”[249]同样，他们也可以取代本土防卫军中的年轻人，使得这些年轻人可以被派往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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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在对《兵役法案》进行二读时，政府对一些提案进行了修改。年龄在42岁到50岁之间的男子通常不会被征召入伍，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国家重要行业的熟练工人。尽管如此，劳在讲话时（虽然这项措施很重要，但劳合·乔治又恢复了不参加下院会议的情况）承认，征召这些男子将对贸易和生产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凯夫说，除了急需的医生之外，只有在“非常严峻的国家紧急情况下”，50岁到55岁之间的男子才会被征召入伍；一些议员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出现。[250]政府将要求神职人员和其他牧师服役，但他们可以选择是加入战斗部队还是非战斗部队。议员将有权选择是服役还是留在下院。政府认为，选民们选出议员，是为了让他们去做“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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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德国人似乎已经失去了势头。后来人们了解到，这是由于士兵与军官之间的忠诚瓦解，以及由于皇家海军的封锁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货物通过海路进口到德国，造成了供应短缺。索姆河战场的地形复杂也是部分原因。因此，德国人在寻找新的攻击点；然而，4月10日，在下院就《兵役法案》的二读进行辩论时，德国占领了阿尔芒蒂耶尔（Armentières），这引发了新的担忧，人们担心德国人可能会到达并占领海峡港口。法国人仍然不愿向这个地区派遣军队以阻止德军的前进，即使不久后巴黎将成为德国人的目标。第二天，乐观主义大师黑格发布了一道命令，他的话被载入了英国的文化记忆，而且最后还带有现实主义色彩：“每一个士兵都必须坚守每一个站位；不能退却。我们背水一战，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奋战到底。”[252]这足以确保《兵役法案》获得通过，尽管这激起了爱尔兰人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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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则试图为英国的困境追究责任。格温——为了让阿斯奎斯下台，他做了很多事情——认为劳合·乔治是罪魁祸首：“他对所有人都撒了谎，包括下院。现在，在敌人猛烈攻击我们的大门时，他仍然想玩他那肮脏的政治小把戏，”4月16日，他对巴瑟斯特夫人说道。[253]“我不相信他是真诚的，即使他在爱尔兰征兵的愿望也是不真诚的。他玩弄英国，并将使英国一败涂地……无论谁接替他，一定会比他干得更好。他身边都是金融界和报界的无赖。他没有诚信，没有良心，也没有正义感——有的只是低级的政治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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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声称，1918年1月的驻法军队要比一年前的规模更大，这个不诚实的说法让莫里斯感到震惊。当这个说法传到堑壕里时，也引起了驻法英军的愤怒。在堑壕里，被德军击退的士兵们知道他们寡不敌众，而且正如劳合·乔治所暗示的那样，他们不是被规模较小的军队打败。更重要的是，诸如莫里斯的士兵们知道，军队之所以寡不敌众，仅仅是因为在收到德军可能发动袭击的警告时，战时内阁拒绝增援。喜欢说谎的不仅仅是劳合·乔治。莫里斯在4月9日记录道：“寇松在上院就人力问题发表了一些绝对不真实的言论。”他是否知道这些言论是不真实的，这是另一回事。[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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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政府宣布任命德比担任驻法特派团的大使和全权公使，德比接受了任命。国王对这个举措感到不满。根据斯坦福德汉的说法，国王“不仅感到惊讶，而且觉得受到了伤害”，因为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尽管他刚刚和劳合·乔治就内阁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反对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撤换伯蒂勋爵，让一个新手来接替伯蒂。伯蒂是一位深得法国信任的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也是克列孟梭的好朋友，但是，他也觉察到他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被降职了，并且他将失去一位他绝对信任的内阁成员所提供的建议。[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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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曾有过兼任陆军大臣的想法，但在国王反对后，他任命了米尔纳。小规模内阁的重建使得奥斯丁·张伯伦被任命为战时内阁的成员，但是不专管部门事务。这引起了诺思克利夫的报纸的嘲笑，它认为张伯伦是一个“不起作用的平庸之辈”。诺思克利夫指出张伯伦对报纸的攻击对公众造成了影响。[256]其他人认为，在罗伯逊事件后，这项任命是为了缓和统一党人的紧张关系，也是为了证明，如果劳合·乔治愿意，他可以不服从诺思克利夫。张伯伦对劳合·乔治不抱任何幻想，但他认为政府更迭的前景是“不可想象的”，并告诉首相：“危机如此严重，我们这些支持政府的人必须毫不吝啬地给予支持，并提供你需要的任何帮助。”[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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