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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解释其高压手段方面，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寇松卷了进来，目的是煽风点火。6月，他告诉上院新芬党曾计划“叛国”。[213]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新芬党偷窃武器——他们闯入存放枪支的房屋，抢夺警察的步枪或配枪，以及从采石场偷窃爆炸物——但是，这只能表明他们试图再发起一场起义，而不能说明这是德国阴谋。然而，当被问及政府是否打算对被驱逐者进行审判时，寇松说，审判将会向敌人透露他们和他们的阴谋是如何被发现的。他们被拘留：政府基本上没有无可争辩的证据。就像征兵制一样——强制实行征兵制会更具爆炸性——政府知道，以叛国罪开始审判新芬党将是一种致命的挑衅。逮捕的目的似乎是抹黑新芬党，然而，它只是引发了进一步的冲突，到那时，要抑制共和主义的兴起已经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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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伦奇设法逮捕了运动中一些较为温和的成员。这使得迈克尔·柯林斯（他是新芬党的高层人员、起义的老将，多次被关在福诺克拘留营，而且还是一位在伦敦接受过培训的律师）和凯萨·布鲁加（Cathal Brugha，在起义期间，他是南都柏林联盟的二号人物）能够自由地扩大自己在该组织的影响力，他们俩都逃脱了当局的魔爪。劳合·乔治命令张伯伦处理爱尔兰问题。由于新芬党仍然赢得了补选，这个任务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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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常一样，首相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言辞上，而不是行动上。一旦他看到反对派的规模，并意识到他将在战争中开辟另一条战线，那么他将不得不收回他的威胁。5月15日，政府在爱尔兰推行新版的德比计划，而不是征兵制，该计划让男子宣誓愿意服役。由于对法案获得通过感到厌恶，狄龙带领他的政党离开下院三个月。枢密院从未发布在爱尔兰实行征兵制所需的枢密院令。伊舍承认：“我很担心地方自治的事情。对于重新制定宪法来说，现在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劳合·乔治做得最糟糕的地方是，他没有准备好替代方案——也就是托里什·维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214]。不过，他的机敏会给他带来好处。”[215]6月19日，朗领导的关于地方自治的一个委员会向战时内阁进行了报告，但无法改善1914年夏天提出的方案。战时内阁同意放弃此事，不实行征兵制，也不授予地方自治。除了坚持这个路线外，弗伦奇几乎没有收到任何行动指示。他坚守这个路线，直到6个月后的大选时为止。与此同时，正如伦敦德里侯爵于6月20日在上院所说的那样，“是英国政府放任了新芬党”。[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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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肖特在下院发表演讲，他强颜欢笑面对大会取得的成就，声称对大会结果采取行动的时刻将会到来。他解释说，征兵制和地方自治的措施之所以被搁置，是因为两个重大事件：他所说的在爱尔兰发生的“德国阴谋”，据说一名敌国特工在克莱尔海岸外被捕；以及新芬党从一个“无害的文学协会”转变成由“极端分子和使用身体暴力的人士”管理的协会。[217]早在大会召开之前，后一种情况就发生了，尽管政府在起义后才决定给反叛者贴上“新芬党”的标签，尽管这个“文学协会”没有参加叛乱，也许只是混淆了事态。反对国王的人怎么称呼自己并不重要，两年多来，他们的运动越来越剧烈，如果政府认为这种好战是最近才产生的，那么政府就是在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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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新芬党曾在爱尔兰进行宣传，鼓励人们支持德国人。肖特列举了一些例子：“不要理会警察要求你摧毁自己的财产以及当德国军队在爱尔兰登陆时离家出逃的命令。”“当德国人来的时候，他们会以朋友的身份到来，他们将结束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因此，请待在家中，并尽可能地帮助德国军队。”“德国人将会为他们获取的任何用品、干草、玉米或饲料支付费用。”他接着说：“在爱尔兰，有人把这些东西写了出来，有人把它们张贴出来，有人负责散播有关爱尔兰的这类事情。他们的目的是什么？”[218]他声称，有证据表明，其中一个被拘留的领导人提到了德国的进攻，并指出“机会”再次出现的时刻即将到来。与此同时，爱尔兰人可能会让英国无法治理爱尔兰。还有一名新芬党人曾经说道：“只要英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有义务帮助英国的敌人，而我们帮助英国的敌人的最好办法，就是组织、武装和训练我们的爱尔兰志愿军，并尽早给英国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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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仅仅是宣传。“从德国在春天开始发动大规模攻势的那一刻起……我们发现，德国与爱尔兰有联系，不仅德国向爱尔兰传送消息，爱尔兰也向德国传送消息。这两个事实很清楚。我们的情报来源警告我们，一名德国特工将于4月12日登陆，届时他将在爱尔兰的西海岸登陆。”[219]据说，两艘满载武器的德国潜艇正在驶往爱尔兰，起义计划在5月底举行，情报人员说德国可能还会试图登陆士兵。肖特震惊地说道，爱尔兰的同谋者正是那些在参与1916年的起义后被释放的人。令他尤其感到惊讶的似乎是，“事实证明，他们绝对不会和解，并且完全不会被向他们展现出的慷慨之举所打动”。[220]当局曾在1916年受到了羞辱，现在，除了逮捕潜在的反叛者外，当局别无选择。正如寇松在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在告诉上院暂时忘掉地方自治时，他说，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做将会伤害到英国军队，政府本可以提供更详细的证据，这种说法至少是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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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特声称，从德·瓦莱拉（他是“公认的爱尔兰极端分子的领导人”）和一名同志之间的通信中收集到了与起义时间有关的证据。[221]一名托利党议员大声问道，写信的人是否已被枪毙，而肖特（他吸取了1916年的教训）说他希望不会再有人被处决。弗伦奇发布了一则公告，以便争取让爱尔兰人自愿参军，从而避免征兵制，并消除对叛乱的挑衅。但是，人们仍然对爱尔兰的形势存在误解，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肖特认为，问题仅仅是“200或300名极端分子”，新芬党在补选中的支持率大幅上升本应足以让他相信那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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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声明被认为是不会实行征兵制的证据，出席会议的劳合·乔治对此极力否认。卡森提到了寇松曾就天主教会反对征兵一事发表的言论，他指责政府“跪爬在”天主教会的等级制度面前，而后者的行为仿佛是在进行一场“宗教战争”。[222]寇松——他曾说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建议他们的信徒宁可遭受永恒诅咒的惩罚，也要最大限度地抵制征兵”——发现自己遭到了英国罗马天主教会的攻击，而《泰晤士报》认为他的说法是一种“赤裸裸的绝望”。[223]他为自己辩护，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引用了一些神职人员的话，他们声称，那些与英国压迫者勾结的人将受到神圣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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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约翰·麦基恩是参加辩论的唯一一位民族主义党人，他向肖特阐述了所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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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开始时，爱尔兰人民和大不列颠人民一样热情地支持协约国。而后，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1916年的起义后，政府对待犯罪分子的错误政策改变了整个爱尔兰的情绪。如果爱尔兰人民现在没有在争取自决、自由和文明的斗争中获得所谓的“权利份额”，那么你只能责怪英国政府，因为它在爱尔兰从来没有做过正确的事情，即使是偶然。由于这些罪恶的处决，在对待战事方面，爱尔兰的整个局势发生了变化。[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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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出手干预，请求给予宽容，而不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就像政府“由于我们不得不在这样的条件下处理事务”而受到的严厉批评那样。[225]他声称，政府做出征兵制的决定，完全是出于对“公正和公平竞争”的考虑。如果50岁的英国人被征召，那么年轻健康的爱尔兰人也应该被征召。然而，他表示，等待枢密院颁布命令的过程表明，政府认识到有必要区别对待爱尔兰和英国。他最终承认政府试图给予地方自治，并希望实行征兵制，这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在战争中，你不能强行通过一项被这个国家强大的舆论机构认为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措施。你不能这么做。”[226]然而，这同样适用于爱尔兰的征兵制，就像适用于英国接受的地方自治一样。他希望对26个郡实行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并与其他6个郡就全爱尔兰的问题定期举行会议，以便在某种程度上维护爱尔兰的统一。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些分离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德国人勾结在一起，因此，他觉得他不可能批准这样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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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称天主教会与所谓的阴谋有关联，这是“他们犯下的最致命的错误之一”。[227]它击碎了好不容易从准备承认地方自治的统一党人那里获得的信任，现在，这些统一党人害怕被一个天主教国家统治，害怕身处这26个郡的统一党人失去宗教自由。不过，他证实，在可预见的未来，爱尔兰的征召工作只会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阿斯奎斯再次请求召集自治领的总理到伦敦参加帝国的战时内阁会议，以解决爱尔兰问题，但这个请求遭到忽视。莫雷尔还呼吁要么对被关押的新芬党囚犯（他们被剥夺了探视权）进行审判，要么予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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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特提到的那位特工登陆了，这至少表明，从对起义的处理中，政府学到了一些东西。前职业军人、康诺特游骑兵队的一等兵约瑟夫·帕特里克·道林（Joseph Patrick Dowling）在1914年9月从蒙斯撤退时被俘，并被征召进凯斯门特的爱尔兰旅。4月12日，他乘坐一艘从U艇派出的橡皮艇在克莱尔郡的海岸附近登陆。英国情报部门破解了德国的代码，知道道林要来了。他最终在前往戈尔韦的途中被捕，被带到了伦敦，并被关押在伦敦塔。8月初，军事法庭以通敌罪等三项罪名对他进行了审判。他被判处死刑，由行刑队执行，但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国王立刻将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他于1924年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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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在零星骚乱（包括在特拉利枪杀皇家爱尔兰警队的一名警员）之后，弗伦奇宣布新芬党和爱尔兰志愿军为“危险组织”，禁止在没有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召开会议。政府经常收缴武器和弹药。杜克采取的轻柔和缓的方法结束了。弗伦奇解除了伯恩——他认为伯恩是个无用之人——对皇家爱尔兰警队的指挥权。在其他方面，政府继续无端地冒犯爱尔兰人。汉娜·希希-斯基弗顿（Hanna Sheehy-Skeffington）夫人是1916年被一名疯狂的军官谋杀的士兵的遗孀。7月中旬，她带着9岁的儿子从美国回到了利物浦，她被禁止穿越爱尔兰海回到自己的故乡。伦敦为这个禁令进行辩护，声称都柏林政府认为她出现在爱尔兰是“有害的”。[228]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是，去年1月，军官科尔瑟斯特被从布罗德莫精神病院释放出来，而希希-斯基弗顿夫人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补偿。最终，政府决定让她远离爱尔兰，理由是“她一直在美国从事反英宣传”。[229]在霍洛威短暂逗留后，政府至少让她搬进了一家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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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在补选中败给了新芬党后，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势力遭到削弱，在拒绝参加会议三个月后，他们又回到了下院。鉴于预计大选将在几个月内举行，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存在来提高可信度，并赢回输给共和派的大量选票。狄龙指责政府正在走向极权主义；他说，政府已经开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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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普遍胁迫的制度，这对爱尔兰构成了肆意挑衅，而且这个制度的许多细节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只谈一点，这是一件小事，但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涉及违背信仰的问题。他们在爱尔兰全面实行军法管制，委任了一个军事独裁者，并实施了《保卫王国法案》，程度比在这个国家实行的还要严厉。如果政府认为它没有得到这些权力的充分保护（无论危险有多大），我还真无法想象。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这些权力，他们重新启用了1887年颁布的《永久强制法案》，仅仅为了肆意侮辱和挑衅，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他们这样做了，尽管1906年政府中的所有自由党大臣都郑重承诺不再使用这个法案，尽管下院以及我的记忆告诉我大多数人废除了这项法案。可是，在最终废除该法案时遭到了上院的阻止，他们没有任何借口或理由，尽管他们拥有强大的权力，他们还是恢复了它。在我看来，这证明了政府的目的之一就是藐视和激怒爱尔兰人民。[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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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政府未能就征兵制与民族主义党进行适当磋商，导致“爱尔兰人民投向了革命党”。[231]爱尔兰人民认为这项政策并非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而是被用来作为放弃地方自治的借口。他嘲笑德国阴谋的想法：并指出，现在，霍勒斯·普朗克特爵士——他曾在英国享有神谕地位——的声明没有在英国的报纸上发表，因为他也否认知晓所谓的阴谋。狄龙知道1916年曾有一个阴谋，他拒绝相信1918年也有一个阴谋，尽管阴谋的说法可以让政府提出其他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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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发表讲话的几天前，他确认另一群革命者谋杀了沙皇及其家人。“当你们把爱尔兰完全交给新芬党，就像你们现在尽最大努力做的那样，你们打算怎么对待爱尔兰？”他问道。他预言性地继续说道：“你们正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考验英国的政治家。看看你们对其他民族使用的语言，想想它对爱尔兰的影响。在讨论爱尔兰问题时，有些人谈起这一点，就好像在过去的四年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俄国革命，好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巨大变化都没有发生过。”[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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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不仅支持维护比利时主权的想法，还支持让波兰在欧洲地图上重现以及建立捷克斯洛伐克的想法。但是，他问道，“那么爱尔兰呢？它比这些民族中的任何一个都要古老，毫无疑问，它为民族进行的斗争比捷克-斯洛伐克人，甚至比波兰人都要持久得多”。[233]爱尔兰人想抓住欧洲解放的浪潮，但被告知阿尔斯特省的问题阻挡了他们。然而，狄龙坚持认为，在大力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时，英国忽视了后代所称的苏台德地区[234]的德国人的抗议，这些德国人不希望被捷克人统治。很明显，这是一种双标做法，但它是一个不幸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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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爱尔兰征兵问题上耗费了时间和精力，这对战事工作没有什么好处，而劝诫人们帮助政府在爱尔兰征募新兵的运动基本上徒劳无果。英国宣传说，到8月，此举将征募到5万士兵。事实上，到停战时，此举只征募到了9000士兵，无论如何，考虑到爱尔兰的舆论状况，这个数字还是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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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将爱尔兰作为兵源的前景黯淡，而德国人仍在向巴黎进发，拯救西欧的其他手段就变得十分必要。3月29日（耶稣受难日），战时内阁决定请求威尔逊总统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每月派遣10万人参加英国军队的战斗，否则英国不可能维持军队的力量。很快，威尔逊便同意了，他提出派遣12万名士兵，为期四个月，而不是三个月。那天晚些时候，形势似乎发生了逆转。德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在亚眠城外被拦了下来。4月3日，在博韦[235]与法国人和美国指挥官潘兴将军举行会议后，英国确认让福煦担任西线的协约国盟军总司令。黑格表示赞成，不过他有权就他不同意的任何决定向他自己的政府进行申诉。根据黑格的说法，在场的劳合·乔治“看上去好像极度吃惊，他似乎仍处于沮丧之中……在我看来，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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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担心劳合·乔治在寻找一个军事替罪羊。他认为，在军队撤退后，预计首相会在下院遭到攻击，“因为他之前没有解决人力问题，还因为他在关键时刻不顾军事顾问（也就是帝国总参谋长）的建议，亲自命令挥师向东”。[237]劳合·乔治确实把矛头对准了休伯特·高夫（Hubert Gough）爵士——他指挥被击败的第五集团军——但黑格为他辩护，声称他在困难的情况下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238]黑格已经告诉高夫，他希望高夫离开前线，以便他沿着索姆河准备一道新的防线。于是，3月28日，高夫把剩余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罗林森。对劳合·乔治来说，这还不够，他希望全面免去高夫的职务。黑格说，在没有举行听证会的情况下，不得解雇高夫，并告诉劳合·乔治，如果他想让高夫受到惩罚，那么他必须给黑格下达这样的命令。黑格称劳合·乔治是一个“卑劣可鄙的人”。第二天，他收到德比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我很清楚，他的部队已经对高夫失去了信心”，还说高夫应当被解除指挥官的职务，这证实了黑格的看法。[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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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但他极度不同意对高夫的处置，以至于他给德比写信说，如果这是政府的愿望，那么他将向陆军大臣提交辞呈。他很清楚这不是政府的愿望，所以就像黑格的另一位资深同僚罗伯逊一样，高夫也被打败了。劳合·乔治像以往那样咆哮发怒，为了证明自己过分对待军官（这名军官在由首相的政策所造成的恶劣状况下尽了最大的努力）的行为是合理正当的，4月9日，他甚至在下院暗示，高夫很可能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为了掩盖或转移人们对他判断错误的注意力，他愿意陷进任何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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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不是劳合·乔治面临的唯一问题。4月1日，在组建英国皇家空军时，休·特伦查德爵士——他曾在法国指挥皇家飞行队——成为空军参谋长，此前，他策划了皇家飞行队和皇家海军航空队的合并。然而，他随即辞去了职务，因为他与空军大臣罗瑟米尔产生了严重分歧，他不想为罗瑟米尔工作，但是他需要向罗瑟米尔汇报工作。空军大臣不断地干涉与人力分配有关的决定，即使他的知识和专业技能远远比不上特伦查德。去年11月，罗瑟米尔在和特伦查德进行面谈时明确表示，他和他的哥哥诺思克利夫将反对罗伯逊和黑格，而特伦查德效忠于这两人。在担任空军参谋长的三个月里，特伦查德不得不为英国皇家空军的诞生做准备。他和罗瑟米尔几乎在每件事情上都有分歧，罗瑟米尔经常无视他的建议。4月10日，战时内阁接受了特伦查德的辞呈，并要求他重新担任驻法皇家空军的指挥官。他拒绝了，因为对他的同僚约翰·萨尔蒙德（John Salmond）少将——他将接替萨尔蒙德的职位——来说，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侮辱。在听到这些荒谬的事情后，伊舍坦言道，“这个国家实际上没有政府”。[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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