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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任命之一是让艾迪生担任地方政府事务大臣。这个任命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延续他在重建工作中的角色。但是，他也会监督用于政府福利房的国家资金的分配情况，以兑现劳合·乔治做出的建造适合“英雄”居住的房子的承诺。与劳合·乔治重掌政权时做出的其他承诺一样，这个承诺也将留给他的大臣们去实现，而他将把1919年上半年的大多数时间用于在凡尔赛宫装腔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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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项统计数据都显示住房出现了严重危机。在战争的最后两年，花园城市和城镇规划协会经常就这个问题请愿。191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1103个地方当局告诉政府，他们需要为当地的工人阶级提供更多的住房，其中510个地方当局需要提供100多套住房。[42]政府估计目前需要61万间住房，停战后，政府即刻向上修正了这个数字。当一些士兵回到家中，发现由于卫生原因，他们的房屋已被宣告不能住人，并被告知需要立刻迁出时，这加剧了政府在政治上的尴尬。此外，住房短缺导致租金上涨，而且许多房东在租户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出售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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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7年3月，政府就承认，为工薪阶层提供更好的住房“是战后必须解决的最紧迫问题”。[43]就在一年后，政府宣布将在缔结和约的第一年建造30万所房子。[44]1919年冬天，战时内阁对住房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H. A. L.费希尔告诉内阁，在谢菲尔德有1.6万所贫民窟，但只计划建造500所新房。劳合·乔治得出结论，中央政府将不得不控制这个计划，因为依赖地方政府是“无用的”。[45]地方议会被责令在3个月内提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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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艾迪生向下院通报了最新情况。除了五年没有为工人阶级建造房子外——他估计这意味着有35万所房子没有建成——他还认为有37万所房子具有严重缺陷或者不适合人类居住。他认为，这样的条件是矿业社区发生动乱的主要原因。此外，在全国范围内，有300万人生活在超过两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的拥挤环境中，其中仅伦敦就有7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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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提到了位于东部伦敦的肖尔迪奇区的一条街道，那里有168户家庭、总共733人住在129所房子里。在许多这样的街道上，有很多结核病患者，他们不仅与别人同住一间房，而且常常同睡一张床。艾迪生认为，治疗结核病的成本相当于建造大量的房屋，因此，不改善恶劣的生活条件将会让这个国家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在建造其他房子，并把居民迁到那些房子之前，有权宣告原来的房子无法住人的1800个地方当局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它往往需要宣告整个地区无法住人，而买下大片地区的费用让地方当局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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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提议说，地方当局将被迫进行清查，对于不适合居住的建筑物，业主将不会得到补偿，由此节省了公共资金。政府将向地方当局提供新的财政援助。自1月份以来，地方议会已申请启动700个建造项目，将把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用作劳动力。艾迪生说，这些项目建成后将提供10万套住房，但是，这只占伦敦及其周边地区所需数量的大约七分之一。他还提议改善伦敦以外的交通系统，那样人们就可以更加便捷地住在离市中心更远的房子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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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制定了一项《土地收购法案》（Acquisition of Land Bill），旨在使人们能够更加容易地购买未被有缺陷的住房占用的建筑用地，而且艾迪生承诺将把租金固定在不会阻碍建造私人住宅的经济水平，这个说法遭到了托利党的些许怀疑。人们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大臣们现在已经习惯于国家控制生活的所有领域，以至于他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私营企业也许可以在缓解住房问题方面发挥作用。艾迪生重申他在1919年的目标是制造30亿块砖，并承诺在1920年将制造500万块。仅在1919年3月，他就代表政府下单购买3亿块砖，并声称复员部门已经接到命令，要求士兵尽快脱下军装，进入砖厂。（他说所有砖厂工人都是复员士兵，几位议员援引了选区的相反情况，由此对这个说法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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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担心，在住房需求量最大的地区会发生大规模收回房屋的情况，于是敦促政府修改1915年的《提高租金和抵押贷款利息法令》（Increase of Rents and Mortgage Interest Act），该法令在战争期间阻止了此类事件的发生。停战后，这些控制措施的解除成了问题所在。有些大臣仍然不愿意干涉房东的权利（即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或处置其财产的权利），但是，艾迪生认识到，在建造更多的房子前，这个难题是无法解决的，他承诺政府将延长《租金管制法令》（Restriction of Rent Acts）的期限，以缓解这个问题。3月初，政府屈从于这个无法避免的情况，颁布立法，将租金管制再延长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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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在根据《议会法案》建立卫生部后，艾迪生将管理卫生部——这个安排是恰当的，因为他是皇家外科医学院的研究员——同时将负责房屋建造。这是合乎逻辑的一个举措。早在19世纪中期，人们就把体面或“卫生的”住房与公共卫生联系起来。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清除贫民窟的立法就明确了这一点。但现在，新的部门将宣布，为了兑现首相的承诺，到1921年底，还需要50万套住房。1914年以前的建造速度是每年修建8万套，因此，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寻找劳动力。[46]更糟的是，砖头和木材严重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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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只建成了21.3万所房子，这导致了联合政府在1922年垮台。考虑到住房危机的严重程度，政府担心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英国的发展，并担心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容易被左翼学说吸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劳合·乔治对选举期间所做的承诺表现出了漫不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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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另一个主要优先事项是恢复经济的正常化。金融管制开始放松。虽然英国在法律上从未脱离过金本位，但英格兰银行要求人们要“爱国”，不要用纸币兑换黄金。1919年，虽然战争结束了，但英国仍然没有恢复金本位制。不过，这将在1925年带来不幸的结果。英镑兑美元的汇率跌至1英镑兑3.5美元，从技术上讲，如果制造业能够利用这个优势，那么这本应给英国的出口带来好处。在战后经济繁荣（这种繁荣在1920年破灭）的初期，物价和工资都有所上涨。推动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实施了去年秋天的一些竞选承诺。虽然埃里克·戈德斯宣布了一项基础设施计划，以实现公路、铁路、码头和运河的现代化，但是，由于战时支出的结束，在停战后的两年里，政府的总体支出大幅下降了75%。为了巩固在更加现代化的未来必不可少的行业之一，政府还着手使电力供应行业合理化，并规范电网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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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的工作量如此之大，现在不是继续审视劳合·乔治的做事方法的好时机。在竞选活动中，劳合·乔治曾信誓旦旦地承诺，要让这个国家适合英雄居住，并绞死德皇，但这一切已经开始困扰他。与鲍德温时期不同，劳合·乔治的很多同事都没有达到战前的标准，也就是公职人员的标准或接近公职人员的标准。由于劳合·乔治曾经涉嫌滥用授勋制度，这一点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5月28日，下院对一项动议进行了辩论，这项动议要求在以金钱交换荣誉方面保持透明。这项动议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其中包括霍雷肖·博顿利。为了及时地让自己免于破产，博顿利筹集了3.4万英镑来参加大选。不久，他就主持了一场大规模的“胜利债券”骗局，利用公众的爱国主义精神，让他们拿出一大笔钱，他们原本以为这些钱将被投资于政府股票，但实际上却进了博顿利的口袋。三年后，他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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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动议的提出者、陆军准将亨利·佩奇·克罗夫特（Henry Page Croft）说，“‘政客’这个称呼已经成为全国各地的耻辱之一”。[47]国民党——由一群托利党人组成，克罗夫特是成员之一，他决定不加入联合政府——规定，只有英国臣民才能向该党的基金捐款，而且捐款人的姓名应能够查阅。但是，除了吸引资金外，授勋制度还被用来安抚和哄骗议员，破坏他们的独立性。它改变了政治和政党制度的性质，因此也改变了议会民主的性质，而英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议会民主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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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尴尬的事实被写入了议会记录。克罗夫特说，上届议会的290名议员要么得到了头衔，要么得到了工作，要么得到了晋升。从劳合·乔治成为首相之日到1919年4月29日，共有155人获得世袭爵位，其中154人来自平民。一人来自战斗部队。在这154人中，有许多是议员或贵族，其他人是选区主席或支持者，这个制度的受益者是与至少14家全国性或地方性报纸和一家通讯社有联系的人。百分之百的子爵爵位获得者是新闻从业人员，在获得从男爵爵位的人中，有20%的人是新闻从业人员。正如克罗夫特所说的那样，在那些献出生命的人和那些只说不做的人之间，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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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应去年的上院辩论时，克罗夫特对“爵位获得者的品格”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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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而且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在最近的授勋名单上，绅士们获得了头衔，然而，正派的人是不会让这些人进家门的。根据一份我并不完全赞同的最著名杂志的说法，其中有几个人会被伦敦的任何一个有声望的社交俱乐部拒之门外。在这方面，我听到了一个关于现任首相的令人吃惊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他的一个朋友对他说：“你难道不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太过火了吗？”那位尊敬的先生回答道：“我亲爱的朋友，沃波尔并不比我好多少。”[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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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夫特不明白，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所支持的事业——无论是建立一家医院，还是组建一个政党——是正当的，那么他为什么要为自己的行为被人知道而感到羞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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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夫特将追踪劳合·乔治滥用授勋制度的行为，并且最终会在把他拉下马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不过，他提到的对战士缺乏认可的情况很快便得到了纠正。在签署《凡尔赛条约》的前几天，丘吉尔提议奖励那些帮助取得胜利的人。黑格继续拒绝爵位，因为他觉得自己指挥的士兵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虽然他毫无疑问地真诚希望他的士兵先于他得到照顾，但作为政客的他拒绝爵位却是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这不仅仅是因为，对他以前的下属和他们的家人来说，这样做是一个极好的公关举措。他忍不住记录道：“我还注意到，当法国外交部长因无能被从法国的陆军司令部召回时，他竟然被授予子爵爵位！”斯坦福德汉告诉汉基，“国王身边的人都在叫嚷着要根据威灵顿公爵的先例向黑格授予公爵爵位，威灵顿公爵的军队规模还不及黑格的十分之一哩”。[49]很显然，汉基对这种野心感到震惊，他回答说：“我敢肯定劳合·乔治绝不会同意，我建议授予伯爵爵位。”他说，如果黑格成为公爵，那么贝蒂也会想成为公爵：斯坦福德汉认为这是行不通的，国王由此避免了与劳合·乔治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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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最终同意接受伯爵爵位和10万英镑，普卢默将军和艾伦比将军将被任命为陆军元帅，并被授予男爵爵位和3万英镑，威尔逊也将被提升为陆军元帅，拜恩（Byng）将军和罗林森将军被授予男爵爵位和3万英镑。其他奖励的规模近一步缩减，例如向弗伦奇授予5万英镑，向不幸的罗伯逊仅授予从男爵爵位和1万英镑。这就是劳合·乔治对前帝国总参谋长的怨恨，他之所以给予奖励，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不奖励罗伯逊，将会影响到军队的士气。另一位受益人是汉基，他获得了2.5万英镑。根据第一版《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记载：“他送给私人秘书一盒小雪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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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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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战争初期以来，政府就一直关注如何让士兵顺利回归平民生活。1916年5月，托马斯·雅各布森（Thomas Jacobsen）——他是一位实业家和自由党议员——曾问阿斯奎斯是否会任命“一个委员会，以便考虑战争结束后将出现的雇用问题的总体立场，这个委员会将专门提出建议，从而广泛、全面地处理这个问题，也就是确保退役后回归平民生活的士兵获得适当的就业机会，以及确保在重新融入我们的经济体系之前的任何一段时间内，他们都不会遭受磨难”。[51]阿斯奎斯向他保证，这个问题“引起了政府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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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1919年冬天的混乱局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平时期的第一个大丑闻是复员管理工作，自停战以来，政府在这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尽管丘吉尔一再呼吁）。至今仍在服役的士兵可以在两个选择中任选一个：一种是继续服役到战争结束，届时将签署和平条约；另一种是服役到停战后的六个月，也就是1919年5月11日。到那时，如果没有出台进一步的立法，那么大部分军队将会解散。然而，大臣们私下承认他们并不急于遣散军队。他们必须想出办法，如何处理数以百万计的军备人员和其他战争工人，这些人将加入一个劳动力泛滥的市场。[52]此外，英国还面临着将数百万人从以前的战区迁回家乡的挑战。与此同时，英国还要确保在法国留下足够的军队，以便执行停战协定的条款，并确保在停战协定崩溃时有足够的军队可用。这支军队本身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谁应该在军队中服役，如果没有足够的志愿人员，鉴于战争被认为是已经结束了，那么强迫服役的做法是否仍然可以接受。就连那些获允复员的士兵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先入伍的先复员，还是经济需求应优先于所有其他因素？尽管发展经济需要“重新启动”工业，而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资本所有者的真诚善意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平静的战后社会，也许更好的办法是，先满足士兵的需求，再满足雇主的需求。然而，由于政治上的混乱（劳合·乔治首先关注的是选举，然后是凡尔赛和会，他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两个目标都没有得到适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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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曾在1917年1月的会议上讨论过复员问题，并强调了工会在帮助士兵重新融入工业领域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创建新的劳工介绍所的重要性。工党曾建议可能需要800个劳工介绍所。现在，没有一个工党议员进入内阁，无法核查这些意图或者类似这些意图的想法是否得到了实施。然而，作为时任重建大臣的艾迪生在1918年1月24日宣布，复员机制已经就位，并制定了一项计划，如果归乡的士兵没有工作，就把他们分配到战后的重要行业。政府将首先遣散所谓的“重要人士”——那些拥有对英国重建至关重要的技能的人。[53]然而，这个计划在执行上存在很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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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敦促劳合·乔治利用政府的资助从军工厂订购金属制品，就像他对铁路公司做的一样，铁路公司需要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来更新它们长期被忽视的轨道和车辆。他认为迅速执行住房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完成农村电气化的计划也是如此。他还恳求首相让他负责复员工作，因为重新部署在军火行业工作的庞大且可能难以控制的平民军队的过程非常重要，但是，在12月19日的战时内阁会议上，与会者同意让埃里克·戈德斯负责这项工作，他应当从“重新启动工业”的角度，而不是从让士兵离开军队的角度来履行职责。[54]戈德斯并不想担任这个职位，但他改变了主意，汉基认为这是因为劳合·乔治“用计哄骗”了他。[55]根据汉基的说法，丘吉尔对这个决定感到“愤怒并充满敌意”。[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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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看似缓慢且武断的制度，公众越来越感到愤怒，那些自愿参军、履行职责并希望回归正常生活的人也是如此。除了政府缺乏意愿来解决这个问题外，返乡士兵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法国北部的铁路支离破碎，以及英国的铁路年久失修。更荒谬的是，许多可以被遣送回国的士兵在抵达英国后被关在营地里，而不是被从军队中释放出来。这是因为政府还没有就是否再次需要将他们用于军事目的做出最后的决定，或者在不需要他们的情况下，政府没有就遣散顺序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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