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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另一个主要优先事项是恢复经济的正常化。金融管制开始放松。虽然英国在法律上从未脱离过金本位，但英格兰银行要求人们要“爱国”，不要用纸币兑换黄金。1919年，虽然战争结束了，但英国仍然没有恢复金本位制。不过，这将在1925年带来不幸的结果。英镑兑美元的汇率跌至1英镑兑3.5美元，从技术上讲，如果制造业能够利用这个优势，那么这本应给英国的出口带来好处。在战后经济繁荣（这种繁荣在1920年破灭）的初期，物价和工资都有所上涨。推动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实施了去年秋天的一些竞选承诺。虽然埃里克·戈德斯宣布了一项基础设施计划，以实现公路、铁路、码头和运河的现代化，但是，由于战时支出的结束，在停战后的两年里，政府的总体支出大幅下降了75%。为了巩固在更加现代化的未来必不可少的行业之一，政府还着手使电力供应行业合理化，并规范电网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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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的工作量如此之大，现在不是继续审视劳合·乔治的做事方法的好时机。在竞选活动中，劳合·乔治曾信誓旦旦地承诺，要让这个国家适合英雄居住，并绞死德皇，但这一切已经开始困扰他。与鲍德温时期不同，劳合·乔治的很多同事都没有达到战前的标准，也就是公职人员的标准或接近公职人员的标准。由于劳合·乔治曾经涉嫌滥用授勋制度，这一点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5月28日，下院对一项动议进行了辩论，这项动议要求在以金钱交换荣誉方面保持透明。这项动议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其中包括霍雷肖·博顿利。为了及时地让自己免于破产，博顿利筹集了3.4万英镑来参加大选。不久，他就主持了一场大规模的“胜利债券”骗局，利用公众的爱国主义精神，让他们拿出一大笔钱，他们原本以为这些钱将被投资于政府股票，但实际上却进了博顿利的口袋。三年后，他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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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动议的提出者、陆军准将亨利·佩奇·克罗夫特（Henry Page Croft）说，“‘政客’这个称呼已经成为全国各地的耻辱之一”。[47]国民党——由一群托利党人组成，克罗夫特是成员之一，他决定不加入联合政府——规定，只有英国臣民才能向该党的基金捐款，而且捐款人的姓名应能够查阅。但是，除了吸引资金外，授勋制度还被用来安抚和哄骗议员，破坏他们的独立性。它改变了政治和政党制度的性质，因此也改变了议会民主的性质，而英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议会民主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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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尴尬的事实被写入了议会记录。克罗夫特说，上届议会的290名议员要么得到了头衔，要么得到了工作，要么得到了晋升。从劳合·乔治成为首相之日到1919年4月29日，共有155人获得世袭爵位，其中154人来自平民。一人来自战斗部队。在这154人中，有许多是议员或贵族，其他人是选区主席或支持者，这个制度的受益者是与至少14家全国性或地方性报纸和一家通讯社有联系的人。百分之百的子爵爵位获得者是新闻从业人员，在获得从男爵爵位的人中，有20%的人是新闻从业人员。正如克罗夫特所说的那样，在那些献出生命的人和那些只说不做的人之间，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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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应去年的上院辩论时，克罗夫特对“爵位获得者的品格”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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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而且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在最近的授勋名单上，绅士们获得了头衔，然而，正派的人是不会让这些人进家门的。根据一份我并不完全赞同的最著名杂志的说法，其中有几个人会被伦敦的任何一个有声望的社交俱乐部拒之门外。在这方面，我听到了一个关于现任首相的令人吃惊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他的一个朋友对他说：“你难道不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太过火了吗？”那位尊敬的先生回答道：“我亲爱的朋友，沃波尔并不比我好多少。”[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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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夫特不明白，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所支持的事业——无论是建立一家医院，还是组建一个政党——是正当的，那么他为什么要为自己的行为被人知道而感到羞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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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夫特将追踪劳合·乔治滥用授勋制度的行为，并且最终会在把他拉下马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不过，他提到的对战士缺乏认可的情况很快便得到了纠正。在签署《凡尔赛条约》的前几天，丘吉尔提议奖励那些帮助取得胜利的人。黑格继续拒绝爵位，因为他觉得自己指挥的士兵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虽然他毫无疑问地真诚希望他的士兵先于他得到照顾，但作为政客的他拒绝爵位却是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这不仅仅是因为，对他以前的下属和他们的家人来说，这样做是一个极好的公关举措。他忍不住记录道：“我还注意到，当法国外交部长因无能被从法国的陆军司令部召回时，他竟然被授予子爵爵位！”斯坦福德汉告诉汉基，“国王身边的人都在叫嚷着要根据威灵顿公爵的先例向黑格授予公爵爵位，威灵顿公爵的军队规模还不及黑格的十分之一哩”。[49]很显然，汉基对这种野心感到震惊，他回答说：“我敢肯定劳合·乔治绝不会同意，我建议授予伯爵爵位。”他说，如果黑格成为公爵，那么贝蒂也会想成为公爵：斯坦福德汉认为这是行不通的，国王由此避免了与劳合·乔治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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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最终同意接受伯爵爵位和10万英镑，普卢默将军和艾伦比将军将被任命为陆军元帅，并被授予男爵爵位和3万英镑，威尔逊也将被提升为陆军元帅，拜恩（Byng）将军和罗林森将军被授予男爵爵位和3万英镑。其他奖励的规模近一步缩减，例如向弗伦奇授予5万英镑，向不幸的罗伯逊仅授予从男爵爵位和1万英镑。这就是劳合·乔治对前帝国总参谋长的怨恨，他之所以给予奖励，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不奖励罗伯逊，将会影响到军队的士气。另一位受益人是汉基，他获得了2.5万英镑。根据第一版《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记载：“他送给私人秘书一盒小雪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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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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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战争初期以来，政府就一直关注如何让士兵顺利回归平民生活。1916年5月，托马斯·雅各布森（Thomas Jacobsen）——他是一位实业家和自由党议员——曾问阿斯奎斯是否会任命“一个委员会，以便考虑战争结束后将出现的雇用问题的总体立场，这个委员会将专门提出建议，从而广泛、全面地处理这个问题，也就是确保退役后回归平民生活的士兵获得适当的就业机会，以及确保在重新融入我们的经济体系之前的任何一段时间内，他们都不会遭受磨难”。[51]阿斯奎斯向他保证，这个问题“引起了政府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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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1919年冬天的混乱局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平时期的第一个大丑闻是复员管理工作，自停战以来，政府在这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尽管丘吉尔一再呼吁）。至今仍在服役的士兵可以在两个选择中任选一个：一种是继续服役到战争结束，届时将签署和平条约；另一种是服役到停战后的六个月，也就是1919年5月11日。到那时，如果没有出台进一步的立法，那么大部分军队将会解散。然而，大臣们私下承认他们并不急于遣散军队。他们必须想出办法，如何处理数以百万计的军备人员和其他战争工人，这些人将加入一个劳动力泛滥的市场。[52]此外，英国还面临着将数百万人从以前的战区迁回家乡的挑战。与此同时，英国还要确保在法国留下足够的军队，以便执行停战协定的条款，并确保在停战协定崩溃时有足够的军队可用。这支军队本身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谁应该在军队中服役，如果没有足够的志愿人员，鉴于战争被认为是已经结束了，那么强迫服役的做法是否仍然可以接受。就连那些获允复员的士兵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先入伍的先复员，还是经济需求应优先于所有其他因素？尽管发展经济需要“重新启动”工业，而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资本所有者的真诚善意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平静的战后社会，也许更好的办法是，先满足士兵的需求，再满足雇主的需求。然而，由于政治上的混乱（劳合·乔治首先关注的是选举，然后是凡尔赛和会，他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两个目标都没有得到适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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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曾在1917年1月的会议上讨论过复员问题，并强调了工会在帮助士兵重新融入工业领域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创建新的劳工介绍所的重要性。工党曾建议可能需要800个劳工介绍所。现在，没有一个工党议员进入内阁，无法核查这些意图或者类似这些意图的想法是否得到了实施。然而，作为时任重建大臣的艾迪生在1918年1月24日宣布，复员机制已经就位，并制定了一项计划，如果归乡的士兵没有工作，就把他们分配到战后的重要行业。政府将首先遣散所谓的“重要人士”——那些拥有对英国重建至关重要的技能的人。[53]然而，这个计划在执行上存在很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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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敦促劳合·乔治利用政府的资助从军工厂订购金属制品，就像他对铁路公司做的一样，铁路公司需要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来更新它们长期被忽视的轨道和车辆。他认为迅速执行住房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完成农村电气化的计划也是如此。他还恳求首相让他负责复员工作，因为重新部署在军火行业工作的庞大且可能难以控制的平民军队的过程非常重要，但是，在12月19日的战时内阁会议上，与会者同意让埃里克·戈德斯负责这项工作，他应当从“重新启动工业”的角度，而不是从让士兵离开军队的角度来履行职责。[54]戈德斯并不想担任这个职位，但他改变了主意，汉基认为这是因为劳合·乔治“用计哄骗”了他。[55]根据汉基的说法，丘吉尔对这个决定感到“愤怒并充满敌意”。[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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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看似缓慢且武断的制度，公众越来越感到愤怒，那些自愿参军、履行职责并希望回归正常生活的人也是如此。除了政府缺乏意愿来解决这个问题外，返乡士兵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法国北部的铁路支离破碎，以及英国的铁路年久失修。更荒谬的是，许多可以被遣送回国的士兵在抵达英国后被关在营地里，而不是被从军队中释放出来。这是因为政府还没有就是否再次需要将他们用于军事目的做出最后的决定，或者在不需要他们的情况下，政府没有就遣散顺序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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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选期间，劳合·乔治曾轻率地承诺——尽管这可能导致独断专行——休假回家的士兵可以立即复员。现在，陆军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命令，规定在休假期间，任何士兵都不得复员。1919年1月3日，在福克斯顿和多佛的“休整营”中，1.2万名士兵被要求重新登船前往法国，加入占领军。他们拒绝了，要求将假期延长一周。威尔逊非常生气：“整个复员工作都被劳合·乔治完全束缚住了手脚，他急于在最近的选举中获得选票，不断增加各种各样的权力来帮助遣散军队，而这是我们这些军人本来可以独自、毫不费力做到的事情。”[57]在法国等待的士兵有225万人，还有20万匹马，以及供所有士兵和马匹使用的补给，这带来了后勤方面的问题，而法国军队的不合作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当丘吉尔走进陆军部时，军需总监驻伦敦的参谋告诉他，“福煦元帅和佩约特（Payot）将军都对目前身在法国的军需总监不友善”，他们尽可能少地提供帮助。[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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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戈德斯就陷入了困境。这并不完全是他的错：那些突然遣散了之前雇用的工人的企业往往缺乏恢复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并且缺乏运送货物的运输工具，因此在重新雇人方面进展缓慢。1918年12月29日，他给劳合·乔治写信说：“工业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迅速吸收从战时工作转向和平工作的工人……这些行业并没有向企业提供指引，并倾向于依赖政府和屈从于填鸭式的喂养。”[59]复员过程进展缓慢，让那些想要回家的士兵非常恼火。在媾和后的头六个星期，只有4.2万名士兵复员，不到英国军队的1%。有14个政府部门参与了复员工作，这显示出官僚国家的庞大和戈德斯必须应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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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6日，威尔逊恳求米尔纳让劳合·乔治发布一份声明，声称战争还没有结束，士兵必须服从命令，否则军队很快就会不存在了。然而，与身边的一些人相比，劳合·乔治更加不擅长处理现实问题：而且他拒绝说战争还没有结束，尤其是因为他的选举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他已经赢得了战争这个荒谬的断言。1月7日，威尔逊和他讲道理，并吹嘘道：“我把他吓坏了。”[60]尽管如此，劳合·乔治仍然没有发表声明。米尔纳把陆军部移交给丘吉尔，后者很快领会了米尔纳的意思，但遭到了首相的持续抵制。1919年1月8日，一支由1500名士兵组成的队伍从伦敦西北部的一个营地抵达唐宁街，询问劳合·乔治发生了什么事，他当时不在。很多士兵认为，政府把他们留下来，是为了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作战，鲜有人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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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斯——他的声誉正处于危险之中——想让士兵们尽快脱下军装。出于职业惯性，他告诉政府帮助完成订单最迫切需要哪类人，于是政府开始制定计划，以便根据年龄和服役时间遣散士兵，而不是根据技能或职业，甚至军营进行复员。但是，在他能够改变任何事情之前——而且任何改变都需要黑格的合作——不满情绪成倍增加，报界也介入了。在停战后，丘吉尔（他现在是陆军大臣）便在他所期望的复员工作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但是，他必须与戈德斯合作，而后者保留了对这项任务的全面控制权。1月15日，戈德斯给他写信，建议他们确定需要多少士兵来组建一支“过渡军队”或占领军，并提议说他们应当根据“简单原则”来挑选士兵。他提议，“凡在1916年1月1日之后参军的、目前年龄在33岁以下的士兵……都可以留在军队，其他所有人均可复员”。这个截止日期意味着这些人是根据《兵役法案》被征召入伍的，而不是自愿参军。[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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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常一样，丘吉尔决定在这件事情上采取主动，尽管他并不负有终极责任。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完全停止复员，这表明他几乎不了解那些仍在服役的士兵及其家人的愤怒。1月19日，他警告劳合·乔治说，陆军的纪律正在“腐烂”，因为它“在缺乏普通人认为的公平竞争的情况下三三两两地遣散官兵”。[62]在停战日，陆军的花名册上有367万名官兵。截至那时，已经有1.34万名军官和63.1万名士兵被遣散。[63]丘吉尔认为，在得到永不反悔的保证（即军队将不会不复存在，并且能够完成在签订停战协议和凡尔赛和约后要求他们从事的工作，也就是占领莱茵兰和清理西线）之前，将军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已经习惯了政客们的两面派——不会配合复员工作。他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劳合·乔治，“简要地说，这个计划包括遣散五分之四的士兵，并向剩下五分之一的士兵支付双倍的薪水，以便完成后面的工作。我对陆军的现状极为忧虑，我正在尽一切努力制定一份全面的计划，以供您批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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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也就是丘吉尔被任命的那天，威尔逊承认他收到了驻法指挥官发来的“不祥信件”，信中提到了“驻法军队的情绪”。[65]黑格就拖延复员对士气造成的影响向丘吉尔发出了类似的警告。这些陈述引起了陆军大臣的重新思考，并使他决定让驻法士兵的复员延迟不超过两年。在调到陆军部的一周后，丘吉尔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想法，并建议遣散在1916年1月1日前入伍的所有士兵；这个想法的缺点是，最后被征召入伍的是那些具有高技能的人，他们最不可能被留下。如果要想在和平时期重新发展工业，那么应当召回这些工人，而不是将他们留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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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决定在莱茵兰部署一支占领军，它将由五个军团（每个军团各有两个师）和一个骑兵师组成。对于丘吉尔不想立刻遣散的一些士兵来说，这让他们有了一个目标，但是，到1920年夏天，占领军的人数迅速减少，降到了1.4万人以下。无论如何，1916年1月1日以后入伍并且仍在服役的人数超过了160万，远远超过了所需的人数。政府同意立刻遣散40岁以上的士兵，并在劳工部的合作下，遣散对重启英国工业至关重要的人员。政府不会要求受伤两次以上的士兵留下，而且在属于上述类别的士兵中，无论如何只需要大约三分之二的人留下。自愿希望留下一年的士兵可以留下来。但是，他还建议，任何违反军纪的士兵，如果被发现有违抗命令的行为，将被排在退伍名单的最后。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他们获得的好处是大幅增加薪资和获得更多的休假津贴。列兵的奖金是每周10先令6便士，上校及以上级别军官的奖金是每周42先令。丘吉尔知道，必须重建旧的正规军，与其说是为了本土防御，不如说是为了海外驻军，而这些奖金对于鼓励士兵们在军队里干一番事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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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丘吉尔、罗伯特·霍恩（Robert Horne）爵士（劳工大臣）和戈德斯兄弟在没有咨询劳合·乔治的情况下制定了这个计划。他们也没有和财政大臣谈过，即使这会涉及大量财务因素。当听到有人提议在法国保留一支超过160万人的分遣队时，身在巴黎的首相勃然大怒，因为这可能会对军队本身产生影响，还因为这些计划的“奢侈”本质。他对丘吉尔说：“政府首脑几乎没有得到公平对待。这不是一个细节问题，而是一个头等政策问题……一开始就应当征求我的意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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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合·乔治缺席的情况下，战时内阁可以讨论这些计划，但不能做出决定。威尔逊（他被邀请出席会议）说，除非立刻制定出一个计划，否则将不会部署占领军。丘吉尔受到这个说法的鼓舞，1月16日，他告诉寇松，军队人员“正在迅速流失，如果我们不小心，那么在未来的几个月，我们将发现我们没有了强有力的工具，而我们在欧洲的政策依赖这些工具”。[67]在爱尔兰，我们将不会有试图维持和平的士兵，不会有皇家驻军，也不会有名副其实的正规军。鉴于此，战时内阁受到了威胁，“不情愿地”同意了丘吉尔和威尔逊的提议。[68]张伯伦对费用感到“非常害怕”，劳竭尽全力不允许做出决定，因此当汉基不在巴黎时，他没有要求秘书做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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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推动因素引发了复员的呼声。1月中旬，大约有5000名士兵被关在南安普顿等待遣散，至少他们是这样被告知的。后来，他们听说自己将被遣送回法国去参加占领军，于是发生了叛乱。他们占领了部分码头，把总部设在一个大的海关仓库里，并拒绝服从命令。罗伯逊是本土防卫军的指挥官，他要求目睹了法国军队兵变的特伦查德平息这场企图实施的叛乱。这位名义上负责管理这些士兵的军官被证明是无能的。特伦查德试着讲道理，他把士兵们召集起来，并告诉他们，政府会倾听他们的不满，但只有在他们服从军纪之后。他们起哄推搡他，他几乎被撞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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