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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选期间，劳合·乔治曾轻率地承诺——尽管这可能导致独断专行——休假回家的士兵可以立即复员。现在，陆军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命令，规定在休假期间，任何士兵都不得复员。1919年1月3日，在福克斯顿和多佛的“休整营”中，1.2万名士兵被要求重新登船前往法国，加入占领军。他们拒绝了，要求将假期延长一周。威尔逊非常生气：“整个复员工作都被劳合·乔治完全束缚住了手脚，他急于在最近的选举中获得选票，不断增加各种各样的权力来帮助遣散军队，而这是我们这些军人本来可以独自、毫不费力做到的事情。”[57]在法国等待的士兵有225万人，还有20万匹马，以及供所有士兵和马匹使用的补给，这带来了后勤方面的问题，而法国军队的不合作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当丘吉尔走进陆军部时，军需总监驻伦敦的参谋告诉他，“福煦元帅和佩约特（Payot）将军都对目前身在法国的军需总监不友善”，他们尽可能少地提供帮助。[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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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戈德斯就陷入了困境。这并不完全是他的错：那些突然遣散了之前雇用的工人的企业往往缺乏恢复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并且缺乏运送货物的运输工具，因此在重新雇人方面进展缓慢。1918年12月29日，他给劳合·乔治写信说：“工业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迅速吸收从战时工作转向和平工作的工人……这些行业并没有向企业提供指引，并倾向于依赖政府和屈从于填鸭式的喂养。”[59]复员过程进展缓慢，让那些想要回家的士兵非常恼火。在媾和后的头六个星期，只有4.2万名士兵复员，不到英国军队的1%。有14个政府部门参与了复员工作，这显示出官僚国家的庞大和戈德斯必须应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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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6日，威尔逊恳求米尔纳让劳合·乔治发布一份声明，声称战争还没有结束，士兵必须服从命令，否则军队很快就会不存在了。然而，与身边的一些人相比，劳合·乔治更加不擅长处理现实问题：而且他拒绝说战争还没有结束，尤其是因为他的选举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他已经赢得了战争这个荒谬的断言。1月7日，威尔逊和他讲道理，并吹嘘道：“我把他吓坏了。”[60]尽管如此，劳合·乔治仍然没有发表声明。米尔纳把陆军部移交给丘吉尔，后者很快领会了米尔纳的意思，但遭到了首相的持续抵制。1919年1月8日，一支由1500名士兵组成的队伍从伦敦西北部的一个营地抵达唐宁街，询问劳合·乔治发生了什么事，他当时不在。很多士兵认为，政府把他们留下来，是为了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作战，鲜有人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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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斯——他的声誉正处于危险之中——想让士兵们尽快脱下军装。出于职业惯性，他告诉政府帮助完成订单最迫切需要哪类人，于是政府开始制定计划，以便根据年龄和服役时间遣散士兵，而不是根据技能或职业，甚至军营进行复员。但是，在他能够改变任何事情之前——而且任何改变都需要黑格的合作——不满情绪成倍增加，报界也介入了。在停战后，丘吉尔（他现在是陆军大臣）便在他所期望的复员工作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但是，他必须与戈德斯合作，而后者保留了对这项任务的全面控制权。1月15日，戈德斯给他写信，建议他们确定需要多少士兵来组建一支“过渡军队”或占领军，并提议说他们应当根据“简单原则”来挑选士兵。他提议，“凡在1916年1月1日之后参军的、目前年龄在33岁以下的士兵……都可以留在军队，其他所有人均可复员”。这个截止日期意味着这些人是根据《兵役法案》被征召入伍的，而不是自愿参军。[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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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常一样，丘吉尔决定在这件事情上采取主动，尽管他并不负有终极责任。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完全停止复员，这表明他几乎不了解那些仍在服役的士兵及其家人的愤怒。1月19日，他警告劳合·乔治说，陆军的纪律正在“腐烂”，因为它“在缺乏普通人认为的公平竞争的情况下三三两两地遣散官兵”。[62]在停战日，陆军的花名册上有367万名官兵。截至那时，已经有1.34万名军官和63.1万名士兵被遣散。[63]丘吉尔认为，在得到永不反悔的保证（即军队将不会不复存在，并且能够完成在签订停战协议和凡尔赛和约后要求他们从事的工作，也就是占领莱茵兰和清理西线）之前，将军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已经习惯了政客们的两面派——不会配合复员工作。他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劳合·乔治，“简要地说，这个计划包括遣散五分之四的士兵，并向剩下五分之一的士兵支付双倍的薪水，以便完成后面的工作。我对陆军的现状极为忧虑，我正在尽一切努力制定一份全面的计划，以供您批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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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也就是丘吉尔被任命的那天，威尔逊承认他收到了驻法指挥官发来的“不祥信件”，信中提到了“驻法军队的情绪”。[65]黑格就拖延复员对士气造成的影响向丘吉尔发出了类似的警告。这些陈述引起了陆军大臣的重新思考，并使他决定让驻法士兵的复员延迟不超过两年。在调到陆军部的一周后，丘吉尔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想法，并建议遣散在1916年1月1日前入伍的所有士兵；这个想法的缺点是，最后被征召入伍的是那些具有高技能的人，他们最不可能被留下。如果要想在和平时期重新发展工业，那么应当召回这些工人，而不是将他们留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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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决定在莱茵兰部署一支占领军，它将由五个军团（每个军团各有两个师）和一个骑兵师组成。对于丘吉尔不想立刻遣散的一些士兵来说，这让他们有了一个目标，但是，到1920年夏天，占领军的人数迅速减少，降到了1.4万人以下。无论如何，1916年1月1日以后入伍并且仍在服役的人数超过了160万，远远超过了所需的人数。政府同意立刻遣散40岁以上的士兵，并在劳工部的合作下，遣散对重启英国工业至关重要的人员。政府不会要求受伤两次以上的士兵留下，而且在属于上述类别的士兵中，无论如何只需要大约三分之二的人留下。自愿希望留下一年的士兵可以留下来。但是，他还建议，任何违反军纪的士兵，如果被发现有违抗命令的行为，将被排在退伍名单的最后。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他们获得的好处是大幅增加薪资和获得更多的休假津贴。列兵的奖金是每周10先令6便士，上校及以上级别军官的奖金是每周42先令。丘吉尔知道，必须重建旧的正规军，与其说是为了本土防御，不如说是为了海外驻军，而这些奖金对于鼓励士兵们在军队里干一番事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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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丘吉尔、罗伯特·霍恩（Robert Horne）爵士（劳工大臣）和戈德斯兄弟在没有咨询劳合·乔治的情况下制定了这个计划。他们也没有和财政大臣谈过，即使这会涉及大量财务因素。当听到有人提议在法国保留一支超过160万人的分遣队时，身在巴黎的首相勃然大怒，因为这可能会对军队本身产生影响，还因为这些计划的“奢侈”本质。他对丘吉尔说：“政府首脑几乎没有得到公平对待。这不是一个细节问题，而是一个头等政策问题……一开始就应当征求我的意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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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合·乔治缺席的情况下，战时内阁可以讨论这些计划，但不能做出决定。威尔逊（他被邀请出席会议）说，除非立刻制定出一个计划，否则将不会部署占领军。丘吉尔受到这个说法的鼓舞，1月16日，他告诉寇松，军队人员“正在迅速流失，如果我们不小心，那么在未来的几个月，我们将发现我们没有了强有力的工具，而我们在欧洲的政策依赖这些工具”。[67]在爱尔兰，我们将不会有试图维持和平的士兵，不会有皇家驻军，也不会有名副其实的正规军。鉴于此，战时内阁受到了威胁，“不情愿地”同意了丘吉尔和威尔逊的提议。[68]张伯伦对费用感到“非常害怕”，劳竭尽全力不允许做出决定，因此当汉基不在巴黎时，他没有要求秘书做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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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推动因素引发了复员的呼声。1月中旬，大约有5000名士兵被关在南安普顿等待遣散，至少他们是这样被告知的。后来，他们听说自己将被遣送回法国去参加占领军，于是发生了叛乱。他们占领了部分码头，把总部设在一个大的海关仓库里，并拒绝服从命令。罗伯逊是本土防卫军的指挥官，他要求目睹了法国军队兵变的特伦查德平息这场企图实施的叛乱。这位名义上负责管理这些士兵的军官被证明是无能的。特伦查德试着讲道理，他把士兵们召集起来，并告诉他们，政府会倾听他们的不满，但只有在他们服从军纪之后。他们起哄推搡他，他几乎被撞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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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放弃了讲道理的做法，认为只有武力威胁才能解决问题。他要求调来250名士兵和宪兵，这促使南方司令部的指挥官告诉他，他不能射杀叛乱分子。特伦查德回答说，他只是在告知自己的打算，而不是征求同意。这支部队获得了弹药并包围了海关仓库；特伦查德命令他们把自己武装起来。他要求叛乱分子投降，结果招来一名中士对他破口大骂。宪兵逮捕了这名中士，其他叛乱分子投降了。在码头的其他地方，有一些人不愿投降，在部队用消防软管向他们喷射冰冷的水后，他们也投降了。特伦查德亲自和很多人进行了面谈，并有条件地释放了愿意返回法国的士兵。但是，当得知特伦查德在军队的拟议用途上欺骗了他们时，他们感到震惊，这进一步表明了处理过程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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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尔纳的支持下，戈德斯行使了他的职权，开始成组地遣散士兵。到1月28日，戈德斯每天遣散3.5万名士兵，速度之快，以至于政府开始担心，在缔结和约之前，估计需要115万名士兵，而按照这个速度的话，届时军队的人数将会太少。丘吉尔很生气，因为戈德斯向陆军部提交的统计数据大部分是错误的，有时甚至存在巨大的错误。陆军部被告知，停战时，在册的军官有55.8万人，结果是17万人，实际上有335万名士官和其他军衔的军士，而不是戈德斯的办公室声称的535万人。[69]当丘吉尔了解到真实的数字时，他极力想要减缓遣散的速度，却忽略了这对士气造成的影响。黑格也担心军队正在“消失”，很快就会没有足够的人手来组建一支像样的占领军——这可能意味着“德国人能够谈判出另一种和约”。[70]然而，政府在选举中承诺结束强制服役，这意味着它不能强迫士兵加入占领军。丘吉尔只遣散“重要人士”的计划也引起了争议，许多长时间服役的非重要人士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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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和威尔逊前往巴黎，见到了劳合·乔治。[71]他们说服他，让他几乎全盘接受他们的计划。在获悉这个情况后，劳给劳合·乔治写信，对在这个时候宣布将这么多士兵留在军队表示担忧，这需要议会通过新的法案。劳认为可以从志愿留下的士兵中募集到所需的人数，丘吉尔对此表示怀疑，并希望政府从一开始就对议会和公众坦诚。黑格向威尔逊保证，对于那些留下来的士兵，政府将宣布大幅加薪，以此解决他们的纪律问题。丘吉尔敦促劳合·乔治不要让劳的“莫名恐惧”“麻痹了必要的行动”。[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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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终于获得了战时内阁的批准，他仔细地向诺思克利夫做了简报——“我请求你竭尽全力来推进必要的措施”。1月28日，他减慢了遣散速度，只允许遣散37岁以上和军衔为下士或以上的士兵。其余的士兵被告知，当相关行业需要他们的技能时，他们才会被遣散。[73]戈德斯——此时，丘吉尔已经打败了他——把自己的职责交给了弟弟奥克兰，而他自己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对英国的交通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改革，他的经验使他更适合做这件事。诺思克利夫命令编辑们支持丘吉尔的建议，并向身在法国的士兵分发了20万份称赞这个计划的《每日邮报》。[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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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经拒绝当兵的人也在焦急地等待着与其命运有关的消息。1919年2月下旬，仍有1500名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被关在监狱，其中许多人是连续服刑。1月1日，支持战争的著名公众人物提出请愿书，声称继续监禁这些人没有任何用处，政府对此置之不理。在签署请愿书的人中，有三位是前任大法官——洛雷本、霍尔丹和巴克马斯特——还有其他前大臣，包括克鲁、莫莱和布莱斯。一些议员请求立刻免除那些已服刑人士的军事义务；但政府拒绝了，因为此时政府仍在动员那些曾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人加入占领军。支持被监禁的和平主义者的人士（例如约西亚·韦奇伍德）对这个论点进行了嘲笑。3月5日，他对下院说道，“我敢说，这种做法不会得到军队中任何普通士兵的支持。继续监禁那些已经在监狱里待了两年半的人，不是英国士兵希望政府为他们做的事情”。[75]他说，他们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他们的真诚毋庸置疑，因为他们一再因为拒绝战斗而被送进监狱，而且许多人被关了两年半。他对一些绝食抗议的人被强制喂食感到愤怒，并指责医务人员“冷酷无情”，使用了“最大限度的武力和暴力”。[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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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声称，旺兹沃斯监狱的新任监狱长大声喊道：“我才不想让这些臭狱警和那些‘值得尊敬的人’混在一起。”[77]有一名囚犯是贵格会教徒，他冷嘲热讽地向监狱长表示感谢，于是他被戴上了镣铐；监狱长称其他人为“血淋淋的猪”，并威胁只给他们吃面包和水。韦奇伍德声称，“许多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已经死了，还有更多的人已经疯了，在20世纪的英国，我们还要容忍一个在监狱里折磨人并把他们逼疯的内政大臣和监狱长吗？”[78]唐纳德·麦克林（Donald Maclean）爵士是追随阿斯奎斯的自由党人的领袖，他支持韦奇伍德，指责政府没有为这些人安排非战斗性的国民服务工作——就像那些被惯坏的人在位于嘉辛顿的莫雷尔夫妇的农场里所做的那样。那些有关系的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有时能够比较轻松地应付战争，他们的命运与那些人的命运有很大差别，后者往往更真诚地决心不去夺取生命，并被赋予了更大的勇气，每次他们拒绝战斗时，都被一再判处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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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大臣肖特说，如果监狱里的人自愿从事战争工作，那么他们可以马上离开监狱。但是，一些人甚至拒绝前往比利时帮助修复战争造成的破坏。他说，旺兹沃斯监狱长的行为受到了调查，但监狱长否认了一切。然而，肖特不得不承认，这不是一项独立的调查，而是由内政部官员进行的调查。他还否认所有相关人员都信奉宗教，声称“我自己也收到过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的来信，他们的品格可能是最高尚的，他们否认关在同一所监狱里的人与宗教有任何联系，因为从这些人的行为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中可以看出来”。[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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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院反对肖特，他遭到了厉声呵斥。他辩解说，在复员前，这些人都要服从军纪，而且在那些同意战斗的士兵复员前，是无法释放这些人的，这种说法没能打动任何人。休·塞西尔勋爵要求修改法律，以便释放这些人，但肖特拒绝考虑。他认为，所有这些人希望接受的是“政府的绝对投降”。他声称，即使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由于健康原因被释放（有些人已经被释放），也会激怒等待复员的士兵及其家人。政府试图避免进一步激怒不稳定的公民，因此，政府很有可能出台平民主义政策，而非常识性政策。然而，政府实在是太尴尬了，以至于它宣布由阿尔比恩·理查森（Albion Richardson）爵士进行独立调查。理查森是一名自由党议员和律师，他曾担任伦敦郡审理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的上诉法庭的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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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上院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辩论。自由党的政要们通常带头要求释放和平主义者，现在，兰斯多恩也表示支持。政府已经没有争论的余地了，那天早上，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战时内阁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皮尔子爵代表政府宣布，“政府决定，凡是被视作士兵并被关在监狱里的人，现在就应从军队里释放出来，凡是在监狱里总共服过两年刑或两年以上刑期的人，不管是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还是其他人士，都应从监狱里释放出来”。[80]在“绝对主义者”中，有71人因疾病、强迫进食或虐待而死在了监狱里。当“绝对主义者”被释放时，战时内阁一致认为，“向因此被释放的人给予失业救济金是不可取的”。[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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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士兵们并没有因为政府同情“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而感到愤愤不平。1月底，在格拉斯哥发生骚乱的时候，士兵们因为对复员工作进展缓慢和营地的恶劣条件感到愤怒，在加来发起兵变。引发这场兵变的最终导火索是，一名列兵因为发表了被认为是具有煽动性的讲话而被逮捕，他的同志们揭竿而起，把他从监狱里救了出来。3月4日至5日，加拿大军队在位于北威尔士吉梅尔公园的疏散营发生骚乱，原因是船舰短缺，延误了他们的复员，他们被告知要在那里待上几天（他们已经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那些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士兵被遣送回家，而那些参加过战斗的士兵却被告知要等待，这使情况更加糟糕。骚乱于4日晚上9点30分开始，据报道，就在洗劫军官的住所以寻找酒饮之前，有人喊了一声“来吧，布尔什维克”。[82]接着，商店里的香烟和雪茄被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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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士兵闯入食堂女员工的宿舍，偷走了她们的工作服，结果发生了离奇古怪的事情。第二天，一些骚乱者装扮成女人在营地游行。随后，他们抢劫了一辆载有40多桶啤酒的啤酒车，之后发生了枪击事件。由于担心大约600名士兵（他们是营地内1.7万名士兵中的骚乱者）可能会进入附近的里尔镇（Rhyl）去搞破坏，政府便派军队去镇压叛乱。这最终造成5人死亡，28人受伤，随后有25人被判犯有叛乱罪。这没能阻止加拿大士兵于6月17日在埃普索姆再次发生骚乱，骚乱的起因是两名同胞因酗酒和扰乱治安被捕。据估计，来自附近康复营的400名到500名士兵冲进镇上的警察局，拆毁了外面的铁栏杆，向窗户扔砖头，并砸坏了门。他们释放了一名囚犯，警方担心自身的生命安全，于是释放了另一名囚犯。大多数警察都受了伤，其中一个叫格林（Green）的警官受伤而死。在解放了他们的同志后，士兵们回到了营地。这个事件激起了加拿大最高司令部的愤怒和悔悟：超过1000人参加了格林的葬礼，并成立了一个由罗斯伯里领导的基金会，旨在供养格林的妻子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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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对于那些设法脱下军装的人来说，政府无力引导他们去做有用的工作。政府声称，在1919年的冬天，有报道称，两周前在霍洛威劳工介绍所报道的3887名男子中，有57%是退伍军人，它对此感到震惊。情况没有迅速好转。在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有1万名至1.5万名退伍军人在威斯敏斯特游行示威，以引起政府对大量失业士兵的关注，尤其是众多没有工作的残疾退伍军人。政府承诺建立适合残疾士兵的轻型制造工厂，但是，就像制定士兵训练计划的承诺一样，或者像确保为士兵们保留工作的承诺一样，这个承诺也没有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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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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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的骚乱也反映在了工业领域。随着战争的结束，对缺乏爱国主义进行的指责已成了过去的事情。1919年冬天，一个接一个的行业开始罢工。乔治·兰斯伯里是支持社会党人的《每日先驱报》的编辑，也是未来的工党领袖。1917年，他曾利用《每日先驱报》对俄国革命表示欢迎；1920年，他在俄国成为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贵宾。在新政府上台时，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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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在我国的每一个工业中心，越来越多的男人和女人变得充满愤怒和仇恨，开始过着懒惰和无知的寄生生活。我看到，那些依靠苦力工人的劳动过活的阶级一天比一天富裕，一天比一天肥胖。我看到，那些有钱有势的阶级从事臭名昭著的勾当，这些勾当驱使着那些工人在贫困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很贫穷。在这一切之上，是另一场早期战争的幽灵，它将再次唤起人类能够承受的所有痛苦和仇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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