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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31 即便对暴民提出了抗议，人民之友协会仍面临来自苏格兰保守派的坚决反对，甚至背负了在平民当中煽动暴乱的严重指控。法国革命者的暴举与苏格兰当地民众暴乱的威胁令有产阶级迅速团结起来。即便曾提倡政治改革的辉格党反对派也做出表态，要从业已扰乱社会秩序、颠覆有产阶级统治权的“平均主义幽灵”手中保护宪制。1792年12月，亨利·邓达斯向议会下院表示，他前不久在苏格兰待过几周，在此期间“接待了来自每一个地方的访问者，包括大工厂主、城镇绅士和缙绅……所有人都向我表达了他们对苏格兰局势的忧虑，并要求政府介入，防范一股危险的力量在苏格兰酿成最为严重的后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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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33 因此，在人民之友协会的第一届全国大会召开之前，改革运动就已经受到了政府强力弹压措施的威胁。有八十个改革派社团派遣代表参加了这场大会，但改革运动中的很多领军人物选择置身事外，除了几名爱丁堡的改革派活动家，比如雄辩且充满激情的托马斯·缪尔（Thomas Muir）和福德尔的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 of Fordell）。现在，显然只有少数孤立无援的中上层改革派人士愿意在更为危险的新形势下继续推进这项事业。事实上，全国大会的大多数精力都被用于徒劳无功地表达对现有宪制的忠诚，而不是被用来辩论具体的改革提议。从此刻开始，人民之友协会便陷于被动，再也没能恢复最初的势头。大会召开期间，托马斯·缪尔宣读了一份来自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友好声明，但其他与会者认为这一行为有叛逆倾向，会给政府出手压迫改革派的口实。缪尔本人在1793年1月被捕，并在1793年8月受审，这场审判最终因主审法官布拉克斯菲尔德法官（Lord Braxfield）严重的偏向性而臭名昭著。不过，缪尔在庭审中的表现也不好。他试图为自己辩明清白，却对庭审策略一无所知。缪尔最终被判有罪，布拉克斯菲尔德法官判决将他流放到植物湾（Botany Bay）[12]服刑14年。缪尔的审判最终流传于民间，成为民间传统故事的一部分，但在针对人民之友协会支持者的系统性打压与歧视政策之中，这一事件只是最为知名的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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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35 随着1793年2月法国对不列颠开战，苏格兰保守派对改革派的弹压变得更加理直气壮。苏格兰的革命支持者现在可以被指控为内奸，对他们的打击措施也可被名正言顺地当作对潜在叛国者的必要惩戒。如约翰·布里姆斯（John Brims）所说：“被控同情‘雅各宾派’的律师不会再收到案情摘要，有激进主义倾向的工匠与学校教师会失去工作，持有民主化观点的商人与店主会遭到顾客的抵制。”[13]苏格兰教会的牧师和反对官方教会的信徒会众在布道坛上大声疾呼，将议会选举制度改革痛斥为对基督教信仰存续的根本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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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37 与第一届全国大会的170名代表相比，1793年4月人民之友协会第二届大会的与会者只有117人，鉴于此时舆论环境中的敌意如此强烈，这一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协会成员们的立场依然是温和而非激进的，但他们的士气颇为消沉，如果此时立场激进的伦敦通讯社（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没有对不列颠全境的议会选举制度改革社团发出倡议，号召它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联合起来，苏格兰的改革运动可能已经彻底失败了。爱丁堡人民之友会的主席威廉·斯柯文（William Skirving）对伦敦通讯社的邀请给出了积极答复，于是在1793年11月，全英人民之友总会（British Conven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得以召开。缪尔和一名怀有改革派思想、在邓迪活动的英格兰籍一位论派牧师托马斯·费舍·帕尔默（Thomas Fishe Palmer）受审并被判刑的事件促使总会的领袖认定，政府和司法机关越来越专制蛮横的做法正在对他们现有的自由权利构成威胁。全英人民之友总会因此决定性地转变了立场，从温和改良派转为政治激进派。总会通过了一系列基于潘恩思想的决议，支持赋予全体成年男性选举权，要求每年选举新议会，采用“公民”与“阶层”等法国革命用语，并同意组建一个永久性全国大会，在人民的自由权利遭到威胁时组织大众发起反抗。这些激烈的表态让政府得以更方便地动用强制力打击总会的活动，对法国革命术语的采用也正好坐实了保守派一直以来指控改革派里通外国、暗中寻求革命的说法。不过，即便被勒令解散，总会仍决定继续召开，会议的主导者因此遭到逮捕。莫里斯·玛格洛特（Maurice Margarot）、约瑟夫·杰拉德（Joseph Gerrald）和威廉·斯柯文最终被判处与缪尔一样的刑罚（这一量刑如今已成为针对改革派人士的司法惯例），流放至澳大利亚植物湾14年。这些判决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大众抵抗。“暴民”此时仍保持沉默，中上层阶级则与政府立场一致。总会被判在对法战争期间效仿法国煽动革命，法院因此裁定，这一组织应被强制解散，其首脑人物应接受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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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39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中，当局可以对改革派痛下狠手而不会引发强烈反响。事实上，曾经对改革派心怀同情的《喀里多尼亚信使报》（Caledonian Mercury）还发文赞美了政府在“革命党宣布永久设立断头台”之前采取的果断措施。所谓的“长枪阴谋”（Pike Plot）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立场，在这起事件中，一名前任政府间谍罗伯特·瓦特（Robert Watt）密谋在爱丁堡发起一场革命暴动。调查者在瓦特家中发现了准备在暴动中使用的长枪，这些武器被认为是全英人民之友总会提供的。在当时狂热的舆论环境之中，瓦特和一个名叫大卫·唐尼（David Downie）的人被控犯有叛国罪。唐尼的死刑最终被撤销执行，但瓦特被判有罪，并在爱丁堡的收费关口被处决，成为革命时期苏格兰唯一一个被处决的人。他的审判标志着1790年代公开的激进主义政治活动走向终结。从那时起，残存的反对派力量便只在暗中活动，而邓达斯则开始不择手段。他终止了苏格兰的“人身保护法”（habeus corpus），即《反不正当囚禁法》（Act against Wrongous Imprisonment）的效力，开始对所有有激进分子嫌疑的人进行大规模搜捕。逮捕行动中最著名的受害者是亨利·厄斯金，他因这场风波失去了苏格兰律师学院院长（Dean of the Faculty of Advocates）的职位。但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物也遭到了迫害，例如遭到客户抵制的商人和被解雇的工匠。邓达斯在苏格兰政界中得到的支持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而在1796年的选举中，他的派系赢得了迄今为止最多的议员席位。至少从短期来看，政治激进主义的威胁已经被彻底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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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43 与爆发了革命的法国和爆发了1798年大起义的爱尔兰不同，1792—1794年的风波之后，苏格兰的政局似乎坚如磐石，就连1795年和1796年的饥荒与粮价飞涨也没能打破苏格兰社会表面上的平静。在对法战争时期，苏格兰的效忠派在社会上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苏格兰当局也一直无情地推行强硬镇压政策，但对改革的渴望此时已经得到了鲜明的表达，即便在如此严苛的环境下也不会彻底消亡。一个基于成员誓约的秘密结社——苏格兰人联合会（United Scotsmen）便为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存续提供了最为清晰的例证。这一组织的成员支持共和主义，主张基于普选制每年选举产生一届议会，并呼吁公民拥有反抗国家机器暴政的合法权利。爱尔兰人联合会对苏格兰人联合会的组织形式与组织纲领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在1790年代，随着大量织工、流动小贩和收割季佣工从阿尔斯特流入苏格兰西南部，这一影响变得越发强烈。由于爱尔兰人联合会的成员从1797年开始遭到政府打压，很多爱尔兰政治难民选择渡过北海峡（North Channel）来到苏格兰的威格敦郡与艾尔郡，并被当局怀疑在当地鼓动建立了一些危险的政治团体。苏格兰人联合会也与业已解散的人民之友协会有关联。苏格兰人联合会的思想旗手邓迪的乔治·米尔梅克（George Mealmaker）曾起草了珀斯改革者社团（Perth Reformers）宣言稿，正是这篇文稿导致费舍·帕尔默牧师获罪。后来米尔梅克又参加了苏格兰人民之友协会的第二届全国大会以及之后的全英总会。政府报告显示，在斯特灵郡、福弗尔和法夫等地，很多曾为人民之友协会所用的旧据点也被苏格兰人联合会使用。负责传播社团理念的人常常是爱尔兰移民和在不同工作场所流转的织工，关于这些人行动轨迹的零星记载显示苏格兰人联合会此时与二十多个秘密结社建立了联系，后者的分布范围遍及艾尔郡（那里与爱尔兰联系紧密，意味着当地的社团活动尤为发达）与东海岸之间的整个低地苏格兰。这些秘密结社与苏格兰人联合会之间的联络让它们得以接受来自不列颠岛上规模最大的革命组织的扶持，并成为一个国际性秘密行动网络的一部分。而法兰西革命政权在考虑越过英吉利海峡入侵不列颠时，也试图对这一网络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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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45 不过，我们很难说苏格兰人联合会对政府的统治构成了什么实质威胁。最近一位研究苏格兰人联合会活动轨迹的学者伊莲·麦克法兰（Elaine McFarland）认为，苏格兰人联合会“在巅峰时期的成员人数（不论是活跃成员还是挂名成员）可能不超过数千人”。[14]在这个规模不大的群体中，有一定比例的人是来自爱尔兰的迁居者，而不是苏格兰本地人。事实上，当1798年爱尔兰起义爆发时，苏格兰人没有起兵支持爱尔兰的革命同志，而是作为王国政府的忠实士兵，受命捍卫政府统治，镇压天主教徒的叛乱。在最终参与镇压爱尔兰人联合会起义的20个英军团中，至少13个由苏格兰人组成。有迹象表明至少其中一些苏格兰部队在执行镇压命令时手段极为残忍，这在一首1798年的苏格兰军歌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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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47 韦克斯福德的短毛鬼（croppies），给我长个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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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49 别来招惹中洛锡安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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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51 他们已立下军令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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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53 要把你们连头带发全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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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55 莫忘罗斯与维内加山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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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57 你们的头颅翻飞如磨盘溅谷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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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59 中洛锡安好汉若看见一个短毛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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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61 定打得他不见天日，再砍成三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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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63 1797年秋天，低地农村爆发了民兵骚动（Militia Riots），苏格兰人联合会可能指望这起事件会给自己的革命事业带来有力刺激。当时，由于战局对不列颠非常不利，政府在苏格兰建立了一支民兵力量，以充实国防事务的人员供给。《民兵法》的条文要求采用强制手段征召兵员，而不幸被征召的人员很有可能被送到苏格兰之外服兵役。征兵工作的主要对象似乎是年轻劳工，出身其他更为显赫的阶层的人即便被选中也可雇用他人替自己服役。这一立法在出台后遭到了强烈抵制，暴乱很快从贝里克郡扩散到阿伯丁郡，其中情节最为严重的发生在东洛锡安郡的矿业村镇特拉嫩特（Tranent）。当地的龙骑兵部队在与抗议民众对峙时失控，最终卷入致命的混战，导致包括两名妇女和一个男童在内的12人死亡。政府内部的部分人员认为这些暴动背后有“雅各宾派”阴谋家的险恶伎俩。不过，即便苏格兰人联合会中一些像安格斯·卡梅伦（Angus Cameron）这样的激进分子确实试图在局势不稳的地区鼓动武装反抗，也没有实质证据表明这一组织蓄意煽动了反对《民兵法》的暴乱。那些参与暴动的成员最终未取得任何成果，到当年9月中旬，检察大臣罗伯特·邓达斯已可以用充满自信的语气报告称，苏格兰的所有暴乱威胁都已彻底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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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65 1798年，另外两起事件严重打击了这一小群活动家的士气。首先，苏格兰人联合会的重要人物乔治·米尔梅克被判犯有叛乱罪，被流放到植物湾。在这之后影响更为重大的是1798年爱尔兰人联合会起义的失败，这对苏格兰人联合会的政治预期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这场起义的失败证明法国革命者不会为境外革命提供实质支持，而这场起义最终堕落为教派冲突的结局也让那些以天下大同为革命理念的理想主义者大感震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爱尔兰和苏格兰政治活动家之间的联系彻底断绝。与此相反，因残酷的镇压运动而逃亡的爱尔兰难民大量涌入苏格兰，而在格拉斯哥、法夫、珀斯和另外一两个地点之间，直到1800年前后仍存在一个秘密的联系网络。但到1803年，苏格兰人联合会已没有任何政治影响，从政府的监控报告上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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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69 在1790年代的苏格兰，一场法国式的革命之所以不可能发生，是因为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到1700年，君主的政治地位已经大为削弱，贵族大地主及其族人、一般地主阶层与法律界的追随者的地位则越发巩固。他们事实上构成了苏格兰的统治集团。君权神授思想在17世纪中叶的内战中遭到了挑战，在1688—1689年光荣革命期间彻底消亡，威廉和玛丽对苏格兰的统治并不是以不可剥夺的世袭权利，而是以苏格兰贵族的肯认与邀请为基础的。和英格兰的情况一样，这场发生在17世纪的苏格兰革命让有地贵族成为苏格兰的统治阶级，与此相配合的立宪君主的权力则受到了高度的限制。由此可见，苏格兰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终结了1789年法国革命者推翻的旧制度。1790年代苏格兰当局强大统治力的根本来源在于苏格兰地主及其亲族与门客的权力。实际主宰苏格兰的是这一群体的排他权力，而不是1790年代激进派试图挑战的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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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71 苏格兰的激进主义运动之所以没能撼动既有体制，部分原因在于18世纪末期正值苏格兰有地贵族阶层权势的顶峰。这一阶层的自豪感在这一时期宏大的贵族宅邸建筑中得到了最为透彻的体现。卡尔津、霍普顿、因弗雷里等地壮观的贵族豪宅都是在18世纪末建成的，它们至今都为苏格兰显贵的权威、财富和对领地的支配力提供了肉眼可见的证明。农业改良运动在18世纪最后二十年间的加速推进进一步表明，苏格兰的大地主对自己的统治地位拥有毫不动摇的信心。一个担心自己地位不稳的阶层不可能冒险推进革命性的经济变革，但无论是在高地还是在低地，经济剧变都在这一时期如火如荼地发生。租佃关系和农村定居点的剧烈变动只引发了有限、偶发且彼此孤立的抗议活动，这一现象本身就表明在当时的苏格兰社会，有地贵族世家几个世纪以来的统治地位仍广受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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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73 1707年的《联合条约》延续了有地贵族在苏格兰社会的传统特权，还让他们及其亲族与追随者得以更方便地接触伦敦乃至大英帝国更为庞大的赞助网络与更为丰厚的任职机会。但苏英合并没有对这些贵族在苏格兰的统治权构成威胁。不列颠并未对他们施加多少同化压力，而是让苏格兰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在允许苏格兰贵族保持传统权威的同时，保证他们名下领地产出的煤炭、盐、亚麻、牲畜、羊毛和谷物能自由销往英格兰市场。在苏英合并之后的几十年里，还有两个新变化进一步增强了统治阶级的支配地位。第一，1746年詹姆斯党的溃败彻底消除了反革命在苏格兰爆发，并最终恢复绝对君主制的可能。第二，大约在同一时期，温和党的势力在苏格兰教会内部占据了支配地位。尽管并不是所有神职人员都成为大地主的温顺附庸，但这一事态确实令宗教事务不再对苏格兰贵族的霸权地位构成威胁，一个世纪以前誓约派时代的宗教纷争由此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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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75 18世纪苏格兰经济社会格局的变迁对人口造成的影响可能对贵族的传统权威构成了最主要的物质威胁。但讽刺的是，苏格兰的经济革命非但没有弱化旧统治阶级的地位，反而在短期内增强了统治者的韧性。至少在18世纪，经济增长让现行体制的影响力得以巩固。这一时期的显赫地主仍在不断侵吞小地主的土地以扩大自己的地产，这便是苏格兰显贵阶层物质实力不断增强的显著证据。这一现象的背后存在多种原因。在1780年代和1790年代，苏格兰城镇与工业经济增长飞速，但苏格兰社会直到19世纪仍以农业和农村为绝对主导。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大大刺激了对于地主所有地产出的食物和原材料的需求，并推动地租快速上涨。因为这一时期的很多编织业与采矿业活动存在于乡村而非城镇，所以苏格兰的工业化与农村经济的变迁密不可分。因此，苏格兰逐渐成形的经济新秩序非但没有威胁到有地贵族阶层的霸权地位，一些有地贵族还积极地投身于这场经济变革当中：他们作为农业“改良派”积极推行新式农业技术，亲自创立工业村镇，与人合伙经营矿业、制铁业、银行业，或者修建道路与运河。他们在政治上可能是保守的，在经济上却颇具革新意识，对于正在苏格兰出现的社会新格局，他们既心怀热忱，在利益上也有颇多关切。他们的农业“改良派”角色并不是在18世纪晚期突然形成的。正如之前的章节所述，地产从17世纪晚期开始已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收入来源而非兵役来源，而早在1700年，商业化的经济视角就已经在很多地方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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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77 上述因素对于苏格兰旧体制的存续发挥了关键作用。现行体制下的统治阶层对经济改革发展的热忱意味着，苏格兰“未经改革”的政治体制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完全可以容纳并推行对工商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的立法与施政，而在这样的过程中，这一体制也保证了自身的长期存续。无论是对亚麻出口的奖励制度（这在18世纪中叶对这一战略产业的扩张至关重要）还是1727年工业与渔业监理委员会的设立，以及1775年与1799年对煤矿和制盐业“奴工”制度的废止（目的是解决这两大产业劳动力紧缺的问题），都是这一时期苏格兰当局鼓励经济革新的证据。有地贵族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激进革新手段也部分缓解了城镇社会精英人物可能因自身长期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而怀有的不满情绪。“未经改革”的苏格兰政府在政治上陷于停滞，在经济领域却颇为活跃。讽刺的是，很多有影响力的工商业人士在这一时期也试图购置地产，以一己之力争取大地主的地位，从而巩固了有地贵族的力量。这一过程并不是资产阶级对有地贵族传统利益的挑战。最终得以购置土地的富人数量很少，所购之地产的平均面积也很小，而由于购买大片土地的成本过于高昂，即便像格拉斯哥的殖民地贸易商这样最为富有的城镇居民也很难让自己的地位变得比小缙绅更为显赫。正因如此，苏格兰贵族的土地霸权丝毫没有受到商业利益的动摇，他们只用微不足道的代价便成功地使一个强大的潜在批评者集团归顺，使其成为现行体制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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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79 上述因素构成了苏格兰旧体制得以在18世纪晚期存续的主要原因。但在1790年代，旧体制之所以能克服来自政治激进主义的威胁，还要依靠一些只存在于那一时期的因素。如前所述，对法战争的爆发和1793年之后法国革命局势的暴力化转向让当局有机会把所有激进主义者渲染为叛徒，从而为强制性手段提供正当性辩护。革命的失控，尤其是革命恐怖统治的崛起似乎全然坐实了保守主义者认为大众民主必然堕入血腥无政府状态的观点。在苏格兰，这一变化令有产阶级的政治观点迅速得以统一，这种政治上的联合在全英人民之友总会召开之后变得尤为紧密：全英人民之友总会在人员构成上更贴近无产阶级大众，诉求也更为激进，在外界看来他们不但有可能冲击苏格兰的旧政治体制，也对整个社会现行的层级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从1790年代晚期广泛投身志愿兵部队的商人与专业人员，到罗伯特·伯恩斯等著名激进派支持者的公开悔改，抑或1796年执政党在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无不证明了一种政治上的顺从意识在这一时期方兴未艾。为保卫苏格兰本土抵御法国的威胁，当局在这一时期鼓励“士绅”自费组建步兵或骑兵部队，因为参与者不会收到国家拨款，大多数部队都由出身体面之人组成：地主和富商出任军官，小店主、贸易商、文员、教师和农民则充当普通士兵。英法战争期间苏格兰为不列颠志愿役部队贡献的兵员之多，已与其人口规模不成比例：到1803年底，已有超过52000名苏格兰人在志愿役部队中服役，在整个联合王国境内建立的103个团中，他们构成了51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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