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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Gentleman’s Magazine，Ⅸ，June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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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Donaldson，Jacobite Song，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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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Quoted in Womack，Improvement and Romance，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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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Quoted in Donaldson，Jacobite Song，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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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C. W. J. Withers，‘The historical creation of the Scottish Highlands’，in I. L. Donnachie and C. A. Whatley，eds，The Manufacture of Scottish History（Edinburgh，1992），p.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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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 Chapman，The Gaelic Vision in Scottish Culture（London，1978），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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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Smout，‘Tours in the Scottish Highlands’，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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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托马斯·库克（1808—1892），19世纪英国著名企业家，曾创建近代世界第一家旅行社——托马斯·库克旅行社。他从1840年代开始在英格兰中北部的工业城市间组织团队旅游，并在1846年组织350名游客从位于英格兰中部的莱斯特（Leicester）乘火车游览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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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Womack，Improvement and Romance，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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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Womack，Improvement and Romance，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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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Womack，Improvement and Romance，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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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三部分 1830—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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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世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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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维多利亚女王亲自为格拉斯哥市议会大楼剪彩，这座建筑豪华的内部装饰、壮观的前立面和大理石楼梯象征了这座城市在此前数十年间惊人的发展，以及它如今作为“帝国第二大城市”的地位。更早之前的1883年，在市议会大楼的奠基仪式上，这座城市蓬勃的自信心已经清晰可见：约10万人聚集在乔治广场，观看受雇于重工业领域的熟练工人组队游行。到19世纪晚期，正是重工业令格拉斯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在1901年举办于凯尔温格罗夫公园（Kelvingrove Park）的第二届格拉斯哥国际博览会也传达了类似的信息：作为英国有史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国际博览会，这场活动吸引了1150万人前来参观，俄国沙皇也曾亲临观瞻。这场博览会的重点在于宣传这座城市蜚声世界的经济与工业成就，会场上的机械展厅与工业展厅便是专门为展示格拉斯哥的工程与科技成就而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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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哥市议会大楼的落成与第二届国际博览会的举办不但强有力地证明了这座城市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也印证了1830年以来整个苏格兰在物质层面的飞跃性发展。在1830年，苏格兰的经济支柱仍是纺织业，其中以棉纺业最为重要；但到19世纪晚期，苏格兰的产业经济成功进军重工业领域，并在一些关键部门取得了世界性的主导地位。到1913年，格拉斯哥及其周边高度工业化的卫星城镇生产了相当于全英总马力数一半的船舶发动机、三分之一的铁路机车与其他车厢、相当于总吨位数三分之一的运输船舶，以及五分之一的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克莱德河流域的工业区生产的船舶吨位数相当于全英的三分之一，接近全球总产量的五分之一，这一产量在当时甚至远多于德国所有造船厂的总和。这一时期的苏格兰拥有一个面向全球市场的巨大重工业体系，而居于这一体系核心的是可以生产引擎、泵机、液压驱动设备、铁路车辆等各种工业产品的工程专业技术。四家主要的铁路机车生产厂商中有三家位于格拉斯哥。1903年，这三家企业合并为北不列颠机车制造厂（North British Locomotive Works），成为一家“业界巨头”，年产量达到800列以上。格拉斯哥因此成为整个欧洲最大的铁路机车制造中心，有大量的机车发动机从这里被销往大英帝国各处属地、南美洲及欧陆各国。苏格兰西部地区也因其巨大的土木工程成就而闻名，曾主持建造福斯河大桥、泰河大桥、伦敦塔桥，并在世界各地留下了其他工程杰作的威廉·阿罗尔爵士（Sir William Arrol，1839—1913）便是其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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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容这一时期格拉斯哥重工业的全球影响力时，我们不难用到冠冕堂皇的词语，但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首先，苏格兰工业经济的发展成就并不局限于格拉斯哥和低地西部。其次，在19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里，重工业不是苏格兰唯一一个成功打入全球市场的经济部门。诚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充当“领头行业”的棉纺业曾在1850年代因刺绣平纹细布的突然崩溃而陷入困境。到1868年，虽然苏格兰有131座棉纺厂仍在运作，但整个行业已在海外竞争、关税压力和兰开夏郡棉纺业者成功开辟的高端棉纺产业面前备感压力。到1910年，苏格兰的棉纺业已几乎彻底崩溃，只有九家企业幸存，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包括行业未能像从前那样维持快速革新的步调、商业投资的匮乏以及（在企业主看来）劳动力拒绝采取措施以提高生产效率。不过，棉纺业没落的损失远远小于其他纺织业部门的出色表现所带来的好处。1896年，佩斯利的科茨纺织厂（Coats）与帕顿斯纺织厂（Patons）合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线企业。以“制线业的拿破仑”闻名的阿奇博尔德·科茨（Archibald Coats，1840—1912）在这一行业获得的利益如此丰厚，以至于他家族中有11个人成为百万富翁。即便美国征收了保护性关税，科茨仍成功打入并迅速主宰了美国市场。这家企业最终控制了全球制线业产能的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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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令人惊叹的还有邓迪及其周边的粗麻产区的黄麻纺织业。黄麻纤维常用于包装和制毯，原料通常从孟加拉和印度进口。邓迪在短时间内崛起成为“黄麻之都”，由考克斯兄弟（Cox Brothers）在洛希（Lochee）经营的坎珀当纺织厂（Camperdown Works）在1880年代雇用了多达14000名工人（女工占大多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黄麻纤维制造业综合体。苏格兰的黄麻制品最终将被销往全球，其中以美国和英属殖民地的市场发展最快。其他苏格兰城镇也在纺织业的其他部门中实现了专门化：柯科迪（Kirkcaldy）专营室内地面铺装与油地毡；苏格兰边境地区的加拉希尔斯、霍伊克和塞尔扣克擅长生产花格布、粗花呢和高档编织品；基尔马诺克和格拉斯哥主营地毯（到1914年，格拉斯哥附近的坦普尔顿［Templetons］已成为苏格兰最大的地毯产地）；艾尔郡的达弗尔（Darvel）和高尔斯顿（Galston）则主要生产精细花边窗帘（这一产业在一战前夕雇用了约8000人）。即便棉纺业已经衰败，如此众多的细分部门仍能保证纺织业在苏格兰的经济体系下占据一席之地。事实上，在1910年代，苏格兰西部地区受雇于制线业与花边纺织业的劳动者人数只略少于1870年代的棉纺业与编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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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多样性并不局限在纺织业。詹姆斯·“帕拉芬”·扬（James “Paraffin” Young，1811—1883）曾通过一系列发明创新成为西洛锡安地区页岩油开采的先驱，这一行业到1900年代已颇具规模，年产量达到200万吨。威士忌蒸馏在当时当然也是苏格兰的一项特色产业，在1884年一年之内，便有多达2000万加仑的威士忌在政府的税收记录上登记在册。位于克莱德班克（Clydebank）的美国胜家公司（American Singer Company）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缝纫机制造厂，超过一万名工人在那里工作。还有很多企业的存在也足以证明，传统重工业并没有在苏格兰西部的经济体系里占据垄断地位，例如巴尔与斯特劳德光学设备制造厂（Barr and Stroud optical factory）、顶点绞拧机制造厂（Acme wringer factory），以及在工程界巨头威廉·比德莫尔集团（William Beardmore and Co.）占地45英亩的广阔厂区里进行的汽车与飞机制造业试验——在一战期间，仅威廉·比德莫尔集团一家便提供了至少650架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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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以前的数十年间，苏格兰的经济与社会经历了剧烈的转变。然而，当时产业经济的主要发展仍体现在（尽管并不完全局限在）棉麻纺织业，至于采煤与制铁行业的发展势头则较为迟缓。直到1830年之后，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苏格兰工业经济才迎来大幅发展。这一时期的棉纺业已不复往日那般活跃，但其他纺织业部门都在这一时期快速细分化。更为根本的是，制铁、炼钢、造船与土木工程行业在苏格兰快速起飞，令苏格兰摇身一变成为世界工厂。上述所有产业部门都以海外市场为导向。到1900年代，人口不足500万的苏格兰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玩家，同时与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的原材料产地及欧洲的工业化地带相联结。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历程必然给苏格兰社会的性质与结构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些结果将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得到探讨，但在这里，有四个要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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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新兴工业经济提供的就业机会让苏格兰人口得以显著增长。1750年代到1831年，苏格兰总人口增长到237.4万人，增幅为88%；但在接下来的80年，即1831—1911年，苏格兰人口增长了一倍，达到476.1万人。爱尔兰移民的人数在大饥荒和那之后的数十年间有所增加（为了寻求受雇于苏格兰工业企业的机会），无疑对这一增幅起了一定作用。第二，苏格兰人口流动的新格局早在1830年以前便已清晰可见，而在19世纪下半叶，这一趋势变得更为突出。人口向低地中部集聚的速度加快了。在低地中部的东端，即爱丁堡周边地区，人口在这一时期从785814人增长到1400675人，而在格拉斯哥及其周边的重工业核心地带，人口增长势头更为惊人。到1901年，位于低地中部西端地区的人口已从628528人增长到近200万人，此时低地西部诸郡在苏格兰总人口中的占比已达到惊人的44%，而低地东部诸郡的占比总体上仍维持不变。在苏格兰其他地方，人口总体上经历了持续的流失。高地人口在1841年达到峰值之后便陷入了不可逆的萎缩。高地极北地区的人口在1861年达到峰值，苏格兰边境地区在1881年达到峰值，东北地区则在1911年达到峰值。在人口流动中占据赢家地位的是那些以制造业和采矿业为主要产业的郡。例如，法夫、安格斯、伦弗鲁和斯特灵等郡的人口在这一时期增长了一倍以上；西洛锡安郡的人口增长到之前的三倍，邓巴顿郡的人口则增长到之前的四倍。在人口涨势尤为惊人的拉纳克郡，这里的人口竟增长了356%。乡村人口流失经常被视为一种发生在高地的现象，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时期的人口变动几乎影响了苏格兰的每一个地区。关于1860年代的专门研究显示，苏格兰各地的大多数堂区都经历了人口减少，其中以西南部和马里到贝里克之间的东部地区最为显著，只有苏格兰边境地区的纺织业城镇与低地中部的部分地区在这一时期吸引了大量移民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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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发展在苏格兰造成的第三种，也是与上述两点密切相关的一种影响在于，苏格兰农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开始快速衰退，采矿、建筑和制造行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迟至1851年，当时的人口普查数据仍显示苏格兰受雇于农业的男性与女性居民人数多于矿业与纺织业的总和，但在那之后，这一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农业劳动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851年的25%下降到20世纪初的11%。重工业发展造成的第四种影响是，人口大量离开土地必然造成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如之前的章节所述，苏格兰在19世纪初已经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到1851年，苏格兰的城镇化率已显著领先荷兰，在欧洲的“城镇化社会”排行榜上仅次于英格兰与威尔士。迟至1830年代，苏格兰人口中只有略多于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人口超过5000人的城镇中；到1911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近60%。苏格兰城镇在这一时期爆发式扩张的动力主要来自格拉斯哥、爱丁堡、邓迪、阿伯丁这四大都市，这些城市在20世纪初已经容纳了苏格兰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这当中，格拉斯哥再一次以其扩张幅度之大与步调之持续脱颖而出。为了满足格拉斯哥日用品行业对熟练与非熟练工人的巨大需求，成千上万的男性与女性移民从低地乡村及小镇、高地地区乃至爱尔兰涌入这座城市。在1830年代，格拉斯哥人口已超过25万；到1871年，格拉斯哥人口达到50万；而在1914年前不久，格拉斯哥人口终于突破百万大关，尽管城市规划调整在这当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在苏格兰的其他地方，像拉纳克、邓弗里斯和哈丁顿这样的农业与地方性交易中心仍比较繁荣，但归根结底，苏格兰城镇社会的主要动力仍来自工业经济。在四大都市以外，苏格兰人口增速最快的城镇当数边境地区的纺织业城镇，拉纳克郡的科特布里奇、马瑟韦尔（Motherwell）和艾尔德里等制铁、炼钢和采矿业中心，以及法夫郡的一些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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