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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12 苏格兰是世界上酗酒问题最严重的地方之一，这一事实几乎无法反驳。因此难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爱丁堡设立总部的各教派的牧师拥有比爱尔兰以外其他地方的神职人员更大的影响力，那里在饮酒问题上表现出的节制胜过了其他任何城市，但在神职人员云集的格拉斯哥，酗酒的罪孽却如此泛滥，堪居基督教世界之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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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14 这一略显夸张的评论或许可以被视为苏格兰东西部矛盾的一个早期范例，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城市，酒精消费的规模的确大得惊人。到1840年代，爱丁堡每30户居民家庭就有5家得到官方许可的酒馆，这一比例在邓迪是24比1，而在拥有2300个官方认证酒馆的格拉斯哥，平均每个酒馆都能对应150个居民。不过，合法酒馆只是酒精消费的其中一个渠道，在城市中更为贫困的地段往往还存在由各种非法酒吧与地窖酒馆组成的地下饮酒网络。1870年代初由《北不列颠每日邮报》（North British Daily Mail）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仅在格拉斯哥的盐市-加洛韦门地段就有超过150家非法经营的烈酒店，其中既包括一些设施完备，只是缺乏法律认可的“体面的小酒吧”，还有一些“设在楼梯尽头的‘尿坑酒馆’（wee shebeens），只有一个醉醺醺的老太婆戴着一顶肮脏的破帽子，用颤抖着的手从黑色的瓶子里倒出混杂了威士忌和变性酒精的液体，顾客在原地拿起杯子一饮而尽，付完酒钱，然后摇摇晃晃地走下楼梯，回到大街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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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16 除了庞大的酒精消费量之外，苏格兰的饮酒文化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从18世纪晚期开始，威士忌变得比淡啤酒和黑啤酒更受欢迎。啤酒中的酒精含量大约为威士忌的八分之一，其中一些威士忌还是来自高地峡谷和爱尔兰乡村腹地的移民用土法蒸馏而成的私酿酒。不过，威士忌并没有完全取代啤酒的地位，而是通常和啤酒一道饮用。当时有一种名为“纵帆船和棍子”（a schooner and a stick）的鸡尾酒调法颇受欢迎，这种鸡尾酒将一品脱啤酒和一小杯威士忌混合起来，以增强酒劲。烈性酒消费的显著增加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一股酒精成瘾的浪潮在这一时期席卷了苏格兰低地的多个城镇。正如一些评论者指出的那样，每逢经济景气的年份，人们收入增加，威士忌的消费量也会随之增长。近代苏格兰饮酒文化的第二个特点在于酒精的普遍易得性。在英格兰，1830年的《啤酒法》明确禁止啤酒馆售卖烈酒，但这部法律并不适用于苏格兰，因此苏格兰的酒馆（虽然写作“公共酒馆”［public house］，但实际上往往开设于私有房屋里）、杂货店和食肆都在同时出售上述两种酒水。1828年的《霍姆·德拉蒙德法》（Home Drummond Act）在苏格兰首次确立了酒馆的官方认证制度，酒馆老板现在必须得到当地行政部门的许可才能营业，但这部法律似乎没有对当时不断扩张的非法酒吧和廉价烈酒店造成多少影响。苏格兰的法律对于购买酒水的资格也没有做出多少限制。事实上，直到1903年，苏格兰的贩酒者仍能把酒卖给所有14岁以上的顾客，而此时英格兰的最低购酒年龄是16岁。烈酒的低廉价格和易于获取的特性都导致威士忌在近代苏格兰社会得到了普遍的（以及过度的）消费。例如，在1830年代，官方数字（无疑低估了现实状况）显示苏格兰每年的人均烈酒消费量超过了2.5加仑，相当于一百年后人均消费量的七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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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18 但价格和易得性并非仅有的原因，近代苏格兰的大量饮酒问题背后也存在文化和社会上的因素。在任何社交场合中，饮酒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婚礼、洗礼、葬礼和新年庆祝仪式上经常有大量饮酒的环节，雇工招聘会也常以聚众酗酒的糟糕场面闻名。在标志一项工作完成、学徒期结束或者缔结一项协议的“社交场合”上，大量饮酒被认为是有益且必要的。和今天相比，维多利亚时代的酒馆也承载了更为丰富的社交功能，那里是早期工会、政治组织和联谊社团的常用会场。在1870年代立法禁止实物工资之前，很多雇主都在酒馆向工人支付报酬，那里长期以来也是雇主招募临时工的场所。近代苏格兰的所有城市都充满了外来移民，对孤身一人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旅馆，或者辗转于各处临时住所之间的求职者来说，酒馆不只是一个喝酒的地方，也是一个理想的社交中心和社会连带感的来源。贫民窟的酒馆必须被放在维多利亚时代街头生活的语境之下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这种生活的重心并不在于狭小、简陋而拥挤的家，而在于街头的各种非正式社交生活，酒馆在这种生活中提供了饮酒、交友和娱乐的机会。“不妨设想一下，对于一个逃离逼仄住处、唠叨的妻子（或女房东）和哭闹的子女，浑身疲惫不已的工人来说，一间烈酒店能对他产生多大的吸引力。”[26]一些酒馆也有娱乐设施。酒馆里有时设有名为“免费消遣室”（free-and-easy）的空间，这种地方往往有一个舞台和一架钢琴，供三三两两的酒客演唱感伤、滑稽或有些下流的歌谣，这种地方构成了后来的杂耍戏院的前身。其中一些歌唱沙龙“布置精美，拥有精致的绘画和良好的照明”，无疑令那些尽情酣饮的酒客更感愉悦。[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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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20 进入1830年代和1840年代，苏格兰社会巨大的酒精消费量不可避免地促使正在苏格兰教会内部崛起的福音派势力采取反制措施。随着统计数据显示苏格兰的酒精消费量增长几乎不可遏制，饮酒开始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1823年，对烈酒征收的消费税从每加仑9先令4.5便士下调到每加仑2先令4.75便士，这最终导致合法烈酒的消费量从1823年的2303000加仑增长至1852年的7171000加仑，涨幅超过两倍。一份调查1831—1851年因酗酒而被捕人数的议会报告书称，格拉斯哥的酗酒问题在联合王国境内最为严重，堪称“长老会地界的罗马，当代的蛾摩拉……格拉斯哥平均每年都有二十二分之一的市民因酗酒而被关进警察局”，这意味着“格拉斯哥的酗酒人数相当于爱丁堡的三倍，伦敦的五倍”。[28]以禁酒运动为代表，苏格兰社会出现了要求严格遏制饮酒的风潮，这一运动的支持者将饮酒视为道德败坏与犯罪行为的根本原因，还认为穷人的苦难生活源自严重的酗酒，而非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其他不利因素。不过，在工人阶级改革派（包括宪章运动的很多参与者）当中也有很多人对反酗酒运动表现出高度的热忱，他们相信激进主义的诉求只有在戒除酗酒状态之后才能取得成功。这一思想在19世纪的激进主义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后来的合作社运动与独立工党成员产生了影响，尽管后者颠倒了禁酒运动的因果关系，把严苛的工作与生活环境视为工人阶级酗酒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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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22 在1820年代晚期，福音派平信徒领袖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与威廉·科林斯（William Colins）在苏格兰发起了反烈酒运动。作为格里诺克的一位市政官，邓洛普曾撰写了一份关于苏格兰人饮酒习俗的深入研究，而威廉·科林斯则是格拉斯哥的一个显赫的出版商。但由于运动分裂成呼吁全面戒酒的一派和提倡节制饮酒的一派，他们的努力没有立刻收获成功。直到1840年代，反烈酒运动才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富有感染力的爱尔兰禁酒运动领袖西奥博尔德·马修（Theobald Matthew）司铎在1842年对苏格兰的那场著名的访问便是例证。他在格拉斯哥绿地公园发表的演说吸引了5万名热情的听众，并得到苏格兰禁酒运动领导者的公开欢迎，还有4万名定居在苏格兰的爱尔兰人向他送出了一份集体请愿书。同样在1840年代，正统苏格兰教会和苏格兰自由教会都采取了提倡戒酒的方针。苏格兰自由教会在1849年向议会发出请愿，最终为禁酒运动赢得了第一场显著的胜利，因立法推动者、皮布尔斯郡地主福布斯·麦肯齐（Forbes Mackenzie）得名的《福布斯·麦肯齐法案》在1853年得到通过。这部专门针对苏格兰的法案要求所有酒馆在周日全天歇业，在每周另外六天的半夜11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之间也不得开放。在1862年《公共酒馆修订法》（Public House Amendment Act）等后续立法的补充下，这一法规在之后一个多世纪里始终保持了效力。在安息日当天，只有所谓“出于善意的”旅行者可以在旅馆中饮酒，结果后来有很多人都利用这一漏洞绕过了法律的限制。随着禁酒运动在城市中产阶级当中越发得到尊重，城镇议会开始扩大警察的权力，允许他们查处非法酒吧和地下蒸馏设备。更大的影响来自烈酒消费税：之前这一税目的下调曾加剧了苏格兰人大量饮酒的倾向，但1853—1860年，烈酒消费税的税率上升了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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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24 到19世纪晚期，反对酗酒的宗教圣战演变得愈发热烈。宗教界组织的少年禁酒会（Band of Hope）专门针对青少年的酗酒问题，而救世军（Salvation Army）和禁酒会（Rechabites）等互助社团也坚定支持禁酒运动。所有基督教派别都支持禁酒运动，天主教会也设立了自己的禁酒协会“十字联盟”（League of the Cross）。禁酒运动的重点越来越倾向于提供一系列替代性活动，以避免潜在酗酒者在饮酒场所的诱惑面前沦陷。禁酒活动家还创作了《离开威士忌》（Whisky’s Awa’）等宣扬禁酒的歌曲，诸如《荒野的流浪者》（The Wild Rover）这样的歌曲得到广泛传唱，甚至被人们当成了祝酒歌。绝对禁酒派人士也筹办了禁酒演奏会，以取代酒馆里的“免费消遣”。1854—1914年，格拉斯哥戒酒者联盟（Glasgow Abstainers Union）每周六晚上都在格拉斯哥城市音乐厅举办音乐会，这一不间断的努力最终大获成功。禁酒活动家还开办竞赛以吸引新的艺人加入，其中就包括哈里·劳德（Harry Lauder），他在一场禁酒艺术竞赛中出名，最终凭借对苏格兰人刻板形象的独特呈现成为近代苏格兰第一个赢得国际性声名的大众娱乐明星。禁酒运动甚至还拥有一艘专门的明轮蒸汽船“艾凡霍”号（The Ivanhoe），它从1880年开始在克莱德河上提供短途航行服务，以与那些作为水上酒馆而臭名昭著的蒸汽船相抗衡。在那些蒸汽船上，人们可以开怀畅饮而不必担心受到1853年安息日酒水禁售令的制裁，“冒热气”（steaming）因此也成为苏格兰俗语中“醉酒”的代名词。禁酒运动远远不只是一场由中产阶级发起的道德圣战。包括基尔·哈迪和克莱德赛德地区出身的大卫·柯克伍德、威廉·加拉赫等人在内，很多工党领袖都是在禁酒运动的协商会所里接受了自己的政治启蒙。工会坚持不懈地鼓励工人戒酒，“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也怀有坚定的禁酒立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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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26 禁酒运动到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首先，禁酒运动影响了苏格兰的中产阶级。到1850年代，禁酒已成为中产阶级的普遍立场，当时流行于资产阶级市民之间的福音派基督教信仰为这一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一趋势正好与苏格兰中产阶级追求以理性且有道德的方式打发休闲时间的风潮同时兴起。园艺、保龄球和业余合唱团等活动都在这一时期大为流行。中产阶级开始视适度的身体运动为增进友谊以及锻炼意志力、韧性和勇气的方式，冰壶、乡间远足、板球以及最重要的高尔夫球因此得到了他们越来越热烈的欢迎。还有迹象显示，到1860年代，越来越多地位较高的工人开始选择在家喝酒，或彻底放弃烈酒。“在苏格兰，随着中产阶级、技术工人和妇女选择远离，酒馆逐渐成为不那么‘体面’的男性工人专属的地方。”[30]无论作为顾客还是酒吧招待，女性都逐渐退出了酒馆空间，苏格兰酒馆因此成为男性主导的领域，直到1960年代。不过，禁酒运动并未立刻撼动苏格兰的酒水消费总量。虽然禁酒活动家多年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到1840年代末，苏格兰的税后烈酒消费量仍略高于1820年代的水平。直到1850年代烈酒消费税提高，以及1853年更为严格的许可制度出台之后，苏格兰烈酒消费量才开始减少。到1900年，苏格兰人均威士忌消费量与1830年代水平相比已减少了一半，啤酒的消费量虽然有所增加，但不足以与烈酒消费量的大幅下跌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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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28 然而，禁酒运动的成果颇有局限。苏格兰烈酒消费量到1860年代为止经历了大幅下降，但在那之后又大体维持在同一水平，直到20世纪初。一个关键原因在于，烈酒消费税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大的变化。此外，合法的烈酒销售业在这一时期也表现出强大的韧性，继续吸引着传统顾客。这一时期英格兰酒馆的结构与设计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苏格兰的酒馆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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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30 一种名为“琴酒殿堂”（gin palace）的新风格开始引发好评，其特色包括平板玻璃窗、装饰精美的外立面、镀有金属的招牌文字和明亮的灯光。城镇酒馆几乎普遍采用了这种风格，它对酒馆设计的影响延续至今。精美的外观让酒馆和周边的残破街道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夜色远比今天更为昏暗的城市街道上，硕大且精致的铸铁煤气灯挂在酒馆的入口处，把室内的光亮带到了门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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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32 面对如此热闹的竞争，只有多次大幅提高消费税才能进一步减少烈酒消费，这也最终让威士忌从一种廉价酒变成昂贵的饮品。烈酒消费税在1860年为每标准加仑10先令，到1918年就上升到30先令。1920年，消费税再一次提高了一倍以上，达到72先令6便士。很快，威士忌的消费量便自然而然地呈现出大幅下降的态势。到1930年，苏格兰的人均烈酒消费量已不到1890年代水平的四分之一。正如T.C.斯莫特（T. C. Smout）指出的那样，这更像是财政部而非戒酒运动的胜利。这种变化的背后也反映出苏格兰大众文化的深层变迁：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一系列新的休闲娱乐活动兴起，工人阶级可以将剩余的收入用在其他地方，饮酒在业余生活中的支配性地位开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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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34 对1914年以前的大多数苏格兰人来说，从事休闲活动和体育运动的机会极其有限，这既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水平较低，也是因为繁重的体力劳动极为费时费力。但即便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在酒馆痛饮烈酒也不是普通城市居民唯一的生活消遣。罗伯特·邓肯（Robert Duncan）近来对拉纳克郡矿业小镇威肖的研究表明，当地人从事的业余活动丰富得出人意料。他们进行的休闲活动包括能在不同矿道、工种和社区的代表队之间引发激烈竞争的投环游戏（quoits），赛鸽竞速与育种，惠比特犬竞速，音乐表演（最终形成了各种管乐团与风笛乐团），以及赌博。如果威肖的情况在当时的苏格兰城镇中具有代表性，历史学家就有必要修正他们对于新兴工业城镇工人生活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他们在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候极度缺乏休闲手段。不过，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苏格兰城镇居民的业余休闲活动将大为丰富，最终令苏格兰社会迎来一场大众娱乐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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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36 最晚从1870年代开始，很多苏格兰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开始增加，其中一些人（例如熟练工匠）享受的增长幅度颇为可观。从事临时性与基础性劳动的人仍受困于低收入与不规律的工作时间，但苏格兰劳动者的平均工作回报水平无疑正在上升。对于这一趋势的具体时间和实际影响，学界仍存有争议，但从英国全境的情况来看，1850—1900年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总体上升了约80%，苏格兰的情况应当也相差不大。很多工人的剩余可支配收入略有增长，因为节假日制度得到普及、工作时间被缩短，他们进行消费的机会也变得更多了。不是所有人都能从这一趋势中受益，但到一战结束时，多个行业工人的每周平均工时已从19世纪末比较普遍的50—60小时减少到48小时。到1900年，星期六的半天休假已在苏格兰城镇劳动者中颇为常见，这对足球作为一种大众观赏性竞技活动的兴起至关重要。此外，从1880年代开始，夏季的一周无薪长假开始在苏格兰出现，在制铁、炼钢等行业，很多工厂在1914年会歇业整整两周，以作为工人的无薪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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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38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城市交通的飞速发展让休闲娱乐活动的商业化成为可能。随着福斯河与克莱德河沿线的蒸汽渡船线路以及（1840年代以来）铁路运输系统不断扩张，苏格兰西部工业地带的普通民众可以轻松地“顺流而下”，来到克莱德河口的海滨度假地，或者绕道高地南部进行观光一日游。早在1820年，洛蒙德湖一日游便开始流行，到1844年，蒸汽船运营者之间的竞争将从巴勒赫（Balloch）到洛蒙德湖最深处的价格压低到每程6便士。各种戒酒与联谊社团以及布道团都积极赞助这些短途旅行项目，以为人们提供一种更健康、更符合道德的休闲方式，让他们远离那些被认为道德败坏的传统节庆活动。但讽刺的是，大量饮酒很快成为蒸汽船旅行的吸引力来源之一。到1870年，乘船“顺流而下”的活动已如此盛行，以至于在格拉斯哥和低地西部其他工业城镇中，只有最为贫穷的居民才会在家中度过整个夏天。随着船运公司的价格战将从克莱德河口到贝尔法斯特的船票单价从1860年代的1先令降到4便士，爱尔兰移民也有机会抽出几天时间渡海访问自己的故乡。交通业革命对足球等新兴观赏性体育活动的崛起也颇为关键。在1880年代，铁路公司开始运营“特列列车”以搭载球迷前往新的比赛场地，也让他们有机会从更多的球队中选择自己的支持对象。相比之下，有轨电车的作用甚至更为重要。到1900年代初，格拉斯哥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三座球场——汉普登（Hampden）、伊布洛克斯（Ibrox）和帕克海德（Parkhead），每一座球场都能容纳成千上万名观众。原本由马匹拉动的有轨马车从1898年开始变成电力驱动的电车，为城市提供了一种廉价且有规律的交通手段，为大量观众的聚集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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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40 城镇议会、教会、戒酒组织和政治团体也在这一时期致力于拓展人们从事业余休闲活动的机会。城市议员们主持建造了图书馆、画廊和公共音乐厅，以向大众提供“理性”的消遣方式，新建的公园和市政公共浴室则是为了改善市民的健康状况。建设这些市政设施都是以增进市民的自豪感、培养独特的城镇文化为目的的。阿伯丁画廊开放于1885年；位于爱丁堡钱伯斯街（Chambers Street）上的科学艺术博物馆（从1904年更名为皇家苏格兰博物馆）所在的那栋壮丽的新建筑从1861年开始建造，历经三阶段施工终告落成；邓迪也在1872年有了自己的博物馆和画廊。在这些项目的背后存在一种城镇间互相攀比的因素。格拉斯哥博物馆在1870年建立，又在1901年搬到了位于凯尔温格罗夫的一处更为气派的新馆址。由于一些市民担心过于正式的画廊和博物馆不会对工人阶级产生直接的吸引力，一座名为“人民宫”（People’s Palace）的设施在格拉斯哥绿地公园落成，这处设施包括博物馆、画廊、花园和音乐厅等场所，专门为城市东郊较为贫穷的市民服务，在第一年就吸引了超过77万人到访。格拉斯哥也是公园开发的佼佼者，到1914年，这座城市已拥有1516英亩公园用地，远远领先于苏格兰其他城市。不过，这一时期苏格兰大多数城市无论大小，都建成了新的公园，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推杆高尔夫球、足球等体育活动提供场所，让市民在修剪整齐的花丛旁散步，并在夏天为临时夏季音乐会提供搭建舞台的场地。除此之外，一些城镇还选择将本地的博物馆建设在新市政公园内部或周边。来自富裕市民的捐赠构成了这些市政项目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的注资帮助市政部门建设了音乐厅、博物馆、画廊和图书馆，也以馈赠或遗赠的形式贡献了自己收藏的美术品。纺织业巨头科茨家族出资为佩斯利修建的博物馆在1871年正式开放。时至今日，邓迪的凯尔德音乐厅、爱丁堡的厄舍音乐厅（Usher Hall）与麦克尤恩音乐厅（McEwan Hall），以及阿伯丁的考德雷音乐厅（Cowdray Hall）都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捐赠风潮充当了壮观的纪念碑。在凯尔温格罗夫的格拉斯哥博物馆里，大多数美术藏品都是由当地富有市民和他们的继承者捐赠的。在很多苏格兰城镇，公共图书馆都得到了卡内基基金会的支持，这一基金会的创立者、美国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当初便出生在苏格兰的邓弗姆林（Dunferm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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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42 这一时期的教会也与飞速发展的世俗休闲业展开了激烈竞争。新教和天主教会都在苏格兰开设了戒酒音乐厅，而正如汉密尔顿的本地牧师在1829年说过的那样：“……人们终于可以在下班后从事一些理智且无害的娱乐活动了。在不久前，他们只能把业余时间花在酒馆里，因此而生的种种罪恶无人不知。”[32]教会也组织了短途旅游、野餐会、舞会和运动会等活动。起初，一些神职人员曾用启示录式的严厉口吻谴责信徒对足球的狂热，宣称天堂里不会有足球。苏格兰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1890年的年会上强烈抨击了人们对足球运动“全然丑恶”的痴迷。不过，教会很快发现大众对足球的热爱难以动摇，而这项运动作为一种健康的消遣方式也符合当时对“健美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的推崇。结果，由苏格兰各派教会和基督少年军组织的联赛对业余足球竞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女王公园队（Queen’s Park）最早起源于基督教青年会，凯尔特人队（Celtic）则是由天主教圣母小昆仲会的沃尔弗里德修士（Marist Brother Walfrid）[33]创建的，目的是为格拉斯哥东郊贫穷的天主教堂区提供衣物、免费餐食与金钱资助。社会主义运动同样对休闲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很多业余休闲活动都能增强工人社群的连带感与团结意识，促使他们远离酒精的诱惑，鼓励他们提高自身素质，这一切都与社会主义者的道德观念高度吻合。因此社会主义游泳俱乐部、年度交谊舞会、野餐会与合唱团在苏格兰涌现，其中成立于1906年的格拉斯哥奥菲厄斯合唱团（Glasgow Orpheus Choir）还因传奇指挥者休·罗伯顿（Hugh Roberton）享誉世界。号角童子军（Clarion Scouts）和号角野营队（Clarion Campers）等组织定期举行夏令营活动，各地组建的大量号角自行车俱乐部（Clarion Cycling Clubs）甚至形成了一个竞技性联赛。从1888年开始配备了邓禄普充气轮胎的“安全”自行车令骑行运动成为一种相对廉价的户外消遣方式，其影响力远及社会主义运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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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44 19世纪末的苏格兰也见证了大众娱乐产业的萌芽，音乐厅、剧院、足球运动、电影院和舞会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1870年代起，规模更大、装饰更精美、适合更多社会阶层举家造访的音乐厅和剧院开始取代传统的“免费消遣室”，将苏格兰的大众娱乐业带入新时代。在一战尚未爆发时，苏格兰还出现了更为宏伟的大型宫殿式剧院，格拉斯哥的国王剧院（King’s，1904年开张）和阿尔罕布拉宫剧院（Alhambra，1910年开张）便是范例。日后成立了著名的莫斯帝国有限公司（Moss Empires Ltd），并在爱德华时代主导了全英剧院行业的娱乐业巨头H.E.莫斯（H. E. Moss）当初便是在苏格兰起家，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剧院在苏格兰的热门程度。至于这一时期诞生的音乐厅则催生了将苏格兰人看作“高地棒小伙”的刻板印象，这种炒作式的形象总是穿着花呢布，唱着戏谑的小曲，在与人说笑时从不拘礼。这种在日后广为人知的刻板印象起源于W.F.弗雷姆（W. F. Frame），他于1898年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进行的表演引发了轰动，表明这一形象对北美的苏格兰移民拥有巨大的潜在吸引力。在哈里·劳德的模仿与进一步的改良之下，这一形象最终受到了全世界观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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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46 不过，剧院行业很快受到了来自电影院的冲击，尽管后者起初并没有体现出成为工人阶级新娱乐方式的潜质。最早的电影只是巡游艺人吸引眼球的新奇手段，在观众当中受到的欢迎并不如幻灯片（两者时常一起出现）。不过，专门化的电影院很快发展起来，在1910年，苏格兰第一座电影院“伊莱克特拉剧院”（Electra Theatre）于格拉斯哥的索契霍尔街（Sauchiehall Street）开张，这一行业随后迎来了飞速的发展。到1914年，像马瑟韦尔这样的城镇也拥有4座电影院，格拉斯哥在一战爆发前夕可能已有66座电影院，到1938年则拥有104座。电影院的奇妙吸引力遍及各种人群：电影票价格多在1便士到6便士之间，与剧院相比颇为低廉，于是那些因戒酒法规无法进入酒馆的工人阶级妇女和儿童自然而然地成为电影观众的主力。1937年一项对西洛锡安地区8000名未成年学生的调查显示，有36%的人每周去一次电影院，每周不止一次去电影院的人则占25%，只有6%的受访者从来不去电影院。电影院的火爆行情也开始对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陷入相对衰退的杂耍剧场行业产生影响。除了来自电影院的冲击，杂耍剧场还面临着来自舞会的强有力竞争，后者在战间期已成为苏格兰成年男女最热衷的晚间娱乐活动。1934年，格拉斯哥拥有多达159个官方注册的舞厅，整座城市都陷入了“舞会狂热”。不过，星期六晚上的舞会也在苏格兰各城镇的民用、宗教厅堂以及室内训练场中举行，并不局限于专业舞厅。舞蹈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都是一种社交体验，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在舞厅中起舞也是一种向普通人开放的高雅艺术形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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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48 到1930年代，去电影院和参加舞会已成为工人阶级青年当中非常受欢迎的娱乐活动，仅次于观看或参加足球比赛。从1870年代和1880年代开始，足球逐渐获得了大众的关注，苏格兰的第一家足球俱乐部“女王公园”成立于1867年；苏格兰足球总会在1873年成立，到1890年代，苏格兰足球总会名下已有130家到190家俱乐部。足球最终成为工人阶级当中的顶级体育活动，其影响力无可匹敌。虽然板球、英式橄榄球、划船和保龄球都曾在1860年代流行于技术工人当中，但这些运动终究无法与足球的魅力相比。苏格兰的足球队起初往往以特定工种的工人为基础组建而成，然后才将周边街区与社区囊括在内。足球运动不需要昂贵的装备，可以在任何空场上进行，这在休闲用地因快速城镇化而被削减的苏格兰城镇尤为重要。足球的魅力不止于此。“足球让那些脚下功夫了得的工人有机会脱离工厂生产的体系，也让那些脚法欠佳、只能在脑海中体会足球魔力的人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得到忘我的宣泄。”[35]工人们很快为足球而痴狂。一项估算显示，在足球运动最为火热的时期，苏格兰中部15—29岁年龄段的男性居民中有四分之一都曾隶属于一家足球俱乐部。不过，观看比赛、支持特定球队很快变得和踢球一样重要。足球运动成了一门规模庞大的生意，庞大的专门化付费足球场、签订职业合同的专业球员和管理球队财务的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在一战爆发前，大牌球队在赛场上吸引超过7万人观战的盛况便已存在。1872年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第一场足球赛只吸引了3500名观众，但在1906年，苏英足球赛的观众人数便超过了121000人，这一数字到1937年更达到149515人，创下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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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50 足球不只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民族认同的强大载体。苏格兰从一开始就有一支自己的代表队和一个自己的联赛。1900年以前，苏格兰队时常在比赛中打败英格兰队，让苏格兰球迷骄傲不已，即便在强弱形势扭转之后，两者间的年度赛事仍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1930年代末，时常有多达6万名苏格兰球迷南下温布利（Wembley）球场，观看苏格兰队与“老冤家”（auld enemy）英格兰队对决。随着中产阶级对足球失去兴趣，这项运动逐渐染上了鲜明的工人阶级色彩。苏格兰的足球队往往代表了不同的宗教、社群与族裔背景，建立在这些差异基础上的分歧与矛盾又时常刺激球迷对球队和球赛给予更强烈的关注。正如足球运动刺激了民族认同一样，地域性认同也在这场热潮中得到强化。例如，邓迪的竖琴队（Harp）、爱丁堡的希伯尼安队（Hibernians）和格拉斯哥的凯尔特人队都是当时爱尔兰裔天主教移民的代表。成立于1888年的凯尔特人队起初与格拉斯哥流浪者队（Rangers）关系良好，但他们终将在未来成为一对死敌。1892年，《苏格兰体育报》（Scottish Sport）曾提到“浅蓝色在帕克海德最受欢迎”，并在第二年的报道中描述这两支球队的关系“正变得非常亲密”。[36]然而，凯尔特人队在之后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很快终结了这个蜜月期。苏格兰媒体开始呼吁苏格兰本地人建立一支王牌球队和“爱尔兰佬”较量，而扮演这一角色的恰恰是格拉斯哥流浪者队。从1896年的赛季开始，便有说法称这两支球队之间有着“深仇大恨”，教派冲突的色彩已在足球运动中体现出来。这一矛盾最终在1909年的苏格兰杯决赛上演变成大规模骚乱，愤怒的观众在球场上抢夺球门门柱、焚烧球网，随后爆发的暴力冲突一直持续到当天深夜，最终有近100名球迷受伤。凯尔特人队和流浪者队分别被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和苏格兰本地新教徒两大人群奉为旗手，苏格兰西部的这一族群矛盾在比赛里这两支球队的冲突中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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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52 [1] 今天的苏格兰皇家学院大楼（Royal Scottish Academy Building）在1826年至1911年为前述苏格兰皇家美术振兴学会等机构所用。苏格兰皇家学院创立之初曾借用皇家美术振兴学会的场地存放藏品，在1850年代位于爱丁堡土丘的新设施落成后迁入，与苏格兰国家画廊分占东西两翼，直到1911年才迁至今天位于苏格兰国家画廊北面的苏格兰皇家学院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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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54 [2] Quoted in M. Glendinning，Ranald MacInnes and Aonghus MacKechnie，A History of Scottish Architecture（Edinburgh，1996），p.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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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56 [3] James Schmeichen，‘Glasgow of the Imagination’，in W. H. Fraser and Irene Maver，eds，Glasgow Volume Ⅱ：1830-1912（Manchester，1996），p.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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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58 [4] Quoted in T. M. Devine，‘The Urban Crisis’，in T. M. Devine and G. Jackson，eds，Glasgow Volume Ⅰ：Beginnings to 1830（Manchester，1995），p.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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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60 [5] Quoted in Ian Adams，The Making of Urban Scotland（London，1978），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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