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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疑虑最终都没有成为现实。在1997年大选以工党的压倒性胜利告终后不久，政府承诺在同年9月11日举行公投。政府就苏格兰本地自治问题迅速出台了一份颇为细致的白皮书，新上任的苏格兰事务大臣唐纳德·迪尤尔也是权力下放长期以来的忠实支持者。本地自治运动似已万事俱备，但因为威尔士亲王妃戴安娜于巴黎因车祸身亡，这场突发的悲剧将实质上的竞选时间压缩到短短100个小时左右，迫使助选团队不得不仓促运转。不过，支持本地自治的阵营在这场公投中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在党首亚历克斯·萨蒙德务实的领导下，苏格兰民族党的助选活动与唐纳德·迪尤尔代表的工党和吉姆·华莱士（Jim Wallace）代表的自由民主党一样积极，相比之下，反本地自治阵营的表现更为消极。曾在1979年强烈反对权力下放的苏格兰商界在这场公投中大体保持了沉默，在知名人士中只有苏格兰银行行长布鲁斯·帕图洛爵士（Sir Bruce Patullo）表态反对权力下放，并因此受到多方谴责，甚至还有一些客户威胁将自己开设在苏格兰银行的账户转移到其他银行。与此同时，诸如保险业的标准人寿（Standard Life）、苏格兰寡妇基金（Scottish Widows）等苏格兰大型企业对权力下放的提议表达了宽容的态度。在名为“三思后行”（Think Twice）的反权力下放阵营助选团队背后，很少有曾在1979年反对权力下放的组织提供资金或人员支持。而当前首相撒切尔决定出面介入公投，并对反权力下放阵营表达公开支持时，后者的失败便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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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7年权力下放公投中，74.3%的投票者支持设立苏格兰议会，63.5%的投票者支持苏格兰议会掌握税率调节权。与1979年公投不同，支持权力下放的意见在苏格兰的每一个地区都占显著多数，只有奥克尼与设得兰群岛的多数选民不同意让苏格兰议会掌握税收权力，而在那些曾于1979年坚决反对权力下放的地区，正反双方的差距也最小。不过，经由这场公投，苏格兰人民的“心愿”确实“已遂”。在选民的压倒性支持中诞生的新苏格兰议会将有权审议除外交、国防、宏观经济、社会保障、堕胎及广播以外的所有政策事务，可以在上下各3%的区间内调节所得税基准率，亦即4.5亿英镑的财政收入。虽然威斯敏斯特方面仍将代表整个联合王国参与欧洲事务，但苏格兰也将在布鲁塞尔设置代表处，苏格兰政府的部长也可作为联合王国代表团的成员加入欧盟的部长理事会。1999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将基于比例代表制进行，而因为设立苏格兰议会的立法只明确了威斯敏斯特方面的保留权力，苏格兰议会仍可以进一步拓展自身权限，以保护苏格兰的利益。1999年7月，当1707年苏英合并以来的第一届苏格兰议会召开时，苏格兰民族的漫长历史无疑揭开了激动人心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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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2年3月，朗甘尼特煤矿因严重浸水和母公司破产托管等原因关闭，苏格兰的地下采煤业至此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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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ames Mitchell，Conservatives and the Union（Edinburgh，1990），pp.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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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im Sillars，Scotland. The Case for Optimism（Edinburgh，1986），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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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eter L. Payne，Growth and Contraction. Scottish Industry，c. 1860-1990（Dundee，1992），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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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oted in A. Clements，K. Farquharson and K. Wark，Restless Nation（Edinburgh，1996），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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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uoted in Kenyon Wright，The People Say Yes（Glendaruel，1997），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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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eter Clarke，Hope and Glory. Britain 1900-1990（Harmondsworth，1996），p.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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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in Mitchell，Conservatives and the Union，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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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88年苏格兰报刊描述撒切尔国教会讲话时使用的名称，戏仿了《新约圣经》中耶稣对门徒发表的“山上宝训”（Sermon of the 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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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right，The People Say Yes，pp. 1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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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Quoted in M. Linklater and R. Dennistoun，eds，Anatomy of Scotland（Edinburgh，1992），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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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wen Dudley Edwards，ed.，A Claim of Right for Scotland（Edinburgh，1989），pp.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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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973年《地方政府（苏格兰）法》在苏格兰设置了区（regional）、岛屿区（island area，与地区同级）和次区（district）构成的两级地方区划体系，后来被1994年《地方政府（苏格兰）法》设置的32个地方议会区（council area）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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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ndrew Marr，The Battle for Scotland（Harmondsworth，1992），p.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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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十六章 帝国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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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历史上，大多数幅员辽阔的帝国都在延续了几代人乃至数百年后逐渐衰落，并走向消亡，但大英帝国并不符合这一规律。迟至1945年，大英帝国的疆域仍大体完整，在不列颠列岛之外的世界各地，仍有约7亿人接受英国的统治。但在短短20年后，这一数字就减少到500万，其中有300万人生活在当时英国统治的香港。1997年6月，随着高地黑卫士部队奏响《友谊地久天长》，香港被交还中国，米字旗也最后一次在香港的土地上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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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的没落极为迅速，也异常平和。诚然，当英国势力撤出塞浦路斯、亚丁和肯尼亚时，当地爆发了民族主义冲突，但在不列颠本土（如果不算北爱尔兰），一切风平浪静。事实上，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英国人以一种平和乃至冷漠的态度接受了殖民帝国崩溃的现实，这种心态常常被用来与法国和葡萄牙的去殖民帝国化进程对比。法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帝国在规模上远逊于领地遍及非洲、亚洲（包括中南半岛）的大英帝国，但这两个国家的去殖民帝国化过程都在本国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创伤与政治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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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英国社会（除保守党右翼之外）对帝国解体相对沉默的态度发人深省。当帝国逐渐分崩离析之时，一些人预言这一过程必将对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关系造成巨大的压力。早在1937年，支持不列颠帝国主义的知名民族主义人士、格拉斯哥大学宪法学教授安德鲁·迪尤尔·吉布（Andrew Dewar Gibb）就曾在著作《苏格兰帝国》（Scottish Empire）中指出，“大英帝国的存在是此前三百年里维系苏格兰和英格兰关系现状的最重要因素”。[1]他认为，如果没有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存在，苏英之间古老的政治联合关系很可能无法经受住历史的考验。类似地，知名的老派帝国历史学家雷金纳德·库普兰爵士（Sir Reginald Coupland）也曾在自己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中探讨了殖民帝国解体之后苏格兰与威尔士民族主义抬头的可能性，并悲观地预言联合王国在不列颠列岛上的分裂很可能不会止于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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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随着苏格兰民族党开始在选举中崭露头角，上述观点受到了更为热切的关注。一些评论者试图在帝国解体和联合王国解体之间建立因果联系。H.J.哈纳姆（H.J.Hanham）在1969年（民族党候选人威妮弗雷德·尤因在汉密尔顿选区补选中取得轰动性胜利两年后）出版的《苏格兰民族主义》（Scottish Nationalism）一书中评论道：“现在，帝国已经衰亡，很多苏格兰人发现自己被局限在本土。他们对苏格兰生活方式中的闭塞一面和苏格兰经济增长的迟缓深感不满，而后者也与苏格兰社会的闭塞有关。为了打通去往外部世界的途径，苏格兰人需要一种渠道，这就让他们迎来选择：是移民海外，还是在苏格兰本地再造一个苏格兰民族国家。”[2]在以大英帝国为主题写下了大量作品的历史作家扬·莫里斯（Jan Morris）看来，随着殖民帝国加速解体，联合王国的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多少共同的自豪感可言。她曾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笔调写道，联合王国当中剩下的只有些“旧日荣光的残渣败絮”，几乎不可能让任何人感到满意。[3]因此，让联合王国迎来一场宪制革新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了。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汤姆·奈恩在1969年刊行的《不列颠的拆解》（The Break-up of Britain）中对此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在他看来，不列颠的末日不但不可避免，也是不列颠帝国解体触发联合王国存续危机之后必要的建设性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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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面上，这些观点似乎颇有道理。大英帝国向来是维系联合王国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对18世纪晚期以来的苏格兰人而言，它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机遇，让中上阶层子弟有机会到海外从事贸易、专业服务、行政管理或成为军人。从棉纺业时代到重工业时代，苏格兰的整个产业经济结构也都是围绕着大英帝国的市场建立起来的。鉴于殖民帝国为苏格兰继续与英格兰联合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好处，认为帝国解体将导致苏英合并传统的经济基础消失的观点，也便不难理解。奈恩等人对苏格兰民族主义的漫长历史的分析，也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历史意味着苏格兰民族认同的一场深刻危机。虽然欧洲大陆规模较小的传统民族在这一时期逐渐确立了自身的独立和自决权，苏格兰却在这方面慢了一拍。苏格兰没有以政治独立为目的的民族主义，这种缺席反而引人关注。在奈恩等人看来，苏格兰的专业人士和商界精英被大英帝国的丰厚回馈诱惑，为此出卖了自己的独特文化身份与古老的自治权益，以从殖民帝国的事业中分一杯羹。但随着殖民帝国解体，民族主义热情将有可能再次浮现。正如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在评论这一论述时所说：“随着帝国终结，苏格兰人终于可以不再自私自利地与其共谋，而是在苏英合并关系骤然破裂之后重新建立一个民族国家。随着殖民领地脱离帝国统治，帝国的‘白内障’终将从那些帝国合谋者的眼中摘除，苏格兰民族的眼科医生们将让苏格兰人像那些脱离了帝国的白人殖民地国家、印度和其他帝国附属领地那样得到解放，一种新的民主政治也将因此诞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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