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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独立已超过半个世纪的今天看来，认为苏英合并关系将很快终结的预言显然没有成真。事实上，与苏格兰民族主义几乎势不可挡的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相比，如今联合王国的内在纽带甚至更为坚固了。2005年，苏格兰民族党在大选中赢得约25%的选票，表明其声势已趋于平息，而在苏格兰议会里，支持苏英合并的政党势力正在抬头。先后担任过苏格兰事务大臣与北约组织秘书长的乔治·罗伯逊有过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权力下放将让苏格兰的政治民族主义彻底消亡。这一论断是否准确尚待时间检验，但就目前来看，我们仍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认为，与很多统一派人士的担忧相反，议会的设立并没有立刻促使苏格兰走上完全独立之路。2007年，苏英合并将迎来三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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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伦敦方面在1999年向爱丁堡方面下放了一些重要的权力，苏英合并关系的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但就此认为不列颠殖民帝国的终结与联合王国的新宪制安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暂时仍缺乏实证。政治学研究者和当代苏格兰历史学家大多倾向于从其他方面寻找苏格兰权力下放的起源，并认为这一事业因1960年代和1970年代苏格兰社会的失望情绪而起。随着一届又一届英国政府被频繁爆发的货币危机和严重通胀的持续威胁困扰，苏格兰人发现保守党和工党这两个“统一派”政党都不能带来长期的社会与经济改善。不过，正如1979年的公投结果所示，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让苏格兰社会对苏英之间的宪制安排产生根本性的不满。直到1990年代，要求宪制改革的共识才逐渐形成，而这一变化的起因也不在于对帝国往昔的追忆，而在于1980年代严重的经济失序、苏英选情分歧过大导致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苏格兰社会对保守党长期执政时期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日益增长的反感。与帝国的衰落相比，撒切尔首相的政策显然更应对苏格兰的权力下放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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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历史上看，苏格兰本地自治的诉求与对帝国的忠诚并非互不兼容。对于苏格兰权力下放的早期探索始于19世纪末，当时正是大英帝国的极盛时期，苏格兰的本地自治派也把自己的诉求视为让大英帝国的管治模式进一步改善的途径。当时的本地自治运动并未止步于空谈：从1880年代到1914年，议员在下院提出了一系列《本地自治法案》。1913年，本地自治的诉求已得到了广泛认同，苏格兰自治即将提上议会立法日程，只待爱尔兰本地自治问题得到解决就能启动。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努力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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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苏格兰政治民族主义的兴起与1940年代到1950年代的帝国衰落联系起来，在时间顺序上也存在问题。在苏格兰人心中，与自己地位最接近的帝国领地是白人定居者建立的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从18世纪开始便吸引了大量苏格兰移民，双方的血缘、人脉和身份认同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这些自治领地从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条例》（Statute of Westminster）以来便取得了实质上的独立地位，并通过承认君主制和加入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等方式维系着与英国间的形式与情感联结。英属亚非领地在二战后的去殖民化运动没有在苏格兰引起多少反对，从时间来看其发展进程与苏格兰民族党的崛起相近。相比之下，当时的苏格兰国教会甚至曾热情支持非洲黑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并在年度总会上批评政府没能尽快让非洲国家实现独立。国教会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1950年代末，国教会的信徒总数达到历史最高点，与今天相比，当时的国教会在苏格兰的代表性要强得多。对苏格兰这个没有国家的民族而言，国教会在传统上便被视为议会的替代物，国教会总会既能讨论宗教事务，也能就政治和社会大事表态。在当时，国教会总会的议程往往被苏格兰媒体广泛报道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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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述讨论留下了一个谜团。历史学家认为苏格兰在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建设与运转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帝国的终结似乎没有对苏格兰的政治造成显著影响，更不用说到目前为止，认为帝国终结将导致苏英合并关系瓦解的观点并未得到证实。为了破解这一谜团，一些人质疑大英帝国是否对不列颠本土居民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小说家H.G.威尔斯（H.G.Wells）就曾留下一句名言，称每20个英格兰人里就有19个人对大英帝国的了解并不比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了解更多。在当代，伯纳德·波特（Bernard Porter）于2004年出版的《不自知的帝国主义者：不列颠的帝国、社会与文化》（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Empire，Society and Culture in Britain）以更有力且更详细的笔法考察了这一主题。不过，这本以“不列颠”为副标题的书几乎完全以英格兰为中心，在长达108页的尾注和长达30页的“节选”文献目录中，波特只提到了一篇以苏格兰为研究重心的文章。因此，他的论证是否站得住脚，只能留给英格兰史研究者检验。但值得一提的是，至少在苏格兰这一特殊语境下，波特的总体结论并无多少说服力。在苏格兰的历史中，帝国非但不是一个边缘要素，还在18世纪和19世纪构成了苏格兰历史经验的关键部分。事实上，苏格兰社会与不列颠帝国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后者在这两个世纪里影响了苏格兰人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在苏格兰的经济、身份认同、政治、思想活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宗教信仰、人口趋势抑或其他领域，我们都能看到帝国留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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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殖民地烟草与白糖贸易是苏格兰工业化进程的两大关键推动力；在维多利亚时代与爱德华时代，苏格兰的重工业经济也严重依赖出口市场，苏格兰生产的船舶、火车机车与机械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市场便是不列颠的海外殖民地。“黄麻之都”邓迪能够拥有繁荣的纺织产业，也是因为从印度输入了大量黄麻原材料。后来成为历史学家并对黄麻产业有重大研究成果的戈登·斯图尔特（Gordon Stewart）曾如此回忆自己的故乡邓迪与殖民帝国之间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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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邓迪长大，当时我以为这座苏格兰城市是世界黄麻贸易的枢纽，无论是学校里的地理课还是我小时候与黄麻产业的种种交集都向我灌输了这种印象。我生活的地方是统一开发的居民区，当我对那一整排千篇一律、满是水渍的房屋里的枯燥生活感到烦闷时，我就骑着自行车去码头，看着成百上千捆黄麻从巨大的蒸汽货轮上卸下，它们都是在海上航行了半个世界的距离，从吉大港和加尔各答运过来的。放学回家路上，我乘坐的市政公交车里挤满了下班的纺织女工，她们的头发和衣服上都带着一缕缕零碎的黄麻纤维，她们的手都在工厂里磨得十分粗糙……从货轮船尾上的名字和船员的长相上，我认识到黄麻的背后有来自印度的因素。我也曾听说父母的亲戚或朋友在印度待过，因此知道了邓迪与印度之间的联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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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拉斯哥，本地经济与帝国网络之间的联系同样紧密。格拉斯哥曾以“帝国第二大都市”（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1824年）自居，格拉斯哥所在的苏格兰西部地区在后来被称为“大英帝国的工厂”。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苏格兰社会也与大英帝国有密切的联系。一名作者曾说，苏格兰的专业人员群体与中产阶级“在（帝国的）利益中占据的份额不但‘可观’，甚至达到了颇为贪婪的程度”。[6]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大多数时候，苏格兰的教师、医生、军人、行政官僚、传教士、工程师、科学家和商人都持续不断地深入大英帝国的所有角落，乃至踏足帝国疆域以外，以至于在帝国几乎每一片领地的统计记录上，苏格兰人在当地专业雇员当中的占比都高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实际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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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人士的外流只是苏格兰大规模侨居现象的一个方面。正如本书第二十章阐述的，1825—1938年苏格兰海外移民总人数超过230万，是这一时期欧洲仅次于爱尔兰和挪威的第三大人口净流出地区。苏格兰移民外迁的主要目的地有三个：美国（1783年以来）、英属北美（在1867年成为加拿大自治领）和澳大利亚。从1840年代开始，美国成为大多数苏格兰移民的目的地，但这一地位在20世纪初被加拿大取代。同样地，在1850年代，澳大利亚一度超过美国和加拿大，成为苏格兰移民的头号目的地。如此庞大的移民外流在各殖民地、自治领和苏格兰之间建立了一张庞大的家族与私交关系网络，而移民返乡（有说法估计，1890年代超过40%的海外移民最终回到了苏格兰）、连带移民、书信往来以及苏格兰大众媒体与期刊文学对海外移民体验的广泛报道，都进一步巩固了这种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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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也对苏格兰的民族意识与身份认同有着深刻影响。对1914年以前的苏格兰精英阶层而言，苏格兰民族主义与苏英合并之间不但没有抵触，反而有着密切的关联。在1707年以后，帝国事业为苏格兰人提供了一个与英格兰人平起平坐的机会。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观点是，大英帝国的大举扩张是在苏英合并之后才发生的，因此苏格兰和英格兰是一场共同事业中的平等参与者，各自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作用。这些说法并非纸上的空谈。通过1864年约翰·希尔·伯顿（John Hill Burdon）的两卷本著作《海外苏格兰人》（The Scots Abroad）和1880年W.J.拉特雷（W.J.Rattray）里程碑式的四卷本巨著《英属北美苏格兰人全史》（The Scot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等作品，苏格兰出版界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苏格兰的教育（尤其是大学和学院教育）、长老会基督教、医药技术、贸易网络和哲学思辨在英属殖民地留下了怎样不可磨灭的痕迹。还有一些人对苏格兰取得的成就感到更加自豪，以至于宣称苏格兰民族是一个天然的帝国缔造者民族。安德鲁·迪尤尔·吉布就曾在1930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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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无论如何也配得上帝国之母的名号。一个是开拓者，一个是建设者，这便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各自在大英帝国占据的特殊位置。在整个帝国治下的雅利安人种当中，只有这两个民族在没有帝国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有独立的主权地位。爱尔兰和威尔士只是英格兰的附庸，在地位上无法相提并论。在今天，苏格兰人无论贵贱已遍布帝国各地，苏格兰的利益也与帝国的每一处殖民领地密切相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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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提出反驳：上述观点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不同社会阶层对帝国的态度差异。这正是伯纳德·波特在他的著作中重点关注的。波特认为，社会的上流阶层与中产阶级对大英帝国的事业最为热情，而工人阶级“往往对帝国态度漠然，或只是在表面上支持帝国”。波特还宣称，绝大多数英国人都对大英帝国严重缺乏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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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解释与苏格兰的情况并不相符。基于现有的资料，我们已无法准确探究普通苏格兰人曾如何看待大英帝国，但用“冷漠”“无知”来形容当时苏格兰舆论界的态度显然是不合适的。1907年，苏格兰教育署关于历史教育的一份备忘录要求下属学校应在苏格兰相关主题之外拓展关于整个英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授课内容，并始终强调苏格兰民族在大英帝国内部扮演的角色。不久后，基于这一指示编写而成的教科书便开始为学校采用，其中最普及的《科马克的喀里多尼亚读本》（Cormack’s Caledonia Readers）就在帝国的话题上倾注了特别多的笔墨。大英帝国在19世纪晚期苏格兰的历史教育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正是这一主题让大英帝国历史与苏格兰历史得以融合，并反映出苏格兰在联合王国内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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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社会对帝国的认识不止于此。1900年代，苏格兰各地开始流行“帝国日”（Empire Day）庆祝活动，不少苏格兰的学校都会在这一天与帝国其他属地的学校交换各自的旗帜。死于喀土穆的戈登将军、在印度民族大起义中作为镇压者闻名的科林·坎贝尔爵士（Sir Colin Campbell）、著名传教士玛丽·斯莱瑟以及最为显赫的大卫·利文斯通都作为大英帝国的英雄为广大苏格兰学生所知。很多学生都曾读过19世纪最著名也最受尊崇的苏格兰人、有“新教圣徒”之名的大卫·利文斯通的传记，这些书籍直到1960年代仍经常在学校和主日学里作为奖品赠送给学生。当然，被教导尊敬这些帝国英雄的并不只是苏格兰的少年儿童，苏格兰的工会运动、工人俱乐部以及基尔·哈迪等工党政治家也曾把他们奉为苏格兰民族美德的楷模。还有一些青年组织在苏格兰传播了关于帝国的知识，在年轻人当中培养对帝国的效忠意识：帝国青年联盟曾有约两万名成员，基督少年军也在宣扬基督教价值观的同时在成员当中鼓励对帝国理念的效忠。后者在苏格兰新教徒平民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当中影响深远，直到20世纪仍吸引很多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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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帝国最主要的象征或许还是陆军的苏格兰团。苏格兰部队被视为大英帝国扩张的先锋队，他们身穿方格呢服饰的经典形象成为苏格兰民族的象征，在音乐、故事、绘画和雕塑艺术中都有呈现。如斯图尔特·艾伦（Stuart Allan）和艾伦·卡斯韦尔（Allan Carswell）所说，这些军人“作为苏格兰民族自我认知的符号，在苏格兰社会拥有无可争议的地位”。[8]讽刺的是，虽然高地士兵享有极高的声名，但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身穿方格裙的陆军部队大多是从低地城市的工人阶级中招募的。这些苏格兰军人的功绩不但在大众媒体中得到了广泛的报道，还在《细红线》（The Thin Red Line）等著名画作中得到纪念。他们在苏格兰的民族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被视为数百年来苏格兰尚武传统的继承人，也有力地推动了尚武道德观在苏格兰社会的浸润。苏格兰部队的一个主要的派生机构是所谓的志愿兵运动，这后来演变成陆军的永久性预备役力量，吸引了成千上万苏格兰年轻人参加。志愿兵常常是本地社会的骄傲所在，但他们也对大英帝国有强烈的认同感。无论是志愿兵还是基督少年军都在组织内部采用了军队的级别与头衔体系，对成员进行军事训练，并定期接受军官检阅。这两个组织在苏格兰社会造成的重要影响有力地解释了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苏格兰志愿入伍人员的规模为何如此庞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苏格兰军事传统的名声与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爱丁堡军乐节（Edinburgh Miltary Tattoo）经久不衰；而在2005年大选中，执政党关于改变苏格兰团传统编制的提议也引起了政治上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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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帝国热忱与20世纪中叶去殖民化运动期间表现出来的平静反应之间，苏格兰社会的历史似乎呈现出巨大的反差。本书接下来将试图阐明，苏格兰社会对帝国立场的巨大变化发生在1920年代到1950年代初，而非去殖民化运动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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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从1920年代到1950年代初，帝国热忱似乎依旧盛行于苏格兰。苏格兰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官方统计显示共有74000名苏格兰人在战争中死亡（非官方数字则为多达11万以上）。通过1927年建成于爱丁堡城堡内部的苏格兰国家战争纪念碑，苏格兰对这些死者表达了缅怀之意，但那些被纪念的人不只来自苏格兰，帝国境内其他地方死难的苏格兰子弟也被包括在内。纪念碑的荣誉名单上列有曾在各苏格兰团或海外领地服役的军人的姓名，这雄辩地表明苏格兰人与帝国之间的纽带此时依然坚固。在帝国与苏格兰国教会之间，密切的关系也依旧存在。在1920年代，对大卫·利文斯通的崇拜达到了顶点，在无数普通苏格兰人的小额捐款资助下，一座利文斯通纪念中心（Livingstone Memorial Centre）在这位传奇探险家兼传教士早年工作过的拉纳克郡布兰太尔棉纺厂旧址上建成。直到1950年代，这座纪念中心仍是苏格兰学校和主日学组织学生观摩的热门地点。在公共场合，“苏格兰在帝国之中”的形象似乎也没有发生多少变化。1938年，格拉斯哥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帝国博览会，这一活动从1890年代起已举办四届，吸引了成百上千万人前来参观。甚至到1951年，格拉斯哥仍举行了一场“殖民地周”活动。在这一时期苏格兰政坛的议事日程上大英帝国也占据着显著位置。在战间期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中，不同的派系曾就如何处理一个自治的苏格兰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关系有过激烈争论。工党也在这一时期暂时缓和了对帝国主义的传统敌意，包括约翰·惠特利在内，该党在苏格兰的一些思想领袖还曾主张，英国不但可以通过帝国事业实现经济复苏，也可以利用帝国作为屏障，保护一个社会主义的不列颠不受国际资本主义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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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某些意义上，上述帝国情怀只是一种虚假的延续，苏格兰社会的现实已经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记忆而有了根本的变化。1937年，迪尤尔·吉布就察觉到了这种变化。随着大英帝国的白人殖民地获得完全的自治领地位，他注意到“……不列颠在帝国内部的霸权正逐步变得更加形式化、更偏装饰性”。[9]大众对帝国主义的热情也开始消退。今天的学者已不再把1938年格拉斯哥帝国博览会视为一起重振帝国热忱的事件，而是把它当成一场只具备怀旧意味的庆典。在1945年的大选中，苏格兰的工党与保守党候选人在纲领中提及帝国议题的篇幅都比他们在英格兰的同侪少，这一现象也预示了那场大选的结果：苏格兰独一无二的帝国主义政党统一党在大选中被工党彻底击败，而后者为未来的苏格兰治理提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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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中产阶级加入帝国行政机构的传统职业路径也在这一时期趋于崩溃。英属印度公务员机构（Indian Civil Service，ICS）一直以来都是殖民地行政机关中颇受苏格兰人青睐的部门。到1939年，苏格兰人在英属印度欧籍公务员中的占比为13%，略高于苏格兰人口在英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但这一数字远低于18世纪和19世纪大多数时候的比例。事实上，1918年以后，随着印度自治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很多英属印度公务员担心自己前途受阻，沮丧情绪在行政机关中十分普遍。虽然还没有完全停止雇用新人，但这一时期的英属印度公务员机构仍严重缺乏来自不列颠本土的优秀雇员，这一问题在1920年代变得更为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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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的精英阶层家庭子弟在这一时期仍在闯荡海外，但他们的目的地已不再像之前那样集中在帝国的官方领地之内了。怡和洋行、汇丰银行、伯马石油公司（Burmah Oil Company）和格思里公司（Guthries and Company）等苏格兰商业巨头此时已走出帝国领地，成为覆盖全球的大企业。在英属殖民地以外，美国、拉丁美洲和远东等地区也为富有野心、受过高等教育的苏格兰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受限于大英帝国的疆域之内。更为重要的是，对苏格兰人来说，在伦敦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仍比远赴海外简单得多。偏好异域现象的历史学家往往过度关注苏格兰人的越洋活动，但事实上，伦敦的金融与商业界一直是苏格兰精英职场发展的关键舞台。在21世纪初，英国媒体曾因内阁阁员中有多名苏格兰政治家任要职而发明了“苏属不列颠”（Scottish Raj）的说法，但这一现象只是苏格兰人大量跻身英国精英社会这一漫长传统在当代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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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人帝国情结的衰退背后有着不止一个原因，但战间期重创了整个苏格兰的经济危机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1930年代初，苏格兰的失业者人数增至前所未有的高点，在低地西部被称为“大英帝国工厂”的核心工业地带，共有20万名潜在劳动者在1932年处于失业状态，相当于当地总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当地在这一时期未能发展出新的产业，贫民的住房条件和社区环境与以往一样恶劣，苏格兰的人口过密程度在1935年达到了英格兰的七倍。苏格兰商界开始担心苏格兰将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而随着英格兰资本收购数家经营不善的苏格兰企业，商界也对本土资本能否维持对本土企业的控制感到担忧。在此基础之上，1930年代前所未有的海外移民潮进一步加深了焦虑情绪。这场严重的人口流失直接导致苏格兰人口在1930年代出现了四万人的净减少，令这个年代成为苏格兰有人口普查记录以来唯一一个出现人口下降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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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海外移民不再被视为苏格兰人作为“帝国民族”踊跃开拓的证据，反而被当作一场灾难，成为苏格兰民族陷入致命危机的表征。小说家、诗人埃德温·缪尔就曾称战间期苏格兰的移民潮为“无声的清退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工业化地带周边的世界保存下来，工业本身却像梦一样消亡了”。记者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的论断更进一步：“关于苏格兰民族的首要事实是，它开始衰朽了。苏格兰民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民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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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迪黄麻产业的遭遇为战间期帝国事业对苏格兰经济缺乏提振作用的新现状提供了最引人注目的例证。早在1890年代，孟加拉已经取代苏格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麻袋与粗麻布产地，从那里生产的麻袋作为粮食和原材料的包装袋在世界各地广为使用。不出意料的是，随着1930年代国际市场陷于萧条，邓迪的黄麻业者多次请求政府向来自加尔各答的廉价进口黄麻制品征收关税，但没有得到肯定答复。在此时的黄麻业界，孟加拉成了新的行业中心，邓迪反而变得更像一处殖民地。“……虽然帝国依然强盛，一个在殖民地发展起来的强大产业却几乎要将不列颠本土的竞争对手彻底消灭，黄麻产业的经历无疑颇不寻常。”[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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