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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农民仍维持着自给自足，不信任货币。理由很充分：他们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更贫困。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政府设法更有效地征税、给予地主更多合法的权力，并削减农民对土地和农产品惯有的权利。资本主义正在逼着奥斯曼帝国变革。变革的解决办法会消解传统上的公正观念，而这一观念支持着巴尔干农民心中的自然秩序。于是，这导致农民渐渐采取斯托亚诺维克所谓的“要求废除地主、同时废除那些拒绝废除地主的政府的策略”。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以及奥斯曼政府的现代化在政治上产生了影响。如同在奥匈帝国和帝制俄国，在土耳其帝国中，货币经济与现代政府组织瓦解了旧的社会关系，并为政治变革铺好了路。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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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先理解这种戏剧性的经济和社会崩溃，我们才能了解19世纪巴尔干半岛上集体民族主义如何崛起。民族主义是集体行动，不可避免会牵涉农民，然而就农民而言，重要的不是民族或其他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他们对于土地、生计和公平税赋的权利。当农业改以货币交易，传统缴税方式也换成用现金缴纳的时候，乡下的阶级冲突便开始加剧了。1875年触发奥斯曼势力在巴尔干崩溃的黑塞哥维那叛乱，便是由于谷物歉收，以及随后士兵和包税者恶待农民而挑起来的。法国驻萨拉热窝的领事写道，叛乱始于“各宗教的臣民抗议严苛的赋税”。另一位目击者说得更清楚：“它主要是一场土地的战争……它的起源与土地有关，而不是政治。”阶级对立和民族主义是一同崛起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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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基本上是对的：政治独立能创造生活的平静和财产的安全，因此对他们有利。独立并未结束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也没有让盗贼绝迹，事实上，这两个难题仍然阴魂不散，缠着独立后的希腊、黑山和塞尔维亚，常使这些新国家的领袖无颜面对人民。但是它的确立即增加了大多数基督徒的安全保障。布朗基1841年时曾正确地预言：“当保加利亚享有一个安稳的政权时，今日任由山羊破坏的广大区域和差劲牧地都将被人开垦。”有一位同情土耳其的旅人曾在1853年由奥斯曼领土进入半独立的塞尔维亚，他惊讶地发现：“我们似乎来到一个新的地区：整个山谷作物繁茂，公路细心筑好……每样事物都显示出勤奋和舒适，这一切均来自充分的安全保障。”而真正独立之后，山上的居民又再搬到平原，人口增长快速，未曾开垦的土地也很快地消失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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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获得自由的农民，仿佛陷入了“永不满足的追求土地的欲望”，开始砍伐古老的森林，拓展自己的土地。一位于1900年到罗马尼亚的德国游客写道：“在过去十年间，一大片林地被完全清除。”塞尔维亚橡树密林在几十年内消失无踪。随着牧地开垦，政府划分土地给小农，过去300年繁荣的畜牧经济陷入了危机。20世纪20年代巴尔干半岛的土地改革，以及1945年之后的第二波土地改革，将大片土地分配给种植经济作物的农人，并剥夺了传统的绵羊冬季牧地。新的政治边界切断了夏季牧地和冬季牧地，随着季节移动的牧羊人正在绝迹，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便很少见，现今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一位英国的人类学家在1964年写道：“1922年以前，一个人拥有2000头羊是很常见的，现在500头羊就很可观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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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独立给土地上的劳动人民带来了新的困难。一位研究农民生活的克罗地亚学者于1935年表示：“土地正在变成商品。”农民们无法避免且常常是不情愿地被拉进现金交易网络，但交易条件却让他们愈来愈难以避免负债。他们将土地划成块分给继承人，以致几个世代之后，耕地愈分愈细，耕作也没有效率。人口高度成长更加速了这种不能独立发展的小块土地的形成。更糟的是，旧式集体农耕（斯拉夫人特别盛行）开始消失，集体生活组织“杂住盖”也因成员家庭自立门户而瓦解。土地细分使得农人愈来愈无法自立，要更依赖农耕来赚钱。但几乎没有农作物能让农民家庭兴旺超过一两个世代。出口商品像是烟草或醋栗、塞尔维亚的李子和猪，都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独立的罗马尼亚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成为世界谷物主要出口国，但极端贫困的佃农与犹太商人互相对立，造成了社会上的紧张，农民在1907年终于爆发了起义。这场巴尔干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农民起义后来被罗马尼亚的军队镇压，但也赔上了大概1.1万条人命。罗马尼亚是巴尔干半岛上土地分配最不平均的地方：1%的地主拥有近50%的耕地和牧地，而85%的农民仅能勉强甚至无法温饱。高生育率和土地碎化的压力同样也发生在巴尔干其他地区，使农人日益贫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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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迁徙，尤其是移民海外，表明新独立的巴尔干国家很难让农民愿意继续农业生活。在纽约市埃利斯岛移民博物馆里，游客可以看到许多黑山、克罗地亚、希腊和罗马尼亚犹太乡下人的画像，证明了当初由巴尔干前往美国的移民潮有多巨大。移民潮于奥斯曼帝国最后几十年开始加速，而且此后一直进行着。到了1912年，已有25万希腊人前往美国，几乎是希腊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希腊也是1900年以后移民比例最高的欧洲国家。乡村完全依赖海外的汇款，有些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遭到劳工短缺之苦，然后是美国的移民限制，切断了这种人口外流。20世纪50年代，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农民又开始一波移民，这次是前往澳洲和德国：因为土地已无法承受极高的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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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设法抗拒现代事物的侵袭。他们对待旅人慷慨亲切（常内化成习惯），但同时又对邻居、邻村居民，当然也包括地主疑心重重。山上与谷地的居民彼此仇恨，远近都知名。17世纪早期，达尔马提亚低地的世故女孩们这么嘲笑来到市集的高地牧羊人：“我宁可嫁给土耳其人，也不要身着黑衣、戴着头巾逛来逛去。”黑山人吉拉斯[30]写道：“平原一直都属于山居人眼中的异族；山居人渴望着面包和土地，厌倦了家乡寸草不生但很美丽的险崖。”吉拉斯在回忆录中鲜明地传达出农民和城镇居民之间相互的嫉恨：“如果从前身为农民的镇民轻视农民，农民便会反过来恨他们……农民看不起镇民，觉得他们懒散、狡猾、爱扯谎，食量很小，只吃烹调精致的羹汤、牛肚和糕饼，在潮湿拥挤的小房间里日渐消瘦。”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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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世纪以来，村庄是主要的政治、行政、财政及军事单位，负责管理巴尔干乡村居民的集体生活。乡村居民认为乡村是他们的“故土”，乡村的代表们负责在国家的达官要人和其他闯入者面前为乡民代言。19世纪时，这种孤立的集体生活开始以乡民难以理解的方式改变。农民早已习惯了城镇是土耳其人、外国商人和店家居住的行政兼贸易中心，认为自己才是民族的精神核心。卡拉杰[31]在19世纪初说过：“塞尔维亚民族没有成员而只有农民。”金钱意味着剥削，商店和商业则暗示堕落。有些农民抱怨年轻人受到引诱“从他们的家中偷取食物，以便去商店购买无用、廉价的货物”。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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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现在发现，独立并没有让他们躲开这些邪恶。他们赶走了土耳其的地主和官吏，只换来拥有新的致富手段和野心的新管理阶级。一位年轻的英国外交人员曾这样评论19世纪末的塞尔维亚：“在分析他们的民族性格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你要探讨——政府官员和商人，他们穿着大衣、长裤和靴子；其次是农民，他们喜欢穿夹克、衬裙和凉鞋。”44专横又贪婪的奥斯曼包税者下台了，现在台上的是受薪的现代化官僚，他们急于以单一通货取代旧的“混乱货币体系”，并派遣宪兵、教师、测量员和人口调查员去做土地分类、登记、绘图，并教育那些土地上的劳动者。这一切听来像是更多的干预和剥削，而不是更少。无疑，巴尔干半岛的现代国家比奥斯曼帝国政府更多地闯入了农人的生活；巴尔干的人均公务员比起德国或英国人都还要多。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听到马其顿一位农民说：“土耳其的子弹也好过希腊的笔。”这句话无疑是该农民在巴尔干独立时代的祖先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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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农民无力改善这种情形，他们在新国会中表达出的不平很少有成效。他们因为没有政治组织能力而付出极高的代价。尽管有压倒性的人数，却在政治上受到忽视。其他的团体通过主顾关系的网络拉拢他们，国家则动用宪兵、教师和税吏监视乡村。结果独立成了巴尔干农民的最后胜利。20世纪20年代的土地改革或许可说是一次农民的成功，它反映出巴尔干政客们的恐惧：若不收买农民，可能就无法防止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颠覆社会。只是单单凭土地改革不能保证农民的生计。事实上，到了20世纪30年代，土地较以前更四分五裂，土地持有形式更没有效率。农民在政治上的胜利导致他们在经济上一败涂地。逃离家乡是很无情，但能阻挡他们的也只有难行的泥路和茫茫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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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沉的问题是，当这些新巴尔干国家面对人口和经济困境时，农民的价值观却无法提供任何解决之道。小农地根本无法创造足够的财富来满足崇尚消费的新社会，即使在丰年也一样。乡村缺乏电影院、镜子、留声机以及其他迷惑年轻人心智的娱乐设备。20世纪30年代，克罗地亚的农村少女们“叽叽喳喳谈论着化妆、新奇的皮鞋和高跟鞋”。她们告诉游客说宁可要更美的衣裳，不要更好的食物，因为“没有人能看见我吃了什么，但所有人都说得出我穿什么衣服”。但经济萧条使她们得不到新衣，也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几乎所有农作物价格下跌，农民陷入了负债。当时的经济学家估计，在接近3000万的乡村劳动人口中，有600万到800万的人没有真正的工作，原因是“人口压力、贫穷与缺乏工业的恶性循环”。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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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岁月中，农民终于能报复镇民：20世纪40年代曾有一段时间，粮食生产者再度掌控了经济活动。但当和平重返，政治活动和创造财富的场所又回到了城市。1974年，历史学家斯蒂芬·朗西曼曾悲叹，巴尔干的现代“特大都会”为他在半世纪前初次造访的寂静小城带来了公寓高楼、交通阻塞和空气污染。山上不再像两个世纪前一样提供一种公众生活的选择，森林被摧毁后已无法再生。品都斯山上的乡村人口由19世纪的数千人减少到今天的几百人。这些地方只能依靠观光事业和移民汇款来继续生存。以前人们由山上搬到平原，现在更进一步搬进城镇。50年内，保加利亚土地上的劳动人口由80%降到37%，南斯拉夫则由78%降到29%，罗马尼亚从77%减为29%。所以，现在面对巴尔干半岛，我们不再讨论它的农民社会了，而是讨论后来的新社会形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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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莱（Calais），法国海港，濒临多佛海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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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克罗地亚最大旅游中心和疗养胜地，位于亚得里亚海滨、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半岛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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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雨影（rain shadow），山脊背风面的少雨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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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孚岛（Corfu），希腊西海岸爱奥尼亚群岛北端的岛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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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克拉泽斯群岛（the Cyclades），在爱琴海南部，属希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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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洛多皮山脉（Rhodope），绵亘于保加利亚西南和希腊东北的山脉，是保加利亚中部与爱琴海地区之间的主要气候分界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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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白俄罗斯城市布列斯特的旧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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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苏联靠近罗马尼亚的边境地区，大部分属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土耳其和俄国曾长期争夺此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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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萨洛尼卡（Salonika），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区首府和海港，希腊第二大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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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1689—1762），英国女作家，曾随身为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丈夫于1716年到东方殖民地任职，开当时女性旅游风气之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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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奥吉尔·德布斯贝克（Ogier de Busbecq，1522—1592），哈布斯堡王朝斐迪南一世派往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将中东许多植物引进欧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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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帕夏（Pasha），土耳其高级官员的尊称，置于姓名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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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指西欧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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