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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五百年：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 第三章 成问题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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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伟大时代重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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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岁月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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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微笑，信仰和帝国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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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消逝梦境的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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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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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探讨土耳其帝国内部衰败的原因，观察它们最普遍的征候，我们一定会知道，这是因为帝国在抗拒势力比它庞大到无法衡量的另一个世界。那另一个世界能在刹那间将它粉碎。它为了自身不为人知的理由而忍辱负重地生存，却也对另一个世界发挥了不可见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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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学家兰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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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国大革命到1923年奥斯曼帝国的崩溃，经过了漫长的19世纪，巴尔干的现代政治地图终于浮现。奠基于民族主义而形成的独立国家，取代了那个自封为罗马人继承者、“上帝的奴仆和世人的苏丹”的人，和他的历时长达500年的帝国。民族主义的胜利有部分是由于巴尔干人民本身的努力，经由起义和抵抗而摆脱奥斯曼的统治，但他们的努力若没有欧洲列强的干预也是徒劳无功。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巴尔干解放运动抗拒欧洲国家制度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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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为了结束土耳其人对巴尔干的统治而拟定的计划可以追溯到15世纪，但直到基督教国家开始攻击高门，计划才变得可行。奥地利在1699年之后征服了匈牙利—克罗地亚。俄国势力抵达了黑海，于1774年击溃土耳其海军，在签订条约后，有权干预奥斯曼政府事务以确保多瑙河各公国的安定，并成为高门治下基督徒的保护者。不过在18世纪末成为奥地利和俄国这两个强权（以及普鲁士）的受害者的不是土耳其，而是波兰（一个无心的后果是，民族国家在东南欧的崛起比在东欧其他地方崛起要早上好几个世代）。只是波兰被瓜分并无法满足这些强国君主的胃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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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瑟夫二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分割巴尔干半岛的计划中，奥地利将接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分塞尔维亚、达尔马提亚与黑山，俄国则控制其余的地方。女皇的孙子——故意取名为君士坦丁——最后将登上在伊斯坦布尔重建之拜占庭帝国的宝座。1787年，奥地利和俄国的君王共同出巡俄国刚赢得的黑海领土，穿过刻有“往拜占庭之路”的凯旋门。但叶卡捷琳娜二世“吞并希腊的大计”从来就不曾实现，因为太多其他的强国有意拦阻，最后她只能兼并克里米亚半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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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开明的专制君主根本不想支持巴尔干半岛的独立运动，而是打算建立基督徒帝国来取代穆斯林帝国。不过，法国大革命改变了他们的许多想法。希腊战士西奥多·柯洛柯特罗尼斯[1]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根据我的判断，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作为开启了世人的眼界。这些民族以前什么都不知道，人们认为君王是地上的神，对君王的一言一行只能称赞。经过现在这种变迁，统治人民就比较困难了。”的确，当俄国人继续支持东正教徒抵抗土耳其人时，哈布斯堡王朝却日益保守，自梅特涅[2]时代以来，便不喜欢斯拉夫人在家门前进行解放抗争。法国和英国则犹豫不决，不知是支持被压迫的基督徒抵抗穆斯林的专制政治，还是为了维护奥斯曼而对抗俄国。巴尔干半岛对自治的渴望因此遭到强权利益冲突的抑制。俄国外交部长聂索洛得[3]于1829年写道：“对土耳其帝国灭亡这个庞大的问题想得愈多，便会愈陷入困难和纠葛的迷宫。”国际上对这种奥斯曼衰退和民族叛乱的不可预测过程的处理，成了所谓的“东方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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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奥斯曼正在衰败，但巴尔干的基督徒仍太软弱，没有外来支援便无法争取到自由。他们缺少组织、领导力与意志去战胜土耳其强权。在拿破仑时代，对伊斯坦布尔政府构成最严重的内部挑战的不是无武装的异教徒，而是现在大多被人遗忘的穆斯林精英——波斯尼亚的诸侯、黑塞哥维那的镇守使、阿尔巴尼亚的总督、北边维丁境内的军阀。18世纪中叶，波斯尼亚常有叛乱，导致苏丹商讨要“重新征服”该省，但情况愈来愈糟。1803年6月，一位英国人写道：“苏丹手下的帕夏（总督）比封建基督教王国的君主手下的贵族更为独立。土耳其在欧洲的部分几乎是可怕的混乱、暴动和野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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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丹努力想控制维丁的军阀时，在哈布斯堡领土对岸的贝尔格莱德省的附近，不服指挥的穆斯林新军军官也正为自己夺取领地。兰克写道：“在帝国所有的新军当中，没有谁比贝尔格莱德的新军更反对苏丹。”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而杀害苏丹的代表——贝尔格莱德的维齐尔——只因他亲基督徒，然后他们开始屠杀支持他的基督徒亲王。后者以苏丹之名执戈反抗，也就是说，起初他们挺身而出的动机是自卫，不是追求独立的梦想。但是苏丹犹豫着是否要接受他们的支援。帮基督徒武装对抗穆斯林的念头总是让高门不太放心，不论前者有多么忠心，后者又多么叛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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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塞尔维亚的亲王们于1806年向俄国人求助，将原属地方的叛乱变成了解放抗争。俄国人很重视东正教信徒的忠诚，但他们不想使奥斯曼帝国分裂、落入拿破仑之手。况且，一旦拿破仑入侵俄国，俄国人分身乏术，土耳其的军队便会重新控制贝尔格莱德周边土地。因此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以失败收场，主要就是列强在欧洲斗争的结果。但奥斯曼帝国为了对抗武装不足、组织散漫的基督徒农民和商人，却花了九年时间来铲平那小小的边境战争。这不是个好兆头，它加强了伊斯坦布尔主张现代化的人士要求奥斯曼政府全盘改革的论调。更糟的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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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都像叛党领袖卡拉乔治[4]一样逃往海外。有个叛乱者决定留在家乡，听命于奥斯曼的官员，他如此推断：“若领土荒芜，苏丹能有什么好处？若塞尔维亚人都被屠杀，塞尔维亚又有什么价值呢？”狡猾的塞尔维亚领袖米洛斯·奥布瑞诺维奇也留下来为苏丹效力，被任命为大亲王以便平定该区。但两年后，他又领导第二次起义。1815年春天，他首次将他的穆斯林结拜兄弟阿斯钦·贝带到安全之所，然后宣布开启新的“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开战的讯息传遍塞尔维亚：居民应当杀掉他们遇到的任何穿绿衣服的人——那种衣着正是穆斯林的标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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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人这次起义的时机比上次好：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让俄国人得以照顾他们在巴尔干的附庸，在俄国的压力下，土耳其人被迫对塞尔维亚人让步。一支土耳其的驻军留在贝尔格莱德，但是穆斯林被限制在帕夏管辖的城镇活动。为了确保米洛斯重新对苏丹效忠，苏丹让他成为塞尔维亚的实际统治者。他就像帕夏一样管理塞尔维亚人，还抓住他的政敌卡拉乔治送交苏丹，暗杀质疑他的权威的其他政敌，吊死叛乱的农民。对高门而言，这种安排倒是为这小小的省份带来了安宁。因为此时奥斯曼帝国正遭到伊底鲁斯和波斯尼亚更严重的挑战，那里武装精良的诸侯都在质疑苏丹的权威。当希腊发生叛乱，米洛斯谨慎地袖手旁观，以表示仍忠于高门。他的报酬于1828至1829年来到，当时另一次俄土战争导致奥斯曼帝国再行让步：他被承认为塞尔维亚的世袭亲王，内政完全自治。从此时开始，塞尔维亚开始被视为一个独立国家，但在1878年于柏林会议上赢得正式独立之前，塞尔维亚比较像是土耳其帝国内的自治基督教公国——正如多瑙河各公国或是新建立的萨摩斯公国一样，各有不同的自治方式。民族国家的最后胜利仍有一段路要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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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早期，苏丹治下不顺服的总督中最顽强的或许要算阿里·帕夏。他是个面容庄严却残忍无情的阿尔巴尼亚人，势力范围从他在阿尼纳的基地往东延伸至瓦尔达尔河，往南则至科林斯湾。在与高门长期斗争的过程中，以及和英、法两国外交人员复杂欺骗的交涉中，他一直处心积虑地利用希腊人。他知道敖德萨、维也纳等地的希腊革命圈子长期策划着解放抗争，而且半秘密的友谊社正在阴谋叛乱。阿里·帕夏说希腊语，有位信奉东正教的妻子，他雇用一群希腊顾问，他们劝他皈依基督教，他则鼓励他们恢复“罗马人的帝国”。他的都城阿尼纳是重要的基督教学术和教育中心，希腊语文学校非常兴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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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高门为了粉碎阿里·帕夏的势力，派部队去阿尼纳征讨他。同一时间，希腊有两处相隔几百英里的地方都发生了起义事件。第一桩起义比较不成功，发生在多瑙河各公国，靠近黑海周围的繁荣希腊世界。领袖是法纳尔人、前俄国军官亚历山德罗斯·伊普西兰提斯。俄国已是希腊人获得支援的主要来源——希腊人是高层外交圈中一个财富、阴谋与同情的汇集之所。伊普西兰提斯曾是俄国将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副官，而后来成为独立希腊第一任总统的爱奥尼斯·卡波迪斯特里亚拒绝领导叛乱，他是当时俄国外交圈中有影响力的人物。俄国诗人普希金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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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如何）印制宣言书，很快散布到各处——据说里面提到希腊的凤凰将自灰烬中升起，土耳其灭亡的时刻已经到来，还有一个强权认可了这项有气魄的壮举！希腊人已成群聚集在三种旗帜下。其中一支旗帜是三色旗；另一支招展着用月桂枝叶缠绕的十字架，上面的文字是“靠此记号征服”（上帝对君士坦丁大帝的应许）；第三支旗帜描绘自灰烬中升起的凤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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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俄国如伊普西兰提斯期望的给予支援，多瑙河流域的起义就可能带来法纳尔人梦想的拜占庭帝国的复兴，但事实上沙皇急于保持欧洲的和平。卡波迪斯特里亚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皇帝很不赞同伊普西兰提斯亲王希望用来解放希腊的那些（手段）。当欧洲各地受到革命的威胁时，有谁会认不出这两个公国的革命的同样颠覆模式会造成一样的后果，有引起战争灾难的同样阴谋……有煽动性的专制政治的最可怕祸害。”当罗马尼亚的农民也拒绝对叛军的支援后，叛军便被土耳其军队轻易地剿平了。罗马尼亚的叛乱领袖都铎·瓦拉迪米里斯楚说：“我并不准备让罗马尼亚人为希腊人流血。”这次失败主要的后果是，法纳尔人完全丧失在多瑙河以北的影响力，一个重要的希腊学术中心也因此消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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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春天揭开了新的战斗季节，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遥远南端发生了希腊人的第二次叛乱。那里的农民多数说希腊语，因为俄国人的唆使，早在1170年就有过一次重大叛乱，并以流血收场。这次起义比伊普西兰提斯的起义成功，而且该事件意味着当希腊人真的建立新国家时，它并无法成为横跨欧洲和安那托利亚的新拜占庭帝国，而只是一个小王国，首都位于雅典这个奥斯曼小市镇。而此次起义仍谈不上完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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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高门与北方狡猾的阿里·帕夏之间的斗争。在帕特拉斯[5]，希腊人仍期望阿里·帕夏会“打胜仗”，将他们从奥斯曼的统治中“解放”。事实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斯曼官员在为同样的事担忧。他们为了先制伏阿里·帕夏的基督徒支持者而囚禁当地的显贵，无意中触发了希腊人的叛乱。许多希腊人面对被捕或反叛的抉择时，都选了后者，开始攻击穆斯林的聚落。“长年遍布在西天的黑云，现在似乎开始在这个地方投下它荒凉和恐怖的阴影。”一位英国人在马其顿听到叛乱消息时说，“这种争取独立的革命精神似乎也在希腊其他地区风起云涌。”最初几个月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4万名穆斯林居民大约有1.5万人遭叛党杀害，幸存者都逃往城镇和要塞避难。当年夏天，希腊军队围攻、最后洗劫了省都特里波利斯。一个希腊人回忆：“大伙进城拼命砍杀，将男人和妇孺由星期五一直杀到星期天。据称有3.2万人被杀……另有约百名希腊人被杀。后来终于结束，有告示出来说屠杀必须停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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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年底，希腊的叛乱领袖聚在一起，宣布新宪法并向欧洲求助。他们的同情者说，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是“文明政府的永久耻辱”。但希腊人像早先的塞尔维亚人一样漫无组织、争吵不休，他们彼此攻打，浪费了曾赢得的战役。1825年以后，组织严明的土耳其—埃及部队联手蹂躏伯罗奔尼撒。若不是欧洲前来施救，巴尔干历史上恐怕又有一次叛乱失败的记录。英国首相坎宁担心易卜拉欣·帕夏的军队会奴役伯罗奔尼撒的基督徒，便提出警告，表示他“不会准许实行让人口减少的制度”。他告诉易卜拉欣“要拒绝或正式放弃……将那里的人运往亚洲和非洲，再将亚洲和非洲的人运来，使摩里亚[6]变成巴巴利国家[7]”。奥斯曼帝国三年前在希俄斯岛的报复使数千希腊人丧命，更多人被卖为奴隶，已使欧洲自由派的良知大为震撼。这次列强为了监视状况，便派了一支小舰队前往伯罗奔尼撒，在纳瓦里诺海战中击毁了土耳其的海军。埃及军队随后在法国远征军的监视下撤退了。多亏这样的外在干预，希腊终于在1830年成为独立的国家。两年后，列强选上一位17岁的基督徒、年轻的巴伐利亚亲王奥托担任希腊的国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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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常要解释为何已经发生的事必然会发生。在巴尔干民族国家兴起这个案例中，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成功必须归因于商人移民社群的出现，以及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但若非奥斯曼帝国军事和行政的软弱无力——尤其在帝国边缘地区——以及国际权力均衡的变动，这些原因全不值得一述。塞尔维亚人于1810年军事失利，希腊人则在1827年被击败，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争取到了建国地位。有位学者写道：“如果没有一个或更多强国的全力支持，塞尔维亚人能否从奥斯曼手中争取到独立，实在值得怀疑。”就希腊人而言也是如此。塞尔维亚和希腊人的结局是换来微小且不安定的政体，远不及那曾激励巴尔干革命分子的梦想中的伟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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