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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写道：“希腊比任何东欧国家更需要有计划的工业化方案。”他警告希腊在不久的未来会依赖外国援助。虽然工业化方案没有实现，他的后一项预测倒是很准确：1947年美国宣布杜鲁门主义[11]之后，希腊成了世界上个人平均获得美国最多赠予的受惠国——至1963年，它收到的军事及经济援助超过了30亿美元。之后，希腊与共同市场[12]签订的联合协议让它可以进入西欧市场贸易。在有外国资金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希腊的经济成长率可说很高，但并不惊人，而且是建立在纺织品出口、在西德工作的数千希腊人的汇款之上，后来则有大众观光的兴起。1974年，希腊一年已有200万游客，1980年更有600万。工业投资少于房地产、消费品和服务业的投资。希腊政府在经济方面扮演主角，建筑公路和改善通讯，但对制造业或其他产业几乎没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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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幕另一边的经济成长起初远胜希腊。共产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着重在重工业进行投资。它们控制消费，加上不像希腊能得到美国的援助，于是将国内的可用资金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它们采行较不极端的苏联模式，设法将农场集体化（只是成就有限），并以各种方式征用民间劳力。它们努力宣扬“乡间的阶级斗争”，却在20世纪50年代初遭到农民坚决的反抗。尽管如此，快速的电气化、新的机械工业以及公路和铁路系统的延伸，都显示了共产党决心完成他们前辈的未竟之业，使巴尔干民族国家的经济能够自立并现代化。1939年，保加利亚有24%的国民所得来自工业，56%来自农业；到了1952年则分别是47%和34%。罗马尼亚有76%的战前劳动力是用在土地上，只有11%用于工业；到了1968年，分别成为28%和45%。如果这些国家不是与苏联，而是跟西欧进行贸易，它们的成长或许还会更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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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年之内，铁幕两边的社会变迁有很明显的革命性发展。经济增长率之高史无前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萧条似乎远去，农村社会已经跃进为现代都市生活。“全部都变了，而且变得很快。”时代生活图书公司1966年一本谈论“巴尔干”的书说，“昔日的巴尔干——那个热情的、有近乎神秘的民族主义与极高民族忠诚的世界——将不会延续到这个世纪末，甚至在阿尔巴尼亚和黑山的偏僻山区也是如此。西方的科技像饥饿的植物一样将它的卷须伸到各处。辛勤不倦的工人们用炸药炸出山隘……牵引机和圆耙开辟出集体农场……牧人每天早晨被卡车载到牧场。在黑海沿岸，政府观光信托机构用玻璃幕墙和混凝土预制板建造度假饭店。”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1947年到1974年间多次造访希腊，他更直率地写道：“如果将满足人类欲求和期望当作进步的标准，那么过去30年希腊的发展就必然是非同寻常的成功故事。对于数百万的希腊人而言，1945年似乎不可能的事真的都实现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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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以惊人的速度拓展：1960年到1991年，雅典人口由190万上升到300万，布加勒斯特的人口由140万增加为220万，贝尔格莱德的人口从58.5万上升到110万。小城市（如塞萨洛尼基、斯科普里和萨拉热窝）的人口更增加了一倍以上。从布加勒斯特到拉里萨，高楼大厦将19世纪的老旧市中心围了起来，甚至在乡间，小城镇也变成混凝土森林，有钢筋和玻璃的办公大楼，柏油马路上的交通问题日益严重。乡村开始变成空地，丘陵上人去村空。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最遥远的贫穷地区之外，就已再难看到农民穿着传统服装。农民从乡下搬走，让他们的孩子上学。他们发展出消费和休闲的新概念，赚取足够的钱以便到黑海、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海边去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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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农民即使搬入城镇和改变生活形态，仍对乡村和土壤保持着依恋。宗教情感时常胜过无神论。或许更重要的是，乡村仍旧供应新鲜食物、猪肉和水果，比官方的配给配销和零售制度来得可靠和低廉。乡村或家庭的社会网络移植到了政府、军队和经济体中。换句话说，都市化时常意味着乡村被带入城市，或者说乡村以某种方式接管了城市：个人的互动、赠礼和帮忙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时能发生润滑作用，是对于现代政府不讲人情的机制所起的自然回应，但可能被不知个中奥秘的人误解为“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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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比没有原来想象的重要。各自的增长形态不同，但增长率都一样。希腊的收入分布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不平均，但它的平均收入比较高。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乡村工人和都市工人都有很大的收入差距。现代福利国家的社会制度已普及整个巴尔干半岛，如大众教育和大学教育、医院和农业合作社。战后的罗马尼亚有26500名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至1957年则达到15.7万人。同时，巴尔干的乡村经济已被城市经济取代，文盲绝迹，新的公路消除了农民的隔离，乡村停止自我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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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幕之后有许多人都在讨论一党国家中实施经济改革的种种后果。在南斯拉夫，改革派共产党员力图调和中央计划经济和供需定律，（借用他们的话）来创造“现代的、有高生产力的、稳定和理性的市场经济”。但这几乎无法实现。物价像失业率一样急剧上升，经济增长率则下滑。私人企业的规模受限，对于竞争性产业缺乏管理经验则阻碍了国营企业的现代化和效率提升。南斯拉夫经济权力下放和放松管制之后，工人特别痛恨有钱有势的党员，掀起新一波民族主义。相较之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改革很少，对公开反对的压制也十分严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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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的希腊和社会主义的北方国家有更明显的对比。石油危机和全球经济萎缩迫使各地进行改变。曾大力建立重工业以自给自足的共产党政权虽成功解决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难题，现在发现问题已经变了。20世纪末，由国家政府保护的劳动力密集的重工业无法与海外的资本主义对手竞争。向西方银行大量借款也无法拯救它们。只有极端的压迫才能偿付日益增长的外债。齐奥塞斯库使用秘密警察——其庞大体制与复杂特务网络令盖世太保都相形见绌——牺牲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准来偿付罗马尼亚的债权人，但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太弱小以致无法这么做。保加利亚政府则强过南斯拉夫政府，它在战前就有集中资源的经验，它向外国举债也比较少，部分是由于苏联曾慷慨援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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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希腊，政府虽然长期积弱不振，但由于三点原因而不致经济衰退：私有经济运作有弹性，拥有丰富经验的个人知道如何不让自己的钱流入政府手中，此外希腊于1981年加入欧洲共同体而获取不少资源。上校政权（1967—1974）垮台后，重新引进的民主政治容许人民有表示不满的空间，不过不会威胁整体政治制度。1974年后，希腊享有稳定的两党民主制度，由社会党和保守党轮流掌权。相比之下，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构成了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存续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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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挑战在南斯拉夫发生最为严重的后果。铁托在1980年的去世已使南斯拉夫联邦走向崩溃。国际货币基金（IMF）对南斯拉夫政府伸出援手，但只是暂时的：“稳定”还是需要政府做出艰难的政治抉择。冻结薪资让工人不满，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政治精英尤其抗拒压榨。因此，经济危机削弱了南斯拉夫联邦政府的力量，使民族主义分子得以在区域和联邦政府层级进行斗争，争取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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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无法与民族主义调和，”列宁一度主张，“为了取代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促进了国际主义，合并所有民族而达到高度的团结。”但事实上，战后的共产党政权很快就发现，不论它们喜欢与否，都必须向巴尔干半岛上受欢迎的民族主义势力让步。共产党政权并没有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理论家所希望的让民族国家纳入一个更大的联邦。1918年之后，巴尔干国家大体上都各自保持完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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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势力大多萎缩。罗马尼亚对待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匈牙利人时就偏离了1922年宪法中明白昭示的自由主义。1922年宪法承诺成立匈牙利自治区，但几年后施行的却是强迫性的同化政策。同时共产党也采取了更民族主义的立场，反对“宣扬民族孤立主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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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数次压迫国内的土耳其少数民族，使数千人于1950年以及1968年逃往海外。20世纪70年代早期，许多穆斯林村民被迫交出旧身份证，还要公开感谢官员给予他们新的保加利亚姓名。1984年的同化运动抨击“斋月”期间的禁食行为是“破坏性的迷信”。斯丹科·托多罗夫于1985年评论道：“洛多皮地区的保加利亚人已经摆脱他们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将自己由保守主义的影响力中解放出来，并加强他们对保加利亚的爱国意识。”托多罗夫认为保加利亚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其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民族”。1989年，保加利亚在东欧剧变之际触发了另一次集体大流亡——30万穆斯林逃往土耳其。不过保加利亚军队在1990年遏止了这种人口外流，有将近13万人返回。同年，新政府同意让穆斯林恢复原来姓名，并且逮捕了日夫科夫，在他众多罪行中就包括“煽动民族敌对和仇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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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共产主义在南斯拉夫崩溃的后果截然不同，它非但没有改善少数民族所处的困境，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维系这个联邦共和国的两股力量是政党的权力和铁托本人。在铁托的领导下，各共和国之间的冲突是在国家及党机构的联邦层次上得到解决。即使在1980年铁托去世之前，因为共产党干部内部兴起了民族主义，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两地的情势仍然都很紧张。波斯尼亚的政党是当时各共和国中立场最强硬的，在支持联邦政府对付民众的离心趋势上有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然而铁托去世之后，被长期经济危机所拖累的联邦政府已无力协调不同民族的要求。随着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联邦体制开始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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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的政权是建立在由法定民族所构成的高度详尽体系之上的，它甚至创造出几个“新”民族。早在1943年11月，南斯拉夫共产党已经承认马其顿是单独的共和国，并宣布它的居民属于“马其顿”民族。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也在1971年首次被承认是单独的民族。南斯拉夫是最后几个仍保留昔日哈布斯堡王朝对于“国民”（nation）和“民族”（nationality）区别的国家之一。民族人数最多的当数阿尔巴尼亚人，大多数聚居在自治的科索沃省。阿尔巴尼亚人人数渐渐超过塞尔维亚人和其他族群，大概占科索沃全部人口的85%，或毗邻的马其顿共和国人口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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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前，米洛舍维奇[13]已开始在科索沃和沃伊沃迪那[14]重申塞尔维亚人的权力。他的政策原本是要助长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力。但当各共和国纷纷脱离，大家才发现原来米洛舍维奇不是为南斯拉夫奋斗，而是要创造一个“大塞尔维亚”，使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境内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能继续是政治社群的一分子，就像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塞尔维亚人一样。1991年之后，国际上对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独立的支持最终导致这项政策宣告失败：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被逐出克拉吉纳，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被逼放弃自治并接受他们是波斯尼亚的一员。20世纪90年代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派兵与塞尔维亚作战，这使得米洛舍维奇遭到进一步挫折。到了1999年，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国界几乎退回跟1878年米兰·奥布瑞诺维奇统治时代一样。米洛舍维奇失败了，他唯一的成功是他仍在贝尔格莱德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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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集体驱逐的方式保证永久的种族独霸，这曾是1992年之后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的政策目标，6年后，也有人担心它会是塞尔维亚对付科索沃的政策。历史学家回顾欧洲过去的历史，常可见到那样的政策。政治学家担心它们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但是，南斯拉夫的数次战争是否（像许多人预见的那样）确实预示了新的“种族民族主义”[15]的兴起，这是值得怀疑的。在黑暗中，事物很容易被夸大。最可能令局势不稳的，是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境内的战争对邻近地区的影响。塞尔维亚和黑山之间的紧张情势升高，只是黑山对米洛舍维奇的猜疑以及真正独立的梦想总是被冲淡，因为那里的人不确知一个小小的黑山国（南边有阿尔巴尼亚，北边有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会带来何种生活。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科索沃终于脱离塞尔维亚——这种事似乎极有可能——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的稳定会受到什么影响。阿尔巴尼亚人怀有的光复主义似乎比东南欧多数民族更坚定，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自由已经被剥夺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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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其他地方，过去的扩张主义似乎已经消失。只有在美国、澳洲或加拿大的少数海外民族主义分子，还梦想为一个大希腊或圣斯特法诺保加利亚而奋斗。巴尔干几乎没有人实际怀着那样的期望。巴尔干对土地和领土扩张的态度就像战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已经改变了。而且，乡村社会至都市社会的变迁已经转化了少数民族的角色和当局对他们的态度。人们由乡村搬到城镇意味着离开军事敏感的边境地区，来到更不具特色和较不敏感的政治空间。巴尔干的国家不是已加入欧洲的组织，便是期望加入，这些组织都要求成员国能保障一定的人权及赋予少数民族权利。此外，经济增长表明以前是劳动力出口的国家现在正变成劳动力进口国：希腊是第一个发现来自菲律宾、巴基斯坦和乌克兰的新移民社群正将它变成多文化社会（不管它愿不愿意）的巴尔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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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像欧洲其余地方，巴尔干各国看到民族主义及少数民族权利的议题由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变成了边境、治安与都市共存的问题。为建立民族国家而从事的长期斗争——南斯拉夫战争可看作最后的阶段——已在整个20世纪延续。讽刺的是，当这场斗争结束时，国际上经济及政治的变迁却让民族国家的概念出现了疑问。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显示了“纯以国内政策来进行社会、经济转化的旧观念”碰到了最戏剧性的危机。虽然希腊（和未来可能有意愿的巴尔干国家）以比较低调和间接的方式进入欧洲联盟，但也有同样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中，撤消关税、保护国家产业以及遭遇全球竞争，都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占了上风。巴尔干传统的民族国家不再受到昔日帝国的威胁，甚至不会受到邻国的敌对和仇视。它的主要威胁现在来自国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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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五纵队（fifth column），原指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部下进攻马德里时在城市里做内应的人，现泛指敌人派入的间谍或通敌的内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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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卫队（Iron Guard），罗马尼亚的法西斯政党，二次大战后解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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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里尔字母（Cyrillic alphabet），被认为由神学家圣西里尔创造的一种字母，是俄语、保加利亚语等斯拉夫语字母的来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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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切特尼克（Chetnik），塞尔维亚民族独立运动游击队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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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体战（total war），指不同于有限战争的军事冲突，双方为了获得完全胜利，都愿在人力和其他资源上做出一切牺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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