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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历史权利（historical right），法令制定之前约定俗成取得的权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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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受他国统治的失地（irredenta），指根据居民的种族应属某国而受他国统治的土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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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三帝国（Third Reich），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1933—1945）。——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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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群众政党（mass party），由一般党员组成，最大特色在于发展出上下层级组织，借此组织争取支持者、教育党员，进而伸张主张、影响政治。不同于骨干政党经费常有工商企业或私人捐助，群众政党经费多半仰赖党费收入，因此发展组织与经费需要密切关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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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红军（Red Army），苏联陆军。是打败纳粹德国的战争中最重要的一支陆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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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向受到共产党威胁的国家提供军事、经济援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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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间之贸易取消关税限制，对外实行共同关税管理政策，此处是指欧洲共同市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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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南斯拉夫前总统及塞尔维亚社会党领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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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科索沃和沃伊沃迪那，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内的两个自治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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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要让种族从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文化实体进一步变为政治实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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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五百年：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 后记 关于暴力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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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欧洲旅行时，到处都有我并不特别喜爱的事物。嗯，我不是说“那样子不好”，我只是想知道事物为什么会是那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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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奥斯曼官员与法国神职人员的谈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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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让巴尔干重新成为欧洲地图的焦点，并唤起了人们对一次大战的不安回忆。当欧陆其他地方正在应付集体移民、新的区域差异与“多元文化社会”（一个委婉的名词）的议题时，东南欧仿佛退回到早期有关领土战争与种族同质化的历史逻辑。这是欧洲的过去，还是它的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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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反对西方国家干预巴尔干半岛的人较少责备米洛舍维奇，他们怪罪的是行为模式背后的长期文化因素。他们认为在巴尔干这个有数个主要宗教交会之处，种族差异才是当地冲突的长期来源。他们并未将种族净化看作建立民族国家的欧洲式逻辑的一部分，而是一连串屠杀和反屠杀的最新形式；巴尔干的历史正是由这些屠杀构成的。英国前首相梅杰于1993年说：“波斯尼亚境内的冲突是无关个人的、不可避免的力量的产物，任何人都无法控制。”这段话并不陌生。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外长阿诺托就同样将安那托利亚境内的反亚美尼亚人屠杀称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数千次斗争中的一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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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同本书所说，许多世纪以来，巴尔干半岛上的生活并没有比其他地方充斥更多暴力，事实上，奥斯曼帝国较大多数国家更能容纳语言和宗教的差异。对于曾目击奥斯曼末日的汤因比而言，冲突的来源显然在这个区域之外。他于1922年写道：“在这些人民中引入西方（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结果是造成屠杀……那样的屠杀其实只是相互依存的邻邦被致命西方观念煽动而进行的极端民族斗争。”“种族净化”——不论是发生在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1921年至1922年的安那托利亚，或者1991年至1995年的前南斯拉夫——不是原始仇恨的自发性爆发，而是宪兵和军队故意以有组织的暴力对付平民。它代表着民族主义分子为了打破社会结构所必需的极端力量，若是没有这一力量社会本可以忽视阶级和种族的裂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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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持这种看法。有位奥地利读者看过我在1994年写的《希特勒统治下的希腊内幕》，说我对于德军20世纪40年代在巴尔干的行径下了过于严厉的断言。依他之见，最近的冲突事件再度证明了巴尔干人民有特殊的暴力倾向。而我认为，从茂特豪森[1]的战时奴隶劳动营即可看出，奥地利人跟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的暴行并没有差距太远。但我们真正争论的与其说是暴行，不如说是残忍；与行为有关，而与人数无关。毕竟，产生古拉格[2]、灭种集中营或恐怖主义的人既不是巴尔干人民，也不是他们的统治者。纳粹国防军——尚且不必提其他纳粹情报机构——在巴尔干杀死的人民远胜过被巴尔干人民所杀的德军人数。而写信给我的那位读者反对的，是巴尔干游击队的杀戮方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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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战期间，纳粹意识形态也将“必要的”、无关个人的暴行与残忍或病态的行为区别开来，只有情绪或行动失控的人才会做出后面这些行为。1943年，慕尼黑的党卫军法庭审讯一位军官时，便将有条理及合宜的杀害跟被告的“过度残忍”、“病态”和“恶毒野蛮”的行径拿来比较。这样的态度是西方长久以来为了界定文明战争的规则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强调个人自我控制的理想形式。纳粹党人就像其他秉持这种传统思考的人一样，在巴尔干半岛看到了原始、东方的残忍好杀习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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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回头谈一谈蒙田讨论残忍的文章。他严厉批评当时拿别人受罪取乐的人，同时描写他因为人们和动物受到不必要的痛苦时所感到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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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亲眼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世人居然能够如此铁石心肠、野蛮成性，仅仅为了乐趣就杀害他人，切、割、砍成碎块，并竭尽思虑去发明未曾使用的酷刑和未曾听说的折磨……我也从不忍心看到那些可怜、无知的野兽被追逐杀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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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和惩罚这种朝“人道的”概念的转变，与人们对人性看法的改变有密切关系，并且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中渐进发展而来。但接着突然间，1820年到1860年，西欧死刑犯人数锐减，一些古老的刑罚如肢刑、火刑和斩首都遭到废除，同时现代监狱出现，不再以公共场所作为国家处刑的主要地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于1836年写道：“对于痛苦的景象，甚至痛苦的观念，那些充分享受高度文明利益的人愈来愈无法忍受。”由于“高度文明才得以实现的完美的机械安排”，对他人施加痛苦的事可以假手于“法官、士兵、外科医生、屠夫和刽子手”。密尔继续写道：“为了避免实际的痛苦，同时也为了避免任何冒犯或不愉快的想法，人们才会有那许多文雅的行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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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后，这样的想法打动了一位英国旅人威京逊爵士，他力图干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与黑山之间的边境战争。由于双方都有砍下敌人头颅来示众的习惯，他感到非常不安，写信给黑山的主教国王彼得·尼哥希[4]，力称“震惊人们的”习惯会激起复仇的欲望，实际上会使仇恨没完没了。他试图解释“文明战争引发的情绪和复仇形式的战争之间的差别”。如我们所知，加图街阴谋分子[5]才刚于1820年在伦敦被公开斩首示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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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都已减少公开处决的次数，反映出新的“文明的情感”和新工业设备的兴起，也显示政府担心不守秩序的群众和他们易被挑起的激情。东南欧的农民社会则是一个道德观、机械观和政治观都截然不同的世界。奥斯曼当局并不担心暴民，会进行公开惩罚，他们认为欧洲人使用人体做外科实验和解剖才是亵渎神明和不道德的。因此，因为亲人被土耳其人杀害而刚刚决定报仇的黑山国王彼得二世，当然认为威京逊的提议不可行而礼貌地拒绝。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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