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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农民的艰难生活和社交礼法之间的密切关系，一位年长的黑山妇女最近对访谈者说：“我们也许贫穷，但是我们拥有荣誉。”西方人肯定个人自我控制的价值，非西方人则比较关注家庭荣誉的维护。自从拜占庭甚至更早的时代以来，巴尔干农民社群便依集体责任和赏罚的精神来制定正式或非正式的生活准则。处罚，甚至包括由政府国家执行的刑罚，长久以来反映着一般人的观点：家庭应当对个别成员的不当行径负责。例如，19世纪塞尔维亚的农民提议将罪犯及其家人一起流放到特别的受刑区域，以根绝日益猖獗的罪行。防治盗贼法时常将盗贼和他们的亲人共同驱逐出境或课以罚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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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代化的政治人物都被节制暴力的新规范所吸引，也就是个别的、私密的和非人格的规范，不再采取集体的、家族的和公开的规范。建立新国家（在巴尔干和在其他地方都一样）意味着从所有无公权的人手中夺取暴力、刑罚和地方立法的权力，集中让公职人员管理。借用20世纪20年代一位希腊记者的话来说，国家有“责任表明它凌驾于每个人和每件事”。正规军取代了自行武装的团体，司法和刑事官僚取代了农村法院和习惯法，政府追捕盗贼。在黑山，部落法本来有无上权力，但是彼得二世的继任者达尼娄在1851年强行颁布新的法律规范——时间距威京逊首次建言不到十年——并且阻止斩首的行为。他也将世族血仇定为非法，因为世仇使得各部落不可能团结为一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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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价值观并无法立即或完全地普及。二战时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对犹太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屠杀（尤其是在雅瑟诺瓦死亡集中营），或者罗马尼亚的铁卫队于1940年至1941年进行的大屠杀，正是新旧形式的心态与技术的一种混杂。1947年希腊内战期间，气愤的《每日镜报》曾在头版刊出一张武装保皇人士骑马校阅希腊叛军头颅的照片。它的标题是“头不值钱”，凸显正规军警手段的“残忍和凶暴”。事实上，英国政府早已颁令禁止展示被砍下来的脑袋，并建议以照片来指认已死的游击队员。私底下，英国官员对于“凶暴”这个字眼的使用都感到遗憾。他们指出：“并不只有希腊会展示罪犯的尸首。即使在太平时代，为了使惊恐的人民深信恶名昭彰的杀人犯已经就地正法，也会这么做。”在治安不良的社会，砍头能证明犯人已死，并且肯定处决者的胆识或国家的权力。运送全尸是很笨重的工作，摄影机又所费不赀，连美国的赏金猎人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头绝非不值钱，事实上还很有价值，悬赏的价码早就定好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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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巴尔干半岛上是否真有喜好残忍的倾向而且残留至现代？或许答案视残忍的定义而定。毕竟每个人说的故事可能都不一样。美国从1880年到1920年期间暴民动用私刑的种族暴行，或者劳工抗议在各地所引起的阶级暴行，在巴尔干半岛都找不到类似的事例。西欧自有一种关于革命暴力的神话（始于索雷尔[6]）。此神话在西欧的影响力远远大过在东南欧。革命暴力一般被视为英雄行为而非野蛮行径。1930年和1960年之间，巴尔干半岛上的政治暴行（从左翼到右翼）并不会比其他地方严重。不论我们比较战后保加利亚的监狱和苏联的监狱，或比较希腊和西班牙各自内战后的俘虏营，结果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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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以外，巴尔干国家也不曾较其他国家杀害或监禁更多平民。美国有1100万嫌疑犯和200万囚犯，苏联有庞大的在囚人数，相较之下，当代的东南欧看起来人道多了。1994年，美国每10万人中身陷囹圄的有554人，罗马尼亚为195人，马其顿为63人，希腊则为16人。后面这些国家的囚犯都不会面对司法处决，而美国每年却让数十名囚犯坐上电椅或被注射致命毒剂。如果我们很难证明现在的巴尔干国家比其他国家残忍，我们同样也很难对他们的社会作相同的指控：他们的犯罪率并未超出欧洲水准，暴力犯罪更是欧洲最低的。酗酒和种族仇恨都没有像在新教欧洲一样在巴尔干引发人身攻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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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寻找巴尔干凶残嗜杀的证据时，西方人却时常将19世纪浪漫的民族主义分子编织出来的神话误作真理。欧洲——由爱尔兰到波兰——的幻想家梦想着复活、牺牲，以及为了国家前途而溅洒热血。以这方面最著名的作品《山间花环》为例，它赞扬了传闻中一个半世纪之前穆斯林在黑山被灭绝的事，但它其实是主教国王彼得二世的想象诗作，并非史实。穆斯林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慢慢离开黑山，这篇史诗却将这段不怎么血腥的事实赞美成颇有英雄式的残暴。科索沃传奇在20世纪的出现也同样会误导人，它显示了现代的而非中世纪的偏见。这两个例子都是描述巴尔干流血冲突和民族团结的史诗，而它们的兴起并非偶然；它们都发生在巴尔干19世纪以来建国过程遭到特别压力的时候。这一点，而非过往的历史，才是这股种族偏见的根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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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海湾战争中首次证明了西方愈来愈将战争本身视为一种奇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干预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时，动用了不用人员且能在远方操控的科技，为的是向西方大众保证现在的军事行动可将交战双方的死伤减到最少。或许，战争本身正以这种方式失去了个人化的特色，就像早先的社会暴行一样。将巴尔干的暴行轻易地描述成原始和非现代，已成了西方与它保持适当距离的一种方式。然而，事实上种族净化不是特定的巴尔干现象。在希特勒进行战争时及战争结束后不久，中欧和东欧很多地方都曾发生“种族净化”：20世纪40年代有超过50次的强迫性人口迁移，使数百万德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等死亡或变成移民。种族净化凶残的根源并不是巴尔干人民的心态，而是利用现代科技资源的内战的本质。不同于民族战争，内战无法团结社会，不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帮助英国社会走向团结。相反，内战恶化了潜在的紧张和差异，社会和政府机构在战时会统统瓦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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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暴行的外衣能够暂时卸除，巴尔干看起来会是怎样呢？当然，东南欧所遭遇的威胁仍然存在，或许比其他地方更严重：土耳其与希腊的关系（因为争夺塞浦路斯而结怨更深）需要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才能改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科索沃的轰炸虽然解决了一个难题（即塞尔维亚人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迫害），却又制造出其他难题（即阿尔巴尼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迫害，以及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新关系）。正因为巴尔干各国的建国历史较短，过程较仓促，因此民族主义仍比其他地方强势，民间传统比其他地方脆弱。不过，虽然南斯拉夫于20世纪90年代因为自身的缘由陷入战争，巴尔干其他国家却沿着和平的路途前进。希腊偶尔对于“伊底鲁斯北部”（即阿尔巴尼亚南部）的提及，保加利亚对“马其顿”的梦想，罗马尼亚对于比萨拉比亚和摩尔多瓦的乡愁，今日已经式微且失去了意义，尽管这些议题曾在一个世纪以前挑起战争和侵略。巴尔干各国的政治已经停止绕着扩张主义和民族荣耀打转。或许只有某些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分子仍未放弃这种梦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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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一场社会和经济的革命转变了巴尔干半岛。朝向都市化、工业化——现在是后工业化——社会的重大变迁使得日常生活的本质产生了根本改变，并为国内的政治精英带来新的挑战。冷战的结束让巴尔干得以参与一个不同的欧洲，此时欧洲的价值观显现在它举足轻重的跨国机构，如欧洲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冷战的结束也改变了巴尔干的地缘政治：巴尔干现在位于一个大肆扩张的市场的中心，市场广及黑海、苏联和中亚，远大于奥斯曼帝国崩溃以来的任何时候。换句话说，东南欧的问题和前途已今非昔比，他们现在面对的困境跟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如何调和旧式的社会福利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竞争压力，如何提供能源而同时保护自然环境不受污染，如何阻止乡村生活方式全面衰退，以及如何建立繁荣的经济，减少组织性犯罪，让民主制度昌盛。或许，了解巴尔干的历史就能进一步扫清眼前障碍，发现未来的种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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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茂特豪森（Mauthausen），过去纳粹集中营所在地，曾有10万人在那里丧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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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拉格（Gulag），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劳动改造营管理局的缩写。该局对政治犯进行强迫劳动以作为惩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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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次大战时纳粹占领南斯拉夫，残忍地压制人民的抗争。当时的规矩是一名德国士兵被游击队杀害，就要枪毙10名南斯拉夫人偿命，数十万人丧命在侵略者的枪口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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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教国王彼得·尼哥希（Vladika Petar Njegos），亦即彼得二世（1830—1851），也是有名的诗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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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图街阴谋（Cato Street Conspiracy），由西斯尔伍德（A. Thistlewood）带头，欲谋杀所有英国国会议员、推翻英国政府的一项计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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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索雷尔在他著名的《暴力论》中提到，经过算计、危险且报复心强的暴力是令人厌恶的。倒是自发性的暴力、自然产生的暴力，举例来说，某一阶级为追求正义公理而发动造反，这种暴力则是纯粹且受到祝福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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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五百年：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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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cited in Stanko Todorov, Imagining the Balkans (New York, 1997),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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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arrington W.Smyth, A Year with the Turks (New York, 1854), 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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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arl of Albermarle (George Keppe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Across the Balcan (London, 1831); M.von Tietz, St Petersburgh, Constantinople and Napoli di Romania in 1833 and 1834(New York, 1836 ed.), p.91; Lt-Gen.A.Jochmus, “Notes on a Journey into the Balkan, or Mount Haemus in 1847”,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24 (1854), pp.36-86; E.Ollier, Cassell’s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Russo-Turkish War (London, n.d.), vol.2,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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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 Vidal de la Blache and L.Gallois, Geographie Universelle, vol.7, no.2 (Paris, 1934), pp.395-396; J.Pinkerton, Modern Geography: 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s, Kingdoms, States and Colonies, with the Oceans, Seas Isle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2 vols. (London, 1802), vol.1, p.461; Jochmus, “Notes”, p.64.The earliest indigenous account is probably D.Filippides and G.Konstantas’s 1791 Geografia neoteriki
:see the edition edited by A.Koumarianou (Athen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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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higas in R.Clogg, ed., The Movement for Greek Independence, 1770—1821(London, 1976), pp.157-163.E.A.Freeman, ‘Race and Language’, Contemporary Review, 29 (1877), pp.71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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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f.Ami Boue, Recueil d’itineraires dans la Turquie d’Europe (Vienna, 1854), vol.2, pp.327-332; H.F.Tozer, Researches in the Highlands of Turkey (London, 1869), vol.2, pp.393-397; Saint-Marc Girardin cited in T.G.Djuvara, Cent projets de partage de la Turquie (Paris, 1914), p.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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