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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之殇：西班牙内战中的后方大屠杀 10惧怖之城的回应帕拉库埃略斯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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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曾声称他永远不会让炸弹落到马德里，但是针对首都的大规模空袭已于1936年9月发生。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确保了马德里富裕阶层聚居的萨拉曼卡区不在受打击的范围。于是，萨拉曼卡区的大街小巷人满为患。晚间，无法进入地铁站台躲避的人们，就在这个街区的萨拉曼卡路、委拉斯开兹路、戈雅路和普林西佩–德贝尔加拉路等林荫大道两侧的人行道上席地而眠。针对城市其他地区的空袭远远无法削弱马德里市民的士气，相反却引起了他们对反叛者的深恶痛绝，而他们所憎恶的直接目标，就是西班牙首都中那些被认为是叛乱支持者的人。这包括尚未被发现的第五纵队成员和已经身陷囹圄的右翼分子。在围城期间的妄想多疑的气氛中，他们被不加区别地当成“第五纵队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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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架叛军飞机在城市上空纷纷扬扬洒下大量传单，并在传单中威胁说马德里每有一名右翼囚犯被杀，他们都会枪毙10名共和派人士为他陪葬时，仇恨进一步加剧。共和国日报《呼声报》（La Voz）也在煽动人们极端恶劣的情绪，它宣称：“据估计，一旦马德里陷落，这座城市将成为遍布着十万殉难者的恐怖剧场。”鉴于非洲军团在南部的所作所为，公众普遍相信，任何人，只要曾经是与人民阵线有联系的任何党派团体的成员，担任过任何政府职务或者隶属任何工会组织，都将遭到枪杀。“在一场末日般的血腥狂欢之后，当自由之敌的野蛮报复已经圆满完成，当资产阶级的大人物纷纷逃亡而无产阶级大众惨遭杀害时，2,200万西班牙人民将遭受最残暴和最耻辱的奴役。” 1 另一份共和国日报《消息报》报道称，凯波·德·利亚诺曾告诉英国记者，马德里将会有一半人口被取得胜利的反叛者枪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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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传播恐惧和仇恨方面，没有什么可以与《呼声报》做出令人毛骨悚然之预言后两周里所发生的事情相比。11月16日，共和国方面向仍留在马德里的外交官们展示了被以可怕方式肢解的一名共和国飞行员的尸体。前一天，他驾驶飞机在塞哥维亚附近的佛朗哥队伍战线后方迫降。他被殴打致死，尸体被拖着在城里游街示众。抓他的人还“不辞辛苦”地将其分尸，然后将肢解后的尸块塞入一个箱子，在箱子上安装降落伞，用飞机载着飞往马德里，并将其空投到位于马德里东北部的巴拉哈斯的机场。箱子里附带一张纸片，上面写道：“这是给赤党空军头目的礼物，这样他就会知道，这就是等待着他和他手下所有布尔什维克分子的命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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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围城导致的幽闭恐惧症的影响下，饱受日常恐怖折磨的人们早已开始通过残暴对待囚犯来发泄自己的情绪。恐惧与愤恨交织的强烈情绪，不可避免地使很多马德里民兵组织的活动更加频繁。这些民兵组织，既包括独立的自发的治安维持团体，也包括“官方”的组织，后者诸如创建于9月中旬的“民兵后卫安全部队”，或者那些仍在省公共调查委员会之架构下运作的团体。这一情形在8月22日的模范监狱事件，以及接下来发生在监狱系统内的“提人”行动中得到了彻底的展示。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政治领袖，都不认为近8,000名被关押的右翼分子和活跃的“第五纵队”有什么大的区别。在此阶段，第五纵队还远远不是于1937年成形的组织化网络，冷枪手、破坏分子和失败主义者只取得了零星“战果”。然而，在被当作叛乱支持者而加以关押的众多人员中，很多人，特别是军官，被认为极具潜在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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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佛朗哥的纵队进一步向首都地带推进，在针对右翼分子的普遍仇恨上又增添了一种更为具体的担忧：在马德里监狱中关押有如此之多经验丰富的右翼军官，而他们已经断然拒绝了来自个人和集体的劝说，拒绝履行效忠共和国的誓言，拒绝守卫马德里这座城市；这些人的存在让人不安。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之下，共和国军政当局决意避免让这些人成为新的叛军纵队的骨干力量。这将是在1936年11月间决定囚犯最终命运的最关键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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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该问题已经在陆军人民委员部（War Commissariat）的会议上经过了紧张的讨论。该机构成立于两周之前，由担任外交部长的社会党人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担任主席。组织陆军人民委员部的目的，是为了监督新成立的人民军的忠诚，当时所有“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均已被置于国防部长指挥之下，这也是民兵军事化的开端。 4 当11月1日提出有关囚犯的问题时，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离开会场向拉尔戈·卡瓦列罗征求意见。他返回会场后说，总理已命令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负责安排囚犯转移。但在接下来的5天中，这项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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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一群无政府主义者造访了由修道院改造而成的圣安东监狱，并挑选出了拘押在那里的400名军官的档案卡。其中最年轻的那些军官曾经接受审讯，并被询问是否要为共和国战斗。他们均对此表示拒绝，由此犯了叛变罪。11月4日，当马德里南面的赫塔费陷落时，当天有30至40名军官接受了人民法庭的“审判”。在他们已放弃效忠誓言的情况再度被确认后，11月5日黎明时分，他们被从牢中提出执行枪决。另有40人在同一天晚些时候被带走，押赴首都郊外执行枪决。第二日，有173人分为三批进行转移。第一批与第三批囚犯（各包括59人）均安全到达了埃纳雷斯堡。第二批囚犯共55人在前往埃纳雷斯堡半途的帕拉库埃略斯被处决。11月6日的转移行动（而非谋杀事件）得到了保安总长曼努埃尔·穆尼奥斯的授权，他还在10月27日至11月2日期间下达命令，从本塔斯监狱中进行类似的囚犯转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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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来自省公共调查委员会的侦缉人员主导庭审活动的后果之一，从10月下旬起，“提人”行动的节奏明显加快。这些非法手段令共和国高层人士深为不安。律师协会的秘书长路易斯·苏维利亚加和最高法院院长马里亚诺·戈麦斯采取了特别的措施。他们寻求无政府主义者梅尔乔·罗德里格斯的帮助，后者因在拯救大量右派分子方面所做的努力，已经引起了他的同志们对他的怀疑。11月4日，4名无政府主义者进入共和国政府，并分别担任商务部长（胡安·洛佩斯）、卫生部长（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工业部长（霍安·佩罗）和司法部长（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当时，苏维利亚加和戈麦斯希望，梅尔乔的人道主义努力能够凭此获得某些官方支持。事实上，加西亚·奥利韦尔曾经是与杜鲁蒂并肩作战的伊无联创始人之一。他曾因恐怖主义行径而多次入狱，这种犯罪记录反而是他被选为司法部长的极有利的条件。其背后的逻辑是，他有可能能够说服无政府主义方面的基层民众，让国家来处理司法事务。苏维利亚加和戈麦斯希望他任命梅尔乔·罗德里格斯为监狱系统总监，该职位自从佩德罗·比利亚尔·戈麦斯于9月下旬辞职以来一直处于空缺状态。然而，考虑到佛朗哥纵队对马德里的威胁，保护囚犯并非加西亚·奥利韦尔的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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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奥利韦尔拒绝在未同全国劳工联盟的地方及全国委员会进行商讨之前任命梅尔乔·罗德里格斯为监狱系统总监，然而，与镇压行动牵扯颇深的上述组织对梅尔乔·罗德里格斯极为不信任。因此，加西亚·奥利韦尔安排了两个随他从巴塞罗那赶赴首都的值得信赖的“老伙计”，胡安·安东尼奥·卡内罗和豪梅·内沃特，让他们分别担任监狱系统总监和总督察长。 7 加西亚·奥利韦尔给内沃特的任务并非阻止暴行，而是寻找并销毁全劳联或伊无联组织中所有曾经被捕入狱的成员的犯罪记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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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1月6日，叛军已经穿越大学城和“田园之家”公园，并且推进到距离马德里市的最大监狱（位于阿圭列斯区的模范监狱）只有区区200英码（约183米）的地方。佛朗哥方面的军官后来声称，土著正规军的先头部队当天即已组织了偷袭小分队，成功潜入模范监狱内部并救出了一些囚犯。这种突袭行动导致了共和国方面向监狱中派驻国际纵队单位。 9 在被关押于此的近2,000名军官中，大多数均已拒绝了为共和国而战的召唤，并迫不及待准备加入围城的叛军部队。他们的决心只会因成功的营救行动而更加坚定。事实上，他们在得知叛军进展的时候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了兴奋之情，他们对看守施加威胁，并且大肆宣扬他们想要尽早加入他们的反叛同僚的意愿。 10 如果他们真的加入了佛朗哥的部队，后者的力量将得到极大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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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拉尔戈·卡瓦列罗内阁于11月6日午后不久最终做出了撤离首都前往巴伦西亚的必要决定。 11 记载此事的各种回忆录资料存在很多说法上的差异，我们只能对当天所发生诸事件的具体时间进行大致估计。在这一命运攸关的会议结束后不久，可能是在当天下午4点到5点之间，国防部副部长何塞·阿森西奥·托拉多将军会见了中央军作战部主任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和第1军区的负责人何塞·米亚哈·梅嫩特。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给上述两人每人一个密封的信封，上面写有“最高机密，不要在明天上午6点前打开”的字样。鉴于局势的紧迫性，在阿森西奥刚刚动身前往巴伦西亚时，两位将军忽略了这一指示并打开了信封。他们发现各自信封中的命令应该是给对方的。波萨斯将军得到的命令是，在通往巴伦西亚途中的塔兰孔，为中央军区设立一个新总部。米亚哈则被安排负责首都的防务，并奉命建立一个被称为“保卫委员会”（Junta de Defensa）的机构，该机构将在马德里及其周边地区掌管政府的全部权力。如果他们遵照指示不打开信封并返回他们各自的司令部的话，他们将在彼此相距很远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命令，而这将给城防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说，密封信封的人很可能是一个反叛方的同情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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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往巴伦西亚的内阁成员和很多政府官员看来，首都注定会陷落，而保卫委员会的存在只是为了管理这一不可避免的失败。结果，在无法承受的压力和困难重重的局面下，它主导了一次近乎奇迹般的胜利。 13 米亚哈的艰巨任务不但包括组织军民保卫马德里，同时也要为市民和露宿街头的难民提供食物和庇护所。另外，他还得处理“契卡”的暴力行径，并对付活动中的第五纵队。 14 因此，保卫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局部范围的迷你政府。其组织机构中的各“部长”被称为“委员”（Councillor），委员会中各代表则来自组成该“中央政府”的各个党派。而米亚哈本人首先选择的求助者是共产党人，后者已经准备就绪并等待其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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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午后举行的内阁会议过后，两位共产党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和比森特·乌里韦立即向共产党高层领导佩德罗·切卡和安东尼奥·米赫报告了政府撤离首都的消息。切卡（Checa，他的名字与“契卡”组织毫无关联）是西班牙共产党的组织委员。在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因身患重病而频繁缺席的情况下，他和米赫是共产党的实际领导者。他们讨论了政府撤离可能会导致的后果，并制定了相应的计划。令人惊讶的是，与会者中包括统一社青团的两位年轻领袖——圣地亚哥·卡里略·索拉雷斯和何塞·卡索拉·毛尔，他们俩当时至少从理论上说还是社会党而非共产党党员，因为他们在第二天才正式申请成为共产党员。他们能够出席会议，表明他们实际上已经居于共产党的最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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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切卡和米赫两人同米亚哈商讨了有关西班牙共产党参与保卫委员会的相关事项。米亚哈对西共方面的积极参与感激涕零，欣然答应让他们在保卫委员会中占据作战委员与公安委员两个职位。他还接受了来自西共方面的具体提名：安东尼奥·米赫和伊西多罗·迭格斯·杜埃尼亚斯分别担任正副作战委员；卡里略和卡索拉则分别担任正副公安委员。这样，正如卡里略后来所说，“在11月6日晚间，我与米赫以及其他人一起开始履行职责”。接下来，米赫、卡里略和卡索拉前去面见总理，希望能够获得政府关于撤离一事向马德里人民发出的解释声明。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办公室外面有一堆手提箱，但他仍然否认政府即将撤离首都。他们曾经崇拜的英雄就这样欺骗了他们，这些深感失望的人重新回到了西共中央委员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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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消息来源证实，在11月6日晚，就在与米亚哈的这次见面之后，卡里略立即在公安委员部（Public Order Council）中任命了他的下属，并着手给他们分配任务。来自统一社青团方面的一位举止优雅的知识分子塞贡多·塞拉诺·庞塞拉，主持成立了一个被称为公安代表处（Public Order Delegation）的小组委员会。他被授权负责保安总局在马德里的各项工作。 16 拉蒙·托雷西利亚·吉哈罗是公安代表处的成员之一，1939年被佛朗哥分子抓住后，他告诉审讯者，对卡里略和塞拉诺·庞塞拉的任命于11月6日晚间开始生效。托雷西利亚进一步透露，他和代表处的其他成员从11月7日凌晨起就开始召开会议和发号施令。另一位成员，阿图罗·加西亚·德·拉·罗萨，在接受爱尔兰历史学家伊恩·吉布森采访时也证实了这一点。 17 无政府主义者格雷戈里奥·加列戈强调了共产党人立刻进入角色的能力：“我们意识到，这一系列动作不会是临时做出的，它们看上去筹备得当，操控者也游刃有余。”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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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米亚哈与他的副官和秘书坐下来考虑如何创建“保卫委员会”的问题时，时间已接近晚上9点。他们仍在考虑委员会的候选人员名单，而共产党代表已经抵达并成功占据了作战委员部和公安委员部的关键位置。因为共产党方面早已确定了人事安排，这两个委员部得以立即开始运作。被留下来尽其最大可能坚守这座城市的米亚哈将军，在这个夜晚剩下的大多数时间里，致力于清点他手头可用的兵力及武器装备。11月7日上午7时，米亚哈前往陆军人民委员部主任的办公室，希望与其他政治领导人进行接触。这里每天都会举行国防部的例会，讨论冲突的进展情况。现在，米亚哈发现他想见的大部分人都和政府一起逃去了巴伦西亚。因此，他耗费了整个上午的时间，才逐步召集起保卫委员会的其余人员。按照多位目击者的说法，直到11点最终名单才确定。它基本上是由来自各党团和工会组织的年轻代表组成。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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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忙成立的保卫委员会直到11月7日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候才召开了首次正式会议。但毫无疑问的是，从前一天晚间开始，全权负责处置囚犯的是以下三人：圣地亚哥·卡里略·索拉雷斯，他的副手何塞·卡索拉·毛尔，以及实际履行马德里保安总长之职责的塞贡多·塞拉诺·庞塞拉。很明显，处置囚犯的关键性决定，是在11月6日晚间撤往巴伦西亚的政府离开和24小时后的保卫委员会正式成立之间的权力真空中做出的。不过，要说这些决定是由3位年纪分别只有21岁（卡里略）、30岁（卡索拉）和24岁（塞拉诺·庞塞拉）的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单独做出的，显然也难以令人信服。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他们正在贯彻实施的那些决定一定是获得了更为资深的人士的允准。当然，这需要得到切卡和米赫的同意，而他们又需要得到米亚哈（甚至可能包括苏联顾问团）的批准。在这座被恐怖笼罩的城市中，苏联在坦克、飞机、国际纵队和技术经验等方面提供的援助，确保了共和国方面会征询其建议并感激地加以接受。决定的贯彻实施也需要——而且也的确会得到——无政府主义运动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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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授权、组织和实施这场囚犯处置行动的过程中，涉及人员众多。不过，卡里略当时的公安委员之身份，以及他后来担任西共总书记的突出经历，导致他被指控须对之后的死亡事件负全部责任。这种说法当然很荒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责任。要界定他到底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必须要从为什么一位年仅21岁的社会党青年运动成员能够大权在握这一问题入手。事实上，当时的卡里略绝非表面看起来的那样。11月6日夜里，在与米亚哈会晤后，卡里略、塞拉诺·庞塞拉和卡索拉等人被西共正式接纳为党员。他们并未接受严格的党员资格审查。在一个根本算不上正式的所谓入党仪式上，他们只是简单告知了何塞·迪亚斯和佩德罗·切卡他们希望加入西共，然后就被当场纳入其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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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简短的入党程序似乎暗示了，卡里略早已是社会党内部一个重要的共产党“潜水艇”。在1934年10月的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之后，他以社会党青年运动（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的身份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开始倡导与人数更少的共产党同类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并。共产国际方面的代理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卡里略成了他们争取的一个潜在对象。驻西班牙的共产国际最高代表，阿根廷人维托里奥·科多维拉安排他受邀前往莫斯科，讨论将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合二为一的可能性。当1936年2月16日大选结束后他被释放出狱时，他立即申请护照前往苏联。这对他而言代表着一个美妙的前景。在与卡瓦列罗一同经历了为期一年的监禁生涯后，他与社会党青年组织的其他杰出成员一样，觉得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今不如昔。由中年男人构成的社会党领导层很少会允许青年激进分子接近其僵化体系中的权力中心。1936年3月3日，卡里略作为共产青年国际的嘉宾抵达莫斯科。共产青年国际组织受到了苏联情报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密切监视。因此，很有可能，已被当成共产国际未来之星的卡里略在莫斯科接受了严格的审查，并且不得不努力向他的老板们证明他本人对苏联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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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西班牙后，卡里略于3月31日参加了西共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了有关让社会党青年组织成为共产青年国际之成员，以及工人社会党与西共联合并加入共产国际的建议。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并非是向外人提供的一项特权。 21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回忆录中，卡里略坦承，到1936年11月初，尽管他在名义上仍是社会党的一员，但他已经在出席西共政治局的会议，这也表明了他的老资格。 22 在科多维拉的帮助下，他于1936年4月争取达成了一项将社会党青年运动和共产党青年运动合并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协议。在西班牙各地（尽管并非全部地区），合并工作即刻开始进行。9月份，卡里略被任命为统一社青团的新一届总书记，在某些地方，“青年团”就是西共的官方组织。总体上说，统一社青团的诞生极大地促进了西共影响力的提升，但这是以牺牲社会党之利益为代价的。到那时为止，哪怕卡里略还不是西共党员，他距离入党恐怕也只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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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塞拉诺·庞塞拉于11月7日凌晨起开始负责公安代表处的运作时，他得以利用保安总局之局长曼努埃尔·穆尼奥斯在离开马德里赴巴伦西亚之前所留下的有关转移在押犯的命令。 23 德国籍人士费利克斯·施莱尔是反叛方的狂热支持者，他声称，模范监狱的典狱长曾向他展示过由警察局长兼穆尼奥斯副手的比森特·希劳塔·利纳雷斯签署的释放囚犯之命令。此外，施莱尔坚持认为，希劳塔是按照穆尼奥斯的口头指示签署这份文件的。然而，实际的情况可能是，穆尼奥斯只是安排其副手起草必要的文件，而非实际签署命令文件。施莱尔还声称，后来他被告知，穆尼奥斯的举动是换取西共方面不反对其加入巴伦西亚政府而向共产党民兵做出的让步。迄今为止并无有力证据证实这一点。 24 无论如何，转移囚犯的命令并不等同于展开杀戮的具体指示——有部分被转移的囚犯安全抵达目的地这一点即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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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谁签署了相关的命令，在行政架构分崩离析和公众普遍陷入恐慌的状态中，转移多达8,000名囚犯恐怕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如此，卡里略的公安委员部还是接手了这项工作。 25 结果，转移行动变成了一场大屠杀。在本章的后续部分中，我们将在现有证据的范围内，阐明事件的来龙去脉，讲述是谁做出了决定，又是谁在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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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囚犯转移（这里的“转移”并不一定意味着处决）的各方中，有共和国军事当局，米亚哈将军和他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以及当时在马德里的苏联高级代表和共产党领导层。鉴于苏联方面所提供的关键性军事援助以及他们自己在俄国内战期间于圣彼得堡围城战中所获得的经验，寻求他们的建议是合情合理的。苏联军援人员中的最高代表是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扬·安东诺维奇·别尔津将军，以及弗拉基米尔·戈列夫。别尔津和苏联外交人员随共和国政府撤往巴伦西亚，而戈列夫留在了马德里，其官方身份是使团武官，实际上却是苏联军事情报局（“格鲁乌”）马德里情报站的负责人。因此，戈列夫将与罗霍一道在保卫马德里的战役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时在场和参与其中的是《真理报》（Pravda）记者米哈伊尔·科尔佐夫，他也许是当时最有权势的俄国新闻记者。虽然身在马德里，但他与斯大林本人关系密切，当没有紧要的新闻工作任务时，看起来他一直在按照戈列夫的指示行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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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马德里保卫战的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共产国际高层人员，阿根廷人维托里奥·科多维拉和意大利人维托里奥·维达利。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的维达利在共产党第五团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部后来成为共和国人民军的核心。他是第五团的政治委员，固执地认为必须消灭马德里内的叛军支持者，这都反映在他众多的文章和演讲当中。像他们的西班牙同志一样，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官员在听到在押右翼囚犯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即将获释并叫嚣加入叛军的报告时，也感到极为担忧。戈列夫、别尔津和其他苏联顾问，包括维达利在内，均坚持认为将危险的囚犯继续留在马德里是自杀之举。鉴于围城的局势令人绝望，比森特·罗霍和米亚哈也赞同此观点。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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