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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03 无法解释甚至更不合理的是军队、警察以及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绅士——他们应有尽有并以信仰天主教而自豪——所犯下的数量更多、手段更加残忍的罪行。[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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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05 “革命在一个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支持它的共和国政府执政期间开始进行。”过了一段时间阿萨尼亚总统写道,“过激行为逐渐开始在部长们惊讶的目光下出现。面对革命,政府可以选择支持或镇压。但是,与支持革命相比,政府更不可能进行镇压。它有没有镇压所需要的足够武力值得怀疑。我确信它没有。尽管如此,使用武力仍将引起另一场内战。”[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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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07 失去国家的镇压机器,自由派的何塞·希拉尔政府成了有名无实的政权,[70]它的权力因此而被分解为无数的碎片散落到上千个城镇和乡村的革命委员会手中,它们控制着邮政局和电报局、[71]广播电台[72]和电话交换机,[73]组织了警察分局和法庭、公路和边防巡逻队以及运输和供应部门,并且建立[54]了上前线打仗的民兵部队。总之,如同一些著名的反佛朗哥阵营拥护者用大量证据证明的那样,何塞·希拉尔内阁在西班牙的任何地方都无法行使真正的权力。[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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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09 随着军事叛乱的爆发,经济像政治一样突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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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11 在那些叛乱失败的省份,两个工会组织——社会党人的劳动者总工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全国劳工联合会[75]——的工人控制了大部分经济活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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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13 尽管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一九三六年七月,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搞垮了共和国政权,然而,内战期间采访报道左派阵营的《纽约时报》通讯记者赫伯特·L.马修斯——四十年来他是公认的西班牙问题权威,他的著作和文章对美国舆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其最后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中对革命导致的变化轻描淡写毫不在意。他首先引用了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杰克逊的说法,“在仍由人民阵线控制的许多地区,发生了十五世纪以来最深刻的社会革命”,接着,他评论道:“几乎每一个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学家都以多少有点不容置疑的措辞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要说的是,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情,勉强称得上一场革命,但是不应对它言过其实。从某种严格的意义上讲,革命根本没有发生,因为共和国政府的运转情况与内战之前几乎一样。”[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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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15 这段引语是一个例证,证明一些支持政府的新闻记者后来通过自己的著作使他们在内战期间就基本事实所传播的真假参半的欺骗性描述和歪曲性报道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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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17 尽管如同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所看到的那样,由于外交方面的原因,共产国际遵照克里姆林宫的指示,试图对外界掩盖这场席卷了西班牙的范围广泛的社会革命,但是,即使根据共产党方面的资料来源,从来也不缺乏有关西班牙革命之广度和深度的证据。“参加叛乱与人民为敌的大资本家还是工厂的主人吗?”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问道,“不,他们已经不见了踪影,于是,工厂……落到工人手中,由工会掌控。”[78]“今天,”共产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书记安东尼奥·塞赛宣称,“工人拥有了工厂,工人拥有了银行,工人拥有了土地,工人拥有了武器。”[79]内战刚刚爆发不久,苏联首席记者、斯大林个人在西班牙的代理人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说,根据粗略的估计,约有一万八千家工商企业被工会和政府所接管,其中两千五百家设在马德里,还有三千家企业设在巴塞罗那。[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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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19 地产被没收,一些被集体化,另外一些分给了农民,同时,在无数城镇和乡村,公证档案和财产登记簿被付之一炬,尽管官方公报一年多后仍不承认财产记录被销毁了。[81]在反佛朗哥阵营控制的“各个省份”,共产党领导人何塞·迪亚斯断言,“大地主已经不复存在”。[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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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21 附属于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农业工人工会组织成百上[55]千次地对私人财产进行没收,然后,他们到土地改革协会把没收的财产登记在案。土地改革协会是农业部的代理机构,经常发布报告列出所没收的财产清单。这些报告的措辞似乎表明,登记在案的财产已被土地改革协会没收,随后交给农业工人工会处理,然而事实却是,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土地改革协会只是登记一下没收的财产。“我可以肯定地说,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担任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的拉斐尔·莫赖塔·努涅斯写道,“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不是政府。农民不等政府决定就把庄园和可耕种土地直接据为己有了。”[83]例如,据一位敏锐的观察家说,在雷阿尔城省,“绝大多数较大的庄园都被他们没收然后实行集体化,而在整个过程中,[土地改革协会的]任务只是投出一张表示合法的赞成票”。[84]工会看到了将它们没收的财产向土地改革协会登记的好处,因为这往往会使它们的行为合法化,同时还使没收的庄园有资格得到这一政府代理机构的技术和经济援助。[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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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23 铁路、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和船舶、电灯和电力公司、煤气厂和自来水厂、工程机械和汽车组装厂、矿山和水泥厂、纺织厂和造纸厂、电气设备和化工公司、制瓶厂和香水调制厂、食品加工厂和酿造厂以及大量其他企业被工人委员会没收或控制,实际上,对于企业主来说,两种形式具有差不多同样的意义。例如,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一个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共同建立的联合委员会控制了属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13)的子公司西班牙国家电话公司的电话系统,结果,据对该委员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证实,除了保留一个收支账户之外,没有给资方留下其他任何职权;而且,不经联合委员会同意,资方无权撤资。[86]另一个例子是巴塞罗那牵引、照明及电力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埃布罗河灌溉与电力公司的情况,它也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一个联合委员会控制了。据一份正式报告称,该委员会掌管了公司的设备、银行账户和其他财产,从而使资方无法“对公司的业务和财务状况进行有效的控制”。[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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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25 电影院和剧院、报纸和印刷厂、百货商店和旅馆、高级餐馆和酒吧也被没收或控制,同样被没收或控制的还有各种商业和行业协会的总部以及成千上万套属于上流社会人士所有的住宅。[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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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27 但是,如同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些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发生在城[56]镇和农村的经济变化并非仅限于社会富裕阶层的财产。随着政府的垮台,所有障碍都不复存在,因此,对于革命群众来说,这是一个十分诱人的时刻,以致他们无法不按照自己内心的向往去改善整个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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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29 “在最初那些乐观主义洋溢的日子里,”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几乎所有西班牙人的精神都被某种救世理想激励着。只不过,在民族主义阵营一方,那是他们正在拯救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共和派阵营一方,预言家宣告一种新的文明诞生。多么可怕的夸张啊,轻而易举地激起了西班牙人心灵中不切实际的幻想!”[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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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31 [1]何塞·希拉尔的文章,载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巴塞罗那《先驱报》。另请参阅他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巴伦西亚呼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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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33 [2]萨尔瓦多·克马德斯的演说,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日马德里《政治报》。另请参阅《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487—488页;《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一卷,第177页;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三卷,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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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35 [3]一九四〇年我在墨西哥对何塞·希拉尔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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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37 [4]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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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39 [5]《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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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41 [6]根据里卡多·德拉·谢尔瓦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细致研究,见《西班牙内战史》,第756—757和760页。另请参阅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撰写的文章,见帕拉西奥·阿塔德等的《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1936—1939》,第41—42页。尽管谢尔瓦(在收入雷蒙德·卡尔所编《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一书的文章中,见第188页)引用这些数字来表现军队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盘划分的影响,谢尔瓦在其主要著作《西班牙内战史》中丝毫没有低估这一因素,见第760—7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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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43 [7]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275页。右翼历史学家帕拉西奥·阿塔德说,这一数字高达三千五百人,见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编的(《西班牙内战文献目录笔记簿,1936—1939:见证人的回忆和报道》,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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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45 [8]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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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47 [9]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259页。另请参阅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的文章,载一九三九年七月号《国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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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49 [10]谢尔瓦的文章,见卡尔编的《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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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251 [11]帕拉西奥·阿塔德的文章,见帕拉西奥·阿塔德等的《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1936—1939》,第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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