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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大家深感震惊的是，由于有人向我们保证欧洲革命在五月事变期间迫在眉睫一触即发，因此，阻止它按照费利克斯·莫罗以及另外一些革命战略家所设想的“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进行只不过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改良分子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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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一下这些战略家为了描绘一场势不可挡的欧洲革命指日可待——由于五月事变所提供的历史机遇，这场革命即将爆发，但是，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令人失望地贻误了战机——的幻象所使用的夸夸其谈的逻辑推演步骤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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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罗先生想让我们相信，如果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工人们在五月事变期间坚持抵抗斯大林分子的进攻的话，一场势不可挡的社会革命将席卷整个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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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斯大林分子集团聚集一支无产阶级队伍的尝试只会加快工人政权向整个共和派控制区扩张的速度。”但是，读者会问，共产党人装备精良的警察和军队是干什么的，主要被斯大林分子控制的空军是干什么的，突击卫队、边防警察部队、国民卫队、社会党人控制的大批军队是干什么的，资产阶级的防区是干什么的，被社会党［444］右派普列托控制的海军是干什么的？他们会不战而降吗？最初与革命工人发生冲突的那些部队——其中许多专门为对付革命工人进行过训练——会瓦解吗？另外，绝大多数成员被斯大林分子严格控制的国际纵队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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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新的内战中，得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部队支持的工人很可能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这充其量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一场发生在后方的内战显然将使前线的部队士气低落，同时，部队因参加这场新的内战而撤离前线也将为法西斯分子长驱直入敞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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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形势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不会说……法国和英国的人民群众准备为西班牙而打仗。也不会有人像费利克斯·莫罗那样轻易地同意加泰罗尼亚的革命力量废黜资产阶级政党并且驱逐社会党人和斯大林分子，“法国资产阶级将开放它与西班牙的边境，不是为了进行干涉，而是为了进行贸易以使新政权能够保证物资供应——否则的话，将立即面临国内的革命”。为了充分地正确评价这句话的含义，人们必须记住，法国近半数的无产阶级组织在斯大林分子的控制下，其余的则被社会党人所控制。……面对法西斯军队可能突破防线的极度危险，怎么可能进行一场反对西班牙社会党人和斯大林分子的内战，怎么可能向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法国工人开枪？为了要求[他们]本国资产阶级向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工人提供武器，法国工人甚至到了要下最后通牒的程度。当然，向资产阶级下最后通牒必定遭到（社会党和共产党）工会领导人的疯狂反对，两党工会领导人将会利用他们掌握的一切有效手段诽谤、中伤、歪曲西班牙的革命力量正在进行的这场斗争的性质。[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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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随着五月事变而发生的左派派系之间的争论中，不能把列昂·托洛茨基本人的看法排除在外。“如果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一九三七年五月夺取了政权，”他写道，“它将获得整个西班牙的支持。资产阶级—斯大林分子反动势力将再也不能利用存在两个政权的状况镇压加泰罗尼亚工人了。在佛朗哥占领的那些地区，不仅是工人，而且还有农民都将与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站在一边；他们将孤立法西斯军队并且开始在其内部进行不可抗拒的分化瓦解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政府是否还会冒险向西班牙燃烧的土地上派遣军队值得怀疑。军事干涉将会变得不大可能，至少变得非常危险。”[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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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月事变的争论再多也不会解决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战斗结［445］束一周后，设在巴黎的第四国际书记处的一份决议宣称：“由于缺乏严肃认真的革命领导，工人被出卖了。”[99]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执委会六月发表声明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导机构甚至没有独立的政策：它怯懦地追随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策并且盲目地重复其失败主义口号。”[100]另外，一名外国托洛茨基分子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为了捍卫七月十九日的胜利成果，被他们的组织出卖、抛弃并被交到斯大林分子恶棍手里的巴塞罗那工人在一九三七年五月进行了最后一次英勇的尝试。……某个革命政党再次拥有了一个共同发动革命运动、促使并且领导它走向胜利的极好机会。然而，当无政府主义领导人从一开始就站在街垒的另一边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参加革命活动只是为了阻止它前进。就这样，它把胜利拱手奉送给斯大林分子刽子手。”[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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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一场同时进行的宣传活动中，共产党人及其国内外支持者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行为的描述不尽相同。战斗刚一结束，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立即宣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煽动了“加泰罗尼亚犯罪分子的暴动”。[102]苏联《真理报》驻巴伦西亚记者的调子听起来相同，他说无政府主义工人“被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奸细欺骗了”；[103]而为自由主义的伦敦《新闻记事报》撰稿的共产党人约翰·兰登—戴维斯则写道：“这不是一场无政府主义暴动。这是一场由‘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通过其所控制的‘杜鲁蒂之友会’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发动的未遂暴动。”[104]宣传活动持续数月仍未减弱。一九三七年十月，为《工人日报》撰稿的美国共产党员罗伯特·迈纳把这场战斗描述成“由宁和戈尔金领导的法西斯暴动”；[105]而法国共产党《人道报》的乔治·索里亚则在共产国际的喉舌《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文章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迫切希望尽量保持混乱状态，因为这是[它]从佛朗哥将军那里接到的命令。”他声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企图削弱人民抵抗的力量，以使加泰罗尼亚不能支援当时受到佛朗哥的德国和意大利盟友进攻的巴斯克地区。“它进一步希望可以在国外组织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广泛宣传。那几天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国外的反动报纸和法西斯报纸报道了加泰罗尼亚的‘一片混乱’和‘人民对苏维埃独裁的反抗’。与此同时，萨拉曼卡和萨拉戈萨的叛军广播电台日夜不停地用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一样的措辞发出命令：‘手握来复枪准备好，不惜任何代价决不放弃战斗，与兄弟们在前线并肩作战，把苏联独裁者赶出你们的国家。’”[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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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对五月事变的解释被大肆宣传，以致天真的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克劳德·鲍尔斯——内战期间他住在法国与佛朗哥占领区交界的昂［446］代——多年以后发表了以下看法：“五月初，共和派政府[对无政府主义者]大动干戈。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由托洛茨基派共产党人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引起了一场危机。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佛朗哥的间谍。在工厂，他们极力主张没收私人财产，而且进行罢工以降低战争中的生产速度。”[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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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驻西班牙民族主义政权大使威廉·冯·福佩尔将军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写给阿道夫·希特勒的一份备忘录（内战结束几年之后才公布）[108]被共产党人用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分子”与佛朗哥将军有关系的证据。[109]据福佩尔说，佛朗哥告诉他，自己的一个间谍（他显然企图声称冲突是他挑起的）已经成功地“使三四个人上街开枪”。因为引起战斗的是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对电话局的袭击，所以，福佩尔的备忘录是一份没有什么价值的证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精心的伪装》一书的法文版中对它忽略不提。[110]在写给《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一封信中，[111]支持西班牙共产党和胡安·内格林内战期间所奉行路线的赫伯特·R.索思沃思质问道，为什么我避而不谈“这份电报的存在”。英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对此回答道：“[索斯沃思]如此明显地露出了马脚，以致当他试图重复[斯大林分子散布的]一九三七年五月的巴塞罗那叛乱是佛朗哥分子所煽动的陈腐谎言时，几乎没有人会上当受骗——即使在当时，也只有那些同样认为托洛茨基是德国间谍的人才会相信这一指控；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诽谤中伤实际上是为反对托洛茨基而编造的那一套谎言的重要组成部分。”[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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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塞维利亚《阿贝赛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萨拉曼卡《阿贝赛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布尔戈斯日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萨拉戈萨《阿拉贡信使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格拉纳达《理想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巴利亚多利德《卡斯蒂利亚北方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萨拉戈萨《新闻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潘普洛纳《纳瓦拉思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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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布尔戈斯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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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纳瓦拉思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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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民族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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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九三七年五月号《意大利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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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例见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曼彻斯特卫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纽约时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罗马观察家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巴黎《时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伦敦《泰晤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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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苏联《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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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法国《人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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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纽约《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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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九三七年六月《第四国际》（墨西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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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巴黎《时报》。由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大使起草的这份声明的西班牙语全文，见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3—19；另外，阿拉基斯塔因对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工人团结报》所发表的一篇题为《西班牙驻巴黎大使攻击我们》的报道的答复，见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3/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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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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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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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见哈辛托·托里奥《西班牙的独立》，第308—317页；另请参阅《控制加泰罗尼亚分裂分子》，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情况通报》（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载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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