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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战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霍尔迪·阿克尔的采访时，阿特米奥·艾瓜德表示愿意承担袭击电话局的全部责任。他说，他亲自给罗德里格斯·萨拉斯下令而且没有通知政府，因为他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采取行动。（这次会见的打印记录收入我的“阿克尔关于五月事变的文件”档案，现存胡佛研究所。）根据罗纳德·弗雷泽的记述，科莫雷拉的好友佩雷·里瓦“回忆说，他知道[袭击电话局的]决定，因为几天前党的执委会举行了一次会议”（罗纳德·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377页）。考虑到艾瓜德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之间广为人知的合作关系，这两段陈述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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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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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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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加泰罗尼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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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纽约《无产阶级文化报》驻巴塞罗那记者的通讯，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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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阿尔维特·佩雷斯—巴罗在《加泰罗尼亚三十个月的集体化运动，1936—1939》一书中援引了法令的全文，见第228—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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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科莫雷拉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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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路易斯·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参阅本书第四十一章注释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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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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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见注释15；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工人团结报》；曼努埃尔·克鲁埃利斯，《血腥的五月：巴塞罗那，1937》，第48页。一九三七年五月克鲁埃利斯是《巴塞罗那日报》的一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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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声称，艾瓜德在自治政府的会议上得到了占领电话局的授权，“尽管无政府主义者表示反对”（《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72页）。米克尔·卡米纳尔说，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拉斐尔·比迭利亚一九七九年告诉他，是孔帕尼斯主席在包括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胡安·多梅内奇在内的几名政府专员在场的情况下命令阿特米奥·艾瓜德占领电话局的，但多梅内奇警告他们注意后果（米克尔·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第120页和注释193）。另一方面，全国劳工联合会声称，所有政府成员事后一致认为“艾瓜德越权行事”（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关于五月事变的报告，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无产阶级文化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情况通报》（巴伦西亚）；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工人团结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地区委员会的报告）。此外，显然是根据塔拉德利亚斯的证言，阿萨尼亚总统说，艾瓜德没有把他的决定通知其他政府专员（《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76页）。这一点得到了治安总署秘书长何塞·科利的证实，科利还说，孔帕尼斯事先不知道袭击行动（何塞·科利和何塞·帕内，《何塞·罗维拉：为社会主义加泰罗尼亚效力的人生》，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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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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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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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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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卷，第192页。塔拉德利亚斯总理的助手费利佩·乌瓦奇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告诉我，塔拉德利亚斯总理反对袭击电话局，但是，出于对孔帕尼斯主席的忠诚，他在内阁辩论时站在后者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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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克鲁埃利斯，《血腥的五月》，第55—56页。另请参阅他发表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号《历史16》上的关于五月事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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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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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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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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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在敌对行动停止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桑斯防务委员会释放了四百名共和国国家卫队士兵，他们是在战斗初期被俘的（见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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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第144页。据阿萨尼亚总统记述：“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都被叛乱分子控制着。自治政府、内务部门和财政部门以及其他各个部门被包围。”（《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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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对阿瓦德·德·桑蒂连的采访，载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社会熔炉报》。亲身经历了五月事变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告诉我，“事变期间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兵营没有介入战斗”（何塞·佩拉特斯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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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根据坎迪多·博利瓦尔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所提供的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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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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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巴塞罗那市长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卡洛斯·皮·苏涅尔不认为会有这种指责：“战事刚一开始，孔帕尼斯就建议阿萨尼亚及其夫人搬到自治政府来。也许是担心穿过一个骚乱中的城市的街道有危险，阿萨尼亚宁愿留在议会大厦。”（卡洛斯·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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