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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77—578页。陪同塔拉德利亚斯冒着危险穿过巴塞罗那前往议会大厦看望阿萨尼亚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海梅·米拉维特列斯写道：“与阿萨尼亚谈话令人痛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肉体和精神上垮掉的人。”（海梅·米拉维特列斯，《西班牙内战的插曲》，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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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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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69—70页。戈尔金对于发生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的那些事情所作的更加详细的描述，见其《“一九三七年五月会议”的记录》打印稿，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另请参阅未公布的胡安·安德拉德文件，《一九七〇一月十日在巴黎西班牙工人运动研究中心举行的发布会》和出席那次会议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纳西斯·莫林斯—法夫雷加所作的会议记录《巴塞罗那五月会议》打印稿（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巴塞罗那的托洛茨基分子领导人G.穆尼斯（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写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声称，他们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地区委员会会谈时提出了非常积极的革命建议。我们相信他们无法进一步证明什么。然而，一个革命的领导机构是否出类拔萃不仅要看它所提出的革命建议，更需要看它在这些建议遭到其他革命领导人反对时为实施它们所做的努力。由于害怕与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关系破裂，当他们拒绝与群众一道前进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始终与其亦步亦趋。”（G.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胜利的预兆》，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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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孔帕尼斯把通话的日期五月四日星期二记错为五月七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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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174—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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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本章不打算对巷战作详细的描述。读者可以在下面这些报刊著作中找到第一手资料：《战斗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加泰罗尼亚报》、《每日图片报》、《消息报》、《环球新闻报》、《广告报》、《工人团结报》、《劳动报》、《最后关头》和《先驱报》（事变期间这些报纸几乎天天出报）；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克鲁埃利斯，《血腥的五月》；马塞尔·奥利维耶，《巴塞罗那血腥的日子》；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阿古斯丁·索奇，《共和派控制区后方事变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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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对阿瓦德·德·桑蒂连的采访，载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社会熔炉报》。在战后根据各种资料来源编辑的一份关于五月事变的文献中，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霍尔迪·阿克尔说，阿瓦德·德·桑蒂连于五月四日在乘车前往自治政府宫的途中被捕，然后被带到警察署长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的办公室，在那里，两人相互拥抱。据这份文献说，阿瓦德·德·桑蒂连有点害怕，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对罗德里格斯·萨拉斯说，必须停止战斗，他正是为了这个建议而去自治政府宫的。然后他被允许离开前往自治政府宫，而且警察接到命令，不许向他的汽车开枪（《五月事变记录》，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值得一提的是，阿瓦德·德·桑蒂连说，他在战斗停止以后断定，“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呼吁停火是个错误。他与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和加西亚·奥利韦尔商议，认为“还有时间恢复失去的地位”。他说，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回答说，我们已经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因此只能等待事态的发展并且尽量适应形势。”（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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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阿瓦德·德·桑蒂连，《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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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见鲁道夫·罗克《在西班牙的外国人》，第130页；另请参阅索奇《共和派控制区后方事变的真相》，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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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英语新闻快报《西班牙革命》编辑查尔斯·奥尔发表的声明（被费利克斯·莫罗在《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引述，见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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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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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声明的全文可以在下列书籍中看到：维克托·阿尔瓦编，《西班牙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文件集》，第155—162页；安德烈斯·宁，《西班牙革命，1930—1937》，第281—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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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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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的E.塔马林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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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这一增援请求得到了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证实，他在下午三点通过电传电报进行的交谈中告诉阿萨尼亚，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收到了内务治安专员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说，形势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再次敦促他派遣大批援兵来”。这些交谈的原始磁带保存在马德里的军事历史部门。感谢何塞·克拉维里亚·普雷纳费塔向我提供了八十九页缩微胶片的拷贝。上面引述的这一段话可以在第12页上看到。这些磁带今后归档为“阿萨尼亚—普列托电传电报”。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在《进攻阿拉贡与登陆马略卡岛》一书中公布了其中一部分内容，见282—292页。我的缩微胶片拷贝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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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无产阶级文化报》。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第九条对中央政府在社会治安方面的权力规定如下：“根据共和国政府的权力及其宪法职能，它可以在下列情况下……参与维持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秩序
:1.应自治政府的要求。2.在其认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或安全处于危险状态时自动参与。”（C.马索—埃斯科费特和R.加伊·德·蒙特利亚，《加泰罗尼亚自治法》，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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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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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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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人们可能还记得，一九三七年二月，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和马里亚诺·穆尼奥斯·桑切斯均被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命为详细检查各支部队军官和政委工作的监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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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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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根据自治法令的规定，马德里政府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负责维持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秩序。见本章注释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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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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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见本章注释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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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阿萨尼亚—普列托电传电报，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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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阿萨尼亚—普列托电传电报，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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