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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对天主教廷的憎恨与其他持左翼立场的西班牙人一样强烈，他们彼此道别时，会用“祝您健康”一词代替“再见”，因为在西班牙语中，“再见”（adiós）一词是“我会将你托付给上帝”的缩略形式。不论是处死神父、资本家和官僚的审判日，还是爱与互助取代贪婪与剥削成为主旋律的美好未来，他们的幻想依旧在折射着基督教教义的影子。他们将这样的未来称作“无政府主义者的新千年”（anarchist millennium）。事实上，几十年后，这一称呼成了洛伊丝·奥尔那份重写了无数次，讲述她在西班牙度过的足以影响一生的几个月时光的，从未出版过的手稿的最终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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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的兰布拉大街令人炫目，”她在手稿中写道，“红色、黄色、绿色和粉色的传单与告示满地都是。咖啡馆、餐馆、酒店和剧院灯火通明，红黑双色的横幅在灯光下熠熠生辉，上面写着‘已充公’、‘集体单位’、‘CNT-FAI’或‘公共演出联盟’等字样。”整个西班牙共和国境内，超过100万城市劳工和约75万农民刚刚翻身做主，成了各自工作的工厂和农庄的主人。在城镇中，两千多家企业被牵涉其中，不仅有工厂，还有货栈和花店这样的机构。数千名大地主和城市生意人逃到了法国。不过，没有哪里像加泰罗尼亚这样，将旧制度颠覆得如此彻底，在这里，工人们取得了超过70%的雇佣单位的控制权。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仍旧存在，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数千个工人联合体手中。在查尔斯·奥尔眼中，工人联合体的管辖范围似乎无所不包：“他们在没收的豪华私人别墅内开办了诊所和医院，街上跑的每辆车都被各个工人组织的首字母缩写和代表颜色装饰起来。再也没有私人轿车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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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为民兵筹资举办的斗牛表演——进入竞技场的斗牛士会以人民战线的握拳礼向观众致意——到他们用餐的集体化餐馆，几乎一切所见所闻都令这对夫妇感到欣喜异常。那间餐馆的一个侍者告诉二人，这里原来归一对兄弟所有，他们中的一人已经逃跑了，另一个——这位侍者指向餐馆后台——由于懂得一些记账方面的知识，被工人推选担任这里的出纳。甚至连一些有点儿荒唐，与革命不太搭调的事情都让洛伊丝深深着迷。尽管怀有热情澎湃的激进主义革命思想，她却又常常能够发现他人注意不到的细节：“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将大力水手（Popeye）作为吉祥物……他们四处出售带有挥舞无政府主义者红黑色旗帜的大力水手图案的别针、围巾和小雕像。贝蒂娃娃（Betty Boop）也很受他们欢迎，不过由于米老鼠实在是太受欢迎，所以让其继续保持无党派身份便显得很有必要。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用丝绸的三角围巾代替了领带，这些三角围巾同样被染成红黑二色，上面还有各种小设计：胜利花环，牺牲同志的照片，紧握的拳头，以及最最流行的图案——裸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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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像奥尔夫妇这样，在一个仿佛激进的乌托邦一样的地方体验生活的新来者来说，表面上看，无政府主义者实现了对巴塞罗那及其周边地区的控制，但从本质上讲，这场运动是根本不相信“控制”一词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官僚政治，在他们的集会中便有“到处都是委员会”这样的口号。一些强力的工会组织赢得了罢工行动的胜利，可是因为相信工人和管制之间是天然对立的，他们反对签署劳工合同。CNT号称拥有大约200万会员[9]，却仅仅雇用了一名全职职员和少量文书，因为他们坚信，官员同时也应该是工人。（显然，这使政治会议总是要在夜晚举行。）其全国委员会只要经联盟成员投票便可随时罢免，并且每年都要在不同的城镇和地区进行重新选举，以避免任何人在委员会中的任职时间超过一年或是取得永久性权力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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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并非因一党制统治才对苏联正在形成的专制体制进行指责，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苏联就不该存在一个政府。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声称：“一切政府都是可恶的，我们的使命就是摧毁它们。”[10]但无论如何，无政府主义者此时已成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主导力量。当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主席路易斯·孔帕尼[11]认识到这一现实，并向无政府主义者们提出了一份权力共享方案时，后者十分勉强地同意了。然而，他们并未进入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任何部门任职，也未派人参选国民议会议员。如果革命的缔造者拒绝撬动往日的权力杠杆，革命成果能够得以维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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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的新来者们来说，西班牙眼下的情况比他们想象中的要更令人困惑，这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当查尔斯来到听上去像是和自己处于同一阵营[12]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United Socialist Party of Catalonia）总部时，“一位会讲英语的女士接待了我……我试着让她明白，我不但是个社会党党员，还是名到此贡献自己力量的革命者……‘这里没有什么革命，’她直截了当地回答道，‘这是一场反击法西斯的人民战争。’……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在这儿见到的是一群共产主义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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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打误撞之下，查尔斯的经历揭示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分歧。加泰罗尼亚和国内其他地区确实正处于一场无与伦比的革命当中。但加泰罗尼亚地区所进行的，却是一场被西班牙国内大部分政治力量——亲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者，绝大多数社会党人，以及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所反对的革命。主流政党本来就对革命并不热衷，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者则对一场从下至上自发形成、未经苏联式政党指挥的运动怀有戒心。不论共产主义者还是其他党派都相信，英法与美国不可能向表现得如此激进的西班牙共和国出售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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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担忧并非毫无来由。西方各国政府早已收到了各自驻西班牙外交机构发回的有关工人夺取工厂的警示消息。举例来说，既然武装起来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已经接管了原来由通用和福特公司所有的汽车制造厂，美国会愿意与这样的一个共和国打交道吗？福特工厂的工人甚至还向前线派出了30名工人民兵——并且继续通过被没收的公司银行账户向其支付薪水。通用工厂的工人则拒绝执行美国总部将工厂关闭的命令，而将其转变为为战争而生产的卡车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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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不在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企业如何对待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相信，要是不这样发动革命，他们一定会输掉战争。有一张海报的内容是这样的：大炮的炮管和工厂的烟囱交叉，烟囱上飘着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在它们下方是一条标语，写着“革命与战争不可分割”。要是没有一个平等的新社会让他们为之奋斗，凭什么让这些工人阶级子弟拿生命去冒险？毕竟，短短数天时间，或许这是策划政变的将军们遭受的最尴尬的挫折，是谁在加泰罗尼亚挫败了国民军的政变呢？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工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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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小心谨慎的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拒绝以武装无政府主义者的方式对抗军方1936年7月的叛乱。不过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们自己闯入了军械库，他们还在港口突袭一艘监狱船，夺去了监狱守卫的武器，并将城中的枪械店扫荡一空。加泰罗尼亚的冶金工人们手工打造了武装汽车，这是一种将钢板焊接在卡车和普通汽车的框架上的车子，看起来就像放在车轮上的巨大盒子一样。其他人自制炸弹和手榴弹，还有上千人参与街头路障的修筑当中，使用的材料无所不包，从马的尸体，大卷的新闻纸到铺路石，这些材料全靠人力传递送到指定地点。穿白衬衫打领带的办公室职员手持步枪把守在路障后。工会成员拉响工厂警报，劝说摇摆不定的士兵加入他们的行列。7月在巴塞罗那期间，安东尼·比弗在他的战史中写道：“在一次战斗当中，一小队工人……向一处装备有两门75毫米炮的国民军炮兵小队冲去。他们一边冲向对方阵地，一边将手中的步枪高高举过头顶，向那里目瞪口呆的士兵示意他们无意展开攻击。没等调整好呼吸，他们便热情洋溢地同士兵们摆事实讲道理，告诉他们为何不该向自己的兄弟开枪，告诉他们长官们正在欺骗他们。于是乎，他们调转炮口，瞄准了国民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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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领导完成对巴塞罗那港区的最后一击，占领了附近国民军军营的，是最受人爱戴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健壮结实、一头黑发、魅力超凡的前铁路机械工布埃纳文图拉·杜鲁提[15]——在当时是一位切·格瓦拉式的人物。行动当中，这位二十多年间历经起义、坐牢、抢劫银行、刺杀大主教、逃亡与流放，并在三个大洲制造过麻烦的传奇人物目睹了自己最亲密的伙伴在自己身边遭到射杀。但他还是获得了胜利，这场胜利似乎进一步凸显了他的一句名言：“我们胸怀新世界。”这也就不奇怪，为何像奥尔夫妇这样的革命同情者会觉得，只有建立新世界的梦想才能够将人民动员起来击败佛朗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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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丝曾惆怅地写道：“若是他们能说另一种语言发动革命该有多好。”[16]正如夫妇二人不久后发现的那样，保卫共和国的形势由于强烈的地区主体意识而显得十分复杂。这在经济繁荣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和位于西班牙北部海滨、铁矿资源丰富的巴斯克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地人不用西班牙语，而是说属于本地区的语言，对获得自治甚至独立渴望已久。这两个地区成了西班牙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对要向中央政府缴纳不成比例的高税收的事实愤恨不已，如此一来，他们的渴望变得更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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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几百年间，不论西班牙的君主、军人，还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入分享政治权力的保守政治家都始终坚持，在西班牙实行中央集权式专制统治，在政府和学校，只有卡斯蒂利亚语被允许使用。共和国则对自治表现出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在共和国政府治下，加泰罗尼亚诞生了自现代以来的首个地区议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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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一名真正的激进国际主义者，令洛伊丝感到震惊的是，对许多加泰罗尼亚人来说，地区利益远比阶级斗争来得重要。她进一步发现，即便这些人能够熟练使用西班牙语，但他们仍拒绝使用它。“在涉及加泰罗尼亚主义的问题上，这些人就是十足的暴徒。”洛伊丝在写给肯塔基家里的信中写道。“在工人的世界里，当然是没有国家主义精神的容身之处的。”当她的母亲回信询问当地风俗时，洛伊丝写道，“在当下这个特殊时期，关于这一点，最重要的并不是他们戴红帽子，并且滑稽地把它们当酒瓶子，而是他们成了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先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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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洛伊丝最终学习了这两种语言，但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夫妇二人太过基础的西班牙语水平和加泰罗尼亚语能力的欠缺，意味着他们的谈话对象还是以在西班牙的其他外国人为主。除了一部分美国人，他们在巴塞罗那的朋友很快就囊括了来自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比利时和古巴等各个国家的人。这些新来者迅速地团结在了一起。“那些在兰布拉咖啡馆进行的彻夜长谈，”洛伊丝写道，“是我了解欧洲存在集中营这一政治现实的最初启蒙。”[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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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二人都找到了工作。洛伊丝开始为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撰写英语新闻通稿。她的薪水为每天12比塞塔（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5美元）。在一封写给家里的信中，她欣喜若狂地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赚到的第一笔钱。”[19]查尔斯则为一个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的小党派制作用英语进行播音的电台短波节目，还为他们编辑一份名叫《西班牙革命》（Spanish Revolution）[20]的报纸。党如其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确是个左翼政党，然而，它却极端反对斯大林主义。奥尔夫妇刚来到巴塞罗那，该党就成了地区政府人民阵线联盟的一部分。它与无政府主义者拥有相同的信念，那就是，革命对取得战争胜利至关重要。洛伊丝有时也会去为它的电台进行每天15或20分钟的英语广播，但由于信号发射机功率太低，她也不知道国外的人是否真的能收听到该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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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夫妇二人住在一座被充公的旅馆里，在那里，作为革命工作者，他们的饮食是免费的。“每天，”洛伊丝写道，“都有卡车将大量面包运到旅馆经理的办公室，这些面包就被堆放在100千克一袋的土豆旁边。”这看上去就像个奇迹，农民为城市居民供应成车的蔬菜、兔肉和鸡肉，换来的是城里工厂生产的产品，形成了一个没有现金的以物易物体系。这一年秋天的大丰收对该体系的维持无疑很有帮助。查尔斯在报道中写道：“早餐的沙丁鱼罐头敞开供应，午餐还要加上大量的优质葡萄酒。据说，这些物资都是从富人的地窖里‘解放’出来的。”[21]还有更多的食物像变戏法一样出现在他们眼前。洛伊丝根本无从知晓那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闻纸到底来自何方，正是靠着这些纸张，那些不安分的加泰罗尼亚政治团体才得以实现每天的八份报纸以及大量周刊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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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奥尔夫妇与其他国外来的左翼分子一起搬进了一栋位于城外山丘上的豪华公寓。公寓原为纳粹德国驻西班牙领事所使用，后来被没收了。在这里，他们站在阳台上就能远眺到港口的风景，屋子里到处都是精美的油画和豪华家具——不过全部的椅子和沙发都已经被拿到医院用了。查尔斯写道，领事的部分文件被人放在卫生间当成了厕纸。“你们应该参观一下我们这座拥有10间卧室的公寓！……这里有热水，有电，有你需要的一切。没人收我们租金！我也不知道这一切能持续多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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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和集会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洛伊丝在CNT的总部——一栋原来属于美国商会的建筑——发现，这里的工会会员们在把股票凭证当作便笺纸使用。“代替我们原来个人生活的，是革命的生活，这是对我们思想意识的极大发展……一切都是全新的，与以往截然不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片崭新的天地正在形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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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看到的一切，洛伊丝都能将它们化为对新天地的遐想。“革命生活把我彻底迷住了……我倚靠着阳台窗户的栏杆，看着楼下身穿黑衣的妇女在广场喷泉里取水做饭。男人们站在路灯下，听他们一个识字的同事高声朗读《工人团结报》（Solidaridad Obrera，CNT的日报）中的内容。这是一场附近举行的常规的沙龙活动。在西班牙，‘沙龙’（tertulia）是指人们组成一个团体，长年在同一间咖啡馆、乡村广场或像这样的郊外广场进行谈话的活动。在这样的场合，人们不断地对从几天到几年时间，再到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的大事小情，乃至生命自身的意义进行着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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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邻居一直探讨的——用的是一种这名肯塔基来客几乎听不懂的语言——也许并不是生命本身的意义，而是面包的价格，抑或由此引发的对到处都是、无穷无尽的政治说辞的怨恨之情，因为，并不是每个巴塞罗那人都像洛伊丝那样，对政治饱含热情。几千名工人试图逃避为民兵组织服役，CNT成员数量的大幅上涨与其说是因为人们盼望着新纪元的到来，不如说是因为一名学者所指出的一个事实：“没有工会的会员证，生活在革命时期的巴塞罗那将变得无比艰难。”[24]若是没有工会会员这一身份，一个人此时将很难获得住房、福利金、医疗服务或者食品。而历史记录显示，大量的工会成员并不愿意参加各种集会或缴纳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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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时此刻，洛伊丝仍旧沉浸在由革命所产生的终将破裂但令人愉悦的泡沫当中。她在家书中写道：“在这里，我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她毫不怀疑，自己所看到的一切终将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像她告诉反对自己的父亲的那样：“对于任何一名优秀的革命者来说，西班牙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来的地方……总有一天，有人会在美国发动革命，而了解革命的人届时将变得极其重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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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6年秋天的巴塞罗那，人们极易产生这样的信心。从前纳粹德国领事的居所徒步走到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上班的一路上，洛伊丝能看到被改造成合作工场的教堂、文化中心、难民收容所，或是公共食堂等各种设施。利口酒酒厂被改造成了医院，修道院变成了儿童结核病疗养院。农村地区发生的变化更为剧烈。超过40%的耕地落入了曾经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之手，其中半数以上的土地变为集体所有，曾经属于私人大农庄的土地现如今正被集体耕作。在几百个像这样的集体农庄里，人们燃起篝火，烧掉了地契——还有纸币——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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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拉加（Fraga），”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吹嘘道，此地是位于加泰罗尼亚以西阿拉贡地区的一座城镇，“你就算把钞票扔在大街上，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洛克菲勒，你要是带着你账户里所有的钱来到这儿，你绝对连一杯咖啡都买不到。金钱是你的上帝，金钱是你的奴仆，不过在这里，它已彻底作废。人们对此十分开心。”[26]有时，一种由集体发行的票券会作为纸币的替代品使用，其“币值”用人工劳动特定时长创造的价值来表示，一家要赡养的孩子越多，得到的票券就越多。（这套制度经常失效，常常是这个村子发行的票券到了下一个村子就不能使用了。）口红一类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代表物品被禁止使用，酒精饮料、烟草甚至咖啡有时也会一并遭禁。在这些集体农庄存在期间，它们中的一部分成功生产了比过去私人农场时代更多的农产品。在阿拉贡这个政治狂热丝毫不弱于加泰罗尼亚的地方，集体农庄的比例比加泰罗尼亚还要高得多，当地的食物生产实现了20%的增长。[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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