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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用血，清洗肮脏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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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惊讶的领事先生当然并不知道那个广为流传的左翼笑话：“怎么才能看出谁是共青团员？那些会唱《星光灿烂的旗帜》第三节的人就是。”[22]一直以来，美国共产党都渴望证明自己完全是“美式”的。第二天，更多人结队穿越了那座巨大的广场。这一次，他们拉了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亚伯拉罕·林肯美国第一营”。[23]这个名字也是美共的尝试之一，以平息任何对其并非“美式”的质疑。毕竟在南北战争中，林肯领导的是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方，而这场战争本身也是由一场反对民选的国家政府的武装叛乱而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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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美国人来到并加入了“林肯营”。根据指令，不管谁问他们的政治派别，他们都只回答自己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到1937年2月中旬，他们中约有400人已经到达了阿尔巴塞特，在那里，有人形容安德烈·马蒂那顶号码偏大的贝雷帽像是“一张浸过水的黑色大饼”[24]。在一场对美国志愿者们的讲话中，马蒂抛出警告说，一切托洛茨基分子或其他“政治思想产生偏差”的人都会被揪出并遭到驱逐。初次邂逅就让法国人心情糟糕，更让他生气的是，这些美共派来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形势却很危急：这些毫无经验的新来者必须被马上训练，然后立即投入战斗。当他们被命令去挑选自己合脚的靴子时，他们看见了一个大约两英尺高的鞋堆。没有一双是新鞋，很多鞋上还沾着血迹。这些靴子的原主人已经再也无法进行战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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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美国人已经在前线了。早在林肯营组建之前，他便已来到西班牙加入了英国志愿者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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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约瑟夫·赛里格曼（Joseph Seligman Jr.）来自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那里是洛伊丝·奥尔的老家。事实上，他们二人的母亲彼此还认识。赛里格曼和他的两个姐姐成长在一个有些不寻常的家庭：他们的父亲是共和党肯塔基地区前任主席，母亲却支持社会党。作为校园文学杂志的主编和学校辩论队的成员，仅仅几个月之前，约瑟夫才刚刚开始在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大四生活。他原本希望在毕业之后去哈佛大学攻读哲学研究生，但不久之后，人们在他的论文里发现的一幅涂鸦揭示了此时日益占据他内心世界的事情是什么。他画了一张简单的地图，地图里面，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国民军控制区被涂成了黑色。地图的标题写道：“欧洲：再次成为黑死病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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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11日，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向他的子民宣布，自己将正式退位，然后和“我所爱的女人”结婚。那一天，约瑟夫的母亲给自己在斯沃斯莫尔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令她大感震惊的是，电话那头的人告诉她，她的儿子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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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母最后还是收到了儿子的消息。那是一封由他的一个朋友故意延迟了一周时间才寄出的信，信的开头写道：“当你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到欧洲了。我要去西班牙……我实在是太气愤、太激动了，别的事情我根本不想做……在法西斯肆虐的年代，文凭将非常有用——对我来说，西班牙就是得到这张文凭的重要测验。”约瑟夫的父亲急疯了，他给儿子在学校的一个朋友的父亲发了一封电报，约瑟夫过去在感恩节时曾去过他家：“惊闻犬子约瑟夫于11月3日离校前往西班牙，传闻令郎与之同行……如有任何消息还请回报。”但事情却并非如此；对方在回报中说，约瑟夫并未对朋友全家透露任何计划。随后，那位居住在佛蒙特州的约瑟夫朋友的父亲又写了封信过来。“我们都觉得约瑟夫是个令人感到十分愉悦的客人，”他在信中写道，“在我们家做客之后，他还给我们留了一张言辞十分亲切礼貌的感谢便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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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父母的信中，约瑟夫还写道：“请不要来西班牙找我或带我回去，不要尝试做诸如此类的事。”不过，作为一名曾在最高法院参与过庭审的出色律师，他的父并没有按信中的请求去做。他雇了一名拥有国际联络渠道的新泽西私家侦探，并把他带到了自己在路易斯维尔的办公室。在这里，私家侦探给轮船公司、签证办公室和美国领事馆等处发电报，打电话，通过一个法国的联络人，他成功找到了约瑟夫在法国的地址，此时约瑟夫已经在法国应征参加了国际纵队。老赛里格曼随即派出了一名年轻的律所合伙人火急火燎地赶到巴黎，去劝说他的儿子赶紧回家。一家人还动员在路易斯维尔熟识的一名律师的堂兄弟、美国驻法大使本人一起帮忙。不知为何，约瑟夫还真被说服来到大使馆接听了父母打来的电话。然而，他们的努力最终仍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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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国际纵队招募专员拒绝了约瑟夫的申请，因为他刚刚19岁，实在太年轻了。可约瑟夫又试了一次，他花15美元从一个叫弗兰克·内亚里（Frank Neary）的爱尔兰人那里买来了伪造的身份证件，解决了这个问题。刚一入伍，他便随队来到了西班牙，并以内亚里的名字高兴地加入了英国营。后来，他在一封信中坦陈：“化名更能增添冒险的快感和浪漫色彩。”[26]约瑟夫远远不是唯一一个使用化名参加战斗的志愿者，在当时，改换名字就像一个信号，标志着一个人能够像重塑这个世界一般重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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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寄回家的信中，约瑟夫骄傲地提到自己正在留胡子，其中有一封还附上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他穿着一身军装，戴着一顶贝雷帽。在即将开始和其他英国志愿者一起训练之前，他在家书中告诉父母：“不要担心，我很安全。”他在信中提到，自己将会成为一名司机，或者是一名口译员，因此将得以远离前线的战火。的确，约瑟夫通晓法语和德语，还略懂一点儿西班牙语，同时，“我还正在学习英国腔”。[27]可约瑟夫的父亲却一点儿也放心不下儿子，当听说路易斯·费舍尔正在西班牙为《国家》周刊做战地记者时，他便写信给后者，恳请他多帮着打听些儿子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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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11日，这天是约瑟夫、伦敦雕塑家帕特·格尼和其他刚草草完成训练的英国营志愿者正式开往前线的日子。在马德里进行的战斗中，约瑟夫将成为首个加入战斗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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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离开那个破破烂烂的训练基地，人们更多感到的是如释重负。第二天天色大亮，温度很低。正当佛朗哥的大炮狂轰滥炸，战斗机不断地俯冲盘旋进行着空中搏斗时，英国营接到了向前方进军的命令。他们前进方向的景色就像风景画般美丽，高原和峡谷里到处都是松树、橡树、柏树和橄榄树，地上则铺满了气味芬芳的鼠尾草和墨角兰。有那么一刻，站在山丘上，下面的村落尽收眼底。感受着一点儿伟大的国际合作的滋味（法国和比利时志愿者将到达他们的右侧），一个英国营志愿者后来回忆：“我们看起来棒极了，我们的感觉也棒极了。我们想，要是国内的那些同事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样子，他们该多骄傲啊。”[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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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据格尼的回忆，“甚至就连纵队参谋手里都没有一幅地图。作为他们赖以决策的依据，战地报告有四种不同的语言版本”。[29]除此之外，部队里装备的机关枪——绝大多数都特别容易卡壳——需要四种不同的子弹，步枪更是需要五种。有些子弹带没法匹配整个营的任何一挺机关枪。对于这些英国人来说，一个理论上的优势在于他们的部分军队所处的位置在一座高地上。可当一场持续三小时的国民军炮击开始后，他们给这座高地重新命名为“自杀岭”。他们没接受过训练，不知道如何挖掘战壕和散兵坑——就算知道，他们手上也没有工兵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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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数千名摩尔人士兵发动了进攻。“他们的军服外面，”格尼写道，“披着褐色的像雨披一样的毯子，毯子中间有窟窿，他们一跑起来，毯子就随风摆动……摩尔步兵能够利用地上随便哪里的石头缝作为掩体，这种离奇的能力实在让人非常害怕……他们实在是非常令人恐惧的对手，尤其是对一群在城市里面长大、没有战争经验，也不知道如何在开阔丘陵上找到掩护的年轻小伙子来说。就算比枪法，我们也完全不是对手。”[30]士兵数量上国民军占优，再加上冷酷无情的德国大炮如暴雨般猛烈的轰炸，英国营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在这些面前，之前军训时纵队总部那一串串俄语和法语的训导词毫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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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敌人的炮火切断了营队的电话线路，约瑟夫被指派为信使。随着时间流逝，伤亡数字还在进一步增长。到了晚上，400人中只有125人安然无恙。“到处都有人躺在地上，”一名幸存者回忆道，“大家的表情很奇怪，就像是死鸟一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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