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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黄昏时分，格尼出乎预料地遇到了一群伤者。起初他们被带到了“一座不存在的战地医疗站，后来，本来应该再被转移到后方医院的他们被人遗忘在了这里。这里大约有50副担架，上面躺满了人，但很多人其实已经死了，剩下的大多也活不到第二天的早上……他们都是我很熟悉的人，有些人和我的关系还很好——有一个大约十八九岁的犹太小伙子，巧妙地将自己的伦敦腔和犹太式幽默结合到了一起，走到哪里都和大家嬉笑打闹，引人发笑……现在，他正躺在那儿，腹部的全部肌肉组织好像都被割掉了一样，从肚脐一直到生殖器那里，他的内脏全部暴露在外。他的肠子已经变成了一团粉褐色的可怕东西，一颤一颤的，有苍蝇在上面嗡嗡飞过。他的意识完全清醒，但已经说不出话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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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景深深烙在了格尼的脑海里。“我依次来到他们身边，可除了握握他们的手或者递上一支烟以外，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尽全力去安慰他们，向他们保证尽量找到救护车。我当然失败了，这让我产生了永远无法摆脱的负罪感……他们都在向我要水喝，但我却连点儿水都给不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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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英国营成员也许就在这些伤员中间，这个人就是约瑟夫·赛里格曼，在白天的战斗中，摩尔人的一发子弹射中了他的头部。头部受伤对士兵来说就是一场可怕的噩梦，最后，他被一头骡子驮离战场，并死在了马德里附近的一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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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消息后，约瑟夫惊慌失措的父母马上开始向华盛顿和西班牙两地的外交官们发送电报。“紧急求助，请将他带离战区，如果他身体状况允许，可能的话请将他送到法国。”约瑟夫的父亲还给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发电报说，“本人将承担一切必要费用。”[33]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现有的资料是矛盾的。英国共产党主席哈里·波立特（Harry Pollitt）寄来了一封辞藻华丽的信，他向老赛里格曼保证，约瑟夫已经“被转移到了能够提供一切必要治疗的医院，还亲自表达了对所有与他保持联络的人给予他的担忧和善意的感激之情”。[34]但来自英国的另外一名幸存者，同时也是与约瑟夫一起担任信使的同伴却告诉家族的一个朋友说，约瑟夫再也没能重新恢复意识。不论真实情况如何，受伤后的两个星期内——或者更短，当时的医疗记录已无从考证——最终他还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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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封信里，波立特还提到了约瑟夫是多么惹人喜爱，谈到了“无数向您儿子一样的好儿子所做出的崇高的自我牺牲”，还说约瑟夫已经被“以标准军礼下葬了”。可当约瑟夫悲痛欲绝的父亲向美国国务院官员询问能否将儿子的尸体运回国内时（费用还是由他自己负责），国务卿发来的电报却讲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电报中说，由于约瑟夫与其他大概七八个人埋葬在一起，根本无法确认每具尸体的具体身份，因此他的遗骨已无法被移出再葬。实际上，国务卿已经尽量使驻西班牙的美国外交官发回的消息显得不那么难以接受了。两天以前，这位外交官向华盛顿报告，与约瑟夫死亡同期，约有250名死亡士兵的尸体在被从医院拉走后一次性地集中掩埋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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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法找回儿子尸体的父亲又请求国务院帮忙，想办法将约瑟夫的随身物品寄回美国。然而，能够找到的全部物品只用一个信封就能够装下：两个分别装着肯塔基州驾照和斯沃斯莫尔学院健身房身份识别卡的皮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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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装满共和国伤员的卡车与救护车驶回后方时，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志愿护士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们就像是在一条永无尽头的血河中跋涉。”[36]缺少足够的头盔意味着许多像约瑟夫·赛里格曼这样的士兵都死于头部创伤。但即便如此，国民军仍未能够成功切断马德里至巴伦西亚间的陆路交通。幸存的英国志愿兵和其他国家的志愿兵们一起修筑了一条新的防线，在这期间，对他们的英国同志所遭受的大屠杀还一无所知的美国营志愿兵被派到了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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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亲眼看见了发生的一切和无法对伤者们提供任何帮助的沮丧造成的深刻打击，格尼接下来的十天是在精疲力竭中浑浑噩噩地度过的。“我应该，”他写道，“在2月22日之前就振作起来了，因为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与林肯营相遇的情景。当时他们在沿着道路行军，距离隐藏在山肩后的法西斯分子的战线只有300码……他们大约有五六百人……他们曾经幻想着早在到达目的地以前就能听到战斗爆发时产生的巨响，但他们真正能听到的，只有某一刻一串断断续续的狙击枪开火的声音。如果他们在路口拐弯继续向前走会发生些什么，我不敢去想。带领他们行进的是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像个校长的高个子男人，带着佩枪，挂着望远镜，全副武装。当我从山丘下面大声喊叫，叫他们停止前进的时候，他看上去还挺生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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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格尼听到其他美国志愿者叫那个带领他们的高个子军官“学院男孩”。这个人正是鲍勃·梅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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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梅里曼于1937年1月上旬到达西班牙时，起初他最犯愁的是找到愿意让他参加战斗的人。和大多数志愿者不同，他是孤身一人来西班牙的，并不是随所在国共产党招募的一拨人一起到来的。直到1月22日——就在格尼在路上看到他的一个月之前——他才被允许加入。“没有玛丽昂在身边有些孤单，”他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写道，“但我大体上还是很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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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从安德烈·马蒂这样多疑的人的角度看，梅里曼也有两件事对自己十分有利。其一，尽管来时只有一个人，但他的出发地是莫斯科。一个美国的志愿兵听过一则传言，说梅里曼是苏联军官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Frunze Military Academy）的毕业生；另一则传言则怀疑他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因为他一直在接到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这些电报其实都是玛丽昂发过来的）。万一他是克里姆林宫派来专门监视国际纵队军官动向的人呢？另一个对梅里曼有利的因素是，不像其他大多数美国志愿者，他在美国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还是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的一名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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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征加入国际纵队时的自我陈述中，梅里曼将以上两点进行了夸大处理。他把自己说成是陆军预备役的上尉，并宣称他在莫斯科的一个“共产主义学院”学习过一年时间[38]——这听起来肯定要比自己在伯克利读过八个月大学更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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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他便被任命为林肯营的副指挥。指挥官是名搭乘“诺曼底号”来到西班牙的陆军老兵，后来被证明是个有酒就喝，喝完就语无伦次，还总在关键时刻消失的人。不久之后，梅里曼接到命令接替了他的职务。就在到达西班牙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他最终加入了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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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短的时间内，梅里曼就得到了人们由衷的钦佩，甚至就连那些并不认同共产党训导的人也不例外。“梅里曼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与喜爱……他就是那种源源不断地向外散发着力量，激发起人们信心的人，”一个名叫桑德尔·弗洛斯（Sandor Voros）的林肯营成员——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弗洛斯本人已经成了一名激进的反共产主义者——回忆道，“他的个子很高，肩膀很宽，面庞红润……运动员一般的健壮体格，如学者般内敛的为人处世风格，再加上眼中发出的炯炯光芒，无不述说着他强大的内在力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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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了对美国志愿者的训练后，梅里曼尽量将自己在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所学的知识都传授给了他们：侦察、发信号、看地图（尽管他们手头没有能用于实战的地图）、扔手榴弹以及挖掘战壕。他还向志愿兵们演示过如何对机关枪，以及部分纯粹用于训练、不上子弹且枪龄超过30年的加拿大造步枪进行拆解与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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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此时士气很低。无尽的政治演讲显然代替不了对弹药的需求，用于冬季御寒的毛毯几乎没有，由于马蒂的人以“安全”为名收走了人们的护照，有些人感到十分不安。几周以前，比其他人先察觉到端倪的格尼就已经把自己的护照藏好了。后来，大约有580名美国志愿者向国务院上报自己的护照“丢失”了。苏联收集这些护照显然自有打算。例如，1940年，列夫·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遇刺时，苏联派出的行刺特工所使用的就是一个加拿大志愿者的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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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美国人在吃饭时得到的是驴肉或骡子肉，有个志愿者写道，这些肉“硬到无法咀嚼”，“它们就像旧轮胎一样韧劲十足，当你放弃从肉块上撕下一块时，它马上就回弹了。想吃这些肉的唯一办法就是直接把它们咽下去，然后等着消化系统自己搞定一切”。[40]很多人作为工会会员，在大声疾呼、争取权利方面很有经验，而因为他们中间几乎没人感受过军事纪律的约束，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导致的邻近分队间的矛盾与对立变得越发严重。此外，国际纵队还效法了苏联红军那套双头管理模式：除了指挥官以外，每个分队的每一层级都还配备了一名政委，他们的职责是检测部队的士气，保证所有人的政治立场正确无误，有时政委的权力甚至能够凌驾于指挥官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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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那些脑子里一直惦记着女人的美国人感到的只有失望。只要他们牵着当地女孩的手一起散步，女孩的父母就会一直跟在后面。“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一个美国志愿者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你们才能收到我和坐在我膝盖上的西班牙女士的合影，那就是当时她的妈妈也正坐在别人膝盖上。”[41]医生向他们发放了避孕套，但绝大多数人都只能拿这些避孕套当烟草袋来用。有一次，一个叫哈里·费舍尔（Harry Fisher）的美国志愿者邀请一个大约18岁的女孩一起去看电影，结果她的整个家族都跟来了，就在电影院里坐在他们二人的身旁。还有个美国人发现了一个名字叫作“自由妇女”（Mujeres Libres）的无政府主义妇女组织，起初还以为自己捡到了宝，但“很明显，她们感兴趣的话题只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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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志愿兵们发现，当地村民都以为他们是被罗斯福总统——他们说他是穷人的朋友——派到西班牙来的。西班牙人是怎么看待周围这些外国人的？这不太好总结，但许多林肯营的志愿者都记得一些令人感到温暖的片段。“那些西班牙农民以前从未见过黑人，”出生于田纳西州的沃恩·洛夫（Vaughn Love）写道，“有一天我恰好在村子的水池那里，这时一群妇女过来取水，并开始窃窃私语。她们将我团团围住，仔细端详我的身体，有个妇女还用手擦我的脸，看看颜色能不能擦掉……有个妇女拥抱我之后和我说：‘可怜的奴隶。’她们轮流拥抱我，让我非常感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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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营通常有500多人，林肯营是组成第十五国际旅（XV International Brigade）的四个营中的一个（当时的其他三个营分别是命运多舛的英国营，法国-比利时联合营以及一个主要由东欧人组成的营）。共和国正在将所有可用的国际纵队力量派去参加保卫马德里—巴伦西亚公路的战斗。在美国人之前，其他三个营已经被一个接一个地派到了前线。对于英国人遭受的重创，美国人此时还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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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一个下午，一支由车身画着国际纵队的三角星标志的，各式各样卡车组成的车队出现在了林肯营的基地门口，将这里的人全部带到了阿尔巴塞特的斗牛场。天黑之后，卡车车灯照亮了斗牛场。马蒂和其他高级指挥官告诉他们，保卫马德里至巴伦西亚的道路是目前共和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国际纵队需要再次挺身而出，拯救马德里。英国营和法国营的军官也发表了讲话，他们大声用西班牙语喊道：“不能让他们通过！”高级军官们在与士兵们握手后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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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奉命从一辆物资卡车上卸下了一批木制板条箱。撬开以后，大家发现里面装着的是一批仍用墨西哥城的报纸包着、还处于油封状态的雷明顿式手动步枪。在这批枪里，最老的甚至还在枪身上印着沙皇俄国的双头鹰徽记。他们还得到了长得像缝衣针一样细长的“猎猪者”（pig-sticker）刺刀，但很多枪上根本没地方装刺刀。由于他们手头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枪油去掉，于是梅里曼告诉他们从衣服上撕下布料来擦拭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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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曼一声号令，他们登上了车厢棚顶由帆布覆盖着的卡车，卡车驶出了斗牛场大门，大门上挂着一只晃晃悠悠的灯泡。驶进无尽的夜色中时，林肯营的人们感觉不到一点儿信心。在开往前线的路上经历了长时间的寒冷与颠簸以后，他们终于被允许下车，在一个采石场的墙壁上试试步枪的火力：每人配发五个弹夹。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自布鲁克林或是底特律之类的地方，从未打过猎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开枪。再次起程以后，麻烦来了：没人有地图，组织混乱的共和军部队没有在路口放置任何引导标识，车队中装载着超过六名美国志愿者、至少一名加拿大志愿者以及全部营队记录资料的头两辆卡车错过了正确的路口，直接驶向了国民军控制区域。他们再也没有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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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卡车在正确的路口拐了弯。当车队停下时，指挥官们命令大家在坚如磐石的土地上挖掘战壕。“亲爱的玛丽昂我爱你！”日记里，梅里曼的情感罕见地喷发了，“我愿为自己的理想而死——愿我为你和他们而活！我接到了命令，就要到前线打仗了。”[43]用头盔和刺刀挖了一宿战壕之后——他们还是没有装备工兵铲——黎明时分，美国人迎来的是强大的炮火与机关枪弹雨的攻击。原来，他们挖掘的战壕就在地平线上最为暴露的危险地带。当营队的火炮观察员查尔斯·爱德华兹（Charles Edwards）将头探出战壕搜寻敌方炮击位置时，一颗飞来的狙击子弹正中他的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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