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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千上万名加入国际纵队的欧洲人、美国人和其他各国人中，格尼算是个绝对的少数派。他仅仅视自己为一名“老派的激进分子”，时刻对共产党保留着一种敏锐的怀疑态度。他觉得，共产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他们“总是对的，没有任何事存在第二条路。他们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与著作，这里面总是包含着能说明天地万物所有道理的答案，然后问题就到此为止了。他们相信这些的那股深信不疑的劲头和这世上最顽固的宗教团体信奉自己的《圣经》一样，也因为如此，我并不适合加入共产党”。除此以外，他认识的共产党员都完全没有一点儿幽默感。“哪怕你表现出一点点幽默，他们的反应都像有人在教堂里放屁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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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格尼也完全明白共产党的吸引力所在：“地铁站口卖《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的那个小伙子不仅仅是个卖报纸的小伙子——他还是党支部的助理宣传秘书……他向上级进行汇报，他的上级带着赞许和鼓励的神情听他汇报。每周会议上，他提出的旨在增加报纸销量和读者人数的各种方案会被反复讨论，就好像会议的结果对全世界都十分重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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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纵队由共产党组建的事实并未对格尼造成困扰。“我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共产党人在利用战争实现他们自己的利益。但要是我必须主动联合他们才能共同对抗法西斯暴政的话，我就一定会先这么做，然后再处理随后产生的问题。”毕竟，在西班牙生死存亡之际大量招兵买马要为它而战的，只有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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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征刚24小时后，格尼就踏上了前往西班牙的旅程。到达巴黎北站后，当地的左翼出租车司机免费将这群英国志愿兵载到了工会办公室，即将前往西班牙战斗的志愿兵都在那里集结。随后不久，他便坐上了开往南方的红色快车。1937年1月，格尼到达了巴塞罗那这座他口中“真正的革命之城”。同先期到达的奥尔夫妇和奥威尔一样，他也因自己的所见所感而备受鼓舞：工人阶级组成的民兵武装戴着红色或红黑双色的领巾把守着各处公共建筑，最重要的是“那种引人入胜的乐观主义情绪，社会的一切不正确都一定会在即将成为现实的平等和自由的新世界被彻底改正过来的信念。这样的情绪可能不太现实，但对一个天生浪漫的年轻人来说，这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我深深地沉醉于这样的想法之中”。至于对发动一场革命是否有助于赢得这场战争的问题，格尼此刻给出的答案是“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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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格尼一直是个观察细致入微的人，可直到几十年以后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时，他才得以更为深刻地审视年轻时的自己。比如，他后来才明白，为何在西班牙参加战斗的想法能够吸引那么多像自己一样的外国人成为志愿兵。“中产阶级在一场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位置总是很尴尬的，尤其是在像英国这样阶级严重固化的国家。双方都对此心照不宣，却极力假装无视这一状况……但在西班牙，一个人能够完全不受这些影响。西班牙的工人不会——也不能——在一群外国人中准确区分出他们各自的阶级……当太阳升起，我们所有人便会觉得，自己正处于一场伟大历史事件的舞台中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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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尼无法不察觉到空气中弥漫的紧张的政治对立，尤其是共产主义者对POUM的憎恨，按照被克里姆林宫贴上的标签，后者是一群托洛茨基分子。“就像那些古老的宗教一样，同一宗教内部的异端分子总是要比真正的异教徒更让人憎恨。”讽刺的是，POUM其实并不属于衰弱不堪、分崩离析的托洛茨基运动的范畴，严厉刻薄的托洛茨基本人还曾专门批评过他们的立场和定位。但在斯大林看来，该党就是异端分子，因为它的领导人里面有曾经与苏联公开决裂的前共产党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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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尼唯一的遗憾就是，由于巴塞罗那的大部分教堂都被摧毁、破坏或是处于关闭状态，他无法在停留期间进入尖顶高耸入云、久负盛名的圣家族大教堂[9]内部参观。作为一名艺术家，参观这座宏大建筑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甚至就连洛伊丝·奥尔也曾把革命热情暂时放在一旁，专门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描述这座由安东尼·高迪[10]设计的“像婚礼蛋糕一样十足梦幻般的哥特式教堂”。）几天以后，他和同伴们再次踏上旅途，搭乘火车到达了阿尔巴塞特。迎接新来者们的是安德烈·马蒂的长篇大论，对他，格尼的讨厌程度与路易斯·费舍尔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人既阴险又滑稽。他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胖子，总是戴着一顶黑色的大贝雷帽……他总是歇斯底里地吼叫着同人讲话，他怀疑每个人都是叛徒，要么就谁的建议都不听，这比遭到怀疑更糟……现在，他正站在那里，用法语朝我们大吼大叫，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搞不懂他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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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尼和一起到达的伙伴们每人得到了一条灯芯绒裤子、一件相对于1月的天气实在有些单薄的夹克外套、一条像纸一样又薄又脆的床单、一条别着笨重的弹药盒子的腰带以及一顶头盔。“尽管看起来挺时髦，但这顶头盔使用的金属实在是太薄了，根本抵挡不了任何比小孩扔的石头更有杀伤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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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发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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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些英国人还是乘着卡车，被送往距阿尔巴塞特一小时车程的一个世代农耕的小村子里接受训练。同很多国际纵队志愿兵一样，格尼被西班牙农民好似中世纪般的生存状态震惊了：“那里没有热东西的燃料，村子里的每个人都住在潮湿的房子里，穿着潮湿的衣服，呼吸着难闻的潮湿空气。”仅有的一点儿用来做饭的火是靠“几大把去年的葡萄藤砍成铅笔那么粗的四英寸长的枝条”点起来的。然而，“相对于规模如此之小的村子，当地教堂却可以称得上是个庞然大物，几英里外都能看到它的钟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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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教堂现如今被改成了军队食堂，厨房在圣坛里，餐桌就放在中殿。这里的神职人员是被杀掉了吗？“我从没见村民进去过那里，”格尼写道，“他们甚至都不愿意看见那个地方，就好像有罪恶感一样。我从来也不知道那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但它让我有种不安的感觉，以前那里肯定发生过什么事情，只是每个人都想把它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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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尼也是个讽刺高手。“每个人的称呼后面都加上了同志二字……从营长同志、政委同志到没有前缀的纯‘同志’。”这造成了不少滑稽事，他写道，例如“有一次，两个灰头土脸的人来到了指挥部，一看就是刚参加完战斗，其中那个看起来稍微精神点儿的拽着另外那个狼狈不堪的家伙大声喊着：‘这位同志偷了我的手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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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英国志愿者在这里接受了为期六周的训练，但直到训练行将结束、他们第二天即将开往前线时，苏联的步枪才姗姗来迟。就在同一天，坏消息自马拉加（Málaga）传来，这座位于西班牙南部的滨海城市落入了佛朗哥之手，意大利军队派出坦克和装甲车对行动提供了大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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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直到此时，佛朗哥依旧未能攻占马德里。现在，他计划让部队做钳形机动，以形成对马德里的包围之势。这是一场交战双方谈得上出色的将领屈指可数的战斗，尽管构成佛朗哥这把“钳子”的其中一支部队还未做好进攻准备，他还是命令其他部队开始了行动。按照计划，他们将首先越过城南的哈拉马河（Jarama River），然后向北进军，切断马德里与巴伦西亚间的陆上交通，这是马德里获得武器弹药以及食品补给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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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主力是摩尔人士兵和西班牙外籍军团，他们是国民军的核心力量，也是最让人闻风丧胆的两支部队。尽管一直被共和国妖魔化，但摩尔人自己其实也是极端贫困的受害者。他们几乎全部是文盲，基本找不到工作，在遭受严重干旱侵袭的贫穷的摩洛哥村庄里，军队带来现金和食物，承诺保证他们家人的生活，并作为交换将他们招募为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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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军团一直以其战斗口号“死亡万岁！”（iViva la muerte！）和残忍的军纪而闻名。每一个军官和军士都随身带着小鞭子，一旦有长官发现士兵违抗军令或表现懦弱，他们有权将其当场处死。发动攻击的国民军部队装备有包括88毫米高射炮在内的最先进的德国武器。这种大炮起初作为防空炮被研发出来，射击极为精准，在西班牙首次投入实战使用。国民军和他们的纳粹盟友很快便会发现，只要使用适合的炮弹，这种炮在远距离轰击或是击穿坦克装甲方面的表现同样高效。凭借每分钟15～20发的高射速，它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负盛名的多功能炮兵武器，成为盟军士兵的梦魇。对希特勒来说，西班牙内战成了德国新式武器的绝佳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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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6日，佛朗哥正式展开了行动。短短几天之内，国民军打死打伤共和军总数超过1000人，迅速逼近了马德里—巴伦西亚交通线。共和军指挥官急忙派遣主要由国际纵队组成的部队前往受到严重威胁的交通线侧翼防守。格尼和战友们便被派往了这里，他们冒着国民军密集炮火的轰击，穿过一大片被雨水浸透了的橄榄树林向指定地点进军。终于接收到步枪令他们感到如释重负。“我们又开始觉得自己是个爷们儿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体内的十字军精神又重新复苏了，”格尼写道，“要是知道我们中一半的人都会在接下来24小时内死去，我当时的感受可能会完全不一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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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尼所在的英国营向前线进军之时，美国志愿兵们还在后方接受训练。美国共产党在1936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了对支援西班牙的志愿者的秘密招募，他们来自各行各业。詹姆斯·耶茨（James Yates）的祖母曾经是一名黑奴，15岁那年，身穿蓝色军服的北方军队到达了她所在的密西西比种植园并将她解放了。她一直活到了80多岁，去世的时候，她的孙子正在西班牙为共和军驾驶卡车运送物资。在另外约90名美国黑人志愿兵中，有些是曾经希望到埃塞俄比亚与墨索里尼进行战斗的人，他们中有个人发明了一句口号：“这不是埃塞俄比亚，但以后未必。”其他一些志愿者的手上和脸上有蓝色的痕迹，那是炭灰淤积在已经愈合了的割伤或擦伤伤口内留下的印记——煤矿工人的印记。弗兰克·亚历山大（Frank Alexander）从小在内布拉斯加的一块印第安保留地长大，会说英语和苏语[14]，他的父亲曾是小马快递[15]的一名快递员；欧文·戈夫（Irving Goff）是一名杂技演员；莱恩·利文森（Len Levenson）和鲍勃·科尔弗（Bob Colver）二人曾经从事过指纹技术员或是FBI特工之类的职业（他们都是地下共产党员）；海曼·卡茨（Hyman Katz）是一名犹太教拉比[16]；戴维·麦凯尔维·怀特（David Mckelvy White）的父亲刚刚结束自己俄亥俄州长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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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美国来的志愿者中大约3/4的人都是美共或美共青年团的成员，[17]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儿童时期就已经通过美共组织的夏令营彼此相识。这些人的平均年龄为29岁。许多人是工会会员，很多日后在同一个战壕里出生入死的战友也是一起在街上示威游行的同志。因为在当年的纽约港口罢工和制衣行业罢工中经历了锻炼，最早一批志愿者大多是失业水手、码头工人或制衣厂工人。超过1/3的志愿者来自大纽约地区[18]——其中有约60人来自纽约城市学院这一所院校，他们中有学生，有教师，还有学校的行政人员和毕业生。约一半的志愿者是犹太人，在西班牙，他们能与其他国家的志愿者用意第绪语进行沟通；至少有十名志愿者出自同一所机构——布鲁克林犹太人孤儿院。“对我们来说，一切同佛朗哥无关，”在那里长大的纽约人莫里·科勒（Maury Colow）说，“我们要对付的是希特勒。”[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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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美国志愿者中，没有人像约翰·康福德（查尔斯·达尔文的后裔，死于马德里战斗中），或是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在另外一场战斗中身亡）以及刘易斯·克莱武（Lewis Clive，18世纪为英国攫取印度次大陆财富立下汗马功劳的“印度的克莱武”罗伯特·克莱武男爵的后裔）那样出自名门望族，他们中无人拥有乔治·奥威尔那样的政治洞见，他们身边的未来作家们也无人能够取得匹敌奥威尔与安德烈·马尔罗的成就。这些在西班牙的美国人之所以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或是他们的作品，而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最后，在西班牙战斗的美国人将来自46个不同的州，他们曾经从事各行各业，不过，如果为志愿兵们挑选一个典型样板的话，他将是一位来自纽约的共产党员，一代或者二代移民，工会成员，还属于一个在当今美国社会中已经消失了的群体：犹太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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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之外，只有社会党在尝试系统性地从美国招募赴西班牙战斗的志愿者，不过他们成功招募的人寥寥无几。相比之下，美共的组织性要强得多，并且几乎不拒绝任何人的申请。的确，正如历史学家彼得·N.卡罗尔（Peter N.Carroll）所写的那样：“有一个志愿者带着金属护膝去了西班牙，另一个是个独眼龙，还有个已经参加了战斗的竟然安着一条假腿！（这条‘腿’是在被机关枪子弹击中打碎以后才被发现的。）”即便如此，“比起其他欧洲国家来的志愿者，美国志愿者们普遍营养状况良好，这也意味着更好的身体健康状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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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在美国本土为外国军队招募人员的做法可能会遭到起诉，美共的干部告诉第一批志愿者，对外要说自己是以学生、游客或是徒步旅行爱好者的身份前往欧洲旅行。但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领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由廉价的黑色硬纸板制成、捆着黄色绳带的手提箱，里面装着从一个共产党同情者在纽约所开的剩余物资商店采购的一战军装。1936年12月26日，大约100名年轻人登上了法国航运公司拥有三个烟囱的旗舰客轮“诺曼底号”（Normandie）的甲板。他们被告知在船上不要与其他人待在一起，不过，当发现乘客中有来自巴黎著名的女神歌舞厅（Folies Bergère）的女演员时，这条指令被轻松违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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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处处防范，其他人却似乎对他们的去向充满了好奇。有个友善的签证官告诉即将登船出发的，强壮的水手和码头工人比尔·贝利（Bill Bailey）：“一路上一定要保持低调行事。”有个志愿者发现船员会偷偷塞给他食物。还有个志愿者整个行程中都十分谨慎，吃饭时从不参与有关西班牙战事话题的探讨，结果当船马上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一个和他同桌的纽约商人对他低声说：“祝你们到那里以后好运。”并给了他一个装满现金的信封，令他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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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诺曼底号”抵达法国的勒阿弗尔（Le Havre）后，戴着圆形筒状帽的海关人员微笑地看着他们全部一模一样的箱子大声喊道：“共和国万岁！”志愿者们发现，法国当地报纸都在大篇幅报道就在他们到达的那一周爆发的，史无前例的通用工厂静坐罢工活动，共有上万名汽车工人参与其中，人数足以占领六座密歇根通用工厂大小的厂房。1937年，将有近500万美国人投身于罢工运动当中。此时此刻大西洋两岸似乎都充满了革命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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