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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士兵都使用同种型号的步枪、机枪与火炮，使用同类型弹药的话，装备一支部队当然容易得多。然而，当苏联货船陆续在1936年年末、1937年年初到达西班牙时，人们怀着这样的期许从船上卸下来的，却是包括早在20年前就已过时的德式掷弹筒，以及一大批枪龄超过60年的笨拙的单发式步枪在内的老古董。其中有9000支美制温彻斯特步枪，最古老的早在1860年代时就已经被温彻斯特公司在康涅狄格州的工厂制造了出来。超过11000支发射11毫米口径子弹的意大利步枪则明显是沙俄在1877年与土耳其的战争中缴获的。还有超过11000支由法国和奥地利制造的步枪，尽管它们也是11毫米口径，但其子弹却无法与意大利的型号互换使用，而且不论如何，这一口径的子弹本身也已经有超过40年没有生产过了。一旦同时运来的少量弹药消耗完毕，这些步枪便毫无用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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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武器方面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完全是另一锅万国武器大杂烩，就如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元帅在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所说：“选择这些武器是为了一劳永逸地将我国武器库中那些外国装备——英国的、法国的、日本的——处理干净。”[1]由于太过陈旧，西班牙人还给一种出自沙皇时代型号的大炮起了一个外号：“叶卡捷琳娜大帝之炮”（the battery of Catherine the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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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运抵的还有总数超过300挺的法国圣埃蒂安M1907式机枪。操纵这种机枪的时候，机枪手要坐在机枪三脚支架最后一根上面长得像自行车坐垫一样的座位上。拆开第一批枪械包装的国际纵队成员们对所见之物感到非常困惑，当时一名在场的英国志愿者回忆道：“我们都面面相觑……我们当中有的人曾经参加过好几场战争，使用过六七种武器……但就连他们也从未见过如此古老的机关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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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机关枪可称得上是最不寻常的那种——制造工艺精密，结构却极端复杂，闭锁（我们从未真正搞懂其工作原理）依靠一个由齿轮和枪机组成的系统运行，与老式钟表一样复杂，就是那种使用同样结构控制日期显示乃至指示月食时间的座钟。可是，最让我们担心的还是它的重量。”加上座位和三脚支架，每挺机枪总重超过120磅。不仅如此，这种枪还经常卡壳——这也是法国军队在1914年就对其弃之不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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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不奇怪，为何鲍勃·梅里曼对自己手下的战士要使用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式武器在哈拉马河畔进行作战感到沮丧了。一份战争后期的物品清单显示，当时共和军总共装备有49种不同的步枪，41种型号的机关枪，还有令人震惊的多达60余种各型火炮。[3]在苏联将这些古董武器的库存彻底出清后，运往西班牙的装备品质得到了逐步提高，尤其是顶级的苏制坦克和飞机，已经成了捉襟见肘的共和军军火库中的重要武器组成部分。但是在头几个月时间里，苏联的武器援助相比后来却少得多——尽管西班牙人已经为它们慷慨解囊，并将共和国庞大黄金储备的3/4都运往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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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政府别无选择。苏联是主要大国中唯一愿意向其出售武器的。况且，就算留着那些黄金，它们不但可能成为国民军的战利品，还可能被无政府主义者抢夺，对于这一点，共和国政府在之前发生的众多银行劫案中便已深有体会。1936年下半年的某段时间，无政府主义者确实曾经策划对西班牙央行实施抢劫，只是后来放弃了这个计划。[4]要是当初将这些黄金存放在英国或是法国可能更不安全，因为事到如今，两国政府可能早已把寄存的黄金冻结了。（迫于法国右翼势力的压力，在此之前，法国央行确实对部分西班牙共和国存放的黄金实施了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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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班牙共和国出售武器的苏联的资产账户则因这些黄金逐渐充盈起来。首先，黄金被伪装为成箱的弹药，装在木质弹药箱里运到了卡塔赫纳港（Cartagena）一处海军基地内由重兵把守的洞穴当中。“这是共和军的重炮炮弹！”士兵们被如此告知，“轻拿轻放！”[5]就在希特勒的轰炸机对实行灯火管制、一片漆黑的马德里进行为期三天的轰炸时，卡车司机正忙于将一车车黄金运到码头。在那里，它们将被装上四艘开往敖德萨（Odessa）的小型货船。在秘密警察的全程监视下，货运火车再将这些黄金运往莫斯科。这批黄金除了西班牙央行铸造的标准金锭外，还有成千上万开口绑得严严实实的麻袋，里面大概一共装了6000万枚金币——法郎、美元、德国马克、里拉、弗罗林、比索、埃斯库多、比塞塔和其他西班牙政府一个多世纪以来积攒的，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金币。斯大林向身边的随从讲了一句俄国的老话，“就像他们再也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西班牙再也不会见到他们的金子了。[6]金子当然是再也见不到了，可要不是凭着用金子换来的武器装备，共和国的军队可能早在1936年年末就已经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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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老掉牙的武器并非全都直接出自苏联的库房。许多武器都是从第三国，例如玻利维亚、巴拉圭、爱沙尼亚和波兰等地购买的。在这些国家，那些手头掌握着部分苏联老旧军火的武器商人们摩拳擦掌，准备好好利用西班牙共和国对武器的迫切需求大赚一笔。即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军火交易也不是属于门外汉的游戏，更何况共和国派出的代表们对此的确极为业余，而奸商们就是利用了这一点。突然抬价，并声称共和国方面的出价低于佛朗哥代理人开出的报价是武器黑市商人们的一项惯用伎俩。这些精明的武器贩子还怂恿来自不同政治势力的代表互相内斗，或是向马德里的有关人士散布谣言，声称共和国方面派来的代表不可信任，暗中破坏他们在哥本哈根或是布鲁塞尔经历艰苦卓绝的谈判才得以达成的交易。许多共和国已经付了款的武器最后根本就没有如约发货，战斗机上没有配备机关枪，火炮缺少瞄准具也是家常便饭。在有些国家，海关官员会故意延迟发货并索要贿赂或是武器的“仓储费”，还有的国家则针对所谓的武器出口许可证收取高额费用，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交易费”也会被计算在总价当中。在整个过程中，西班牙共和国几乎没有从美国——这个世界上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得到任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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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惊慌失措的玛丽昂·梅里曼发现的一样，罗斯福总统希望美国置身西班牙内战之外的渴望，使他的人民就连去那里都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了。在前往西班牙途中，她求助于一个在美国驻巴黎领事馆工作的朋友。这个朋友直接带她走出了办公大楼，避开同事们的耳目，告诉玛丽昂：“如果我见到你的护照，我将不得不在上面盖上‘不得前往西班牙’的章。”[7]这一举措，是美国政府为阻止美国志愿者赴西班牙作战而进行的尝试；国务院只批准记者、医疗人员、救援队，以及有临时需要的重要人物前往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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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昂首先到达巴伦西亚，米利·贝内特在当地的共和国政府新闻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对于鲍勃的事，贝内特告诉她：“他正在穆尔西亚（Murcia）的国际医院住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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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昂告诉贝内特一个叫凯特·曼根（Kate Mangan）的英国女同事：“我就是用尽吃奶的力气，也要把鲍勃带出西班牙，离这些破事远远的。整件事情里，最糟糕的就是他坚信不疑的所谓理想。”曼根后来记得，玛丽昂“看起来太年轻了，她就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仍然相信还有普通人平常的快乐存在，而对我们来说，这些早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9]由于美国报纸纷纷报道了鲍勃负伤与众多林肯营士兵死亡的消息，从国内发给玛丽昂的电报像雪片一般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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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昂最终在穆尔西亚这座西班牙东南部城市见到了丈夫。他“从左肩膀到腰部都被绷带绑着，左前臂以一种扭曲的姿势僵着，搭在比腰带扣的位置稍高一点儿的地方。由于没有医用的轻量石膏可用，医生只能将他被子弹打得五处骨折的肩膀用普通的家用石膏进行固定”。[10]在他平时净是政治和军事会议纪要的日记里，鲍勃·梅里曼写道：“玛丽昂来了……我和她在医院四处散步，就像在梦里一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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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内特也去探望了梅里曼，她回忆道，鲍勃“肩膀那里有一栋房子那么宽，壮得就像一头公牛，但在骨头愈合的过程中，他根本无法一次站立超过15分钟……石膏太沉了”。[12]医生保证他能够彻底恢复，但这显然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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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昂毛遂自荐，开始为这家医院工作，又在不久之后开始帮那些因受伤而无法握笔的美国人写家书。“我甚至还遇到过一个负伤的英国志愿者，他的脊椎断了两节，却坚持要下床走路。”医院的药品十分有限：“我们有阿司匹林，但别的药没有多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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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向玛丽昂讲述了那个灾难般的清晨在哈拉马河谷里发生的故事，他就是在那天早晨身负重伤的。也正是这场战斗，让他在写给第十五国际旅指挥部的战斗备忘录中的情绪仍显得愤怒不已。[14]被第十五国际旅的南斯拉夫指挥官弗拉迪米尔·乔皮奇（Vladimir Copic）上校在电话里一顿叱喝威胁之后，他带着手下的部队跃出战壕，发动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攻击。还没有走出几步，他就被子弹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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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试图继续向前穿过一片橄榄园，但对面机关枪射出的子弹无情地阻挡了他们的脚步。一些人趴在地上，发疯似的用泥土盖在身上隐藏自己，雪水和雨水很快便把泥土变成了泥浆。很快，迫击炮弹在他们周围爆炸。当梅里曼被带到战线后方以后，一切更是雪上加霜。来自荷兰的担架员在努力将更多伤者抬走的过程中被机枪射杀，临时负责战地指挥的英国中尉将局势变得更糟了：他用左轮手枪威胁不愿继续冲锋的美国士兵，先是让他们发起了另一波攻击，后来又在天色仍亮的情况下，命令被敌人火力死死压制的士兵们撤回战壕。那些听从了命令的人全都暴露在了国民军机枪手发射的致命弹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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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之中，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林肯营志愿兵死于此次战斗。在布满岩石且冻得僵硬的地上挖掘坟墓根本不可能，许多尸体都被堆在一起烧掉，遗骸则被埋葬在了由石块、泥土和头盔堆成的纪念冢下。对于伤亡人数的估计有很多版本，其中一个版本认为战斗造成了120人死亡，175人受伤。[15]共和国方面没有夺得一寸土地，整个攻击行动不管怎么说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国民军切断马德里至巴伦西亚交通的行动在此之前就已经暂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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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灾难仍在继续，负伤的梅里曼下定决心要“和乔皮奇说道说道”，[16]就如他之后在日记中记载的那样。但在担架员将他抬到国际纵队的指挥总部后，穿着擦得锃亮的靴子，身上挂着配枪、望远镜和皮质的地图盒，衣着考究的乔皮奇却拒绝与他对话。梅里曼随后被带到了一所医疗救助站。在后来的记录中，他形容那里就像一座“屠宰场”，“伤员们就死在院子里的担架上”，止痛药也严重短缺。他的胳膊被固定在一块木板上，在救护车里忍受了三个半小时的颠簸。这辆车先是迷了路，最终将梅里曼送到了一座几天之前才匆匆投入使用的战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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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士兵的同时，共产党也招募到了一些医疗志愿者，爱德华·巴尔斯基（Edward Barsky）医生和他17人的医疗队刚刚于这场战斗打响前的几个星期抵达西班牙。哈拉马河战斗爆发后，他接到命令：“建立一所拥有100个床位的急救医院，并确保在48小时内投入使用。”[17]巴尔斯基是一名来自纽约贝思以色列医院（Beth Israel Hospital）的外科医生，留着小胡子，平时严肃认真，是一杆老烟枪。尽管身受胃溃疡折磨，但他从来都表现得坚忍平静，并在工作中表现出了十足的激情，这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他和他的医疗队成员们在一所学校的校舍将从美国带来的一箱箱医疗装备撬开，将这里改造成了战地医院。他们吃惊地发现，一些箱子已经在路上丢失了，很可能是被其他极度缺乏补给的部队拿错了，但这已经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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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老师们将桌子、书籍和黑板等教学用具抬出楼外，巴尔斯基则极力发动起当地工匠连夜将楼内的墙壁打通，并从头开始打造木头床架。当地镇上的人们纷纷提着筐子，用石头和土将路上的坑坑洼洼填平，好让伤员少受颠簸之苦。这所医院里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厨房，也没有厕所。“我们没有在屋顶上放置红十字标志，因为这样做将会招来灭顶之灾，”一名护士写道，“马德里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德国轰炸机轰炸了那里的数所医院。”[18]出于同样的考虑，救护车司机也涂掉了车身外面的红十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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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伤员抵达时，医疗队为使医院准备就绪已经连续工作了两天一夜。“在卡车的车厢里面，大约有25名伤员躺在床垫子上，”一名药剂师回忆，“有两个已经死了，还有几个的情况也非常不乐观。剩下的伤员由于骨折和一路颠簸忍受着剧烈的疼痛。”[19]很快，又有六辆卡车抵达，伤员很快便占满了所有床位。先是一张床上躺两名伤员，然后是地板上铺床垫安置伤员，最后仍然有很多伤员只能继续在操场的担架上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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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天时间，200名伤员——有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西班牙人——就塞满了这所设计床位仅为75人的医院。医生和护士们连续工作了40个小时没有休息。一些伤员休克了，为了给他们保温——楼里没有暖气——护士在床和担架底下点燃了做饭用的小型炉灶。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医院仅有的微弱电力供应中断，这让巴尔斯基医生不得不借着手电筒的微弱光线完成手术，将伤员被打坏的肾脏摘除。“每拿起一件手术器具，那种冰冷的感觉就像拿着冰块一样。”他后来回忆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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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不分昼夜，都有伤员被送到医院……在手术过程中，我时常得不停蹦跳才能让自己感觉暖和一点儿，”护士安妮·塔夫脱（Anne Taft）回忆道，“手术工具摸起来冰凉，都快要粘在我的手上了……你都能看到伤者腹部和其他伤口里散发着的热气。”来西班牙的路上，医疗队曾与部分林肯营的志愿者搭乘同一艘船。另一个叫利妮·富尔（Lini Fuhr）的护士“亲手剪开了来时与我一起跳舞的小伙子的衣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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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曼被从巴尔斯基的战地医院送到穆尔西亚进行康复的很长时间以后，对这次进攻的激烈争论仍在持续进行中。有些士兵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他，其他人则认为，那天接替梅里曼进行指挥的无能的英国中尉难辞其咎；梅里曼自己将责任归咎于乔皮奇；乔皮奇则将责任归咎于他的上司，一个很不招人待见的匈牙利将军。这名将军试图粉饰这场失利，他向一个记者宣称，一些美国人在死亡的最后一刻还保持着人民阵线握拳礼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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