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25440
1706425441
格尼十分确信，这场战争他们输定了。“我感到非常抱歉……与医院里工作的温柔友好的西班牙人见面，谈话，同时清楚地知道他们落入佛朗哥之手将面临的命运，作为所有他们对我们展现出来的善良和慷慨的报复的命运，这样的情形让人感觉糟糕透顶。即便在30年之后，这种情形带来的恐怖的感觉仍徘徊在我的周围，就像正在腐坏分解的牛奶的味道一样。我并未为他们的利益做到些什么，如果我无法做到更多，那么就是时候离开了。”[19]但他无法独自离开，因为此时他正在热恋当中。
1706425442
1706425443
1706425444
1706425445
西班牙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交易确保苏联人取得了对共和国政府内部安全机构的控制。国民军对第五纵队秘密特务的鼓吹所带来的恐惧心理与苏联人控制的安全部门一起，引发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很快控制了共和国的军事反间谍机构军事调查局（SIM）。同世界上类似的组织一样，军事调查局内部充斥着虐待狂，并因恶劣的监狱条件而臭名昭著。它的确破坏了国民军几个重要的间谍网络，但没有人知道，在被它投入监狱并遭到折磨的人中，有多少来自佛朗哥的第五纵队，又有多少是反对斯大林的左派人士。
1706425446
1706425447
在这当中，一名囚犯的案件将在美国文学界被不断提起。何塞·罗夫莱斯（José Robles）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西班牙年轻人，他在1920年代由于反对西班牙的军事独裁而逃往美国避难。作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西班牙语教授，他学习了俄语，以便阅读俄国19世纪那些伟大的小说作品原文。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正在西班牙访问，并立即志愿加入了共和国军队。共和军对于他的加入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他们极其缺乏军官，尤其是懂英语、法语或俄语的军官。罗夫莱斯被任命为陆军中校，并被同时授予了一项秘密职务，据说，他成了弗拉基米尔·戈列夫（Vladimir Gorev）将军的联络官，后者是苏联驻西班牙的军事专员和军事情报主管。
1706425448
1706425449
罗夫莱斯认识约翰·多斯·帕索斯已经有20年了，他曾将帕索斯的一本小说翻译为西班牙语。这位小说家相信，罗夫莱斯将很乐意为自己和老朋友欧内斯特·海明威就《西班牙的土地》的制作工作提供帮助。但当帕索斯1937年4月到达西班牙并尝试与罗夫莱斯取得联系时，人们却对罗夫莱斯的下落含糊其词。直到他找到了罗夫莱斯的妻子以后才得知，罗夫莱斯已经被逮捕了。
1706425450
1706425451
罗夫莱斯是否真的因为什么原因而有罪，我们不得而知。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他所处的位置，使他对苏联在西班牙共和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所知甚多。他不是共产党员，一辈子都是个学究，对保守秘密没有任何专业的技巧而言，有传闻指出，他曾很不明智地向别人讲述了自己知道的事情。将罗夫莱斯逮捕也有可能是苏联秘密警察，苏联内务部内卫部队（NKVD）用来对付他们的对手、以戈列夫为代表的军事情报局的一种手段。[20]
1706425452
1706425453
作为一名左翼作家，多斯·帕索斯刚因其《美国三部曲》而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朋友被捕却又无人能告诉他原因令他感到惊骇不已。罗夫莱斯的妻子乞求他帮忙营救丈夫。随后他又进一步受到了冲击：他被告知，罗夫莱斯已经被执行了枪决。
1706425454
1706425455
海明威态度鲜明地认为，帕索斯应该停止对罗夫莱斯的死提出疑问，这样一来，朋友被杀对帕索斯造成的伤痛变得更加严重了。约瑟芬·赫布斯特这样总结海明威的态度：“这将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怀疑，给我们造成麻烦。”海明威乐于对同行展开残忍的突然袭击人尽皆知，他已经在帕索斯身上感到了竞争压力。“他想成为他自己所处时代最伟大的战争作家”，赫布斯特写道，他不可能对法国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刚刚将帕索斯称作“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的事实感到高兴。除此之外，帕索斯和他的妻子与海明威的妻子保利娜（Pauline）关系很亲近，而海明威本人却正处于与玛莎·盖尔霍恩日益公开化的暧昧关系中。[21]
1706425456
1706425457
尽管帕索斯从一而终地完成了《西班牙的土地》的工作，但他却从未停止质疑。离开西班牙后，他为罗夫莱斯的死而感到绝望，政治立场开始由左转向右，并永远地疏远了海明威。正如一位评论家观察到的那样，“海明威就好像只有每隔几年毁掉一段友谊或是婚姻才能维持自己的正常运转似的。而在马德里，这两样都被他毁掉过”。[22]然而，不论海明威的心胸到底有多狭窄，对他来说，这其中牵涉的不仅是个人之间的竞争而已。不管西班牙共和国存在哪些缺陷或不公正现象——后来他向人们展示出了他对这些问题早有充分认识——他最在乎的，还是它能否赢得战争。他对任何可能分散政府注意力的事情都有所提防，即便那仅仅是一起神秘的死亡事件。
1706425458
1706425459
其他在1937年春天死于军事调查局之手的受害者还包括加泰罗尼亚前司法部部长、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翻译为加泰罗尼亚文的POUM领袖安德鲁·尼恩。由于尼恩在成为反斯大林主义者前在苏联待过将近十年，还曾一度与斯大林的宿敌托洛茨基十分接近，他尤其成了苏联发泄怒气的目标。在西班牙共和国境内，POUM的报纸几乎是唯一对“大清洗”中的审判展开抨击的。斯大林派往西班牙的首席秘密警察亚历山大·奥尔洛夫（Alexander Orlov）似乎亲自监督了对尼恩的审问和行刑。
1706425460
1706425461
尽管发生了这些死亡事件，但奥威尔和其他人所恐惧的针对所有非斯大林主义左翼分子的大屠杀却并未发生。准确的死亡人数无从得知，但一个同情POUM的学者估计，除去那些死于巴塞罗那街头战斗中的人以外，大约有30名POUM成员、托洛茨基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是被共产党人在军事调查局和其他地方杀害的。[23]
1706425462
1706425463
奥威尔后来认为，内格林的政府“展现了超出所有人预期的政治容忍度”。[24]早在战争爆发初期，他的政府就已经展开了对共和国境内发生的若干起无端杀戮事件的调查，这让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感到失望。尽管共产党控制了军事调查局的监狱系统，它却没能在共和国的法院系统中获得相似的权力。尽管也存在瑕疵，还会承受政治压力，可是，相比许多国家的战时法院，这些法院却显得公正得多。经过多次延期，当POUM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被最终带上审判席时，审判并未成为斯大林要求的那种苏联式的公审；尽管部分被告被判入狱，但其余被告却摆脱了对他们的全部指控。现场的共产国际代表向莫斯科失望地报告，审判结果“令人感到可耻”，因为“没有任何真正的惩罚”——换言之，死刑判决——下达。[25]
1706425464
1706425465
众多POUM的外国支持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久之后便被释放了。经过九天的拘留以后，同样的事情在洛伊丝和查尔斯身上也发生了，他们发现自己在一天清晨的四点钟突然被扔到了巴塞罗那的一条街道上。几天之后，他们登上了前往马赛的船。他们在西班牙的十个月旅程结束了，一如他们来到西班牙参加的社会变革实验的终结。当他们到船上的餐厅吃上船后的第一顿饭时，洛伊丝感觉自己像在“守灵”。[26]
1706425466
1706425467
1706425468
1706425469
1937年年中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持异见者办的报纸开始隔三岔五地遭到审查，工人所剩不多的支配权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在阿拉贡，一支受共产党员指挥的部队甚至强迫正在进行集体耕种的农民将土地、工具和牲畜归还给它们原来的所有者。内格林总理急于从国外获得支持，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去说服民主力量相信共和国从事的斗争的非革命本质”，[27]他宣布计划，要将之前被国有化的各行各业重新变为私有。尽管战争仍然在开足马力地继续，西班牙革命却已经走向了终结。我们要怎么回顾这场革命呢？
1706425470
1706425471
想要为激情澎湃的革命时期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给个解释，答案十分简单。一个多世纪以来，理想主义者一直在梦想着一个财富均分、工人有其厂、农民有其田，以及，尽管方式有待确定但民主更加直接的世界。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梦想中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已经在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周边地区和阿拉贡附近实现了。你可以想象有这样一场发生在美国的彻底的革命，以芝加哥为中心，囊括了整个伊利诺伊和印第安纳地区。这场巨变的确被几千人遭受的屠戮深深玷污了。可是，无论向前看还是向后看，我们都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一个实例，见证许多平时被当成空谈的梦想以如此大的规模照进现实，并影响几百万人的生活。
1706425472
1706425473
如果西班牙革命不受阻碍地继续，它能对共和国赢得战争带来帮助吗？洛伊丝·奥尔对此十分确定：“只要人们立即行动起来，将一切夺回到自己手中，也许我们就能为一系列荒谬而毫无意义的失败画上句号了。”奥威尔在离开西班牙几年后出版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实际上，POUM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标语“‘战争和革命是不可分割的’并非像它听上去那样是个空中楼阁”，他写道。如果共和国政府“不以‘民主的西班牙’，而是以‘革命的西班牙’的名义将全世界的工人号召起来，很难相信他们不会得到回应”——以其他国家成百上千万工人组织的罢工和抗议的形式回应。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如果能允诺西属摩洛哥独立，共和国本来是可以在佛朗哥的后方引发起义的。[28]
1706425474
1706425475
尽管我们今天将奥威尔视为独立思想的守护神，但此时此刻，和众多形形色色的左翼分子一样，他也在将工人阶级浪漫地描述为世界革命的关键力量。这是一种——一反奥威尔常态——极其一厢情愿的想法。西属摩洛哥并非如他所想的那样是个只需一根火柴就能将反殖民主义抗争引爆的火药桶。相反，它就像是一幅由极为传统的不同群体拼凑成的马赛克图案，独立运动的支持者既弱小又分散。国民军能毫不费力地持续从摩洛哥招募士兵；到1937年，摩洛哥当地每七人中就有一人在佛朗哥的部队服役。[29]
1706425476
1706425477
确实，要是没有上百人在巷战中死伤，没有苏联控制的安全部门在监狱屠杀持异见者，共和国各政治派系也能够求同存异的话，形势原本可以好得多。然而，要打一场复杂的机械化战争，一支听命于中央指挥的、纪律严明的部队，远比一系列向一大批政党和工会组织拼凑成的机构分别报告的民兵部队有效率得多。尽管西班牙共产党确实渴望运用集中化管理来为自己攫取更多权力，但这并不能改变集中化管理更有效率的事实。至少，如果法国和美国能够认定西班牙并未爆发革命，他们或许会重新考虑自己不情愿向其出售军火的态度，这样的希望并非毫无理由。事实上，两国领袖后来都就软化有关政策给出过试探性暗示，曾经有一两次，法国真的向共和国出售了少量军火。
1706425478
1706425479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梦想面临的问题更多。对一切形式政府的痛恨，加上对使用金钱的痛恨能够长久地与工业化社会相结合，这种画面我们很难想象。你很容易就能想到用鸡蛋换衣服的以物易物，可是，如果货物变成飞机零件或X光机呢？无政府主义者想象中的世界在和平时期就很难维持，在一场没有退路的求生之战中更是难上加难。尽管如此，即便西班牙革命的结局早已命中注定，一种不论在西班牙还是世界任何地方都再未出现过的极为不同的社会形态，的确成长并繁荣过好几个月。在当今经济愈发不平等的世界里，1936～1937年在西班牙短暂出现过的大批农业合作社、集体耕种的土地和工人控制的工厂与企业树立了一个诱惑力十足的迷人榜样，铺就了一条没有被人走过的道路。
1706425480
1706425481
然而，若是有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想要在这一切正发生的时候进行学习，他们一定会面临困难。尽管西班牙革命发生在地球上外国记者当时最为集中的地方，他们实际上却从未对这场革命着过任何笔墨。
1706425482
1706425483
记者们很容易掉进羊群效应的舒适区里。刚到国外，很少有记者会不立即凑到其他带着笔记本、背着照相机的同行那里获取线索的。今天发生了什么？政府部门有新闻发布会吗？你听说过……吗？同时，那种已经先到一步、为自己学会如何在当地开展工作而扬扬得意，却不给新来者提供友好建议的记者同样是稀有动物。
1706425484
1706425485
当记者们不断遭到炮火袭击时——在西班牙，有几名记者因此死亡——这样的同志友谊变得更强了。在马德里，外国记者团在格兰大道宾馆位于地下的，像夜店一样的餐厅里专门预留给他们的长桌上一齐吃中饭和晚饭。约瑟芬·赫布斯特写道，在那里，他们“就来袭的炮弹数量和被杀的人数……展开着深入的探讨”。他们几乎所有人都住在附近的佛罗里达宾馆。他们的回忆录中充斥着这种共同经历过的艰难生活的故事，包括格兰大道宾馆恶劣的食物。（“小米和水做成的汤，”海明威这样描述道，“里面放着发黄的大米和马肉。”[30]）桌上的所有人会以欢呼声热烈欢迎刚从海外前来、为记者同行们带来一手提箱罐头食品的新同伴；要是他没带，人们则会对他产生抱怨。
1706425486
1706425487
在这种情况下，一名记者报道的新闻会受到其他人报道内容很大影响。每个外派记者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国内的办公室焦急地发来消息，说竞争对手的报纸或网站上报道了这个或者那个，为什么他们从来没从你那里听到任何有关消息？现在，这样的消息是用电子邮件或者短信发过去的；在当时，它们则是用电报发过去的。同时，不管记者们从哪个角度密切关注着同行报道的内容，一种对事件报道的权威版本都会逐渐形成。要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需要有一种不寻常的独立和叛逆的精神。
1706425488
1706425489
“在那几年的佛罗里达宾馆，”海明威吹嘘道，“你能了解到的东西和你在世界任何地方所能了解到的都一样多。”[31]但是这真能做到吗？在佛罗里达宾馆停留的记者们拥向各地报道大型战斗，尤其是发生在马德里的战斗。在黑板上仍写满教学板书的大学城建筑间发生的交火和在炮火攻击下蜷伏在战壕里的士兵，比巴塞罗那一座被工人占领了的工厂，或是阿拉贡一座被农民占领了的农庄更有机会登上报纸的头版——尤其是在已经有竞争对手报社的记者发出了蜷伏在战壕里的士兵的报道的情况下。
[
上一页 ]
[ :1.7064254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