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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的父亲是一家洗衣店的店主，同当时的众多小商贩一样，大萧条期间，他也在挣扎着勉强维持经营，他的四个孩子也一直在帮父亲省钱。自从与珍斯基的姐姐结婚以后，马克斯就一直住在自家的公寓里。在家庭责任意识和自己对西班牙是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大熔炉的信念之间，菲尔清楚地感到了撕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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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夜间翻越比利牛斯山的艰苦旅程到达西班牙后，他首先将自己掌握的技工技术用在了在后方维修步枪的工作中。不过，1937年6月，渴望战斗的菲尔在写给另一个哥哥、同样是信奉共产主义的技工哈里（Harry）的信中说，自己已经加入了新组建的乔治·华盛顿营，正在赶往前线。“要是我很久都没有信寄回去，设法让爸爸保持冷静……如果他对任何事产生怀疑，就写信告诉我。”他在给马克斯的信中写道：“我感觉很好，从来也没有对来到这里感到过一丝后悔。我唯一担心的，是爸爸……要怎么接受这样的消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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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月底的时候，他又写信给哈里：“我们现在处于预备役状态。我们正驻扎在一座橄榄园中，听着前线的枪声。”这时，他们的父亲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菲尔在西班牙，但菲尔却仍旧坚持给他留下自己只是在后方修理步枪的印象，这从他在7月3日写给马克斯的信中就能看出：“我希望爸爸不知道我在军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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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内特战役的名字来自马德里以西荒芜的瓜达拉马山脉（Guadarrama Mountains）旁的一个村庄。共和军计划歼灭深入马德里郊区的国民军，因为在那里，后者能向城中不间断地进行炮击。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对马德里围城的消息以头版头条进行过报道，对共和军来说，减轻马德里受到包围的压力不但是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也是宣传战的胜利。坦克以及火炮被投入了这场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行动当中，大约70000名士兵的参与规模更是前所未有：这是一场由在战争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应付国民军攻击的共和军发起的大规模攻击。对许多刚到西班牙的美国人来说，这将是他们第一次参加战斗。在训练基地举办了一场由士兵演出的、开上司玩笑的幽默音乐滑稽剧组成的出征狂欢后，菲尔·沙克特所在的华盛顿营被派上了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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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军中，有经验的军官仍然极度短缺，但是现在，每个主要指挥官的身边都多了一个苏联顾问。为了这次进攻，有关部队还装备了132辆崭新的苏制T-26坦克，性能比佛朗哥部队装备的任何坦克都要优越。（同希特勒一样，斯大林也将西班牙视作一块可以一用的武器试验场。）在攻击行动的头几天，共和军从国民军手中夺取了面积可观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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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梅里曼不在布鲁内特，但上百名经他之手训练过的士兵在那里，他焦虑不安地期待着前方传来他们的消息。在满是泥浆的战壕或训练营中度过了令人不舒服的几个月停滞的时光后，来自林肯营的，和从未经过实战检验的华盛顿营的士兵们渴望成为一场也许将改变战争进程的战役的一分子。当他们开始长途跋涉前往集结点时，“小伙子们信心十足，互相开着玩笑”，俄亥俄州一个犹太拉比的儿子，21岁的塞缪尔·莱文杰（Samuel Levinger）写道。“但这些玩笑背后却潜藏着悲壮而深沉的含义，因为我们都充分地意识到……许多人是不可能活着离开战场的。”[12]莱文杰本人从这次战役中幸存了下来，不过他还是死在了接下来的战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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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一次突然袭击，所以外国记者不被允许随军采访。尽管如此，一向善于在幕后挥舞长袖的路易斯·费舍尔仍然成功地让自己成了一个例外。战役开始后不久，他开车离开了马德里，前往新近占领的布鲁内特村寻找当地村民。“街道上空空荡荡。我进入两间房屋查看了一下，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第三座房子是个农民的棚屋。当我走进里面的时候，我用西班牙语大声叫道：‘这里有美国人吗？’然后我听见有人回答：‘有啊，你要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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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戴着头盔、穿着卡其布军服的年轻人坐在一堆大金属罐子上——那是从佛朗哥部队缴获的果酱——他正在写信……来到西班牙之前，他在芝加哥的共和钢铁公司（Republic Steel）的主吊车上工作。他想知道‘小钢铁公司罢工’[13]的进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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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屋子里走到了场院中，听着炮火的声音。我们听到了尖锐的机枪射击声。大约在我们西边半英里左右，一架飞机俯冲向地面。‘他们在朝我们战壕里的人扫射。’这个吊车操作员向我解释道。过了一小会儿，第二架飞机朝地面俯冲，紧接着是第三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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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初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进攻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共和军装备的苏联坦克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展现出的机动性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们的作战能力却被以两种方式无形地削弱了。在挑选西班牙人坦克手时，苏联顾问坚持挑选共产党员，拒绝考虑从取材范围更广的其他政党中挑选士兵，而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要比共产党员在驾驶和维护坦克方面更加富有经验。其次是大清洗运动投射到西班牙的长长的阴影。这场运动最后一位杰出的受害者是苏联红军参谋长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元帅，他被斯大林视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在遭受折磨之后，他承认自己是一名德国间谍，并在这场战役开始前几周被执行了死刑。这位元帅以其对装甲战具有开创性的理念而闻名，其中包括使用坦克纵队发动高机动性的钳形攻势的构想，这正是适用于正在进行当中的布鲁内特战役的奇袭战法。然而在实际战斗中，没有苏联顾问敢于冒险使用已经身败名裂了图哈切夫斯基发明的战术，因此，共和国的坦克部队摆出的是分散的阵型，在支援步兵作战方面远没有他的战术那样高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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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部队中的物资供应人员面对这样规模的军事行动完全没有任何经验。在足以把人烤焦的100华氏度的天气中，当地图上标记的小河被发现干涸了的时候，他们甚至无法为前线士兵提供用水。在华盛顿营里，每8名士兵中就有6名因中暑而倒下。（“阳光好像上帝发出的怒火。”[16]提到西班牙的炎热天气时，玛莎·盖尔霍恩曾这样写道。）太阳发出的光芒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有些士兵在看到被阳光晃得发白的一切物体时产生了类似于雪盲症的体验。国民军的燃烧弹和炙热的炮弹弹片点燃了地表干燥的野草和灌木丛，更多的炮弹碎片则落进了美国志愿兵们起火做饭的炖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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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国际旅的初期目标是一处被称作“蚊子岭”（Mosquito Ridge）的由国民军占据的高地。战斗头两天，林肯营和华盛顿营一直在穿过阿尔瓦公爵的私人狩猎保留地向那里进发。经过被从背后射杀的国民军军官们的尸体——显然是被自己人干掉的——时，大家感到了心中短暂涌起的鼓舞之情。没有水可供他们的水冷式马克沁重机枪使用，他们就朝包裹在枪管周围的冷却套管撒尿降温。7月9日破晓时分，美国人和英国人试图夺取这座山岭，但驻防的摩尔人却死死地盘踞在高地之上。德国和意大利战斗机低空俯冲，在他们的头顶进行扫射，而美国人只能徒劳地仰面朝天，用步枪向飞机开火。补给人员试图上山为部队送去食物和弹药，结果都被子弹扫倒了。根据一个士兵的回忆，人们在干枯的河床上发疯似的深挖，喝的是涌出来的污浊不堪的水，吃的是死骡子肉，这导致了令人再熟悉不过的瘟疫——痢疾的再度泛滥。由于痢疾发作起来既迅速又频繁，有些人索性直接在裤子上撕开了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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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营的新任指挥官名叫奥利弗·劳（Oliver Law），是一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36岁陆军老兵。他曾在芝加哥开过黄色出租车[17]，干过其他一些蓝领工作，并在这期间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对于他来到西班牙以前的生活所知不多——共产党宣传中对他的赞美明显缺少细节——只提到了他作为劳工的工作经历，以及导致他最少有一次被芝加哥警察逮捕并殴打的，担任租户抗议组织者的经历。[18]选择劳作为指挥官的一个重要原因被以西班牙语记录在了他的国际纵队军事档案中：他是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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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是各类组织中为数不多的，渴望展示其对美国黑人平等欢迎的组织之一。整个1930年代，共产党提名过黑人竞选副总统，还提名过黑人担任州一级与地区一级政府的公职。然而，与那些从未当选的黑人候选人不同，这次劳拥有了掌握生死的大权：这是黑人第一次指挥一支由美国人组成的实战综合部队。单是见到一个黑人军官，对于美国驻西班牙军事专员、南方人斯蒂芬·富卡（Stephen Fuqua）上校来说就已经是种令人震惊的体验了。他顺道走访了林肯营，以参观者道听途说的口气“对劳说：‘呃，我看你穿的是一件上尉制服？’劳很有尊严地回答道：‘是的，因为我本来就是一名上尉。’……于是这位上校支支吾吾了一会儿，最终说道：‘我确定你的手下一定为你感到很骄傲，我的孩子。’”[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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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营中的老兵并不认可劳的能力，对于他以前主要作为私人武装驻扎在美墨边境时的军事经验是否能和指挥战争扯上关系也多有质疑。然而，对共产党的宣传完全没有好感，并且很善于发现谁是骗子的帕特·格尼了解劳，并且认为他是一名“非常好”[20]的士兵。在哈拉马河，劳就曾与梅里曼共同经历过战火的洗礼，但布鲁内特是他首次获得战斗指挥经验的地方。起初，他说话时结巴得很严重，显示出了面对国民军倾泻而来的火力时自己与手下许多人一样的恐惧。在那之后，也许是为对一开始表露出的恐惧情绪做出弥补，他冲到了队伍的最前面，挥舞着手枪，号令士兵冲上蚊子岭，并在那里身受重伤。[21]劳作为一名由大多数白人组成的营的黑人指挥官的生涯仅仅持续了几天，可在以后若干年时间里，这样的事情都未曾在美国军队中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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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共和军进攻势头减弱，国民军展开了反击。机警的美国士兵们看到天空中布满了某种前所未见的不祥事物——一种外观优美、造型新颖的单引擎单翼飞机，速度空前的快，爬升率也高得吓人。这是德国梅塞施米特Bf-109战斗机在战场上的首次亮相。二战期间，这种威力强大、用途广泛的战机将成为纳粹空军的中坚力量。现在，国民军取得了对共和军的空中优势。佛朗哥一次能够派出200架飞机参加战斗，它们由训练有素的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飞行员驾驶。共和军的空中力量很快就被击垮了。仅一天时间，秃鹰军团就击落了21架共和军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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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德国轰炸机对正在被太阳烤干了的大地上努力挖掘战壕的共和军步兵进行了轰炸。当华盛顿营士兵由于行军队形太过密集而混成一团时，四架意大利重型轰炸机将全部的机载炸弹投了下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从这里经过时，”一个当时在附近的英国营上尉回忆道，“在弹坑间尽力寻找通行的道路。弹坑边，成堆的美国兵尸体仍在冒着烟。他们的尸体变成了古怪的黑色。”[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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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枪手戴维·麦凯尔维·怀特（Dauid Mckelvy White）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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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复存在……天有时很亮，阳光毒辣，有时很黑，特别寒冷……我们见过颜色暗淡的、可怕的、荒唐至极的创伤。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死后的姿势并不总是高贵优雅的。巨大的炸弹每分钟有8到10颗，不断在我们身边落下。连续几个小时，我们都紧紧地趴在地上……我们在晚间看过空战，曳光弹的照耀令一切清晰可辨。我们见过一架巨大的德国轰炸机被直接击中，没有空中的摇摇晃晃，没有碎片残骸，只有升腾的巨大火焰云，然后，一切都消失了……我们经常要整晚行军，第二天执行战斗和警戒任务的间歇，我们还要挖掘我们自己永远都不可能用上的地下掩体，因为当晚还有更远的行军在等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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