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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食物，最倒霉的是，我们还没有水，因为我们的补给卡车被敌人拦截了……没等看到敌人四散奔逃，我们的部队就先崩溃了……我们在一片混乱中撤退，将我们的机枪、大量的弹药和一些食物留给了敌人，巧克力和美国香烟也留给了他们，这是最糟糕的。在几乎无法保持清醒的状态下，我们还要听政治演讲……有一次，我帮忙抬一副担架走了大概有200码，才发现上面躺着的指挥官已经死了，于是我们就随便地将尸体扔下了担架，回头去抬其他人……我们见过坚强的男人精神崩溃、像个目露凶光的婴儿般含混不清地胡言乱语的样子。我们见过男孩一夜之间变得果敢成熟。我们感受过因炸弹爆炸而变得灼热的空气，见到过人们在我们眼前烧成一个火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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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后，当攻势逐渐减弱时，共和军已有约25000人牺牲、受伤或被俘，其中有300人来自美国。那个日裔美国厨师杰克·白井死了，还有两名美国医生也死了。英国营方面同样损失惨重。为人古怪但倍受尊重的指挥官乔治·内森（George Nathan）上尉也在英国人的阵亡清单中。身负重伤后，这位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者——在1930年代，这对一名军人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挥动着镶着金头的指挥棒，请求身边的士兵一直唱歌，直到他死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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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接近半数人员伤亡，林肯营与华盛顿营不得不进行了合并。新的营的正式称号是林肯-华盛顿营，不过很快，几乎所有人都又开始将其称为林肯营。精疲力竭之下，一些人试图逃离部队。据估计，整个战争期间，在西班牙战斗过的大约2800名志愿者中，至少有100人私自脱离了部队。[24]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抓住了，至少有两人被执行了枪决；另外一些人则成功地翻山越岭到了法国，或是偷偷登上商船离开了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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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攻势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可对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来说，除了继续战斗下去，他们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回到英国以后，乔治·奥威尔写道，国际纵队在布鲁内特进行的战斗“某种意义上是在为我们所有人而战——仿佛有一条细线，受苦受难、装备破旧的人们站在中间，野蛮和起码的相对正义分居两边”。[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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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沙克特的家人收到了两封日期写着1937年7月15日的信，信是在蚊子岭战斗间隙短暂的停火期间写的。在给哥哥马克斯和嫂子艾达（Ida）的信中，菲尔说，自己听说有人“试图让爸爸找领事帮忙找我。我希望你们能理解这主意是多么的荒谬……我觉得我已经到了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年龄，要是有人尝试朝那种方向努力，我将会非常愤怒……所以，请阻止爸爸采取任何此类行动”。在给哥哥哈里的信中，他写道：“我们的行动已经进行了大概七天，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我还得为我的步枪做清洁，天就要黑了，所以先再见吧。告诉所有人，我爱他们。”[26]从此以后，他们的通信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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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内特还是一个至今其完整身世仍不为人所知的神秘美国人首次出现在西班牙战场上的地点。文森特·乌塞拉（Vincent Usera）[27]在波多黎各出生，身材高大，相貌出众，脸部轮廓分明，像电影明星一般英俊。当乌塞拉出现并准备应征入伍时，纽约的共产党官员感到喜出望外，因为与其他的美国志愿者不一样，乌塞拉之前有过战斗经验。但他们同时也很警惕，因为乌塞拉并非来自任何左翼政治团体。在他出发前往西班牙时，与他一起踏上旅程的可靠党员们受命对他进行严密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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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国际纵队军官们内心同样感到矛盾。“他的胡须修剪得很整齐，身上的制服裁剪得很合体，这些都使他看起来像是职业军官一样。”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然而，“他大方地承认，来西班牙之前，他对劳工运动一无所知，也没有与他们建立过任何联系”。这份报告写道，乌塞拉“在一次讨论时显得对自己的陈述感到紧张并且不确定。他给人这样的印象：他在尝试‘伪装’自己，但对这样做感到很困难”。另一份用西班牙语写成的乌塞拉的档案中写着：“有特务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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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塞拉用西班牙语告诉人们，他在17岁那年就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一艘在中国长江巡逻打击海盗的武装炮艇上服役。他说，自己后来参加过在尼加拉瓜的战斗，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了这个国家，镇压了由当地游击队领袖奥古斯托·桑迪诺（Augusto Sandino）领导的起义。在那以后，他又短暂地加入了尼加拉瓜军队。尽管他对自己在长江上与海盗作战，以及在丛林中与桑迪诺游击队作战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描述无法验明真伪，但乌塞拉的美军官方服役证明确认他确实曾在十几岁时被海军陆战队征召入伍，在名称不详的不同地点服役了六年，并在随后加入了尼加拉瓜军队。在这之后，他的经历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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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塞拉对国际纵队的军官们宣称，“由于与一个‘比他更有影响力的人’的妻子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他的海军陆战队生涯被突然中止了”。他说，在那以后，他用了两年时间在罗得岛的纽波特（Newport）从事“娱乐业”，在“范德比尔特女士”（Mrs.Vanderbilt）的帮助下摆脱了困境，后者是他在纽波特干那一行的时候认识的。又过了几年保险经纪人的生活之后，他自愿应征来到了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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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班牙的共产党员吹嘘与范德比尔特女士的友谊显得惊人地欠考虑，但不管她是否真的存在，纽波特的一份报纸在1934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确实提到了乌塞拉在当地一间戏院担任前台经理的事。同时，他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同伴的口述证实了他曾与别人妻子之间的风流韵事——实际上，与他发生过风流韵事的军官妻子似乎不止一位。[28]但乌塞拉日后的生活经历令人信服地显示，在应征成为西班牙内战的志愿者时，他的确是带着向美军进行报告的计划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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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军事情报人员长久以来一直密切关注着国内左翼分子的动向，并且知道林肯营的士兵招募者对有军事经验的人是多么的渴望。“根据我们已知的情况，他们至少接近过一名预备役军官，”一名在芝加哥的特工在1937年向华盛顿报告，“向他提出建议，在军事训练方面请他提供指导。”[29]考虑到这一点，美军似乎有可能向林肯营派出一名能够为华盛顿提供秘密情报的军人。另外一种可能是，乌塞拉的军人生涯由于他拈花惹草的行为而被中止，于是他承担了一人前往西班牙的任务，希望自己能获取情报，博取军队的好感，恢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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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营的高层们仍然感到不安：为什么这个无党无派的人要成为志愿者？也许是感觉到了自己所受的怀疑，乌塞拉吹嘘自己是华盛顿一位著名的劳工活动家的朋友。但他是在西班牙发表这一声明的，他的话无法得到验证。在军事事务上，他显然是一名对训练士兵拥有丰富经验的出色专家。而且，他既会说英语又会说西班牙语，这一点十分有用。他的能力一开始为他赢得了新兵指导的工作，然后是连队指挥官的职位，最后，在布鲁内特，他成了奥利弗·劳的副官（基本上算是二把手）。然而，在战役的一个关键时刻，就在劳牺牲之前不久，乌塞拉找了一个要去后方国际纵队总部的借口，然后就消失了。“他就是个雇佣兵。”愤怒的营队政委史蒂夫·纳尔逊断定。由于找不到乌塞拉，纳尔逊不得不接替指挥的任务，他又补充道：“但他对军事懂得很多，这样的人实在是太缺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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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们痛斥并被降职的乌塞拉再一次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直到他在巴塞罗那因试图不经许可离开西班牙而被逮捕。这一次，他的名字被列在了国际纵队人员档案中的一份“坏分子”[31]名单上。尽管如此，他所具备的军事经验实在太宝贵，以至于他又被送回部队继续从事训练新兵的工作。当一个西班牙士兵组成的连队不得不被整合进美国营时，他的语言技能更是被证明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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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乌塞拉对正规训练的重要性格外强调，同时对美国志愿兵们存在的种种问题十分关注：他们需要更好的纪律；军官应该更多地将任务委派给下属；鲍勃·梅里曼是一名好上司，但他总是试图让自己做太多事；军官应确保得到手下的服从，即便他们在平常生活中是朋友关系。他在安排了敌方假想攻击的演习中设置了复杂精密的演练项目——以班为单位作战，以连为单位作战，反堑壕战，丛林作战，还对己方部队指挥官死伤的情况进行模拟——他自信且富有见地的观点似乎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包括那些认为他在“伪装”的军官。在乌塞拉训练的一批士兵的结业典礼上，这些士兵由衷地向他鼓掌致意，这让确信他不可信任的国际纵队军官们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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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年早些时候，乌塞拉在一场战斗中再次抛弃美国志愿兵消失了，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来。一份书面记录显示，他搭上了从安特卫普到新泽西威霍肯（Weehawken）的货轮，然后便暂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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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都在试图从西班牙内战中学到应对下一场世界性战争的办法。我们今天得知，英国曾在国际纵队安插一名卧底特工达数月之久。[32]一些人认为，法国、捷克和波兰的情报机构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美军1930年代的档案中有大量对西班牙战局的评论。一份1937年出自美国驻英国武官之手的报告将西班牙称作“战争实验室”。[33]毫无疑问，正是出于这种特殊兴趣，1939年，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Annapolis），听众们才会在位于海军学院的内部智库美国海军学会（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汇聚一堂，聆听题为“西班牙内战的经验与教训”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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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演讲的发言人正是文森特·乌塞拉。在这场囊括了战术、武器、训练、防空和其他内容的演讲结束后不久，乌塞拉的军旅生涯成功得以继续，这一次他加入了陆军。他在1943年是陆军少校，1944年成了在欧洲作战的一个步兵营的副指挥官。后来，他先后在军事情报部门担任了几个职务（这是对他在西班牙时角色的另一个暗示），之后还曾在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的美军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进修。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于1951年担任北约总司令时，乌塞拉成了其参谋部的一名情报人员。他在1963年以上校军衔退役，并移居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他在退役前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美军在越南的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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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观布鲁内特战场几天之后，路易斯·费舍尔动身前往巴黎。他在巴黎观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年一度的巴士底日阅兵游行，这让他苦涩地联想到了西班牙共和国所无法购买的武器装备。他觉得，“要是拥有那天早晨阅兵式上两成的武器装备”，共和军就能在三个月内赢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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