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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塞拉对国际纵队的军官们宣称，“由于与一个‘比他更有影响力的人’的妻子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他的海军陆战队生涯被突然中止了”。他说，在那以后，他用了两年时间在罗得岛的纽波特（Newport）从事“娱乐业”，在“范德比尔特女士”（Mrs.Vanderbilt）的帮助下摆脱了困境，后者是他在纽波特干那一行的时候认识的。又过了几年保险经纪人的生活之后，他自愿应征来到了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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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班牙的共产党员吹嘘与范德比尔特女士的友谊显得惊人地欠考虑，但不管她是否真的存在，纽波特的一份报纸在1934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确实提到了乌塞拉在当地一间戏院担任前台经理的事。同时，他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同伴的口述证实了他曾与别人妻子之间的风流韵事——实际上，与他发生过风流韵事的军官妻子似乎不止一位。[28]但乌塞拉日后的生活经历令人信服地显示，在应征成为西班牙内战的志愿者时，他的确是带着向美军进行报告的计划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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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军事情报人员长久以来一直密切关注着国内左翼分子的动向，并且知道林肯营的士兵招募者对有军事经验的人是多么的渴望。“根据我们已知的情况，他们至少接近过一名预备役军官，”一名在芝加哥的特工在1937年向华盛顿报告，“向他提出建议，在军事训练方面请他提供指导。”[29]考虑到这一点，美军似乎有可能向林肯营派出一名能够为华盛顿提供秘密情报的军人。另外一种可能是，乌塞拉的军人生涯由于他拈花惹草的行为而被中止，于是他承担了一人前往西班牙的任务，希望自己能获取情报，博取军队的好感，恢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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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营的高层们仍然感到不安：为什么这个无党无派的人要成为志愿者？也许是感觉到了自己所受的怀疑，乌塞拉吹嘘自己是华盛顿一位著名的劳工活动家的朋友。但他是在西班牙发表这一声明的，他的话无法得到验证。在军事事务上，他显然是一名对训练士兵拥有丰富经验的出色专家。而且，他既会说英语又会说西班牙语，这一点十分有用。他的能力一开始为他赢得了新兵指导的工作，然后是连队指挥官的职位，最后，在布鲁内特，他成了奥利弗·劳的副官（基本上算是二把手）。然而，在战役的一个关键时刻，就在劳牺牲之前不久，乌塞拉找了一个要去后方国际纵队总部的借口，然后就消失了。“他就是个雇佣兵。”愤怒的营队政委史蒂夫·纳尔逊断定。由于找不到乌塞拉，纳尔逊不得不接替指挥的任务，他又补充道：“但他对军事懂得很多，这样的人实在是太缺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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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们痛斥并被降职的乌塞拉再一次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直到他在巴塞罗那因试图不经许可离开西班牙而被逮捕。这一次，他的名字被列在了国际纵队人员档案中的一份“坏分子”[31]名单上。尽管如此，他所具备的军事经验实在太宝贵，以至于他又被送回部队继续从事训练新兵的工作。当一个西班牙士兵组成的连队不得不被整合进美国营时，他的语言技能更是被证明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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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乌塞拉对正规训练的重要性格外强调，同时对美国志愿兵们存在的种种问题十分关注：他们需要更好的纪律；军官应该更多地将任务委派给下属；鲍勃·梅里曼是一名好上司，但他总是试图让自己做太多事；军官应确保得到手下的服从，即便他们在平常生活中是朋友关系。他在安排了敌方假想攻击的演习中设置了复杂精密的演练项目——以班为单位作战，以连为单位作战，反堑壕战，丛林作战，还对己方部队指挥官死伤的情况进行模拟——他自信且富有见地的观点似乎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包括那些认为他在“伪装”的军官。在乌塞拉训练的一批士兵的结业典礼上，这些士兵由衷地向他鼓掌致意，这让确信他不可信任的国际纵队军官们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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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年早些时候，乌塞拉在一场战斗中再次抛弃美国志愿兵消失了，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来。一份书面记录显示，他搭上了从安特卫普到新泽西威霍肯（Weehawken）的货轮，然后便暂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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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都在试图从西班牙内战中学到应对下一场世界性战争的办法。我们今天得知，英国曾在国际纵队安插一名卧底特工达数月之久。[32]一些人认为，法国、捷克和波兰的情报机构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美军1930年代的档案中有大量对西班牙战局的评论。一份1937年出自美国驻英国武官之手的报告将西班牙称作“战争实验室”。[33]毫无疑问，正是出于这种特殊兴趣，1939年，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Annapolis），听众们才会在位于海军学院的内部智库美国海军学会（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汇聚一堂，聆听题为“西班牙内战的经验与教训”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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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演讲的发言人正是文森特·乌塞拉。在这场囊括了战术、武器、训练、防空和其他内容的演讲结束后不久，乌塞拉的军旅生涯成功得以继续，这一次他加入了陆军。他在1943年是陆军少校，1944年成了在欧洲作战的一个步兵营的副指挥官。后来，他先后在军事情报部门担任了几个职务（这是对他在西班牙时角色的另一个暗示），之后还曾在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的美军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进修。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于1951年担任北约总司令时，乌塞拉成了其参谋部的一名情报人员。他在1963年以上校军衔退役，并移居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他在退役前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美军在越南的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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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观布鲁内特战场几天之后，路易斯·费舍尔动身前往巴黎。他在巴黎观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年一度的巴士底日阅兵游行，这让他苦涩地联想到了西班牙共和国所无法购买的武器装备。他觉得，“要是拥有那天早晨阅兵式上两成的武器装备”，共和军就能在三个月内赢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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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待了半年后，费舍尔又回到了莫斯科。曾经在情感上支撑了他15年的梦想如今已变得残破不堪。费舍尔与家人曾经居住过的八层楼房有大约150间公寓，超过半数公寓中的居民已经被逮捕了。由于预感自己大限将至，他的一个邻居“已将装着衣物和盥洗用品的小包袱打包完毕，以备随时取用”。三个星期后，秘密警察对他实施了逮捕。他们几乎总是在夜晚现身。从被公寓楼包围着的美国大使的宅邸，人们能够听见囚车发出的声音，和随后爆发的男人们在黑夜中被带走时他们的家人发出的惊恐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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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多疑总是带着些许排外色彩，大清洗运动的斧刃也以特别的力道落在了所有曾经在西班牙效力过的人身上。他害怕苏联的军官们可能已经被在那里接触到的西方思想或是西方情报机构腐蚀了。费舍尔一个曾经担任驻西班牙大使的朋友在被莫斯科召回之后消失了。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一位俄国革命期间的著名人物也在召回后被行刑队枪毙了。一大批其他高级外交官、将军、顾问和记者也突然被召回国内。有时候，他们在被当作英雄受到公众欢迎、受宴席款待并获得勋章后不久便迎来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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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不要拜访苏联的朋友和熟人。”费舍尔写道，“一名外国人的来访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当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公寓总是挤满了苏联人，过去确实总是这样。他们前来……欢迎我的归来，但也是为了获得国际上的最新消息和见闻。这样的时光一去不复返。”[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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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妻儿不能离开苏联，费舍尔不敢将他的失望情绪付诸报端。他很快便回到了西班牙。出于对接近权力中心的一贯渴望，他与他所信任的共和国总理胡安·内格林建立了密切关系，成了他的一名顾问，还一度住在了内格林的官邸——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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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总理撰写了一系列的备忘录，涉及众多议题，还试图研究出一种策略，将美国武器经由第三国运往西班牙以绕开武器禁运的限制。他在黑市上购买武器，设法从拉丁美洲雇用会说西班牙语的军官，还与法国政府进行了接触：他们难道不想让自己的预备役军官得到一些实战经验吗？他还代表西班牙共和国，与一个由72名议员组成的英国下院团体进行了对话。他陪内格林前往巴黎进行了一场徒劳无功的访问，希望法国在军售问题上改变想法。他还可能参与过对加入林肯营的美国人前往西班牙行程的安排，因为在一封信中，一个国际纵队的军官小心翼翼地承认了“我们收到的美国货物多亏了您值得称赞和不知疲倦的努力”。[35]此时此刻，到达西班牙的主要“美国货物”就是新来的美国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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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舍尔已经从根本上将他以前对苏联的忠诚转移到了西班牙共和国身上——一部分选择性失明也被同时转移了过来。同其他美国志愿者一样，他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如今正受到压制的社会革命的存在。他还无视了苏联正在利用其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帮助获取对后者安全部队控制权的事实——也许他只是觉得，这是共和国为获取苏联武器需要付出的代价。然而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他所展现的切中要害的观点令人不寒而栗。“如果民主在西班牙崩溃，”他告诉《国家》周刊的读者，“罗马和柏林将会确信，他们能够不受惩罚地继续他们针对小国的行动。对更大国家的颠覆也将在稍后发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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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 Ida and Max Schachter，12 May 1937 and 27 June 1937，Toby Jensky and Philip Schachter Papers，ALBA 055，Fol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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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urney，Jason. Crusade in Spain. London：Faber and Faber，1974.，pp.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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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7 July 1937，Toby Jensky and Philip Schachter Papers，ALBA 055，Fol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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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urney，Jason. Crusade in Spain. London：Faber and Faber，1974.，pp.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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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里原文是I didn’t，不知道指的是不想结婚还是不想走，所以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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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o Ida and Max Schachter，17 July 1937 and 2 May 1937.Toby Jensky and Philip Schachter Papers，ALBA 055，Fol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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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o Ida and Max Schachter，17 July 1937 and 2 August 1937，Toby Jensky and Philip Schachter Papers，ALBA 055，Folder 2.关于对这些信件的深度解读，参见Labanyi。感谢Labanyi教授同我分享她的一篇加长版本的论文，她的文章就是基于这篇论文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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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May 1937，Toby Jensky and Philip Schachter Papers，ALBA 055，Folde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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