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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在一个12口之家布满灰尘的地板上借宿时，纽盖斯发现，这家人能用来生火做饭和取暖的只有一种多刺灌木，“这是一种坚韧的小型植物，尺寸与形状与珊瑚枝很像。每隔30秒，就要往火里扔进一簇新的”。这家人邀请他一起吃饭，但“当我看到火上架着的唯一一个小得可怜的陶罐时，我便回答说自己已经吃过晚饭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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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缺少的不仅是食物。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停车加油，看到一个小女孩向我们跑过来，想要一份报纸。我没有报纸。然后她就问我要‘印着字的任何东西’。最后，我给她找到了一份三个星期前马德里出版的报纸，只有一部分，已经被撕坏了。那个小女孩特别满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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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队初次建立野战医院的村子里，纽盖斯写道：“我还从没在阿尔科里萨（Alcorisa）见过一座房子上面建有普通的人字形屋顶的。这里木材十分短缺，村民缺钱，买房梁又太贵。这里的普通房屋不是用晒干了的、混有稻草的泥巴建造的，就是用一点儿都不牢靠的、混着灰泥的碎石垒起来的，不用水泥，也没有粉刷过。”只有教会的建筑还可以：“村里的修道院建得又大又牢固，对于医院来说大小正好。以后这里容纳的将不再是修女们轻柔的祈祷，而是病患们痛苦的哭号。河床底部的土地是阿尔科里萨最为肥沃的，它们也属于教会。在不远处的山上，高耸着反射出蓝黑色光芒的雪松林中，有座建筑是曾经的教会庇护所，那是之前的主教作为夏季别墅的地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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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盖斯总是用揶揄的目光观察着自己的同志。例如他写道，有一个“5英尺高、150磅重的美国药剂师兼化验员，据说她每爱上一个人就会减掉20磅体重，然后会在恋爱目标身体恢复并返回前线之后再胖回几乎差不多的体重”。有一个英国来的护士被人们称为“偷渡的夜莺”，因为她总是违抗军令出现在前线，穿着高跟鞋，戴着贝雷帽，寻找自己男友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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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能见到鲍勃·梅里曼，”他写道，“他的体格像一名俄勒冈的水手，浅灰色的眼睛透过角质框眼镜闪着光。他永远都显得很焦虑，但从来都不紧张。他对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感兴趣。凭借自己几乎有些过于孩子气的感召力，他总有办法感染部队里每一个人。”[9]其他人也经常对梅里曼的感召力进行评论，只有纽盖斯使用的“过于”抓住了梅里曼身上始终存在的太过理想化却有些不切实际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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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盖斯们面临的主要敌人之一，是特鲁埃尔的大名鼎鼎的寒冷天气。因为没有汽车防冻液，纽盖斯和别的驾驶员一起接到命令，“必须把每一片汽车散热器里面的水在晚上10点之前排干……我打开散热器阀门，发动引擎，直到仪表盘的示数达到200，然后再关掉引擎……早上，我得先把蝶形螺母上的冰溜敲掉，才能将阀门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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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先敲破河面上的冰层，才能取水刷牙……在河边洗衣服的女孩和妇女们的双手泡在河水里，冻得像发青的火鸡爪。这里好几个世纪以来都用火盆作为冬天的取暖方式，她们的手就像火盆里的小块木炭残骸一样坚硬多节，粗糙不堪。”太多士兵的出现已经耗尽了这里本就短缺的燃料供给。“除了前主教别墅周围那些高得不可思议的雪松树上的枝条以外，一切可燃物都已经被扔进村子里各家各户的壁炉，消失得无影无踪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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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标准营房短缺十分严重，美国志愿者们常常睡在地上、担架上和桌子上。如果有床位空出来，有时候上面要同时睡两到三个人。一次，纽盖斯发现自己要和医疗队里的口腔外科医生阿诺德·多诺瓦（Arnold Donowa）共享一张床。多诺瓦是哈佛大学口腔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出生于特立尼达（Trinidad）。“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家的衣服都是黑人洗的，做饭也是黑人来做。黑人女性满足了男人们过于泛滥的性冲动，还要照顾这些男人和他们的妻子生下的小孩。”纽盖斯在日记里写道，“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个黑人分享一个房间，更不要说还要分享一张床了。我的曾祖父是个奴隶主，两位先人曾经为南方军队而战。当我与多诺瓦站在房间里时，祖孙三代新奥尔良私人银行家和他们的妻子们仿佛正在看着我。他意识到了我的不对劲，但没说什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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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洗刷特鲁埃尔的失败带来的耻辱，佛朗哥的军队在1938年1～2月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可是，即便积雪常常塞满战壕，即便暴雪频繁拦住补给车队的道路，共和军却仍然继续控制着这座城镇。在万里无云的晴天，德国和意大利的飞机牢牢地掌握着制空权，他们的飞行员甚至会操纵飞机拉烟，在空中形成由箭头和牛轭组成的国民军标志来挑衅特鲁埃尔的守军。这支空中的无敌舰队扔下的燃烧弹使城中的木质建筑成为一片火海。附近山地上的国民军炮兵会定时向城内发射空爆弹，爆炸产生的弹片对在废墟中、战壕中和壕沟中挤成一团的共和军士兵造成了二次杀伤。到处都能听见炙热的金属掉进雪堆发出的嘶嘶声。死掉的骡子和烧毁的卡车被遗弃在街道上。美国人和麦肯齐-帕皮诺营的加拿大人驻扎在一座白垩质山脊上，在国民军连续不断的密集炮火轰击下，地表变成了白色的粉尘，卡在人们的喉咙里，还堵塞了机关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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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队得不到一点儿喘息的机会。纽盖斯看到不断有卡车行驶在路上，将新兵源源不断地运到交战中的城市。“我想知道，那些从我们身边经过的士兵看到救护车时会做何感想。”他写道，“可能就像你在去医院的路上见到殡葬馆的工作人员时的那种感觉。”此时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18华氏度。然而，就在救护车挂着低速挡咆哮着驶上陡峭的山路时，他们的发动机里的水却烧干了，轮胎在雪地上打着空转。沮丧的司机们试着向散热片里塞雪。纽盖斯拿了一个大水罐额外存了些雪水，但是由于晃动，里面的水洒了出来，与救护车车厢地板上的血水混在一起，变成了像是冰冻树莓果子露一样的东西。这些车辆受到的都是像对待病人一般的照顾，因为它们对于医疗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对待车子，就像哥萨克人对待马匹一样……备用零件几乎没有，备用轮胎比金子还宝贵。”纽盖斯的指挥官爱德华·巴尔斯基写道，他是一名来自纽约的外科医生。哈拉马河战役结束后，他曾为鲍勃·梅里曼治疗过受伤的肩膀，自那以后，他还为其他数以百计的国际纵队士兵治疗过伤病。他补充道：“我们有很多钱。可它们一点儿用也没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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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开救护车，纽盖斯也是巴尔斯基的司机。这位外科医生似乎只要有面包和香烟就能够生存下去。他对人总带有一丝嘲讽意味，但与纽盖斯相处得还不错。他们最终到达特鲁埃尔的旅行一开始就是段折磨人的经历。开了一整夜的车之后，纽盖斯再也无法保持清醒了。“我把方向盘交到了这位少校手上。‘我是医生，他才应该是司机。’我听见他这样说，这时我的眼皮已经控制不住地下沉，就像液压机不断缩小的狭口一样，‘他开车的时候我给他看路，现在我开车，他却在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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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以后，大雪变成了狂风暴雪，他们既没有轮胎链，也没有雨刷器。纽盖斯“下了车，走到车子的前面，为巴尔斯基引路。我不得不将脚深深地踩进至少有12英寸厚的积雪，用脚后跟试探，才能发现哪里是硬路面，哪里是积雪深不见底的壕沟……我的胡子和头发冻得僵硬了，像沾着雪的小麦片一样。我得把胡子刮了。脸上带着这么多额外负担实在是没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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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路上，一辆毁坏了的卡车将他们的路挡住了，于是不得不掉转方向。“医生和护士们就像远洋轮船边上的拖船一样推着车子，让车子原地掉头。”他们原路返回到一座村庄，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一些由生牛皮制成的绳子——这是与轮胎链最接近的东西——回到路上尝试继续行驶，但很快，路面上雪太多又太陡，他们的卡车和救护车陷入了困境。纽盖斯被命令与车子待在一起，巴尔斯基、珍斯基和其他医疗人员穿过一座山并走了7公里后到达了一座城镇。他们在那里用当地稀缺的香烟换来了一些面包，并说服镇长派人将车队从困境里面救出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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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一周周过去，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他们没有除霜器。“现在我要在晚上用手擦掉挡风玻璃内侧的冰霜，”纽盖斯写道，“手套全都磨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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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里响起的教堂钟声是空袭来临的信号。医疗队的手术台为那些没能及时找到庇护的人提供了保护。“货车将一车东西拉到村医院前面，乍一看就像一袋袋的小麦，上面覆盖着白雪。鲜血从汽车后挡板滴到了雪地上。敌人的飞机刚在距离特鲁埃尔15英里的地方……对一支我方部队进行了攻击，他们是在那里‘安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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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经历，再加上整夜开车导致的精疲力竭，逐渐消磨着纽盖斯的斗志。“睡眠不足……让我的记忆变得迟钝。我知道，我应该是可以回忆起自己看到和做过的事情的。我的笔应该写出像润滑油一样流畅的句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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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疗队在一座新的村庄驻扎下来时，托比·珍斯基给姐姐和姐夫写了封信：“我们用煤油炉取暖，从城镇中心打水，往壕沟里倒尿壶……这些天里我都不怎么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因为实在是太冷了——我只是把靴子脱掉，然后就钻进毯子了。”随后，她以自己书信里面典型的欢快口吻补充道：“把这些没有水，也没有厕所的棚屋改成医院——拥有手术室、设施齐全的医院……其实挺有意思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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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盖斯也在日记里记录了这座新宿营地，不必担心邮件审查的他在日记里写道：“移动淋浴车的发动机用来发电提供照明。两座手术台始终满负荷运转。有座房子的门总是开着，能看见里面穿着白色制服默不作声的医生和护士，病人身上裸露在外的皮肤，缠着绷带的断手断脚和漂浮在盛着红色液体的污水桶里的破布……当那些躺在毯子里的人不时地小声呜咽时，为什么没人能做点儿什么缓解他们的痛苦？直到少校让我返回大清真寺[16]取其他的医疗器具为止，我一直在帮忙抬担架。只要能不受伤，我愿意做任何事，这让我觉得很惭愧。”[17]与此同时，巴尔斯基和其他医生正应付着潮水般袭来的伤员，他们曾连续进行50小时的手术而没有任何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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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时候护士也会代替医生上阵。一天晚上，护士埃斯特·西尔弗斯坦（Esther Silverstein）去一间手术室借器具。她吃惊地发现，里面的医生在椅子上睡觉，正在手术台前忙活的是他的护士。“她对我说：‘嘘！’我于是小声问她：‘你这是干什么呢？’她说：‘哦，我马上就完事了，可怜的大夫就是太累了。’然后我说：‘你经常这么干吗？’她说：‘哦，经常这么干，但别告诉任何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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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们学会了不要把器具放在桌子的边缘，因为炸弹爆炸时可能会把它们震到地上。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医生一起编成一队后，美国医生们也学会了如何与语言不通的其他医生共同完成手术。医疗设备很短缺，护士们不得不用石头将使用过的注射针头打磨得更尖锐。多年以后，珍斯基仍记得那几周发生的事情：“不断有伤者被运进来，也不断有尸体被抬出去……到处都一片混乱……人们就躺在走廊里。有些已经死了，其他的在等待着被抬进手术室。一些尸体——按照标准的四英尺长木材的堆放方式——被堆在一起。”有一次，她听见外面传来噪音，于是将身子探出窗外。这时有人从后面抓住了她并把她拉进屋子里面，对她说：“他们正对着这栋楼扫射呢，笨蛋。”她试着在空闲的时候做些针线活让自己放松，有一次还给巴尔斯基医生织了一条围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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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盖斯日记里的内容反映出了他对自己的驾驶工作和自己驾驶的救护车的骄傲之情（他总在日记里将它叫作“我的亲爱的”）。由于每天都要记日记，有时候他会把空闲的手术台当成自己的书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对于抛弃了自己特权背景的难以言表的满足。他总是会在公路上停下车子与其他司机交换消息，并发觉他们在总体上比任何人都对战争中发生的事情更为了解。他学会了吃任何能够得到的东西——骡子脂肪制作的巧克力和尝起来“像是先把生牛皮泡在胶水里，然后再和机油一起煮过一样”的干鳕鱼；他学会了用打进一个生鸡蛋的办法将漏水的救护车散热片堵住——同时也草草地记下了如何用散热片煮鸡蛋的菜谱：“首先拿一个蛋。然后把它用纱布包上，扔进散热片里。发动引擎，在引擎盖上盖一张毯子，直到水沸腾为止。然后提着纱布把鸡蛋取出即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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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大多数时候，纽盖斯记录的内容都比这要更加阴暗。刚开始的时候，他曾因为看到一个叫雷金纳德·萨克斯顿（Reginald Saxton）的医生用一个大注射器从一名刚刚死去的共和军士兵的血管里抽血而感到大为震惊。“萨克斯顿，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问道。这位医生向纽盖斯解释：“我们缺乏献血者。”[21]这名士兵刚刚由于炮弹爆炸导致的窒息死在了特鲁埃尔一处防空壕沟，没有一点儿失血，这在战斗中极为罕见。这位医生会在确定从尸体上抽取的血液的血型后，用它为别人输血。（另一个名叫雅克·格兰布拉特的第十五国际旅医生曾在没有其他人血型相符的情况下，将自己的血输给了一个双侧截肢的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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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让纽盖斯感到惊讶了。“我的工作是帮着把伤员的衣服剪开，”他写道，“因为他们有感染的危险，也因为我们必须非常迅速地找到他们所有的受伤部位，所以必须这么做。在我昨天晚上或是其他任何时候见到的伤员里，几乎没有人是只受一处伤的。现代炮弹爆炸后会产生细小的金属碎片，它们会像在精心修剪的草坪上喷洒的水滴一样快速飞溅开来……你不能直接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因为不管多小心、动作有多轻，这么做都会使他们折断了的骨头被挤进肌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