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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5 执着的王朝（公元991—10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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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力量来自波涛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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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王的三叉戟是统治世界的权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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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米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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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在击退了马扎尔人侵略者的胜利气氛中迎来了十世纪的开端。然而尽管如此，它却未能善始善终。在过去的五十年间，除了包括短暂在位的彼得罗·奥尔塞奥洛一世在内的两人，共和国的命运被交托给坎迪亚诺家族的血亲与姻亲，他们的政策让这个国家处在了灾难的边缘。因为他们的傲慢和野心，以及这个派系最后掌权的特里布诺·梅莫在危急关头软弱无能而无法力挽狂澜，坎迪亚诺们弄僵了与西边帝国的关系，又忽略了东方的拜占庭帝国，并滋长了家乡的社会不和。当这个世纪最后的十年开始时，威尼斯已是病入膏肓。一位普通旅客来到此处，它表面的繁荣或许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像是港口停泊的船只，在里亚尔托展示的货物，那些黑貂皮、丝绸、香料，诸如此类。但是共和国已经不再被它的邻居们像过去那样敬畏，它的声望日益衰退，风气亦日益败坏。它独特的民族自豪感形式——意识到自己正成为一个由不同人群整合而成的独立民族，以及对个体命运的追求——曾给予威尼斯的开国元勋们勇气和凝聚力，并敦促他们的继承者开创伟业，然而现在这种精神也渐渐枯竭。威尼斯如今需要一位铁腕人物来引导它，弥合裂痕仇隙，将它重整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同时重建起它的自尊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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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找到了适合的人选。十三年前老彼得罗·奥尔塞奥洛逃避职责去国离家之际，留下了一个与他同名的年轻儿子。公元991年，如今正当而立之年的这位小彼得罗被宣布为威尼斯人新的统治者。威尼斯人再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彼得罗·奥尔塞奥洛二世，一位天纵奇才的政治家、战士和外交家，与同时代的其他执政者相比简直鹤立鸡群。他的子民们仿佛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新执政官的伟大之处。随着奥尔塞奥洛二世的上任，原本长期荼毒社会生活的世仇纷争突然一夜消失，好像它们之前从未存在过。威尼斯人似乎再次成长为一群成熟、负责、有才华的人，时刻准备跟随他们的新执政官走向通往光荣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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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尼斯来说，荣耀即是贸易的代名词，因此彼得罗·奥尔塞奥洛二世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修复与两大帝国的友好双边互惠贸易关系。上任的头一年，他就与君士坦丁堡的巴西尔二世议定了诸多商业条款，这些条款的优惠之处是过去的威尼斯从未享受过的。在一份所署日期为公元992年3月的金玺诏书上，帝国同意让“真正的威尼斯货物”享受比其他外国商品低得多的关税税率，在此强调真正的威尼斯货物，便是将货源来自他处、通过搭载威尼斯货船运到帝国的商品排除在了关税优惠之外。同样重要的是，从此以后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将受到地位相当于财政大臣的宫廷总管直接监管。因此一旦遇上紧急状况，就可以令商人们免于忍受拜占庭官僚机构名声在外的迟滞与随之而来的挫败感，直接将事件传到皇帝耳中。作为回报，威尼斯舰队必须为临时运输帝国军队随时待命，然后将这些军队送到任何需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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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官与西方年轻的皇帝交涉时也取得了成功，或许得到的成果比从东方取得的更大。这要归功于两位领袖彼此间迅速增长的相互敬慕与喜爱。神圣罗马帝国现任皇帝奥托三世出生于公元980年，在三岁时加冕为皇帝。这个非凡孩子的成长过程融合了所在家族传统的雄心壮志与继承自他希腊母亲的浪漫神秘主义，以及用拜占庭式神权统治的方式一视同仁接纳日耳曼人、意大利人和斯拉夫人的夙愿。他还希望自己和教宗能按照类似他与两位副王之间的统治秩序侍奉于上帝座前。对梦想的追求使得奥托三世比他父亲当年要更专注于意大利事务，同时年轻的皇帝对君士坦丁堡以西那位富有才干的领导人产生了英雄崇拜情结，使得剩下的事发展得顺理成章。公元996年，奥托三世初次翻越阿尔卑斯山，远赴他于罗马举行的加冕典礼，在途中，他向威尼斯充分地表露了他的友好态度。首先皇帝责令两位不服管束的主教将先前非法据为己有的领地归还给威尼斯，接着他授权执政官在皮亚韦河与西莱河沿岸建立威尼斯的货仓与贸易点，同时对威尼斯人在帝国领土上的通行安全与税务减免做出了保证。更重要的是，皇帝亲自派人找来奥尔塞奥洛二世的第三个儿子，让他在维罗纳与自己同行，奥托三世还在那儿主持了对方的坚信礼，并赐给他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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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他执政的第五年年底，彼得罗·奥尔塞奥洛二世保证了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两股势力与共和国的商业发展前景。于是北意大利的宽广河流上挤满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威尼斯驳船，这些船负荷着如此多的货物，以至于它们的船舷几乎要沉到与水位线齐平。货船运载着铁、木材、谷物、酒、盐，还有奴隶，奋力逆流而上到达位于维罗纳、皮亚琴察和帕维亚的交换所，货物从那儿转运陆路穿越亚平宁半岛到达那不勒斯、阿马尔菲及其周边，甚至越过阿尔卑斯山到达德意志和北欧。更庞大的交通工具则在同时往亚得里亚海东南方向航行，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以及再度向北前往君士坦丁堡，甚至有时抵达黑海。然而还有一些人专注于扩张得更为迅速的新市场——伊斯兰世界。在此之前，尽管总有一些方法可以同阿拉伯人做生意——毕竟是威尼斯商人从亚历山大港盗走了圣马可的遗体——但商业交易总是被种种因素压制，比如撒拉森人对海盗事业的偏好，威尼斯人对他们一百五十年前进攻潟湖险些得逞的记忆，以及西方基督教世界对和异教徒产生任何层次友好关系建议的厌恶。这是彼得罗·奥尔塞奥洛二世意图消除的另一种态度。执政官派出的大使们四散前往地中海每一个飘扬着先知绿色旗帜的伊斯兰地区，他们从西班牙到北非巴巴里地区，西西里和黎凡特，又去到位于阿勒颇、开罗与大马士革的宫廷，以及科尔多瓦、凯鲁万和巴勒莫等名城。一个又一个统治着伊斯兰世界的埃米尔礼貌地接待这些使者，并接受他们的提议。就这样，一份又一份满载着自豪与满足的合约漂洋过海，由大使们送到执政官手中。威尼斯的左邻右舍，那两个分处东西的大帝国正对南意大利崛起的穆斯林势力感到忧虑，因此它们或许会惊骇于奥尔塞奥洛二世的所作所为，指控他背弃了基督的信仰。但对奥尔塞奥洛二世这个彻头彻尾的威尼斯人来说，商贸交往总好过流血杀人，何况前者更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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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桎梏尽除、尽情扩张的威尼斯贸易来说，如今唯一的阻碍就是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斯拉夫海盗。威尼斯上一次在公元887年针对他们的远征落得了灾难性的结局，就连领导军队的执政官彼得罗·坎迪亚诺一世都在战斗中以身殉职，即便六十年以后，这位执政官的孙子在某种程度上挽回了共和国与家族的荣誉。随着时间流逝，如今海盗的威胁已经比以往更甚。在十世纪后半叶，由于海盗肆虐，威尼斯养成了每年上缴保护费来确保船只在狭窄的亚得里亚海水域自由通航的习惯。然而彼得罗·奥尔塞奥洛二世并不是个会向敲诈勒索屈服的男人，他上任之后不但禁止续缴所有保护费，还在下一次缴款限期到来之际派遣六艘威尼斯桨帆船前往达尔马提亚，来防备海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为。紧接着，战斗不可避免地打响了。此战之后，海盗最重要的据点之一利萨岛[29]落入威尼斯人之手，威尼斯战船满载男女俘虏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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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在与海盗交手的第一回合占了上风，但海盗并未就此被打垮。像纳伦塔河与采蒂纳河河口周边海盗活动的中心甚至全未受到影响。这一战后海盗倾巢而出，尽管沿海城市的居民从人种到语言都与攻击他们的人不同，海盗还是将他们的怒火发泄在这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身上。海盗是克罗地亚人，他们属于六世纪与七世纪斯拉夫人穿越巴尔干半岛的大扩张中从喀尔巴阡山脉向西推进的那一部分斯拉夫人，并在十世纪建立了自己的王国。然而这个克罗地亚人的王国从未能囊括达尔马提亚海岸全境，像波拉、札拉、特劳、斯帕拉托[30]等城市，以及其他规模较小的沿海聚落中，生活的是说拉丁语民族的后裔。这些居民的祖先曾经是罗马帝国的公民，因此将这些克罗地亚人邻居视为野蛮的暴发户。除了札拉以外，这些地区的人民都在理论上臣服于君士坦丁堡，但这只不过更近于一种名分。就像某位历史学家所说的：“皇帝受到官方的尊敬，但他既不发号施令，也无人真正服从他。”[31]当地人深知这一点，于是从未期待从拜占庭帝国方面获得帮助，他们转而向威尼斯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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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说奥尔塞奥洛二世需要一个进一步的理由来完成他所开始的事业，那么现在到来的求助无疑使他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公元1000年5月9日正是耶稣升天节，执政官在卡斯特洛圣彼得大教堂参加弥撒，并接受了经过奥利沃洛主教祝圣的旗帜。[32]然后他正式行进到港口，一支气势恢宏的威尼斯舰队正在那里等着他登上自己的旗舰并下达起锚出航的命令。舰队在耶索洛过了一夜，次日抵达格拉多，格拉多宗主教主持了欢迎他们的仪式，并将圣赫尔马戈拉斯[33]的遗物授予执政官。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格拉多宗主教仍是我们所熟悉的维塔莱·坎迪亚诺，他在职三十年，如今似乎已经放弃了政治上的阴谋诡计，安心当起了共和国的忠实仆人。到了5月11日，远征军终于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已经准备好应付接下来的任务，于是舰队扬帆起航，横穿亚得里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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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事约翰对威尼斯舰队此次前往达尔马提亚作战的描述，与其说是在记述一场战役，不如说是在记录胜利的进程。威尼斯人在每一个停靠的港口都受到当地主教、贵族和修道院院长的欢迎，人们特地为执政官接风洗尘，还拿出圣遗物供他视察敬拜。当地人许下大量宣誓效忠的言辞，偶尔还有年轻人自发聚集起来，投入威尼斯旗下效力。当威尼斯舰队兵临城下时，克罗地亚国王在特劳的兄弟主动投降，甚至留下他的小儿子作为人质，这个年轻人不久之后便和执政官的女儿喜结连理。直到舰队驶至斯帕拉托，奥尔塞奥洛二世才与敌人第一次短兵相接，这股敌人的首领来自纳伦塔河三角洲，前来同威尼斯舰队进行谈判。海盗们没有朝威尼斯舰队坐地起价的资本，作为威尼斯人撤退的交换条件，他们愿意放弃每年收受的财物，并不再骚扰合法行驶的威尼斯桨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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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遗憾的是，纳伦塔河的海盗不能代表所有达尔马提亚近海岛屿的立场。库尔佐拉岛[34]的居民就不那么配合，威尼斯舰队不得不使用武力来镇压他们，而拉戈斯塔岛[35]的海盗则寄信任于岛上传说中固若金汤的要塞，据守其中负隅顽抗。然而围困堡垒的威尼斯人成功应对了这次挑战，他们顶着从上方堡垒倾泻而下的岩石前进，迅速攻克了一座塔楼的底部。威尼斯人十分幸运，那里正巧负担着整个拉戈斯塔岛的淡水供应。因此，身为奥尔塞奥洛二世的朋友与心腹，很可能当时正在现场的执事约翰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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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们情绪沮丧，纷纷垂下手臂跪倒在地，祈求能够让他们从死亡的可怕境地中解脱出来。仁慈的执政官因此决定将他们全部赦免，只要求将海盗盘踞的村镇完全摧毁……拉古萨的大主教知悉此事，带着他的教士们前来面见执政官，他向执政官宣誓忠诚，并屡屡致敬[36]……就这样，执政官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原路返回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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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塞奥洛二世的子民们欢天喜地迎接执政官的归来。纳伦塔的海盗能够遵守他们的誓言多久还有待讨论，不过至少他们不敢再将共和国视为任他们摆布的俎上鱼肉，况且拉戈斯塔岛的遭遇还近在眼前，没那么容易叫人忘却。如今的威尼斯掌控了亚得里亚海东海岸，这是它过去从未达到过的成就。然而，虽然达尔马提亚的城镇对威尼斯宣誓效忠并愿意上缴年贡，[37]它们在理论上还不是威尼斯的领土。于是在执政官本人主动认可下，这些地方小心地恢复了拜占庭对其的全面宗主权。但即便如此，在达尔马提亚主要港口建立货仓与贸易点的道路已经再无阻碍，威尼斯接下来远至巴尔干半岛腹地的贸易扩张亦顺风顺水，一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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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意义上，威尼斯也得到了不少好处。从此它拥有了一个紧急情况下备用的食物供应来源。尽管里亚尔托诸岛上仍只有一部分盖满了房子，但是岛上用于生产食物的小片保留地早已不能够满足威尼斯人口迅速增长的需要。因此，威尼斯不得不依靠大陆获得食物供给，这就是为何七年前它会因为奥托二世的陆上封锁而惊慌失措。自从威尼斯掌控达尔马提亚之后，在可预见的未来，类似封锁造成的结果就只会产生轻微的不便，不会再进一步恶化。威尼斯只消派出几艘船越过亚得里亚海，几天后它们就可以满载所有城市需要的谷物与必需品返航。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科尔丘拉等诸多岛屿上的松林为威尼斯的船坞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木材储备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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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威尼斯执政官又获得了一个悦耳动听的尊称，达尔马提亚领主。在之后的每一个耶稣升天节，即这支舰队出征的纪念日，这个名号都会被郑重地在纪念奥尔塞奥洛二世达尔马提亚远征的仪式上提起。执政官本人在奥利沃洛主教以及威尼斯的贵族与公民们的簇拥下，再一次从利多岛的码头起航到达外海，用宗教仪式表示祈愿和感恩。在早期这种仪式十分简短，执政官的祷告语句也很简单，尽管它的内容所求甚多。他这样祈祷：“啊，请主赐福于我们，以及所有航海者，让大海平静不起波澜。”接着当唱诗班合唱第五十一首赞美诗的句子“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38]时，圣水洒向执政官与他的随从，之后剩下的圣水则被倾倒入大海的波涛之中。随着传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个仪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由于仪式中包括了执政官为了安抚大海而投入一枚金戒指的行为，这项仪式逐渐被看作一场与海洋的象征性联姻，即所谓的“海婚仪式”。这项特色从此一直保留到威尼斯共和国的终结。[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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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奥托三世来说，他的新千年开端似乎不那么吉祥美妙。在他狂热的政治神秘主义的抱负推动下，年轻的皇帝选择在罗马住下，并在阿文提诺山建造了一座雄伟的新宫殿。在这座建筑内，奥托三世身处被拜占庭礼仪限制得呆板陈腐的宫廷，过着一种豪华与禁欲混合的奇妙生活。他在自己雄伟的隐居处使用金盘进餐，有时还会脱下紫色的冕服换上朝圣者的斗篷，赤着脚艰难跋涉到某个远处的圣地。或许在奥托三世看来，威尼斯是一座成功集西方的实用主义与拜占庭的神秘主义于一体的意大利城市，于是皇帝仍然保持着他过去对威尼斯的敬慕，并且像以前一样期待在对意大利制定的政策中，威尼斯能够为他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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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他失望了。执政官从达尔马提亚返回之后，一位皇家使者携皇帝邀请威尼斯在北意大利联合作战的提议到达里亚尔托，但他得到的是威尼斯人坚定有礼的拒绝。奥尔塞奥洛二世要比过去任何一位执政官都更清楚地意识到威尼斯的命运仰赖海洋的程度有多深，获取大陆上的领地对它的伟大并无帮助。另一方面，奥尔塞奥洛二世对皇帝同时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更感兴趣，在执事约翰的记录中，奥托三世表示他将秘密前来威尼斯拜访执政官，皇帝这么做，是“为了听一听他明智的忠告，以及出于他对他怀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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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皇帝担忧可能出现的暗杀行为，否则他坚持秘密行动的动机实在让人难以理解。皇帝想讨论的问题是否机密，历史学家们为此争论不休。不过公开宣布的访问并没能阻止私下会谈的举行，无论如何，在皇帝启程后的一到两天内，奥托三世和执政官双方才公布了会面的事实，哪怕并不是具体的细节。这确实是很不寻常的，在前十字军东征时代，一位皇帝离开他帝国的国境，并不会产生特别的风险。无论原因为何，在这件事上奥托三世显得十分固执，而前期的准备要比他们选择用其他方式会面来得更长，也更令人筋疲力尽——执事约翰作为执政官密使置身其中，他花费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两位统治者之间往返穿梭。公元1001年2月，罗马人掀起了一场针对皇帝的叛乱，然后将他逐出了城市，这无疑使这两人之间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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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三世对此并未表现出过分的沮丧。他在拉文纳庆祝了复活节，此时执事约翰也在当地与皇帝商讨最后的会面安排。皇帝随即宣布他要在位于波河河口的彭波萨岛上休养数日。岛上的彭波萨修道院[40]做好了迎接奥托三世下榻的准备，但仅仅在他到达后数小时，皇帝趁人不备，带着少数几位最亲近的随从悄悄溜到海滨，执事约翰和一艘船在那儿等着他们到来，然后一行人扬帆航向威尼斯。他们在航行时遭遇了猛烈的风暴，奥托三世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漂流了一天一夜，最终登上威尼斯的圣塞尔沃洛岛[41]，彼得罗执政官正等候在那里迎接他。执事约翰为我们记录下了接下来他亲眼所见的事。他告诉我们，那天晚上伸手不见五指，乃至于双方都很难看清对方的面孔。执政官似乎心情不佳，他首先打开了话匣子：“如果您想去看一看圣匝加利亚修道院，最好马上动身。这样在黎明前你们就可以在我的官邸内安安稳稳地得到接待。”他对身边那个模糊的人影说。此时奥托三世和他的朋友们差不多已经筋疲力尽，但彼得罗执政官十分无情。要求保密行事是皇帝自己的主意，把执政官卷进所有这些不便、花招和尴尬的也是他，最后还是这位奥托三世，在这么一个寒冷的风暴之夜让他来到如此荒凉的岛屿上，那么好吧，他得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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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事约翰的编年史与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奥托三世特别渴望去瞻仰圣匝加利亚教堂的迹象，即便他真的想去，也不必如此急迫地造访。不过他还是像执政官对他说的那样去了教堂，而彼得罗执政官并没有陪同在他身边。执政官抛下皇帝匆匆回到执政官宫，表面上是为了准备接待皇帝，实际上，我们可以由衷地认为，他是去好好睡了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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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逗留威尼斯期间始终保持着这样偷偷摸摸的行事风格。第二天早晨，执政官在弥撒之后出现在半完工的圣马可大教堂，公开接待了皇帝的随从人员。这些人正式出示了身为皇家代表的到任国书，彼得罗·奥尔塞奥洛二世以共和国的名义欢迎他们，并下令要周到地安排客人的膳宿。接着执政官悄悄来到执政官宫偏僻的东边塔楼，他秘密地将奥托三世和两名侍从安顿在那里。约翰告诉我们，尽管皇帝已经身在威尼斯，但执政官仍然与其他人公开用餐，因为“他害怕引起臣民的任何一点猜疑，所以不能同皇帝整天共处”。在没有其他问题的情况下这是个不错的借口，这也使得奥托三世只能乔装打扮成一个穷人，去游览他宣称感兴趣的教堂和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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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对威尼斯秘密访问期间，他和执政官无疑进行了多次磋商，尽管没有关于这些商谈内容的记录流传下来。他们还互换了礼物，其中有赠给皇帝的一张象牙宝座和相配的脚凳，作为回报，奥托三世免除了威尼斯一种和五十磅白银一同缴付的年贡，这是生效于奥托三世祖父奥托大帝的时代的义务，即每年上贡给他一件“帕留姆”（Pallium）披带或正式礼服。此外，为了更好地巩固他们彼此的友谊，皇帝第二次成为彼得罗执政官孩子的教父，这一次，奥托三世在圣水池前托着的是个新生的女婴。皇帝抵达威尼斯不足两天，就又像他来时那样悄悄离开了威尼斯，只有执事约翰和两名私人仆役跟随他离开，剩下的人则在次日正式启程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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