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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拉格吕埃并不同意威尼斯人的说辞。公元1308年10月25日，他给威尼斯人十天的投降期限，假如他们坚持己见负隅顽抗，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执政官，所有的执政官顾问、军官，以及一切藐视教宗命令、为反抗罗马教廷出谋划策或提供帮助的人将被逐出教会，并受到禁止所有宗教活动的惩处。同时，主教还威胁，如果威尼斯人拒绝投降，共和国所有在费拉拉的货物与产业都将被没收充公，所有的商业合约均宣告无效，所有的贸易活动与交通往来一概停止。此外，威尼斯以及所属船只在波河沿岸对教宗军的运输工具造成极大破坏的基奥贾将遭遇封锁，先前教宗授予共和国的所有特权也一并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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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二十五年以来威尼斯第二次面对教会的禁令。公元1284年的禁令主要局限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制裁，然而这一次威胁到的是威尼斯整体的政治经济生活。在事件的早期阶段，威尼斯政府将费拉拉问题全权授予大议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这个委员会最初仅有二十名成员，随着事态恶化，委员会人数上升至四十五人。然而如今，面对当下教廷带来的危机，即便是这四十五人看上去也不足以应付了。于是议会全员出动，数百人济济一堂，在讨论过程中，他们处理费拉拉危机的观点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大多数在雅各布·奎里尼领导下的老牌贵族敦促共和国让步，他们指出，政府同个人一样，始终要对上帝保持敬畏，并且尊重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此外，他们认为威尼斯无论在财政上还是物质上都还没有从长期的战争中完全恢复元气，目前不是兴起另一场战争的时候，更何况它可能会造成比过去任何一次战争都更具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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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意料的，格拉代尼戈执政官对此持相反意见。他认为目前讨论的议题并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政治的层面上，一个人无论身份贵贱，他的首要职责都是为国家服务，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增加国家的领地，增强它的权威，为其增光添彩。巨大的机遇千载难逢，可遇而不可求，明智的政治家必须学会发现并抓住它们。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机遇，威尼斯可以借此在波河流域站稳脚跟取得主导地位，并且能够保障这一地区运输路线的安全。威尼斯对费拉拉的权利无可置疑，而远在阿尔卑斯山那一端的教宗克雷芒五世只是受到了误导。假如将威尼斯真正的立场与真实的情况解释给他听，很难想象他还会继续选择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对付威尼斯的人民。威尼斯人一直都是教会忠实的子民，而他们也热切希望能一如既往地这么做。[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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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辩论冗长又火药味十足，而且它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议会之内。在威尼斯主要的两大派系之间积聚的陈年恩怨又爆发出来，它们一方是以奎里尼家族和提埃波罗家族为首的旧贵族、民粹主义者以及倾向于教宗的教宗派人士，另一边则是执政官与丹多洛家族代表的寡头统治集团成员兼领土扩张政策的忠实拥护者。威尼斯再一次频频发生争吵、斗殴乃至骚乱，市民们上街都得携带武器。到最后执政官一方占了上风，政府宣称费拉拉是威尼斯共和国的财产并且将继续如此，一位威尼斯籍的代官被指派到城内，费拉拉人也得到了威尼斯公民能够享有的全部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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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威胁的后果并没有立刻到来。冬天已经降临，与阿维尼翁的联系十分不便。于是公元1309年早春，威尼斯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去觐见教宗，“谦卑但有礼有节”地向他阐述威尼斯的立场。可惜的是这个决定下得太晚了，就在大使们出发的第二日，3月27日濯足星期四，教宗下达了将威尼斯逐出教会的命令。这项惩罚的条款要比所有人预想中都来得可怕。除了事先声明过的惩罚措施以外，所有执政官的臣民都被免除了对他的效忠誓言，他们还被禁止提供证词或设立遗嘱，无论在此世或者来生，任何人都可以剥夺这些人的自由，或者奴役他们而不受到任何惩罚。最后，所有神职人员都被要求在一个月限期期满后离开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考虑到威尼斯在最后时刻改变心意的情况，神职人员规定离开的时限被确定在限期期满之后的十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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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不得不称赞格拉代尼戈执政官与他周围人的勇气，直到此时，威尼斯仍然毫不退缩。威尼斯得直面经济和商业的毁灭性打击，而同样在预料之中，当一个月期限结束，教宗可怕的惩罚正式生效之际，威尼斯的敌人和竞争对手们便开始对它进行打击。在欧洲各个角落以及亚洲大片区域内，威尼斯的货物被查封，产业被没收充公，船只受到袭击和抢掠。万幸在公元1297年，同样出于对教宗命令的藐视，威尼斯人与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签订了商贸协议，阿卡陷落后，马穆鲁克苏丹控制了整个巴勒斯坦沿海地区，因此如今威尼斯商人还可以从里亚尔托出发航向该处经商，这是他们唯一一个还能保证自己受到欢迎的方向，而这条威尼斯的生命线，教宗无法切断，鞭长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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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月前，当教宗诏书送达执政官手上时，费拉拉的威尼斯代官就受命在泰达尔多城堡周围挖掘壕沟，布置防御措施。到了7月，教宗的枢机特使宣布讨伐威尼斯的神圣战争已经准备就绪。佛罗伦萨、路加、安科纳和许多位于托斯卡纳、伦巴第和罗马涅地区的城镇受嫉妒、贪婪等情绪驱使，或者比较公平地说，出于宗教虔诚与顺服教宗之情，迅速云集在教宗的旗帜下迫近费拉拉。接着，攻城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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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战局就对威尼斯相当不利。驻守的威尼斯军队作战勇猛，但瘟疫几乎在同时爆发，夺走了督政官以及许多士兵的生命，而病死者的数目还在持续增加。援兵匆匆而至，马可·奎里尼·德拉·卡·格兰德和乔瓦尼·索伦佐率军冲断了教宗军在波河河面拉起的铁链，成功进入被围困的城堡。但是敌人实在太过强大，而瘟疫又逐渐变得更致命、更具传染性，因此当8月28日城堡遭到猛烈突袭时，还活着的守军已经无力抵抗。只有奎里尼在内的一两人成功逃脱，其余的威尼斯人不是被刺瞎就是被杀，更有遭遇凄惨者经受了上述的双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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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又一场失败，又一次羞辱。但即便到了这般地步，威尼斯人依然没有立即屈服。双方都不那么投入地继续着战争。教宗这一边遇上了他所支持的埃斯特兄弟之一，弗朗切斯科·德·埃斯特造成的麻烦；而威尼斯正忙于处理国内的一个新危机——这一点我们稍后便可以读到。此时威尼斯仍然没有接受教训，在它了解到它所有的繁荣都是建立在贸易而非领土扩张这一简单事实之前，它还需要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威尼斯的力量依靠的是这座城市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安全且难以进犯的环海环境。假如它要到大陆上去冒险碰运气，就是否认了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必将导致它自身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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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最后终究意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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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14 议会与密谋（公元13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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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10年这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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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樱桃又在枝头熟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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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贝亚蒙特走过那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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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把十人议会来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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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老民谣，来自《辉煌壮丽的威尼斯城》，摘自格雷菲乌斯，《意大利古代文选》，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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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1310年的春天，彼得罗·格拉代尼戈执政官成了威尼斯最不受欢迎的人。大多数人都还对公民选举权被剥夺一事耿耿于怀，而执政官所有的子民都认为他应当为教宗的禁令负责。禁令不但影响了共和国所有男女老幼的生活，还造成了贸易的中断。尤其是威尼斯的商人群体，面对着现世经济崩溃与来世灵魂被诅咒的双方面不幸，他们毫不掩饰对始作俑者的厌恶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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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人来说，当前一年8月的最后几天在费拉拉发生的事传回潟湖时，他们遭到了更具毁灭性的打击。此前执政官的豪赌似乎还有那么一点儿成功的机会，即便威尼斯在物质的角度上成了输家，但是拥有费拉拉及对波河的掌握仍然有利于共和国面对多边封锁的现状，至少它手头有可以昭示自己立场的东西，而威尼斯的声望仍然可以保持高涨。但如今即便是这点可能性也付诸东流了。战争仍在继续，禁令仍在生效，但是威尼斯已经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它所有的牺牲都是徒劳。从这时起，格拉代尼戈执政官的反对者们更加直言不讳，他们的声音也更响亮了。在议会内外，他们再三强调执政官是如何背叛了共和国，雅各布·奎里尼和他的追随者们是如何不断反对执政官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所到之处留下的只有灾难和耻辱，以及假如当年贾科莫·提埃波罗顺应人民的意愿成为执政官，威尼斯就不会陷入如此困境——与教宗交战，商业帝国土崩瓦解，从全国公民的佼佼者中选出的贤明顾问与专家制定出了愚蠢到无与伦比的政策，将普通人的基本权利尽数剥夺。对那些一直享受着公众支持的老牌贵族们来说，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他们的远见卓识、清醒头脑与正确性，而执政官的政治生涯就和他的人望一道跌入了潟湖的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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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格拉代尼戈仍然是大权在握的执政官。尽管游行示威和街头斗殴比从前发生得更频繁，但它们都被执政官的“秘密警察”（或称区内领袖，Capi di Contrada）[124]和臭名昭著的“暗夜之主”（Signori di Notte）冷酷无情地镇压了下去。至于格拉代尼戈本人，他对公众的感情毫不在意，仍然表现得和过去一样傲慢。因此人们的愤怒不断增长，在这种普遍的风气下，民愤很快就接近了爆发点。最终的导火索就其本身来说相对无足轻重，执政官提名韦利亚伯爵多伊莫为六名执政官顾问之一，这个提议遭到了雅各布·奎里尼的强烈反对。他指出，法律明文规定达尔马提亚地区的伯爵除了元老院和大议会的职务外不得担任威尼斯的任何公职。鉴于共和国成文法律的规定，雅各布的辩驳无可置疑，但尽管如此，这份任命还是确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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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埃波罗家族、奎里尼家族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来说，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圣马可广场与城市其他各处爆发了战斗，一位提埃波罗家族的成员卷入其中，被一名丹多洛家族的成员重创。内战似乎已经迫在眉睫，政府颁布了紧急法令，禁止市民携带武器。这是一个明智的措施，但遗憾的是法令造成的反效果违背了它设定的初衷。过了一两晚，彼得罗·奎里尼·德拉·卡·格兰德在街上被一名隶属于“暗夜之主”的秘密警察叫住，命令他服从搜查，但他将警察狠狠踢得四脚朝天来作为回应。警察的同僚急忙前来支援，在几分钟内，整个街区就陷入武装斗殴之中。彼得罗被逮捕定罪，受到惩罚，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他的兄弟马可对执政官心怀怨愤，后者曾在他逃出费拉拉时公开指责他的怯懦。于是马可和他的朋友们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就像马可所预料的那样，他们很容易地就接受了他的观点，认为再也不能容许彼得罗·格拉代尼戈继续执政。但他们选择领导这场密谋的首选人士乍一看则叫人吃惊，他们建议彼得罗·奎里尼召回他自愿被放逐到欧洲大陆的女婿，贝亚蒙特·提埃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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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今被责难为威尼斯历史上最邪恶的反派，贝亚蒙特·提埃波罗受到这不见得完全公平的指责，仍然奇妙地保持着一个神秘的形象。他的曾祖父是布里耶纳的博希蒙德，一位波斯尼亚拉什卡地区小规模十字军国家的君主，从他的名字中，衍生出了贝亚蒙特这个有些古怪的教名。贝亚蒙特·提埃波罗的祖父是当年的洛伦佐·提埃波罗执政官，父亲则是二十年前拒绝与格拉代尼戈争夺执政官位置而背井离乡的贾科莫·提埃波罗。然而关于他本人，除了能从晚于他生活年代两个世纪、由马可·巴尔巴洛撰写的一份古怪的记录中了解一二，我们实在所知甚少。报告大致讲述了贝亚蒙特曾在公元1300年在伯罗奔尼撒的双子港迈索尼与科罗尼被指控受贿，到了公元1302年，尽管他还没有将涉案钱款全数还清，他还是被指名担任诺那的代官，以及成为共和国最高审判机关四十人议会的成员，但是之前的指控仍令他耿耿于怀，于是贝亚蒙特退隐到潟湖另一头的马罗科，在自己的别墅中度日，不接受这些任命。仅就这些来看，这算不上多么卓越的履历，但是人们觉得他的经历当不止于此，在贝亚蒙特的性格中应当有一些特质，或者他有一些如今已经散佚的功绩，使得在威尼斯人眼里他是个家喻户晓、广受欢迎，或许还有几分浪漫色彩的角色。威尼斯人称他为“Il gran cavaliere”（伟大的骑士），而当马可·奎里尼和他的同谋者们计划推翻执政官时，他们显然认为获得此人的支持是他们的计划必不可少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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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人在这场密谋会议上对这个主意提出异议，那就是老雅各布·奎里尼。他花费了自己政治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与格拉代尼戈做斗争，他在很多方面赞成与会者，但是拒绝支持违宪的暴力行动。然而不久后，老雅各布因公务离开威尼斯前往君士坦丁堡，于是在几周内，他都将安全地置身事外。同时贝亚蒙特抵达了威尼斯，并且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这项事业。毫无疑问，他是个政治投机者，他或许并不仅仅将这场密谋看作颠覆格拉代尼戈政权的手段，更是将它当作改变整个威尼斯政体的机遇，他将通过它来让自己和整个提埃波罗家族以欧洲大陆的模式君临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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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的日期定在6月15日星期一，圣维托日。反叛者们被分为三队，其中两队分别在贝亚蒙特·提埃波罗和马可·奎里尼的带领下，将在行动前一晚聚集到奎里尼家族在圣波罗的宅邸，等到第二天晨曦微露时，他们就从那里出发，跨过里亚尔托桥，分头前往圣马可广场和执政官宫。同时第三队在大陆上一个名叫佩拉加的小镇集合，于最后时刻在巴多尔罗·巴多尔[125]领导下渡过潟湖，等政府的军队忙于同前两支反叛队伍交战时，猛攻他们的后方，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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