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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期,由于造船业的重大进步,军械库响应需求扩大了规模。航海罗盘仪大约出现在公元1275年,它的面世使得人们可以绘制比以往更加精确的航海图。数年之后,另一项革新——船舵——出现了,在此之前,操纵较大船舶惯用的方式是通过摆动安装在船尾一侧的一支桨调整方向,这个方法操作起来极其不便,而且对船只的大小有着严格的限制,随着大型船舶出现,很快这一操纵方式便力有不逮。反观船尾舵技术,只要增加船舵柄的长度,理论上它可以允许船只的杠杆达到无限的自由度,而且只要有需要,它甚至还可以加装上滑轮系统。这项技术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更大型船只的出现,同时,通过这项技术,船只可以同时在冬天与夏天出海,航海首次成为一种全年性的职业,航海技术随即产生了惊人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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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开启对英格兰和佛兰德地区的贸易是导致公元1320年前后威尼斯引进革命性的船舶设计的最重要原因。在此之前,商船上从未使用过船桨,它们通常被用于战船,来保证战斗中船只至关重要的高速和高机动性。然而随着公元1300年之后突如其来的商业扩张,船只设计就出现了新的注意要项。如今的商人同样需要能够高速移动的商船,而且由于需要运输更多的贵重货物,他们需要增强船舶的防护能力。于是商用桨帆船应运而生,它比用于战斗的桨帆船更长更宽,运载能力更强,即便是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也可载重一百五十吨,此外商用桨帆船航行所需的船员数额十分庞大,需要有两百名桨手推动其前进。顺带一提,这些船员都是自由人,因此要维持如此的船员规模,可谓所费不赀。[134]不过这笔开销带来的影响很快就被桨帆船在每次航行中节省的时间和不受海盗袭扰的便利抵消,很少有海盗船可以赶上商用桨帆船的速度,即便他们发动突然袭击,船上的两百名船员也能够立即拿起武器抵抗。同时,由于商用桨帆船的高机动性,船只在一些礁石密布的海岸遭遇船难的风险也降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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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至少在威尼斯城内的居民看来,索伦佐执政官治下最大的幸事是和平重新降临。经过了二十年的动荡,威尼斯人渴望一个恢复的机会,他们不仅希望在物质上弥补过去巨大的损失,还希望可以脱离存在于他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动乱,在精神和宗教上得到平静。怒火需要时间熄灭,憎恨需要抛诸脑后,思想和各类观点着眼的地方需要从政治局势转移到意大利和海外,索伦佐给予他的子民的就是这样一个喘息的空间。在他十六年的任期中,对此最显著的证明是一件令人们兴奋的事,公元1316年9月12日星期天的晨祷时分,西西里国王赠给威尼斯的一对狮子在执政官宫内生下了三只幼崽。据说当时“差不多所有威尼斯的居民以及其他地方来的人”拥向狮笼,人群规模比三个半月之前优先目睹同样有趣的怀孕母狮的那一批观众更大。执政官认为这是件国家大事,便让公证人将其依法记录在一份宣誓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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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我们回头追溯这段历史,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另一件事显得更为意义重大。公元1321年,但丁·阿利吉耶里以拉文纳特使的身份造访威尼斯。但在当时,这事没有引起威尼斯多大兴趣,诗人的访问在狮子掀起的狂热下黯然失色。而尽管令人恼火,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威尼斯国家档案中公元1321年的那卷已经遗失,而现存的记录与早期的史料则毫无帮助。我们所知的只有诗人此行的目的,他关注的依然是波河沿岸通航权的老问题,然而得到的响应却不令人满意。而当他准备返回时,威尼斯拒绝颁发最便捷路线上的通行证,于是但丁不得不穿过疟疾肆虐的沼泽地,最后染上高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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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自承并不讨威尼斯人喜欢。而尽管索伦佐执政官或许有对外来者太过冷漠之嫌,他却被威尼斯的人民由衷爱戴。或许正是因为他如此受到人民欢迎,导致大议会为索伦佐的继任者增设了规定,让他们的排场更气派堂皇,举例来说,执政官的薪水和随员都得到了增加,工匠们得到委托,为执政官制作用于节庆场合的豪华珠宝和更为富丽堂皇的国务礼舟“布钦托罗”(Bucintoro),或者叫“黄金船”。不过另一方面,执政官的实权一如既往地被严格限制,在此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当索伦佐执政官守寡的女儿结束流放,于公元1314年返回威尼斯时,她立刻就被幽禁在卡斯特洛区偏远一隅的童贞圣母玛利亚女修道院。按照传统,执政官可以每年正式造访修道院一次探望女儿,但他始终不能说服十人议会放她自由。公元1328年的最后一天,当索伦佐执政官以年近九十的高龄去世时,她仍然是囚徒之身。执政官的遗体身束长剑,穿着正式的执政官金鞋,在旧宫殿南侧的暗夜之主大厅供人瞻仰,从那里的窗户望出去就可以看到莫洛。接着死者从这间大厅被送到圣马可大教堂,他的遗孀在那儿等候着丈夫的到来。葬礼弥撒后,索伦佐被安葬在洗礼堂中一具朴素的石棺内,石棺上刻有他家族的盾形纹章,但没有死者的姓名或者任何铭文,如今我们参观教堂时还依然可以看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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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的记性总是很好,整整经过十五年的和平与繁荣才使他们忘记了教宗禁令带来的苦难岁月。在索伦佐之后,他们很快选择弗朗切斯科·丹多洛为第五十任执政官,正是由于他当年在阿维尼翁耐心又富于技巧的据理力争,才终于令教宗态度软化,取消了对威尼斯的惩罚。罗斯金如此描写丹多洛的所作所为:“他按照惯例藏身于教宗的桌下,当教宗坐下来就餐时,他从那里出来抱住对方的脚。丹多洛声泪俱下的恳求终于令他如愿以偿,教宗撤销了那可怕的惩罚。”一些刻薄的历史学家对弗朗切斯科·丹多洛的绰号“Cane”(狗)进行揣测,认为这个称呼源于他在教宗面前戴着项圈和锁链以示谦卑的行为。事实上,在弗朗切斯科之前,他的父亲也曾经使用过这个绰号。而就在弗朗切斯科就任执政前不久,它又被威尼斯共和国最危险的一位敌人满怀自豪地安在了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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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维罗纳领主康·格朗德·德拉·斯卡拉年仅三十七岁,却已将超过一半的人生用在开疆拓土上。如今除了故乡维罗纳之外,他还控制了维琴察、费尔特雷和贝卢诺,成为亚平宁半岛上数个咽喉要隘的主人。自从公元1328年9月,康·格朗德征服帕多瓦后,威尼斯新任执政官发现他正直接面对着经济封锁的威胁,仰赖贸易的共和国比其他任何意大利城邦都更容易受到这一威胁的伤害。公元1329年7月,维罗纳军队占领特雷维索,威尼斯的处境更岌岌可危。但在进入特雷维索后三天,康·格朗德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热丧命,威尼斯便因此获得了喘息之机。然而这段时间非常短暂,康·格朗德遗留的事业由他的两个侄子继承,其中一位阿尔贝托是个喜爱寻欢作乐的庸才,但另一位马斯蒂诺则像他的叔叔一样意志坚定、野心勃勃。很快马斯蒂诺就开始着手做他想做的,威尼斯货物被课以出入境税,所有从大陆运往威尼斯的出产都必须缴纳高昂的通行税,不管它们是否来自大陆上威尼斯的产业。至于波河沿岸的海关所做的事,威尼斯人再清楚不过,因为他们也曾经如法炮制。于是威尼斯人以牙还牙,他们对所有经过威尼斯运往马斯蒂诺治下城市的商品征收了抑制性的高额税费,不过他们知道,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帕多瓦、特雷维索和其他城市可能只是失去来自东方的奢侈品,这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另一方面威尼斯却依赖大陆供给主要的日常必需品。虽然在公元1268年的危机中,威尼斯设法找到了可替代的物资供应源,但如今它的人口已经是当年的两倍,因此这一回,共和国恐怕不会再有过去的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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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要避免即将到来的灾难,就必须动用武力。但即便到了如此关头,大议会中仍然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其中就包括执政官本人。反对者指出,马斯蒂诺的军事实力足以保证他战无不胜,如果双方开战,维罗纳的胜利就意味着威尼斯共和国的终结;而威尼斯本身并没有陆军,一旦开战就只有求助于雇佣兵,并且承担起所有招募雇佣兵带来的花销与风险。此外,费拉拉事件殷鉴不远,共和国插手大陆政治往往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所有的论据听上去都不无道理,但同样与主题毫不相关,当下的事实是威尼斯毫无选择,要么战斗,要么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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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今威尼斯还剩下一个有利因素。斯卡拉家族扩张的速度引起了其他地区的警惕,即便在进军过程中不断与潜在盟友进行外交谈判意图修好,马斯蒂诺仍然不断树敌。他在公元1332年攻占了布雷西亚,又从罗西家族手中抢走了帕尔马,从佛罗伦萨人那儿得到了路加。而他遭遇的失败所招致的仇恨不亚于他获得的胜利所得到的,举例来说,马斯蒂诺曾经试图从贡扎加家族手下强夺曼图亚,还毒杀米兰的阿佐·维斯康蒂未遂。于是一个反对马斯蒂诺的联盟终于成形。经过一场匆忙组织的人口普查,威尼斯确认国内有四万零一百名年龄在二十至六十岁之间身体健全的男性,[135]按照惯例,他们被分成十二人一队,每一队中抽签选出一人,或者根据后来的需要再选出第二或第三人征召入伍,剩下的人则分担出征者所需的花费。不过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次情况不同,许多人等不及抽签或要求发饷就志愿从军。与此同时,其他来自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和勃艮第的分遣队也纷纷出发,所有的士兵都不是只拿钱办事的雇佣兵。这些人最后聚集在拉文纳,总数超过三万,他们的总指挥是当时成就最高的将军,彼得罗·德·罗西。彼得罗是曾经统治帕尔马的罗西家族最小的子孙,他的家族被马斯蒂诺逐出了故乡,国仇家恨在身,人们毫不怀疑他会将自己所有的精力与才干投入手头的任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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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36年10月10日,彼得罗在圣马可大教堂接受了丹多洛执政官授予的圣马可旗帜,此时教堂内外聚集起来的人们齐声欢呼,呼声直入云霄。一两天后,彼得罗和他率领的军队跨过布伦塔河进入帕多瓦地区,到了11月22日的圣塞西莉亚日,彼得罗攻下了当地保卫一座大盐厂的堡垒。马斯蒂诺原本希望通过盐厂的出产来打破威尼斯在盐业上的垄断地位。接着,反马斯蒂诺联军迫近特雷维索,这些胜利说服了一批犹豫不决的人成为盟友,其中就有米兰的阿佐·维斯康蒂、曼图亚的路易吉·贡扎加,还有奥比佐·德·埃斯特。在费拉拉事件之后,奥比佐的家族于公元1317年重新掌握了这座城市的大权。公元1337年,这些反对维罗纳势力的同盟者在威尼斯签署了新的协议,正式建立了一个联盟。签订协议的成员宣誓“打倒并毁灭斯卡拉家族的两兄弟阿尔贝托与马斯蒂诺”,联盟所需费用的三分之一由威尼斯负担,在可以取回路加的前提下,佛罗伦萨亦愿意承担三分之一,剩下的费用则由其他伦巴第城市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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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蒂诺被他的敌人重重包围,一夜之间,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同时面对来自好几条战线的攻击,于是不得不选择求和。马斯蒂诺选择马尔西利奥·迪·卡拉拉作为他的个人特使前往威尼斯,这是个非同寻常的选择,马尔西利奥曾经是帕多瓦的统治者,直到数年前马斯蒂诺夺走了他的故乡。尽管此后他仍被允许统治帕多瓦,但实际上不过是斯卡拉家族的傀儡。而马尔西利奥有一个名叫乌贝蒂诺的表兄弟,他的妻子被阿尔贝托·德拉·斯卡拉引诱,甚至有可能是被强奸,这桩家族丑闻更是对形势火上浇油。马尔西利奥的愤怒不断增长,如今得到出使威尼斯的机会,他终于看见了复仇的曙光。有个故事写道,某晚马尔西利奥与威尼斯执政官共进晚餐时,他将自己的餐巾掉在地板上,接着执政官和他一同从椅子上弯下身去捡它,对话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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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帕多瓦交给您,我能得到什么?”马尔西利奥悄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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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的统治权。”执政官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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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够了。他们随即达成了约定。[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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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马斯蒂诺正在帕多瓦严防死守,抵御联盟的攻击。然而很快,阿佐·维斯康蒂在布雷西亚的牵制攻击让他离开了这座城市。8月3日,帕多瓦的城门终于向彼得罗·德·罗西敞开。阿尔贝托·德拉·斯卡拉在宫殿内像以往一样寻欢作乐,他随后被俘虏,押往威尼斯囚禁。他的兄弟顽抗的时间更长,但于事无补,他的帝国在身边土崩瓦解,马斯蒂诺·德拉·斯卡拉最终选择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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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协议在公元1339年(按照威尼斯的日期算法,应该仍是1338年[137])1月24日签署。协议的条款非常宽厚,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路加周边的土地与城堡都被归还给佛罗伦萨,斯卡拉家族却得以继续拥有这座城市。帕尔马的罗西家族也得到了适当的赔偿。从威尼斯至帕多瓦,卡拉拉家族在共和国隐晦的宗主权管治重新获得了权力。还有特雷维索地区,虽然它朝西方的一半土地同样被交给卡拉拉家族管理,但正对威尼斯北方,包括科内利亚诺、卡斯泰弗兰科、萨奇莱、奥德尔佐与特雷维索本身的那部分,则由特雷维索当地政府直接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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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威尼斯史上首次成功兼并欧洲大陆上如此重要的广大区域。它带来的直接好处再明显不过,共和国谷物和肉类的供应从此得到了保障,遭到封锁的危险也消弭于无形;而更重要的收获源于它打败了斯卡拉家族,消灭了攸关共和国生死存亡的威胁,对威尼斯的民族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庆祝协议签订,圣瓦伦丁节当天在圣马可广场上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骑士比武锦标赛。威尼斯的重要盟友,如卡拉拉家族、贡扎加家族和埃斯特家族,都置身威尼斯贵族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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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成为一个大陆政权后,随之而来的劣势则表现得不那么明显。它主要面临的问题是边境线的安全,新近结束的战争巩固了米兰的维斯康蒂家族的地位,它如今的权势已经胜过当初的斯卡拉家族。维斯康蒂家族固然相距威尼斯本土甚远,而且卡拉拉家族治下的帕多瓦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作为缓冲,但由于任何针对卡拉拉家族领土的攻击行为都可以被看作针对威尼斯本土的攻击,共和国和米兰实质上仍然互相接壤。威尼斯同样还面临着东北方边界上的难题,它相信一有机会,那儿的阿奎莱亚宗主教和他的邻居戈里齐亚伯爵就会兴风作浪,制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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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看来,这些问题似乎都还很遥远。当下威尼斯人正将他们的精力与热情投入新行政管理责任赋予他们的挑战中去。威尼斯人过去管理海外帝国的经验中,适用于治理特雷维索及其邻近城镇的先例很少,显然威尼斯不能像对待希腊诸岛那样,将这些地方看作它的封建附庸。同样,把特雷维索地区归入迈索尼、科罗尼、阿卡和尼格罗蓬特一类带给共和国荣耀的贸易港亦不太适合。于是新的组织架构被设计出来,威尼斯解决特雷维索管理问题的手段实质上是在本国运作良好的那个体系的缩小版,而用于特雷维索的管理机构经过些微调整,将应用到大多数威尼斯在大陆的新领地上。这个新的组织机构顶端是一位代官,在更小的城镇中他通常被称作“统治者”(capitano)或者“管理者”(provveditore),此人在当地管理结构中的地位基本等同于执政官在威尼斯的地位,其选举方式亦同样烦琐。代官人选可能出自威尼斯贵族,也可能考虑当地的公民。在表面上,代官的生活排场豪华,但实际上却没有多少实权。就像威尼斯执政官事实上是十人议会的仆从,代官也有他真正的主人,“总管”(Rector)就是这位隐身于阴影之中的官员,他通常是威尼斯人,直接对元老院和十人议会负责,并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名官员掌控当地的警察力量,从军事和民事两个角度对所在城市或市镇政府负有最终责任。不过当地的日常立法,例如地方税收、情报通信、公民福利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则归属于市政议会的职责范围之内,这样的职权划分和威尼斯大议会的功能保持了一致。在特雷维索,市政议会的成员有三百人,占受过教育的男性人口很大比例,因此这不但是一个有效率的机构,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还相当民主,尤其是在兼顾安全的情况下,威尼斯的政策一向允许属下的城市拥有尽可能多的自由与独立。人们在威尼斯统治下的生活必然与斯卡拉或者维斯康蒂这样的贵族独裁者统治之下过的日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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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就在弗朗切斯科·丹多洛去世前一年,圣方济会荣耀圣母教堂在公元1338年10月的最后一天宣告竣工。这座教堂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正式落成,但随后人们又立即决定推倒这座刚完成的教堂,在原址上建造更大而且朝向相反的新教堂。拆除与建造教堂的工程齐头并进,又缓慢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这就令执政官安葬在其中的愿望施行起来分外复杂。在向教堂捐出他的大部分财富之后,这个难题得到了解决,弗朗切斯科·丹多洛的石棺被安置在教士礼拜堂内,罗斯金曾因为它长期缺失而喟叹不已,[138]而如今这具石棺已经被修复。石棺上方的绘画是保罗·韦内齐亚诺的作品,描绘了圣方济和圣伊丽莎白向圣母介绍执政官与执政官夫人的场景,这或许是威尼斯最古老的执政官写生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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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多洛执政官去世后,巴托洛梅奥·格拉代尼戈在11月7日当选为执政官。他与彼得罗·格拉代尼戈执政官的关系并不明确,不过选择格拉代尼戈家族的成员担任执政官是威尼斯人开始遗忘三四十年前旧事的一个明示。新执政官并没有步可怕的彼得罗·格拉代尼戈的后尘,且不论其他,显然这位七十六岁老人的当选不过是权宜之计。威尼斯人眼中能力与人望兼备的执政官首选是另一位丹多洛家族成员,安德烈亚。不过安德烈亚此时不过三十出头,亦不愿意接受执政官职务。威尼斯人在传统上亦不乐意让连续两位执政官都出自同一家族,哪怕他们只是血缘上的远房亲戚。人们觉得让这位供职于圣马可教堂的年高德劭的官员暂时接手这个岗位,既能打破丹多洛家族就任执政官的连续性,同时也给了年轻的安德烈亚变得成熟的时间,实在是一举多得的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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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托洛梅奥·格拉代尼戈也正是这么做的。他仅统治威尼斯三年,不过其间并不总是一帆风顺。首先人们目睹了威尼斯饱受水浸之苦的漫长历史中最可怕的一次大洪水,这场灾难降临在公元1340年2月15日,只有圣马可大教堂、圣尼科洛教堂和圣乔治教堂幸免于难。[139]两个月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派遣的一位使节抵达威尼斯,他告知共和国政府,鉴于那位自封的法兰西国王腓力拒绝用一场战斗,或是通过勇敢面对“绝不会伤害真正王者”的饥饿狮子这一方式来解决盎格鲁——法兰西之间的纷争,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英王在一年期限内向威尼斯索要四十艘以上的桨帆船,作为回报,爱德华三世愿意满足执政官提出的任何价码,并且授予所有在英格兰土地上的威尼斯人等同于本国子民的权利。国王还建议执政官将两个儿子送往英格兰,他保证他们在那里会得到与身份相符的尊荣,包括获得骑士的身份。执政官回复使节,由于一支由二百三十艘船组成的土耳其舰队正对东地中海造成威胁,威尼斯无法分出多余的船只来打击一个西欧的基督教国家,尽管如此,执政官仍然满怀感激地接受了英王给予的种种优待特权,至于爱德华三世对其子的邀请,格拉代尼戈执政官表示“不胜衷心感谢”,不过他的儿子们最终也没有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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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典型的威尼斯式回应,不过土耳其的威胁确有其事。如今整个小亚细亚都沦陷于奥斯曼土耳其之手,苏丹奥尔罕建都于距离君士坦丁堡仅有六十里之遥的布尔萨城,而曾经煊赫一时的拜占庭帝国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就再也没能完全恢复元气,它在外受到基督徒与穆斯林邻居两面夹击,国内又因为激烈的教派冲突与内战而四分五裂。拜占庭的国库如今空虚不堪,当公元1343年,帝国帕里奥格洛斯王朝的皇帝约翰五世不得不将皇宫中所有的金银,甚至是帝国皇冠上的珠宝[140]典押给威尼斯商人时,所有人都不以为怪。如果此时能够牵制住土耳其人,对威尼斯,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对热那亚而言,都可以说是卸下了肩上的一副重担,由于这样一种连带责任,两国之间保持良好关系就变得更加重要,但鉴于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持续的激烈竞争,要达成这个目标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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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下暂时和平,威尼斯正享受着商业繁荣的浪潮,这或许是其历史上最好的一个阶段。同时正如过去每一个政治与经济条件成熟的时期,威尼斯人开始扩建并美化他们的城市。在圣方济教堂附近,出现了威尼斯第一所孤儿院;巨大的国有粮仓在莫洛拔地而起,其具体位置就在如今行政官邸大楼后方的公共花园;在城市的最北端,人们建起了一座大教堂与塞尔维修道院。[141]在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还是执政官宫的重建,工程开始于公元1341年1月,从此这座建筑的南边和西边呈现出如今为我们所知的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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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个世纪前执政官阿涅洛·帕契帕索的时代起,威尼斯政府与管理部门的中枢就占据了这座宫殿,或者其中的一部分。执政官宫几经沧桑变迁,在公元1341年的工程开始之前,威尼斯政府使用的是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留下的建筑,人们在它的东侧增修了面向宫殿河对岸监狱的新议会厅,这部分建筑与监狱在世纪初被著名的叹息桥连接了起来。[142]不过很快新建的议会大厅也不够使用,政府指派一个三人委员会讨论是否应该进一步进行扩建,或者在其他地方重新兴建一座执政官宫的问题,委员会明智地推荐了后一个方案,并决定新的议会大厅应当拥有这座新建筑一楼南部的主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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