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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管从何种标准看，执政官宫都别具一格，但有特别重要的一点，使其截然不同于意大利大陆城市中其他相似的权力中心。那些大陆上的宫殿是它们建造的那个暴力时代昏暗又令人生畏的反射，当马基雅维利指出佛罗伦萨的领主宫是用来保护市政当局的建筑时，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数个世纪之后，当约翰·阿丁顿·西蒙兹谈起费拉拉，他说：“那是埃斯特家族的大本营，城市被壕沟围绕，安装上吊桥与吊闸，这些设施在水面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它们不但保护着地堡，还威吓着公共广场与民居。”与此相反的是，威尼斯的执政官宫不需要任何防护，也无意令人望而生畏。以今天的眼光看，当年威尼斯人建造执政官宫的本意应当是庆贺，这座建筑是优雅、轻盈与美丽色彩融合的产物，令人眼花缭乱，它的建造者以此来表达对政治局面安定和平的感恩之情，这是他们的邻居们难以享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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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官宫的重建工程由天才的建筑师彼得罗·巴塞焦主持，于公元1341年的第一天开始，此后陆陆续续进行了八十二年。工程的第一阶段只限于新议会大厅的修建，范围包括了建筑南翼的大部分，以至于远到面向小广场第七根石柱的部分，到了公元1365年7月，这部分大致上宣告完成。这时瓜里恩托接受委托，在东面的墙上完成了他著名的壁画《圣母在天堂的加冕》。[143]随后就像它的铭文所写的，莫洛的中央阳台修建完毕，但即便到了公元1404年，宫殿的内部装饰仍未完成，因此根据记载，大议会的成员们直到公元1423年才得以第一次坐进新议会大厅。也就在那一年，人们决定将面对小广场的那面建筑延伸至今日的范围，因此到了公元1425年左右，这座建筑才首次尽显其宏伟气象。正巧，这时我们所熟知的文艺复兴及时到来了，若是它再晚半个世纪，关于执政官宫绝妙的决定就再也不会被采纳，取而代之的会是当时流行的古典主义品位，而人们就将失去世界上最重要的世俗哥特式建筑范例。[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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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16 安德烈亚·丹多洛与马林·法列尔（公元1342—13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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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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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一位王公贵族会殚精竭虑，筹谋给予他的人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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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冒着生命危险，去解放他的臣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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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马林·法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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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高贵且广受欢迎，安德烈亚·丹多洛是他所在时代最为出色的威尼斯人。公元1333年，他以一介少年之身，被任命为的里雅斯特的代官。三年后，在对抗斯卡拉家族的战争中，安德烈亚担任战地军需官（provveditore in campo）的职务，负责军需供应与财政。之后安德烈亚成为帕多瓦大学一名杰出的法律教授，他还是首位在那里获得博士头衔的威尼斯人。终其一生，安德烈亚·丹多洛都以学者的身份自居，尽管他不到五十岁就撒手人寰，但身后留下了威尼斯的古老法律汇编，以及共和国过去与东方各国和意大利诸邦签订的所有协议总集《白皮法典》（Liber Albus）和《白色法典》（Liber Blancus）。此外，安德烈亚还用拉丁文撰写了两部独立的史书，一部是威尼斯从建立到他所在时代的历史，另一部则讲述了整个世界从创世到公元1280年的历史。公元1342年12月28日，巴托洛梅奥·格拉代尼戈去世，他安息于圣马可大教堂中庭北端一隅的石棺（它至今仍在那里）内。在这之后，安德烈亚俨然已是继任的不二人选。虽然不到四十岁的年纪对执政官这一职位来说是破例的年轻，不过他其他方面的优秀资质抵消了年龄带来的不利。安德烈亚·丹多洛的当选仿佛意味着长久、幸福且和平的治世，就目前来看，他理应获得如此锦绣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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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遗憾的是，这样美好的前景并没有变为现实。安德烈亚的执政之路有个一帆风顺的开端，教宗已经筹划了一段时间的联盟在此时终于成形。这个联盟将发动新一次的十字军东征，携手抵抗不断进逼的土耳其人。联盟的成员包括拜占庭帝国、塞浦路斯王国、罗得岛的医院骑士团、教宗国和威尼斯，值得一提的是，威尼斯凭借一支由十五艘桨帆船组成的舰队，已经占据了安纳托利亚沿海的数个战略要地，其中就包括士麦那城。此后的五十年间，士麦那城被牢牢地掌握在基督徒的手里，但教宗组织的联盟却很快就分崩离析，以一份颇具威尼斯风格的商业合约告终。作为威尼斯为基督教世界守卫地中海的回报，教宗授予威尼斯共和国之后三年在国内征收教会什一税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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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有一个国家没有加入这个联盟。热那亚在法律层面上已经同威尼斯和平共处了四十年之久，但是两个共和国之间激烈的商业竞争却愈演愈烈，它们的关系亦日趋紧张。过去它们产生分歧的关键区域是克里米亚，其中最重要的是位于卡法与索尔得亚（今苏达克）的港口。往返于欧亚的定期商队来到这些地方，带来从俄罗斯北部获得的毛皮与奴隶、从中亚取得的大捆丝绸，还有来自印度与更东方地区的香料。在这些海港内售出商品可以得到最高的利润，自然也会经历最激烈的竞争，人们肆无忌惮地使用最卑劣的交易手段，爆发争执亦是见怪不怪。直到公元1344年，当附近的鞑靼部落对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同时发动攻击时，上述的情形才有所改善。当时的热那亚执政官正是威尔第歌剧中的英雄西莫内·波卡涅拉，他派遣一位特使前往威尼斯，提议结成包括抵制鞑靼商品等内容的同盟。不过在鞑靼人的敌意不那么强烈的时候，他们是最有利可图的商业伙伴之一，于是这份结盟协议在签署生效之前就注定了被废弃的命运。热那亚人差不多立即就将同盟协议抛诸脑后，而威尼斯人的信用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一度对热那亚人在特拉布宗的行为提出抗议，然而尽管加上城内热那亚商人非法阻止威尼斯商人强化自己地盘防卫这一有力砝码，威尼斯人仍然只得到热那亚人傲慢的回复，大意为特拉布宗是热那亚人独占的区域，在城内以及其他身处黑海沿岸各地的威尼斯人，只有蒙热那亚施恩，经过严格审查，才能获得逗留许可。这是对威尼斯人的严重侮辱，不啻对威尼斯在该地区的法律与商业地位进行公开挑衅。于是两国战争显然不可避免。然而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灾难，在它面前，别说是蓄势待发的战争不得不推迟，就连威尼斯未来的商业发展都只能屈居于次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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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48年最初的几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商人将一些价值还有待评估的货物从克里米亚带回本国。这些货物夹带着历史上最致命的四足动物——将黑死病带入欧洲的老鼠。到了3月末，整个威尼斯都被瘟疫笼罩，之后随着入夏气温逐渐升高，估计的死者数目也跟着激增至每天六百人。执政官指派了一个三人委员会调查疾病的传播情况，最后他们发现自己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威尼斯人安排了特别的驳船将尸体运到潟湖边缘的岛屿，同时规定岛上的死者必须被掩埋在至少五英尺厚的土层之下。但很快这样的措施就已跟不上疾病蔓延的速度，尽管这些船每日都在运河上巡航，可怜的船夫们“死尸！死尸！”的呼喊已经家喻户晓，但仍有许多居民横尸在宅邸中无人收殓。此时威尼斯差不多已经没有医生，在瘟疫开始的几周内，他们或是病死，或是逃散。[145]在城市中，半是希望通过慈悲的举动来平息上帝的怒火，半是缺乏足够的看守，债户和恶棍们纷纷获释出狱，然而即便如此，依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瘟疫发展的过程。等到黑死病终于平息下来，它已经令五十个威尼斯贵族家庭断绝血脉，而共和国在这场浩劫中失去了五分之三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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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威尼斯相比，这时候的热那亚情况要稍好一些。可以想象，经过黑死病这可怕的一劫，它与威尼斯之间的商业竞争至少暂时被遗忘了，而早前为了对抗劫掠成性的鞑靼人而产生的结盟提议又出现了短暂的复兴。不过公元1350年，热那亚人在明显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查封了多艘停泊在卡法的威尼斯船只，丹多洛执政官派遣了一名特使前往热那亚进行抗议并要求赔偿，但他收到的是热那亚人一如既往的断然拒绝，于是长久以来一直威胁着人们的战争终于爆发了。战争开始后，威尼斯首先取得胜利。在马可·鲁齐尼的指挥下，威尼斯舰队在尼格罗蓬特港摧毁和俘获了十到十四艘热那亚船。[146]不过热那亚人的报复也来得很快，四艘热那亚船逃离战场驶向希俄斯岛，热那亚人不久前才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得到这座岛屿，在那儿他们幸运地发现了九艘待命的桨帆船，于是菲利波·多里亚指挥十三条船于11月赶回尼格罗蓬特，占领并洗劫了该城，将二十三名威尼斯商人抓为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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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殖民地之一落入他人之手令威尼斯蒙受了巨大损失，不过因此遭到的羞辱比损失更甚。当地的市政官遭到弹劾，但很快被无罪释放，远在克里特岛寻找增援的马可·鲁齐尼变成了替罪羊，他被指控在回程中不必要地拖延，随后被剥夺了指挥权。虽然双方这一回合的交手已经告一段落，但战争尚未结束，更激烈的战斗即将到来，不幸中的万幸是，威尼斯还有一位潜在的盟友。阿拉贡国王彼得渴望削弱热那亚在地中海的影响力，如果威尼斯愿意支付三分之二的维护费用，他愿意向共和国提供十八艘全副武装的军舰。君士坦丁堡方面的态度也与阿拉贡王国一致，只要在其多灾多难的财政状况允许范围之内，约翰六世很乐意在迫使热那亚人屈膝的事业中插上一脚。热那亚人不但以邻近君士坦丁堡的加拉塔殖民地为据点，在那儿每年获得七倍于君士坦丁堡所得的关税收入，还持续不断地侵扰抢掠它的首都。此外，这些热那亚人似乎认为，只要他们想，随时都可以伸手染指希俄斯或是米蒂利尼等拜占庭岛屿。但另一方面，皇帝也并不希望前脚逐走热那亚人，后脚就见到威尼斯人全盘取代前者。他欣然提供了十二艘人员与武器齐备的桨帆船，但威尼斯需要再次为此支付三分之二的相关费用，同时还需满足皇帝的一个条件：如果威尼斯取得胜利，加拉塔地区需被夷为平地，被窃取的海岛和皇帝在七年前典当出去的皇冠珠宝都必须交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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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两方达成协议之前的外交谈判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准备持续了很长时间，威尼斯与阿拉贡的条约签署于公元1351年7月，联合舰队便在那时集结于马尔马拉海。当时的季节无法让人们做出任何具有决定性的军事行动，但是交战双方都将希望寄托在一位能力非凡的海军将领身上，威尼斯这边的指挥者是尼科洛·皮萨尼，而热那亚一方的将军帕加尼诺·多里亚出身于卓越的多里亚家族，五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家族的名号在热那亚的历史上熠熠生辉。公元1352年2月13日，威尼斯与热那亚双方舰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狭路相逢，战斗便在加拉塔城墙下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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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加尼诺保卫着己方据点的水域，占据了地利优势，他整编队伍，让自己的船停下靠拢，使得攻击者不得不冒险压缩自己的阵线才得以接近。尼科洛·皮萨尼当即识破了这个陷阱，海面风高浪急且白日短暂，这时选择发动进攻是愚蠢的，但是阿拉贡的指挥官拒绝听从威尼斯一方的建议，在皮萨尼阻止他之前就斩断缆绳全速冲向热那亚舰队，威尼斯人别无选择，只得跟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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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激战很快成为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较量，拜占庭人还未与敌人交手就立即退出了战斗，而阿拉贡海军在一开始不明智的大胆冲锋之后，在战场上也没有坚持太久。于是此刻海面上只剩下两个最令人生畏的海上强国在一决雌雄，而它们也确实这么做了。战斗野蛮血腥，双方都寸步不让。随后，战船间燃起了大火，火势借着狂风蔓延，遍及热那亚和威尼斯舰队。但双方依然没有偃旗息鼓，两军直到夜里，仍借着船上火光继续作战。最后处在下风逆流的威尼斯人不得不撤退，他们失去了大部分的桨帆船和差不多一千五百名最优秀的将士，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尤其四年前共和国刚经历过黑死病造成的人口骤减，如此损失就更具灾难性。然而破晓时分天光大亮，热那亚人发现他们自己亦损失惨重，帕加尼诺甚至要对身在加拉塔的同胞们隐瞒真相，以免激起大众的恐慌。从表面上看，他确实获得了胜利，不过这场胜利所付出的代价要比吃一场败仗更多，因此他无力追逐撤退的威尼斯人。当胜利的消息传回热那亚，当地自然也不会为此举办任何的庆祝活动。正如当时的编年史家乔治·斯泰拉所评论的：“关于这场胜利，我既没有见到一年一度的纪念活动，也没有发现执政官按惯例去教堂感恩，因为有那么多勇敢的热那亚人投入那场战斗为国捐躯，所以那一天的胜利最好被所有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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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战斗中蒙受了损失，热那亚人在加拉塔的地位经此一役仍然稳如泰山。反观拜占庭帝国坎塔库泽努斯王朝的皇帝约翰六世，他感到自己的处境愈发朝不保夕。如今皇帝不仅因为国内的财政问题而焦虑不已，包围帝国的敌人们也正愈来愈严重地威胁着他的皇位。约翰六世得位不正，他并非合法的拜占庭皇位继承人，五年前，他推翻了皇位的合法主人，十六岁的帕里奥格洛斯王朝的约翰五世的政权才得以戴上皇冠。然而比起将约翰五世废黜，坎塔库泽努斯选择将女儿嫁给这个少年，让他成为一个被剥夺所有实权的挂名共治皇帝，而自己独揽大权。时间流逝，随着约翰五世逐渐长大，他对自己处于劣势地位的不满与日俱增，很快，反对这位岳父的势力就自然而然地以约翰五世为中心聚集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拜占庭帝国在公元1352年走到了内战的边缘。因此尽管坎塔库泽努斯厌恶热那亚人，但此时渴求盟友的他再也没有政治上的资本去对抗他们，更别提与其抗衡的经济实力了。于是约翰六世在5月与热那亚签署了一份协议，允许其扩张加拉塔殖民地的边界，同时热那亚人有权排斥所有意图染指亚速海地区商业贸易的外来者，哪怕是皇帝的希腊子民亦不例外。这位皇帝达成这样一份合约的心情，我们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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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尼斯来说，这份合约是个更进一步的打击。早前它从约翰六世的对手，约翰五世·帕里奥格洛斯手中得到了泰内多斯岛（今博兹贾）的战略要地，作为借贷保证，威尼斯向约翰五世支付了两万杜卡特，鉴于年轻皇帝的处境，这笔钱款很可能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威尼斯意识到继续与热那亚人在拜占庭或黑海海域作战已经不能获得好处。于是它进一步资助阿拉贡人，希望他们的继续支持能在西地中海发挥比在黎凡特更大的效力。而尼科洛·皮萨尼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战役的官方质询中全身而退，扬帆前往新的活动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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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撒丁岛都是热那亚与阿拉贡发生争端的起因，当皮萨尼到达那里时，他发现阿尔盖罗港已被西班牙人封锁，准备应付热那亚补给船队的攻击，而此刻这支舰队已经出现在海平线上。皮萨尼的到来恰巧正是时候，于是西班牙的海军司令欣然请他执掌指挥大权，而预计此处兵力薄弱的热那亚人则沮丧地发现一支庞大可怕的舰队正严阵以待。当热那亚舰队靠近时，对方舰队的船桅上突然升起了圣马可的旗帜，于是他们由惊转惧，陷入恐慌。尽管如此，热那亚人仍然抵抗得十分勇猛，特别是在战斗后期，交战前皮萨尼将差不多十艘桨帆船拴在一起，当战斗后期开始使用抓钩时，双方就由船对船的海战变成了肉搏战。最后热那亚一方在机动性和人数上都败下阵来，四十一艘热那亚船被俘虏，只有包括旗舰在内的十九条船，载着兵败蒙羞的司令官安东尼奥·格里马尔迪狼狈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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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发生在公元1353年8月29日，被称作拉洛耶拉战役，威尼斯狠狠回敬了十八个月前博斯普鲁斯海峡遭遇的惨败。当战报传回热那亚，人们不禁泄气又绝望，整个城市陷入哀痛，人们纷纷为一度辉煌显赫，如今注定要蒙受耻辱并受到奴役的共和国哭泣。起初，无论从热那亚还是威尼斯方面的编年史书中读到这样的描写，我们都难免觉得人们的反应听上去有些过火。毕竟在这之前已经有过失败的战役，像所有其他的国家那样，热那亚曾忍受失败的痛苦，而威尼斯刚刚才证明了一个国家从惨败中恢复的速度有多么快。但经过反复思考，我们开始理解这不仅仅是一次战事的逆转，热那亚人对此战带来的可能后果也心知肚明。如今他们的敌人们控制了整个地中海，不仅切断了热那亚与黎凡特和克里米亚这两个财源之间的联系，还扼住了至关重要的粮食供应线。过去百年来城市的扩张造成了逐渐攀升的日常消耗，而热那亚掌握的肥沃田地只有山脉和海洋之间狭窄的农业带，因此这座城市就像威尼斯一样，长期依赖海外或伦巴第地区的粮食进口。然而伦巴第地区已经将热那亚人拒之门外有一段时间了，所有的山间隘口都被另一个图谋热那亚领土的对手封锁，这个人就是乔瓦尼·维斯康蒂，米兰大主教兼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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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热那亚在公元1353年暮夏有足够的理由哀悼自身，它处在令人绝望的境地，正急切地寻找一剂拯救这个国家于水火的良药。终于在9月到来之前，热那亚找到了脱困之道，此时威胁着它的敌人共有三个：威尼斯、米兰和饥荒，它选择最易克服的一个作为一切的突破口。它主动向米兰大主教投诚，作为维斯康蒂大主教对热那亚提供帮助以及支持其继续战争的回报。不过热那亚的效忠附带了两个条件，首先它原有的法律依然有效，其次热那亚船的旗帜仍需保留代表热那亚守护者圣乔治的红十字，并且安置在维斯康蒂家族毒蛇家徽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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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热那亚人使出的这招让威尼斯人既愤怒不已又心惊肉跳。他们彻底了结对手的满足感在最后一刻被夺走，更糟的是，米兰这股难以安抚的强大势力通过控制热那亚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虽然由卡拉拉家族统治的帕多瓦作为威尼斯的附庸将共和国与米兰的领地分隔开来，但自从威尼斯成为一个陆上政权，它与维斯康蒂家族很快就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而假使威尼斯与米兰发生冲突，即便热那亚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但冲突起因也应当是伦巴第城镇。因此威尼斯召集对米兰的威胁心有戚戚焉的陆上国家，匆忙组建起一个联盟，其成员包括蒙费拉、费拉拉、维罗纳、帕多瓦、曼图亚和法恩扎，甚至连不久后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波希米亚国王查理四世也被威尼斯说服，担任这个联盟的挂名首领。所有这些事都在极短时间内得以完成，根据洛伦佐·德·莫纳奇斯所撰写的编年史记载，“其间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不过维斯康蒂家族同样可以采取收买的手段，很快联盟的成员又因此分道扬镳，它们甚至还未携起手来对任何一位敌人进行打击，而查理四世坐收十万威尼斯杜卡特，赚得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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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米兰大主教乔瓦尼·维斯康蒂并不急于开战，相反，他派遣了一位和平使者前往威尼斯，这位使者是自但丁之后，作为最伟大的诗人兼外交家而广受时人赞誉的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差不多三年前，彼特拉克曾以一位人文主义者和私人朋友的身份给丹多洛执政官写过信，恳求他为了意大利的团结统一与热那亚握手言和；如今他将城市的福祉加入原先的呼吁中，尽其雄辩之能事来劝说威尼斯向他的主君伸出友谊之手，并接受他预备提供的优厚条件。不过就像之后彼特拉克本人坦承的那样，他这趟和平之旅全然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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