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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艰难地度过了十四世纪，这或许是它历史上最为艰难的一百年。这个世纪开始于两次叛乱，马林·博科尼奥发动了第一次，贝亚蒙特·提埃波罗则是另一次更严重叛乱的始作俑者。到了十四世纪中期，威尼斯又经历了第三次叛乱，老马林·法列尔令执政官的职位和共和国蒙羞，他自己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久之后，围绕着洛伦佐·切尔西的行为而产生的怀疑更进一步破坏了执政官的声誉。在外部，克里特岛、的里雅斯特以及其他受威尼斯管辖的土地上，起义之火几近燎原之势。威尼斯在十四世纪失去了达尔马提亚，又与热那亚断断续续地进行了长达五十年灾难性的角力。而意大利本土上与共和国领地相邻的那些领主们，无论是德拉·斯卡拉家族、维斯康蒂家族还是卡拉拉家族，都不给威尼斯任何喘息之机。而自从公元1348年起，黑死病每隔数年就要卷土重来带走一大批人的生命，这是威尼斯永远不会忘记的惨痛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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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威尼斯在这段艰难岁月中同样取得了不少成果。首先它在大陆上彻底站稳了脚跟。卡拉拉家族覆灭后，威尼斯获得了东起塔利亚门托河，西至加尔达湖，南到阿迪杰河，北抵巴萨诺山间的广大土地。此后威尼斯共和国的这片大陆领土还将扩大范围，除去十六世纪早期的一段时间外，直到共和国覆灭为止，它始终没有完全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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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公元1400年，威尼斯人或许会产生他们是一个欧洲国家的错觉。他们了解到用一条漫长且时常不够明确的陆上边境来抵御掠夺成性的邻居们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们也充分了解到招募雇佣兵并让这些军人作战所需的花费。另一方面，走上大陆舞台为威尼斯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收获和声誉，在此影响下，它也得以参与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事务，在这些地方的贸易地位也大大加强。此外，与所有敌手相比，威尼斯在新近发生的灾难中再一次被确认的优势大大支撑了民众的自信心，目前世上所有的城市中，只有他们的威尼斯无法被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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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向世界展示了它陆上大国的形象，威尼斯仍然是一个属于海洋的国家。十四世纪末，共和国宣称它拥有三千三百艘船以及三万六千名水手，凭借着海洋和这支强大的水上力量，威尼斯被保护得固若金汤，同时还获得了无穷财富。其他任何一座意大利的主要城市都无法宣称它能在近一千年的时间中保持不受侵犯的状态，也没有任何城市敢夸口拥有如此财富和如此强大的恢复能力，正因为具有如此惊人的恢复力，哪怕对外战争耗尽国库，经济在表面上也处于瘫痪的状态，威尼斯也能够十分迅速和完全地恢复，令它的敌人们望尘莫及。这简直就像是威尼斯共和国反复表演的一场魔术把戏，不过若是没有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这种奇迹是不可能上演的。威尼斯比任何一个竞争对手都要靠近东方市场，自从欧洲开始养成对东方奢侈品的消费嗜好，它对东方货物的需求就不断增加。不仅如此，从共和国兴起之初，海洋就施与威尼斯恩惠，它对这个国度来说几乎就是家园的代名词，直到威尼斯成为其他竞争者可以偶尔挑战却不能长久并驾齐驱的海上霸主后仍然如此。总的来说，威尼斯始终拥有比任何国家都更优秀和工作速度更快的造船专家、辨位更精确的领航员，以及经验更丰富、更足智多谋的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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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重要的是，威尼斯有着比他国更成功的商人群体，这一点在热那亚衰退后表现得更为突出。到了十四世纪末，几乎没有一种主要商品，不大量依赖威尼斯船只进行运输。哈尔茨山的木材与波希米亚矿井中产出的金属被运往东方与南方，而印度及东方的香料则输送到西方和北方，在后面这条商路上，近来还开始运输来自小亚细亚与黎凡特的棉花，以及愈来愈多在整个欧洲都供不应求的糖。首批作为商品的糖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纪的叙利亚，不过如今威尼斯商人将甘蔗引入克里特岛种植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塞浦路斯，有一个名叫费代里科·科纳的商人在岛上建立了大规模的种植园，通过高效的运作经营，他的家族在几年之内就成了威尼斯首富。[177]同时，这两个岛屿和摩里亚的一部分，还是一种名为马姆齐的烈性甜酒的主要生产地。大部分马姆齐甜酒从马尔维萨（今莫奈姆瓦夏）的港口被运送出去，英格兰人以及他们的北欧邻居酷爱畅饮这种烈酒，因此从十四世纪三十年代起，一种定期且获利极其丰厚的交易模式被发展起来：威尼斯商用桨帆船将马姆齐酒运抵英格兰港口，然后用甜酒来交换当地的羊毛。接着威尼斯船只前往佛兰德卖掉羊毛，买回成捆上好的佛兰德布匹或是已经制成的羊毛斗篷与长袍，这些货物将在整个欧洲甚至黎凡特卖出高价。由于这种三角贸易的利润太过丰厚，以至于它在公元1349年被国有化，从此以国家垄断的形式进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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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其他一些贸易模式，随着十四世纪慢慢过去，渐渐变得不那么兴旺。尤其从十四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因为在黑海北方与东方由蒙古人统辖的钦察汗国爆发内战，商队路线不再安全，于是威尼斯与俄国的定期贸易开始走向衰落，直至三十年后伏尔加河沿岸作为重要补给站的城市被帖木儿摧毁，这类贸易才彻底断绝。因此在南方市场上，贵重皮毛顿时变得更加稀罕，相应价格也更为高昂。不过与俄国的奴隶贸易却没有因为战争而衰退。虽然教宗三令五申要求禁止奴隶贸易，共和国内部也偶尔发布过相关的初步法令，最早可上溯到九世纪奥尔索·帕契帕索执政官出台的法律。然而尽管如此，威尼斯的奴隶贸易从未停止发展。有一小部分来自东非、西非和撒哈拉的黑人被从事黄金与象牙贸易的阿拉伯商人带往圣乔治·马焦雷岛和里亚尔托的奴隶市场，但绝大多数奴隶来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切尔克西亚等高加索地区的基督徒，他们被鞑靼人虏获，在黑海的各个港口进行交易。这些基督徒奴隶大部分被贩卖到埃及、北非和奥斯曼土耳其宫廷，成为家奴、护卫和后宫姬妾，其中有些人爬到了手握实权的位置，比如埃及的马穆鲁克奴隶军，从十三世纪直到拿破仑征伐埃及，他们的地位一直都至高无上。还有苏丹宫廷中的宦官与奥斯曼土耳其禁卫军，他们都有着相当的实力。同时，北意大利和托斯卡纳的意大利富裕家庭也会购买一些奴隶以供使用，除去这些，剩下的奴隶将面临最悲惨的命运，他们被送往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上的庞大农庄，在繁重劳动中了却余生，费代里科·科纳的食糖种植园就完全建立在奴隶经济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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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多言，威尼斯从所有这些商品的交易中捞足了油水。不过它不仅是其中一种商品重要的中间商，还是主要的消费者，这种商品就是粮食。过去惨痛的经历教会威尼斯，只依赖单一地区供应某种关系重大的必需品是非常危险的。干旱和过量的雨水会毁了一整年的收成，而当地的叛乱与内政剧变亦会阻碍运货，更何况即便风调雨顺，粮食产地的政治情况也十分稳定，运粮的船只也常常有可能遭遇海盗。因此威尼斯煞费苦心地将粮食供应的来源分散开来，从威尼斯传统的“粮仓”西西里与阿普利亚出发，在亚得里亚海溯流而上的粮船中，如今还加入了来自安纳托利亚甚至黑海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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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粮食的情况相反，威尼斯盛产一种天然商品，它不但自己受用，还常常能将盈余产品出口到国外。从共和国成立之初，它就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在波河河谷与三角洲地区设立盐场的垄断权力，并且不惜在必要时刻为其动用武力。随着时间流逝，欧洲对盐的需求持续增长，威尼斯盐厂的生产不能满足其需求，便开始从达尔马提亚、塞浦路斯和其他地方运送更多的食盐。不过自此之后，威尼斯国内的食盐生产源就以一种迷信的崇拜态度被保护起来，其程度远远超出了这个生产源头的固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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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拥有如此非凡的经济恢复力同样还有其他的原因。首先，它受到人们信任。如今威尼斯已经建立起一个联系起半个世界的贸易网络，并且因为公平交易的名声而著称，这使得威尼斯的商业活动在受到干扰而中断后可以轻易地恢复。其次，威尼斯的恢复力还源于威尼斯人特殊的性格，他们坚韧不拔，工作勤奋，意志坚定，对财富有着根深蒂固的尊敬，同时又有着无限的野心去追求它。最后一点，威尼斯有着严明的规章纪律，它脱胎于长期的经验，由国家出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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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和国政府来说，只要牵涉到贸易的部分，绝容不得半点轻忽。进入十五世纪，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掌控威尼斯的经济生活，个人企业大行其道的时代几乎完全过去了。所有的商用桨帆船都由军械库负责制造，并且属于国有资产。共和国政府在最有利可图的几条商路与几种商品上保持着垄断地位，即便是私人船只，也必须遵守元老院设立的严格规定。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在这样统一的规划下，人们相信所有指定船队中的船只面对恶劣天气的表现都会十分相似，如果走运的话，它们还能聚拢在一起不致分散，而船队的航行速度以及随后船只的到达日期都可以被更精确地估算出来。假如发生紧急事件，在威尼斯的各个常驻代理处和海外哨所中都准备着标准化的零部件，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将商船改装为作战用的武装船只。到了十四世纪末，威尼斯在一年内通常有六支这样的主要贸易船队，以每队五百艘船，有时甚至更大的规模，出海前往不同目的地。每一支船队都有固定的航行日期，沿着几个月前就决定好的特定路线前进。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国有船队，其指挥权以拍卖的形式被租让给航行期间出价最高者，虽然拍卖通常只对贵族开放，但所有参与航行的商人和军官，无论是出租人或是所有人，都要发誓接受元老院制定的规章约束，并且宣誓“维护圣马可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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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的增加一如既往地导致了税收的上升。就在一百年前，威尼斯还名列欧洲税收额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但如今再也不是这样。不但军械库的花费开始飙升，还需要养活其中多达一万六千名的工人，共和国远播海外的控制力还催生出大批国家公务人员、律师、司法人员和会计，更别提那群目光锐利、以在琐碎细节上也能保持高度精确性而闻名的收税员，所有这些工作人员都需要威尼斯共和国提供薪水。威尼斯仍然鼓励小商人从事贸易活动，如果他们无力购买一条船，或是没有多余的船只以供出海，只要这些商贩是威尼斯人，他们就可以以一个固定且合理的价格在国有船队中申请安置货物的空间。然而马可·波罗一家那样的老式大商人冒险家却没有了用武之地。共和国从来没有如此富庶，威尼斯城也变得更加美丽，但这个国家早期的浪漫精神大多已经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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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此时，威尼斯发现它不得不首次采取一些影响深远的措施来对付国内的犹太人。当然，共和国采取这些措施绝不是想要进行任何形式的种族或宗教迫害，受到损害的犹太人也并不如此认为。事实上，是一个如今在犹太人（当然，在公共银行和典当铺缺位的情况下，也没有其他的借鉴来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复杂经济体系，严重脱离了国家的控制。公元1374年，威尼斯鼓励梅斯特雷的犹太人前来定居。严格意义上这段居留期的时间是五年，但它很容易地就被延长了，于是二十年后，绝大多数威尼斯人都或多或少地负债在身，完全没有债务的寥寥无几。政府经过数次立法控制这类情况的尝试失败后，终于在公元1395年将所有犹太人逐出城市，只允许他们在逗留时间不得超过十五日的前提下返回。而在城中的犹太人还需佩戴醒目的标记，开始时他们要在胸前戴上一个黄色的圆圈，后来是头戴黄色小帽，再之后则演变为指定颜色的高帽。威尼斯的犹太人不允许拥有不动产，也不许开办学校，只有那些从医的犹太人仍被鼓励继续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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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段时间过去，犹太人又渐渐地回到威尼斯，他们的居留条件也再次变得宽松。接下来直到共和国灭亡的三个世纪中，威尼斯犹太人的命运时有起伏，但他们的数量始终维持在一个可观的水平，他们产生的影响亦是如此，如果没有犹太人，威尼斯在经济和文化上都会贫乏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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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方面，国家干预之手依然无处不在。威尼斯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都被严密地保护起来，政府还禁止出口特定的几种原材料，技术高超的工匠被严禁离开城市，同时，将制造过程的核心机密泄漏在外是一种会被处以死刑的犯罪行为。不过另一方面，对待像德意志的制镜人与路加的丝绸工[178]一类的国外手工工匠，威尼斯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前来定居，甚至还免除这类人居留威尼斯头两年的税款作为招揽条件。官方管控的行业标准与工作条件[179]被强制在各个行会实施，行会精心设计的章程也需要经过政府监督员的批准和认可。然而，在这样广受限制的情况下，威尼斯的同业工会组织还是享有很大的自主权，随着时间流逝，它们能够证明对自己的成员和国家都具有持续增长的价值。与其他意大利城市的同类组织（比如佛罗伦萨的艺术行会）不同，威尼斯的行会从未成为，或试图成为共和国内部的一支政治力量，行会的大多数成员在“议会关闭”的时代就被剥夺了参政的公民权，而那些显贵，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在其他地方可能会招致反对，但在威尼斯的特殊情况下，这些人并非封建贵族，而正是行会成员本身。另一方面，行会为大批热心公益且诚实富裕的商人提供了一种惠泽社区又能保持他们自身骄傲与自尊的方式，它们同样组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当行会成员年老或患病时，可以得到行会的照顾，一旦他们去世，遗孀和子女也会受到照料。当行会变得富有之后，它们的仁心善行就不再局限于行会成员圈子内，威尼斯现存的四十余所学校建筑中，很多都由同业公会建造，来证明它们自己的财富与地位。[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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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威尼斯的慈善机构并不为行会所垄断。在十四世纪末，威尼斯差不多有十二个或者更多后来建立的慈善机构，由富裕市民私人出资建立。毋庸置疑，有些时候出资者是基于沽名钓誉的出发点，但更常见的动机则是真挚纯粹的慈善之心。举例来说，我们知道老佐尔齐执政官运营着一家孤儿院，以及为穷苦妇女、弃儿、从良妓女和其他各种需要帮助的人谋福利的一些类似机构，此外还有免费的医院，其中至少有一家是由医院的首席医师资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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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公共健康则很早就被纳入了国家责任的范畴。对威尼斯共和国来说，即便不是全世界，欧洲最早建立国家公共卫生设施的荣誉也非其莫属。早在公元1335年，共和国政府就给十二名外科医生发放专职薪水，要求他们和其他持有执照的执业医师有义务参加每年开设，内容包括实际解剖尸体的解剖学课程。在国立医学院于公元1368年成立之后，政府同样要求这些医生每个月聚会，彼此交换新病例和新疗法的笔记。而且在那时，任何一位在意大利其他地方脱颖而出的医师，都会收到威尼斯的定居邀请，伴随邀请而来的，是这些人难以拒绝的强大经济诱惑。另一方面，在法律领域，威尼斯共和国却成为一个人才输出地，威尼斯的法律人才在意大利半岛各处都拥有权威地位。在威尼斯之外的城邦，人们渴求威尼斯人去担任统治者，特别是神父与代官一类的职位，这使得威尼斯政府不得不在公元1306年通过一部法令，严禁市民在未经元老院特别批准的情况下接受这些以及类似职位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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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了公元1400年，威尼斯成为全欧洲最受尊敬和羡慕的城市也就不足为奇了。它有惊人的财富、令人倾倒的美丽、健全的政府，它因不偏不倚地保护贫富贵贱、本地人和外国人的司法系统，以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大多数实际情况中，所有生活在圣马可旗帜下的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情况而闻名于世。因此外国人成群结队，纷至沓来。他们中有商人，有前往圣地的朝圣者，还有越来越多不太虔诚亦不完全出于商业的目的，而是被好奇心和冒险的渴望驱使来到威尼斯的旅行者。由于外来人口实在太多，以至于在当时人的描述中，威尼斯人粗糙的方言口音已经被淹没在圣马可广场上每日都能听到的南腔北调之中。在这里，外国人不用担心会像在地中海的其他港口城市一样遭到欺骗，威尼斯共和国拥有许多经过特别训练的官员，这些人唯一的职责就是照顾前来威尼斯的外乡人，他们为外国人寻找住处，确认这些异乡人得到了他们需要的所有帮助，喝的酒里没有被掺水，也没有被漫天要价。同时，访问威尼斯的外国人知道，只要沿着堤岸步行，就一定能找到一条能带他们继续下一阶段旅行的船。无论如何，哪怕不凑巧一时没有这样的船，威尼斯难道不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目的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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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鉴于以上种种，怪不得威尼斯市民会认为自己要优于其他人，并且为这座给予他们生命的城市和这座城市赢得的帝国感到自豪。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共和国政府中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发言权，然而如果将威尼斯人的命运与大陆居民的相比，后者在这一点，或是其他方面，实际上也并不见得更好。而且威尼斯人明智地意识到，与其任由一位野心勃勃、动辄独断专行的领主统治，接受一个治理有方却不能使他们拥有政治影响力的政府统治相对来说更好。他们也许时不时因为政府通过所颁布的琐碎规章的限制，试图从各个方面干涉自己的日常生活而感到恼火，但假如这是居住在文明世界中最富有、最安全、最有秩序也是最美丽城市中的代价，那么威尼斯人愿意做出一些牺牲。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威尼斯人辛勤地工作，拼命地战斗，承受了不少苦难，最终他们击溃了敌人，怀着自信和希望展望即将到来的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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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第三部分 欧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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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威尼斯得以不受外界动乱的影响，其首要原因就是它本身的形势。因为被剥夺了权利，所以它的子民甚少有非分之想（当然这或许可以归结于它的好运）。其次，它精妙的司法体系使得人们无意越雷池一步，不过这只能归功于威尼斯共和国政府的审慎，我们越是靠近观察，就越觉得这一点伟大。假设真有命运这种东西，它所产生的效果和造成它的因素一样是不稳定的，其他任何一个共和国，都不能像威尼斯那样保持长久的和平与安宁，不受他人侵扰，因此，应该另有原因造成了威尼斯独特的情况，而不能仅仅将其归结于侥幸。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既然威尼斯在众共和国中最为平静，那么它亦当是最为平等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只有一种制度，就像我们提到的那样，它的元老院像是一块滚动不停的石头，在它不断循环运作的时候，就不会变得派系林立，四分五裂，也不会产生勃勃野心。它更不会像罗马元老院那样，让帝国鹰旗下的军队像老鹰张开爪攫取猎物般抓捕人民。马基雅维利并不愿正视这个共和国的优秀之处，他的读者们很容易就能从其著作中知道，这位学者没有好好研究威尼斯的制度，如果他这样做了，就不会将威尼斯的谨慎归为侥幸，他就将修改自己的杰作，使其达到尽善尽美。毕竟，如果其著作涉及内政方面的问题，除了威尼斯，全世界都没有类似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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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哈林顿，《大洋国》，16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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