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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20 帝国的成长（公元1405—14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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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居住海口，是万民的商埠，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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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人使你全然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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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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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以西结书》，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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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自封的历史写作者，常被各式各样的危险因素困扰，其中隐患最大的即是所谓令历史事件自成体系、秩序井然的诱惑。哪怕写作者并非故意，甚至只是下意识地将历史事件更简明利落地整理进一个预设好的时间表中，而最令他们感到后悔的是，通常要把这些时间安排得非常井井有条是很勉强的。举例来说，威尼斯共和国差不多与十五世纪吻合的黄金时代，人们可以轻易地将其开端确定在公元1400年12月1日，执政官米凯莱·斯泰诺当选之时，就像一位习惯于用四舍五入的方式把研究时代的日期确定在最近的一到两千年的古生物学家，这么做毫无困难。但必须尽量让人知道的事实是，在公元1400年，威尼斯执政官和元老院成员身处已延续数年的不稳定和平时期，正怀着与日俱增的忧虑，密切关注米兰的统治者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康蒂，后者此时正在开疆拓土，将自己的势力不断在伦巴第、罗马涅、翁布里亚和托斯卡纳扩展。当然，在这个时候，很少有威尼斯人敢谈及所谓的黄金时代，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威尼斯共和国的灭亡反倒是更可能实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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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两年之后，正值壮年的吉安·加莱亚佐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热病猝死，只留下妻子和乳臭未干的三个儿子；到了公元1405年1月，威尼斯其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也被一一拔除，帕多瓦的卡拉拉家族，尽管不似吉安·加莱亚佐的死亡那样具有偶然性，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此时，所有的危险终于都远离了威尼斯，它可以稳坐钓鱼台，仔细审视面前的新情况，从里亚尔托展望出去的景象也比过去更有前途。此时，新的纪元终于可以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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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威尼斯如今已经是一个国家，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能与米兰、佛罗伦萨或维罗纳相提并论的北意大利城邦。威尼斯人早已抛弃了这种错觉，哪怕它曾经影响和塑造了他们一部分的思维方式。在威尼斯共和国长达千年的历史中，这座城市最好的一点是拥有两到三英里宽的浅水海域，将其与大陆分离，这不但保护了威尼斯城免受侵略，也使得它从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中抽离出来。长久以来，教权与皇权、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一个城镇对另一个城镇连绵不断的战争折磨着整个亚平宁半岛，而威尼斯人却可以独善其身，不受半岛内部残杀的战火侵害、封建主义的役使及其带来的无休止的领土争端。于是除开偶然的几次危机，威尼斯人心无旁骛，一心向东。他们的目的地是拜占庭帝国以及富庶的黎凡特地区与东方市场，那里正是他们的力量和繁荣之所在。君士坦丁堡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落入拉丁人手中之后，威尼斯人获得了一个遍及东地中海，直至黑海和更远地区的庞大商业帝国，这也就使得他们与不那么走运的意大利邻居们更加疏离，只有热那亚和比萨两座城市一度在商业层面与威尼斯针锋相对，激烈竞争。不过比萨很快走向衰落，而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之后，热那亚在公元1380年遭到决定性的重创，从此一蹶不振。此后，随着卡拉拉家族的覆灭，威尼斯真正成为意大利东北部广大土地上的霸主，它的领地包括帕多瓦、维琴察和维罗纳三城，以及往西远至加尔达湖畔的大片土地。威尼斯终于可以将自己视为与英格兰、法兰西和奥地利平等的国家，成为一个欧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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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尼斯的声望与日俱增的同时，它的地位也变得愈加显赫。到了公元1400年，尽管拜占庭帝国还能继续苟延残喘半个世纪，但此时的君士坦丁堡只是昔日繁华大都会的一个贫穷且衰竭的影子，与此相反，威尼斯被公认为当时世界上最美丽耀眼的城市。很少有欧洲的广场可以拥有圣马可广场与小广场那样的砌砖地面，而这两个广场成为招待来自三个大陆旅行者们的客厅。自接受祝圣仪式以来，圣马可大教堂几乎不间断的装饰工程已经进行了三个世纪，正到了进行最后修饰的阶段。这座由大理石尖塔和浮雕花饰组成的“哥特式建筑的皇冠”，四百五十五年之后令罗斯金沉迷不已。[181]广场上的钟塔宣告落成之际（尽管它的顶端在十六世纪经历过重建），在莫洛，兴修中的执政官宫雄伟的正南面就只差中间那座覆盖着顶棚的阳台，而这个阳台要到公元1404年才修建完成。新修建的执政官宫建筑沿着广场向北直到第七根石柱，更远处是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修建的拜占庭式旧执政官宫最后一部分侧翼建筑，它一直延伸到圣马可大教堂的角落，直到公元1423年才被拆除，其后沿着整个广场的外部，新的工程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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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今日所知，执政官宫无疑是世界上世俗哥特式建筑的最高杰作，而它推动了全威尼斯新一轮的哥特式宅邸建造热潮与设计灵感也毫不令人意外。这些宅邸大多建造于前一个世纪，其中一些一直保存到今天，譬如大运河上的萨格雷多宫，以及位于圣天使拉斐尔的阿瑞安宫。后者嵌有金银的花饰窗格富有东方的繁复风情，令人叹为观止，它也因此成为这类建筑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在接下来的七十年中，这股势头有增无减，导致了哥特式建筑的繁荣期，落成于公元1425年至1430年，外观奢华引人注目的黄金宫正是这段时期光荣传统的缩影，也正因为黄金宫，威尼斯的宫殿建筑广受喜爱，且被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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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教堂也同样如此。两个知名的大托钵修会，方济会修建的荣耀圣母教堂和多明我会的圣乔瓦尼保罗教堂，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修建工程后仍未完工，不过如今工匠们再一次加快了工程进度。与此同时，又有更多的哥特式建筑动土开工，这些建筑在规模上比两座教堂略小，但更加华美绚丽。菜园圣母教堂兴建于十四世纪中期，同期修建的还有圣司提反教堂和加尔默罗圣母圣衣教堂，尽管它们现存的建筑物外立面都经过后来修饰。接下来的五十年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教堂建筑是圣格列高利教堂和现今是威尼斯学院美术馆一部分的慈悲圣母教堂。在这之后，安东尼奥·甘贝罗和隆巴尔多家族的建筑师们开始设计建造教堂与宫殿，伴随着他们的脚步，文艺复兴终于姗姗来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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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时威尼斯所有的光彩都还没有达到它在下一个世纪的辉煌。很多精巧夺目、令游客瞠目结舌的建筑，此刻都还只是一大块空地，如果上面真有什么东西，也不过是菜园、船库，或是渔民搭建的小屋。即便在那些最繁荣兴旺的地区，大部分的街巷和广场地面都只是被踏平的泥地，在潮湿的冬天这些区域就变成泥泞的沼泽，而在夏天，人们往往要朝上面洒水使其湿润，以防尘土飞扬。圣安东尼奥修道院的猪仍然可以在城市四处翻拱泥土，只有在公元1409年一年，它们的这项自由才被剥夺了。对普通威尼斯人来说，乘坐马匹仍然是他们陆上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马的数量轻轻松松就超过了贡多拉的数目，而执政官米凯莱·斯泰诺马厩中的骏马被认为是全欧洲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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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其他较为贫困的国家羡慕威尼斯的财富和它辉煌壮美的建筑，他们同样会对威尼斯共和国的政府体系赞叹不已，尽管有时可能有些不太情愿，但它们仍然对共和国政府表现出了相当多的敬意。在威尼斯之外，整个意大利都处在一个屈服于专制统治的时期，只有它仍是一个强大且高度有序的共和国，拥有一部可以轻松经受任何来自国内或国外政治风波冲击的宪法。诚然，共和国的公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被剥夺了实际的参政权利，作为这种权利最后的残余，所谓的公民大会也在这个世纪过去大约四分之一的时候被废除，但是行政部门的职位仍然对所有人开放。城市以为商业和手工业提供了自豪和满足的源泉而著称，同时还给予从业者丰厚的物质奖励。除了它的效率之外，很少有市民真正质疑统治机构是否将他们的最高利益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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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政府不断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任何个人或团体试图在宪法框架之外攫取权利或人望的行为，都会被立即镇压。教会被严格限制在它的一亩三分地内，仅能履行精神引导的职责，不许对国家事务进行一丁点干涉，主教人选由元老院选拔，选举出的结果亦只需经过罗马教廷批准。从根本上说，上述这些制度中存在的政治权力受到一个以权力制衡为目的而精心设计的体系管控，因此滥用权力不但困难重重，而且通常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威尼斯整个寡头政治金字塔的基础与所有职权的源泉是大议会，不过自从它的成员增至约一千五百人（之后其成员人数甚至超过两千人），大议会的日常全体会议往往就忙于履行众多的选举职责。至于日常立法工作，就被交给“Pregadi”，也就是如今更为人所知的元老院处理，它名义上有超过一百二十余名成员，不过这个数字因为达官贵人挂职加入而增长了不少。另一边，差不多与元老院处在同一等级的机构还有十人议会，由于执政官与他的顾问团也常出席其会议，所以实质上这个组织的人数是十七人。十人议会组建于公元1310年，目的在于“保护共和国子民的自由与和平，使他们不受个人权势滥用的侵害”。除去这个机构日后得到的糟糕名声（尽管不全是它所应得的），十人议会仍然像威尼斯共和国其他的政府机构一样接受宪法的管辖，每六个月，它的成员经由大议会选举产生，它的三个主要领导人每个月固定轮换，而在这三人任职十人议会的首脑期间，他们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执政官宫内，与外界完全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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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机构之上，威尼斯政府层级结构的下一层是被称为“筹备委员会”的组织，它相当于现代的内阁，由六位“大贤人”（Savii Grandi）、三位“大陆本土大臣”（Savii da Terra Firma）、三位“海事大臣”（Savii agli Ordini/ da Mar），以及主管战争、海运和经济的部长组成，其中六位“大贤人”以一周为单位，轮换担任这个组织的主席职位。这个组织是政府的执行部门，国家事务通过它被引上正轨，而大多数的立法法案也经由它提出。因此委员会当周的主席实际上就相当于威尼斯共和国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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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威尼斯的执政官领导着上述所有机构。他作为共和国的化身至高无上，但是在实权上受到六个被称为“小型评议会”（Minor Consiglio）或者“内部执政团”的顾问限制。没有这六个人的监督、批准和支持执政官的权威，执政官将无法执政，寸步难行；当执政官的位置空缺时，大多数的顾问们可以代行其职能。不过执政官与这些顾问，甚至事实上同其他所有在共和国身居要职的人都不一样，他要在这个职位上工作终身。通常执政官的人选会在其长期且杰出的职业生涯中担任一些较为次要的政府职务，积累公共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厚知识和经验。当他的职业生涯达到顶点时，才获选成为共和国的执政官。威尼斯执政官或许只是国家名义上的领导者——纵然他拥有不亚于国内任何人的权力——但哪怕他每次出现在公共场合都没有盛大华丽的排场与几乎全套的拜占庭式礼仪，他仍然是一位受到国内外广泛敬仰和遵从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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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侪相比，米凯莱·斯泰诺在各方面都配得上执政官这个职位。即便那个荒谬的古老故事确有其事，即便真是因为他下流的侮辱刺激了马林·法列尔在五十余年前策划了那场灾难性的政变阴谋，他将自己成年后的生活用于忠心为国服务的行为也足够弥补任何年少轻狂的行为。公元1379年，斯泰诺曾服役于维托·皮萨尼领导的舰队，在波拉英勇奋战。两年后他又在基奥贾脱颖而出，随即担任代官的职位。他返回威尼斯后，被任命为圣马可大教堂的总务官，在这个职位上他造就了一幅壮丽的图景。圣马可大教堂邀请到达莱·马塞涅兄弟制作划分开大教堂圣坛与教堂中殿的雕塑。不久之前，斯泰诺还主持了促成反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康蒂同盟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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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06年1月4日，这样一个人物在顾问团陪同下于圣马可广场上竖立起的华盖下宣誓就职，同时正式将帕多瓦城纳入共和国的版图。由于在此之前已经用类似的方式接收了维琴察与维罗纳，斯泰诺对此类仪式已是驾轻就熟。在这次仪式上，十六位当地身份最显赫的市民身着深红色长袍，在他们身着绿衣的家族成员和一支乐队组成的队列护送下，代表帕多瓦城向威尼斯交出主权。斯泰诺首先被赠予这座城市的旗帜，接着是令牌，然后是城门钥匙以及最后的印鉴。典礼之后，威尼斯举办了盛大的宴会，以及城内所有贵族在“大批淑女面前”举办的骑士比武锦标赛等众多欢庆活动。帕多瓦的使者们在夜幕降临时返回，随行携带鲜红丝绸制作的威尼斯旗帜，旗上用金线刺绣了圣马可的有翼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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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简而言之，这场典礼的主题是庆贺而非臣服。以上三座纳入威尼斯管辖范围的城市，以不同的方式自愿将自己交付给威尼斯，尽管执政官在他的接收演讲中偶尔透露出施恩的暗示，但据说他仍以《以赛亚书》中的句子“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来欢迎维罗纳人。从威尼斯经过当地人同意做出对他们未来政府与管理机构的安排来看，共和国尽其所能，一如既往地希望维持当地的原有制度。当然，威尼斯将税收、维护法令和征收军费等权力通过分别对元老院和十人议会负责的军队和总督握在手中。不过值得重视的一点是，帕多瓦、维罗纳和维琴察各自的总督（或被称为Rector）都必须宣誓尊重古老的市民宪法。在维琴察，这名官员甚至需要服从于经由选举选出的十八名当地市民组成的委员会，假使任何维琴察的传统法律受到侵害，这个委员会有权谴责威尼斯派遣来的治理官员。在维罗纳，原有的市政机构在斯卡拉家族的漫长统治期间大多崩溃，于是它借威尼斯的模式重新设立了一个每年选举五十名议会成员组成的大议会，外加一个十二人的执行机构。威尼斯人和维罗纳人共同设立了一个非凡的教育体系，为当地学生提供免费的初等教育。对成人学生，则有教授传授基督教圣典、民法、人文学科与医药等课程，所需费用均由市政基金支付，并不向个人征税，并且还约定在冬季举办公众讨论会，令市民畅所欲言。此外，维罗纳城的医生们被要求在疫病流行期间甚至是平时留在城中，提醒每一位病人注意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状况。至少在第二次探访病人的时候，医生就需要做到这些。设计这一措施的初衷，是为了在不过度惊吓病人的情况下减少无遗嘱死亡的人数，过去医生的警告对病人来说无异于死亡判决，但如今不过是一种常规的提醒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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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对教育和医药特有的兴趣也同样反映在共和国对帕多瓦的态度上。帕多瓦大学是意大利仅次于博洛尼亚大学的古老学府，它得到了每年四千杜卡特的拨款和一大笔税收收入。由于帕多瓦比维罗纳和维琴察更为富裕，它被要求支付总督的一半薪水。同时，威尼斯正式决定不征收新税，以此来保护帕多瓦的酿酒与织布产业。公元1408年，帕多瓦城主广场上看上去像是一家俱乐部的建筑收到命令：“任何怀有善意的威尼斯人和帕多瓦人都可以在这里会面并一同交谈，以此增进彼此之间的互爱互信。”十二年后，帕多瓦的“大众宫”毁于火灾，一大部分的城市档案被悲惨地烧毁了。于是威尼斯共和国政府独立出资，为帕多瓦修建了更大更恢宏的新宫殿。[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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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所有表示友谊的行动背后，威尼斯人始终保持着警惕。他们对弗朗切斯科·诺维罗·卡拉拉逃往马尔凯的两个幼子十分警惕，威尼斯人很了解卡拉拉家族，毫不怀疑他们正在谋划如何夺回权力。威尼斯人试图将卡拉拉一族驱逐的行动失败了，于是就像对待斯卡拉家族的两个幸存子孙那样，他们悬赏通缉卡拉拉家族剩下的成员。随后在帕多瓦，威尼斯人开始有意识地抹去标志着卡拉拉统治的所有物质印记。这个家族为人所知的朋友和远亲都被放逐出城，而十人议会中的一位首脑人士特别前往帕多瓦，去检查任意书籍或文书中是否含有卡拉拉家族意图不轨的重要或相关证据。他一无所获，不过许多存疑的文件被带回威尼斯小心封存以备日后查询，在这点上威尼斯共和国从不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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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公元1406年，以庆祝帕多瓦加入共和国为起始，以更多的庆祝活动做结尾。12月19日，一个名叫安吉洛·科雷尔的威尼斯人在罗马被选为教宗，称格列高利十二世。他已年近八十高龄，极其消瘦，以至于当时的人描述他“只有一个灵魂包裹在皮肤和骨头之中”。不过这个灵魂仍然闪烁着深厚真诚的虔诚之光，格列高利十二世在这种虔诚的驱动下决心将余生投入一个至高的抱负中去，那就是弥合西方基督教派的大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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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如今已经分裂长达三十年。公元1377年，教宗格列高利十一世重新将教廷从阿维尼翁搬回罗马，但第二年他就去世了，而接下来的选举极尽动荡纷乱之能事。罗马人很清楚，一旦那些法国枢机主教和他们的支持者得偿所愿，他们就会和成功当选的新任教宗一同返回阿维尼翁，这一去教廷可能就再也不会回到罗马。于是罗马人民下定决心要阻止这可能令他们的城市一蹶不振的灾难，他们占据了城市内的街道，甚至侵入枢机主教们选举教宗的秘密会议。枢机主教团的成员担心他们自己的性命，于是选举出一位意大利籍教宗乌尔班六世，这位教宗公开表态，愿意留在罗马，但不幸的是，仅仅在他加冕数周后，乌尔班六世就同时与法国和意大利双方的枢机主教为敌，无奈之下，主教们宣布他们之前是在强迫之下进行选举的，故而选举结果无效，随即他们推选出了一位对立教宗克雷芒七世来代替乌尔班六世。乌尔班六世固守在罗马拒绝让步，于是争端僵持难解，双方也在必要时各自选举出了新的教宗。直到乌尔班六世的第三位继承者格列高利十二世坐上圣彼得大教堂的宝座时，双方的矛盾依然十分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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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格列高利十二世给克雷芒七世的继承者，身处马赛的对立教宗本笃十三世致信时，他刚就任教宗还未满一个星期。格列高利十二世写道：“让我们都站起身来，一起致力于团结统一的愿望。”格列高利十二世表示：假如没有桨帆船送他前往指定的会面地点，那么即使搭乘渔民的小船也可以；假如没有马匹供他乘坐，那么他步行也可以到达目的地；假如本笃十三世愿意退位，那么他也很乐意做同样的事，那样的话双方的枢机主教们就可以在一起进行一次单独的、无争议的选举。这很公平且颇具诚意，本笃十三世无法提出反对意见，便接受了格列高利十二世的提议，并且建议在萨沃纳召开会议。但此时困难开始浮出水面。萨沃纳当时位于法兰西的领地，处在本笃十三世的势力范围下，从罗马到萨沃纳的旅途漫长且耗资巨大，对格列高利十二世这样的耄耋老人来说明显危险重重。而那不勒斯国王杜拉佐的拉迪斯劳出于自身的原因希望教会的分裂继续下去，于是他试图攻占罗马，以武力强行阻止教宗离开。尽管拉迪斯劳的行动最后失败了，却也使得格列高利十二世相信，一旦他不在罗马，这座神圣之城就不再安全。最终一连串的公务加重了老教宗的压力，而在他渐渐衰弱，变得老迈不堪的时候，格列高利十二世也愈来愈难以抵挡来自自己家族中的压力。特别是老教宗的两个侄子正在教宗金库中掘地三尺搜刮财富来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喜好，因此他们决心要尽可能阻止叔父采取任何可能加速他退位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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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萨沃纳会议最终没能召开。公元1407年8月，格列高利十二世终于动身前往北方，但直到会议预定召开的11月1日，他还未走出锡耶纳。次年4月，当老教宗抵达路加时，他早先的担忧变为了事实，拉迪斯劳在这时进军攻打罗马。此时的罗马群龙无首，穷困潦倒，被剥夺了最后所剩无几的士气，于是它几乎没做抵抗便选择投降。这是有史以来最坏的状况，两位互相对立的教宗都被迫流亡在外，彼此指责对方言而无信，而随着僵局的持续，双方和解的机会也迅速地消失了。[183]事到如今，显然来自分裂的教会任何一边的领导人都已经不值得期待，于是公元1409年3月25日，共有五百余人参加了在比萨召开的宗教会议。到了6月5日，会议宣布与格列高利十二世和本笃十三世断绝关系，将他们视为抗命不遵的异端分裂者。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不必再服从这两位教宗，并且要庆祝共同的宗教节日。随即这个会议将米兰枢机主教选为新教宗，早年曾是克里特岛一名乞讨孤儿的彼得·菲拉格斯，即位后被称为教宗亚历山大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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